永远的红树林

永远的红树林

何建明

一

那是什么？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是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红的吧！它因此得名红树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

原来，汹涌的大海与郁葱的大陆之间能够保持如此的和谐与平衡，竟然是红树林的功劳啊—“边缘地带”的学科为什么总能推动我们这个星球往前？奥妙也许就在于此。青年学者梁言顺激动了，他为这观海中不经意的发现而激动。

1993年，一位青年学者走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身边，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星教授在中国的理论界无人不晓，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起主编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影响和教育过几代中国学者。苏教授这一年收录的博士生姓梁名言顺，山东泰安人，刚从辽宁大学毕业一年的世界经济专业硕士。

“苏老师，你说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呀？我查阅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经济理论，几乎所有的课题都有人研究了，经济学已没有空白地带。”学生有些疲惫和迷茫地问导师。

苏教授举起右手，摸了摸他那颗“列宁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看着自己的学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研究经济学要从现实出发，关注现实，而不要从概念出发。”应该关注什么现实呢？梁言顺的思维在飞旋！

“好兄弟，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村庄吧！”这是梁言顺的一位挚友在临终前发出的最后呼救。挚友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青年实业家，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竭尽全力引资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父老乡亲很快因此而富裕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来了，村上的人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得上一种怪病，甚至连吃奶没几个月的孩子也没能逃脱噩运。后来发现，使人们富起来的化工厂导致了周围水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人们在点钞票的同时也在吮吸着毒汁。乡亲们开始把存款提出来改造湖泊与河江，但存款用光了，疾病仍然如魔地袭击着他们的生命。乡亲们愤怒了，终于有一天举起锄头，将家园边的那座化工厂一扫而平。当他们再拾起锄头回到地头种植活命的稻粮时，却发现那地、那河早已飘不出原有的稻谷香了。他们转身找到铁门高楼里的厂主，谁知厂主的家里正在为13岁的独生子举行葬礼，厂主自己也得了与儿子同样的不治之症，他在床头痛心疾首地喊着：“你们杀了我吧！别让我受折磨了，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乡亲们看着这一景，不由地都恸哭起来。

挚友的绝望呼救和乞求，如铁钩般扎在梁言顺的心头。他感到彻骨入髓的痛。

海陆之间，梁言顺的思绪如潮汛般起伏激荡。“啊喔，啊喔—”一群海鸥在头顶飞翔而过。

“代价代价—”一个名词在梁言顺的脑海里蹦出。挚友无可挽回的惨痛例证和眼前红树林的生长现象，让梁言顺迷乱的心空豁然晴朗。代价，这不正是我要研究的课题吗？

“苏老师，我有题目了！”梁言顺飞步来到导师身边。苏星教授仍然笑眯眯：“噢？你想研究……”

“发展经济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不发展就是死路。但我们不能因为高速发展而忽视所付出的代价。”学生激动而急切地说。

“你的意思是……”

“中国必须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道路。我想就研究这个，您看行吗？”

“有什么不行？好题目！”苏教授的眼睛发亮。

这是十年前的事。

十年后的2004年。春节刚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来了一批高级干部，他们是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专题研究班的。近180位学员全是各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其中包括4位兼任省区市一把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此规格，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近几年才有。此次专题研究班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曾庆红和曾培炎等亲自来专题研究班作报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理论。中央下决心将几乎所有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集中起来学习研究，足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研究班上，有件事很意外，中央党校的领导向这些高级官员介绍了一本学术著作，说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写的，名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此书很有价值。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几年前就有人写这样的书了）是谁写的？快找来看看。”

几乎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学员们流露出几分好奇。

“梁言顺。梁言顺是谁？”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否则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啊，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家已经在十年前开始研究了，不简单，有机会真想跟他聊聊。”

“哪儿找去呀？”

担任要职的学员们万不曾想到这梁言顺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作为中央主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快报组”副组长，梁言顺也算是位“老资格”的笔杆子了。今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二

“梁，你好！……你能否用几句比较简单的语言定义‘低代价经济增长’？对我来说，这是个新概念……感谢你的帮助。”

这是麦克尔·思朋斯于2002年2月26日给梁言顺的电子邮件。

麦克尔·思朋斯是谁？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思朋斯的名字和简历可以从联合国的网站中找到。

2002年4月12日，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又一次来信：“我现在理解了你的观点。这是个好观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我很高兴地期待着有机会在中国和你当面讨论你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思朋斯再次来信：“我现在在伦敦，将于5月27日飞赴北京。我的手机号是美国××××××。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适，我们将住在五洲大酒店。”

两天以后，梁言顺又接到思朋斯的电子邮件：“我将于明天到达，但不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适的话，我很高兴和你座谈。”

27日早上，思朋斯的电子邮件再次出现在梁言顺的电脑显示屏上：“虽然飞机晚点，还是终于到达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谈，明天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相见，思朋斯抱憾而归。

一个在学术界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无人介绍，却想与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见面”，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我在认识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初始我有怀疑，但很快便证实这并非耸人听闻。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要经过从不被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梁言顺深知这一点，以勇敢者的无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着郭小川的诗句：“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展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开始了一场追求真理的长跑。而这样的长跑是与飞速奔驰的GDP快速列车比赛，比方向，也比时速。有人几度嘲笑这场比赛是新一出“龟兔比赛”，但梁言顺以勇气和毅力将“比赛”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GDP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GDP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所在的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以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

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黏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这些理论影响着19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人口的5%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24%。很多人会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别的国家都签了字，唯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2248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004人已经死亡。这个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9700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作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量确凿的数据和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到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已有规则，但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的。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驰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苏老师，我的理论分析部分出来了。”一天早上，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来到苏星教授办公室。

在数万字的草稿里，有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对低代价增长模型建立过程的论述。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是这个初稿的一大特点。请看下面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K;（dL/dt）/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

GY=αGK+βGL-γGP+λ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相当厚实的数学基础。这正是梁言顺的特长所在。

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的数学考题特难，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进入高校，而梁言顺考了85分，这个成绩在全省属凤毛麟角，为此山东理工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女教师骄傲了好一阵子。大学本科时的梁言顺轻松自如，精力过剩，为此他在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热下，也研攻过这道“世界级难题”。大学毕业后，作为全系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留校生，梁言顺干起了政治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1989年，他得到学校同意考上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梁言顺曾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发现这种研究与自己的抱负有距离。日本的经济已近成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何必舍近求远。梁言顺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机会，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到著名经济学家苏星门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朋斯，几经周折后，于2004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与中国青年学者梁言顺相见了。

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贵宾楼里，思朋斯与梁言顺一见面就说，梁，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界有多么大的影响。是你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第一个指出了包括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或尊崇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共同存在的缺陷，忽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未等梁言顺开口，这位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奠基人又提高语调说，梁，你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个重大贡献。

梁言顺听后不能不激动，因为他的“代价理论”发现本身就充满了代价的真实含义……

三

《现代汉语词典》中“代价”的条目这样说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梁言顺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所耗费的又何止是物质与精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来形容毫不夸张。可是梁言顺现在要做的是“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忧。

“压力自然很大。我一直遵循着苏老师的话，他说要想做好经济理论的文章，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原理到原理。正如毛泽东说过的，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不怀胎，何来分娩？而分娩的过程总是充满阵痛。苏教授是过来人，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他经常教导我，追求真理确实不容易。有些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也会动摇？原因有二，一是信念不坚定；二是有私心，明知不对，或者明知是对的，却由于经受不起各种压力而改变航向。我选择低代价经济理论研究，目的非常清楚，是想让我们快速发展着的时代列车在奔驰向前时，要十分注意计算你是不是该用那么多油，是不是该开得平稳些，是不是注意到了列车行进时的安全性。一句话，研究代价是为了减少和降低代价。所以顶再大的风险和压力我也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做下去。”梁言顺说，“让我特别感到振奋的是，就在那段时间，江泽民同志在谈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时，告诫人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段话确实解除了我的担忧！”

这一年，梁言顺到南国春城昆明开会，顺便对滇池进行了小范围的考察。伴着泰山长大的梁言顺很早就期待到昆明、滇池看一看，因为他在小时候就被一段赞美滇池的优美文字所吸引：“……站在滇池旁的西山顶上，眺望滇池，波光浩渺，苍苍茫茫，俨如高原上镶嵌的一颗璀璨晶莹的明珠，以其卓绝的风姿著称于世。”到滇池一饱眼福，是梁言顺少时留存的梦。

说来也巧，梁言顺住的房间就在滇池湖畔。他一进房间就推开窗户，想赶紧领略滇池这颗“明珠”的风采。哪知扑面而来的不是湖风惬意，而是难闻至极的奇臭，再下楼近看，水里杂草丛生，水面上漂满了各种污垢……这就是滇池，这就是南国的“明珠”？梁言顺站在湖边，叩问苍天。

苍天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明珠当年确实风姿婀娜，可如今早已黯然无光。

梁言顺的心很痛，几天开会他都寡言少语。

后来会议组织者特意带他们到与滇池一箭之遥的翠湖一游，梁言顺听到一则动人的传奇，更是思绪万千。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每年冬天的早晨，车水马龙的翠湖边，总有一个老人在徘徊。原来，这个老人在十年时间里，节衣缩食，用他微薄的退休金，喂养在湖面上飞来飞去的海鸥。1995年，当这群西伯利亚的白色小精灵再次飞临翠湖时，守护它们的老人不幸病逝了。邻居说，在老人家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几个鸡蛋是老人生前的全部“财产”，而这也是老人准备蒸鸡蛋馍喂海鸥的。

老人的故事感动了春城。《山茶》杂志社和云南“人与自然”基金会为此在老人常去喂海鸥的翠湖边发了个讣告，告知人，也告知鸟：“海鸥老人于1995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71岁，为昆明化工厂退休工人……老人虽逝，却望海鸥常飞，愿老人与海鸥同在。”讣告和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那张照片就放在湖边，许多行人见后都在照片上签字，他们中有母亲，也有与“海鸥老人”同样年龄的老者和背着书包的儿童。人们把签满名的老人遗照放在草坪上，准备撒食，以代表老人再一次喂海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至，围着老人的遗照一次次盘旋飞翔，连连鸣叫，那叫声和飞翔的姿势与平时完全不一样。

再细看这群鸟儿，它们时而急速地扇动着翅膀，轮流定格在老人遗像上空鸣叫，时而俯身掠过老人的遗照，轻轻用翅膀抚摸着照片，又在空中盘旋呜啼……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人们感慨万千鸟儿有灵性，好人得好报啊！

这个故事令梁言顺感动，他特意到老人常去喂海鸥的地方凭吊。

站在斯人已去的地方，梁言顺想到了污垢的滇池，也想到了断流的黄河和泛滥成灾的长江……他的心在阵痛。

“我要数据，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对，最好是实例，一丝不差的实例。”

“不行，简单的数据不能说明问题，你们最好给我提供年度统计表。”

“对，对，我要的就是经过精确计算后的资料。政府正式公布的当然好嘛！”

“……”

梁言顺开始了繁杂而庞大的收集与统计相关资料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同事们看到办公室里的梁言顺，只要一停手头的工作，就抓起电话，四方联系。有时为了一个数据，他要打几十遍电话才能得到。

打电话毕竟简单些，而上门索取资料、核实数据可就困难多了。梁言顺虽然有在中央党校工作这块“金牌子”，但毕竟向人索要资料，或者核对数据，是件繁琐的活儿。有几次梁言顺抽出中午时间赶到一个部委，说好的是几点几分上那儿等人，可一到那儿，根本找不着人。满头大汗的他只好待在传达室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啊等。有一回他等了近三小时，刚要折身回走，有人突然拉住他的胳膊，大呼小叫地说：“哎呀，梁博士，实在对不住，一喝酒把你这事给忘了！快快上楼吧，资料在我办公室呢！”求人的事，能怎么着？最后还得向人家好言道谢。

以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例，在其所列的19类546个指标中，负向指标不足10个，而反映经济损失和代价指标的仅有3个。

这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对经济学认识上的缺陷造成的。梁言顺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想为国家和民族弥补这种缺陷。

当他把吃尽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和论述时，那种艰辛与焦虑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一个新理论的诞生过程，就像一次火山爆发、一次冰川活动、一次岩层形成。裂变和挣扎，毁灭后再获新生，否定之后又否定，几经轮回，无数颠覆，最后才能定型立质，抛光亮颜。

真正的理论不是空洞无物之文，它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在铁铸的事实面前，新的理论才会被普遍地接受和认识。

梁言顺的低代价增长论，最先获得的资料和第一手“铁证”来自那个非常配合他的环境保护部门。数据统计分析是个“系统工程”，仅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浪费所形成的代价，就需要从废水排污、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以及森林破坏、草地破坏、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物种丧失、土地沙化与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矿产资源的浪费和不良品损失等等方面来计量，一个项目都不能落，一个指标都不能落，尤其对那些介于是与非、非与是之间的中性指标更要精心剥离。

其中的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走进他的书斋，我看到的各种电话记录、学习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山”来形容—而且是连绵叠起的崇山！

就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个单支吧。仅这里面就包括了四大组成部分，分别是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水污染对畜牧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再看看数据，一个是24.1亿元;一个是192.8亿元;一个是137亿元;一个是13.8亿元。这仅仅是1992年一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一个支项的损失数字：367.7亿元！

还有对经济增长不当带来的社会代价的分析，包括“黄、赌、毒”的代价分析，艾滋病的代价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代价分析，违法犯罪的代价分析等等。

如此统计、如此计算、如此结论。

一项项。一块块。一个个相关分支，然后是横面的统计，再进行立体的整合……

梁言顺的额上汗淋如雨。那汗珠既是累出来的，也是被数据震骇出来的。梁言顺的额上能不汗雨淋淋？怕出差错，又不能有错。

再算！将这些年来中国所有年份的经济增长代价全部算出来！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国家需要这样的数据，国人需要知道自己干了那么多事后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即使不可避免的代价也应该心里有数。一个只算收入，没有代价意识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如果没有一本可知的代价簿，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经济发展史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这样的账目。这既是对今人付出劳动的回应，更是对后人的交代。

梁言顺继续潜入数据和资料的海洋中……

他的GY=αGK+βGL-γGP+λ（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计算公式）就像一台不知疲惫的兆兆次/秒转的巨型计算机，日夜不停地飞旋着……

星光在轮复，日月在交替；沉静与寂寞伴随，激情和焦虑厮守；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惊涛骇浪，骇浪惊涛；如雨扑洒，草木变青；如云散落，岩崖露廓；如虹纷飞，彩霞四射……

海潮，正以其汹涌拥抱红树林。

欣喜的、激动的、悲愤的、痛苦的……梁言顺思绪万千。每一个数据都在考验着他的理性，论证着他的观点，撞击着他的心弦。

他知道，要发展，必要的代价无法避免。但有人把化工厂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前，任意排放有毒的污水，致使人畜患病，草木不长，这难道是该有的代价吗？

他知道，要发展，必须建的楼需要水泥和钢筋。但有人把好端端的国有富矿乱采乱挖，一个百年富矿仅几年之内便丧失殆尽，矿老板因为不愿多花几百块钱购置安全设施，一声瓦斯爆炸，几十条生命顷刻间告别人世，这难道不该谴责吗？

还有新筑的马路一年几回“剖膛开肚”，还有闲置的楼堂馆所，还有重复建设占用大量土地的工矿企业。

还有“黄、赌、毒”的泛滥，制假贩假，湖南会泽县一次假酒事件致死36条人命。“八五”期间，全国光破获毒品案件就达23万多件，涉案人数32万多，国家投入的公安和治安经费就是几十亿。花去几十亿的还有为了捣毁非法光盘和“打非扫黄”的专项经费，更有人为造成的泥石流、滑坡、耕地沙化、江湖污染……那可是几百亿、几千亿的代价啊！

根据梁言顺所掌握的资料和他的模型推导，由于代价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要减少四分之一代价，沉重的代价它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江泽民同志为什么一再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同样也告诉我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而深远！

梁言顺对我说，按照他的模型推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代价其实远远高于中国。可见，经济增长代价问题已经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越发达的国家其代价问题越显现。

该到人类彻底警示自己的时候了：一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经济模式肯定是个不完善的经济模式；一个不懂得计算成本和代价的经济理论肯定是个存在缺陷的理论；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明细自己在发展中曾经或正在付出的代价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

“兮兮兮，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兮！”远远的历史长河边，一个叫荀子的人在朗读他的《天论》。

梁言顺接过先哲的话，回应道：天苍苍，地茫茫，现代化文明古国的发展车轮势不可挡。强本自有节用之论。天不能贫也不会贫，重要的是要觅出不贫之道。

梁言顺在完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代价损失寻访后，目光转向了如何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研究课题上。

“照你的理论，我们在创造100元的财富时付出了几十元的巨大代价，这种发展还有多少意义呢？GDP还有什么价值呢？”有人这样对梁言顺说。

梁言顺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GDP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提出代价问题，并不等于GDP就不重要了，更不是要刻意制造人为因素去拖国民经济快速列车的前进步伐。其根本点是我们在追求GDP的指标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

“这样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了吗？”

“低代价经济增长之于可持续发展，非常必要，但是还不够。这就是数学上讲的必要而不充分。”

梁言顺的后续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他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梁言顺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至今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更不够。因而他提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地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梁言顺概括为“三增长模式”：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的零增长。

理论有时显得异常枯燥，但理论的价值常常能产生无可比拟的能量。

在不少人偏于追求GDP时，梁言顺勇敢地提出了“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中的代价”，而当人们嘴里说着“可持续发展”其实又不很明白如何实现这种“可持续发展”时，他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使学术界和广大实践者眼前为之一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李文华每当谈起此事，都会喜形于色：“‘两循环’思想，这种在复杂的事物和多种矛盾中，突出主要矛盾的做法，反映了发明者抓纲带目的哲学思想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具体应用。”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教授认为，梁言顺的“三增长”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997年，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作为博士论文获得专家一片好评，并在日后荣获中共中央党校1995-1999年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经济学类第一名）。1999年，他的这部学术著作被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作序并如此评价：“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苏星教授从来不轻易对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作评价，但这回破例应邀为《光明日报》和《博览群书》杂志撰写书评，指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书的优点，是从理论上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考察了18世纪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付出的沉重代价，认为理论误导是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的重要原因。为了从理论上弄清楚问题，作者研究了从斯密、李嘉图到凯恩斯，一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他们的成就和片面性，也吸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如索洛模式），从而形成了作者独创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并且“具有开创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回荡：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那一天，我正在海南，正在海边，正在一片红树林旁。

汹涌激荡的大海波涛，挂满瓜果、飘扬稻香的海岸，在它们中间是一片我早已渴望观赏的红树林—它真的太美了！葱绿挺拔，尽管奔腾而来的海潮会将它淹没，但海水退去，它依然生机勃勃，绽放着独特的异彩，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生养它的土地之中，它以自己独有的质地和能力，使大海和陆地和谐共存，亘古永生。

我终于明白，梁言顺为什么总把自己的低代价增长理论与红树林连在一起，并如此倾情。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