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作战

天使在作战

朱晓军

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百姓最关注的三大焦点。

住房关系着人们生活的质量，教育关系着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医疗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人，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辞世。医院是生命的始点，也是终点。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忙解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菩萨。

可是，在20世纪末，千古的信赖被动摇，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医生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

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卖药的并不可怕，只要捏紧钱包死活不撒手，他就干没辙。最可怕的是医生，他说你有病，你没勇气否认；他要你服这药，你不能买那药。有时，你明知那种药药价虚高，医生会得到回扣，还得咬牙买。破财免灾，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可是，“白衣魔鬼”的逻辑却是破财招灾。他们将谋财害命的游戏已玩到了极致。俗话说：“倒霉上卦摊。”那是自找挨骗。如今是倒霉上医院，那是无奈，有病拽着，不去不成，明知被宰，也要拎着钱袋子自己送上门儿。

有的医生说，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有的医生说，现有的医疗体制就这样，我们不宰病人，医院就要宰我们，拿不到工资和奖金是小事，甚至还要失业。孙思邈、希波克拉底、白求恩在现在的医院能混下去吗？

为什么要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医院怎么可以骗病人？从医28年，陈晓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

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旋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晓兰的心里，漂不走了。早晨6点，她上班时，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内还沉浸在梦境。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她打开门，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白大褂，几十年来怎么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最像医生。

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陈晓兰始终坚持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下班。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压。晚下班一小时，有些病人就可以下班后来看病了。

“陈医生，×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就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晓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痛，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她，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晓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她脱不开身，只好请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

陈晓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黏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激光针一扎人就抖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道。

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这么多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有问题？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马虎不得。她匆匆下楼去了注射室。

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坐着。陈晓兰说，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士抬手指了指：“这就是。”陈晓兰走过去，弯下腰仔细地打量着那像月饼盒似的器械，上面印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高氧药液流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输入静脉。

在她直起腰的瞬间发现“ZWG—B2型”一行字。一年前，在晋升医师职称时，她申报内科、外科或者儿科医师，医院却非让她申报医技类医师。医技类医师是要考医用物理学的，这对1968年初中毕业，没学两天物理的陈晓兰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她知道这是院长想刁难自己，想去找区卫生局讨公道。

“如果你有本事就考出来，没本事就别丢人现眼。怎么那么没骨气，像是跟人家讨饶似的，”爸爸生气地说，“真不像是我的女儿！”说完，爸爸妈妈就不再搭理她了。

陈晓兰只好硬着头皮申报考医技类医师。经过一番恶补，她的结果，医用物理学考了86分，许多学过的人没及格。恰恰通过那次学习使她懂得“ZWG”意味着什么。

她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而去。

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金钱的能量是无法估量，可以让冷僻变为火爆，也可以让火爆变为冰冷。假如你是医生，在处方上写“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三个字的后边填写1就能赚7元钱，填写7就能赚49元，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从天上掉下只钱口袋的感觉？这种感觉让许多医生忘记“治病救人”的行医原则，拼命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迅速流行起来，狭小的注射室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观—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

“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响医院经济效益的话？”第二天上班，院长悻然过来兴师问罪。

“没有呀！”陈晓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

“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是啊，”陈晓兰恍然大悟地说，“光量子上面印着‘ZWG’，那是‘紫外光’的拼音缩写。”说着，她拿出书本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她说完抬起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她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紫外光毕竟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骗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苦恼会让人思索，思索在不经意间觅到一个意想不到思路，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

“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她打电话咨询名医，多数认为不可以。

“光量子”像个幽灵在陈晓兰的心头游荡。她是一位以行医严谨、恪守规范的而深受病人欢迎的医生。按医院规定，医生获得一封病人的表扬信就可以获得2元钱的奖励，可是陈晓兰却把一摞表扬信锁在自己的抽屉，没有上交。她认为，医生就应该给病人治好病，治好了病就要受到表扬和奖励，那就像表扬和奖励裁缝会做衣服一样可笑。

陈晓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可是，同事没事却喜欢到理疗科坐坐，那儿不仅有理疗床，还有她这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她心灵手巧，理疗室部分器械是她自己做的，同事雨伞、拉链坏了，她也会默默地修好；她淡泊名利，同事会为涨半级工资打破头，她却两次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她从来不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在医院口碑却极好，每次选先进都是全票通过。

可是，她这么一位在病人和同事眼里的好医生却“水土不服”了。从医28年，她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

一位病人死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生给她开的那瓶药—过期失效的药。面对这种图财害命的医疗腐败，她怎么能够保持沉默？

28年前的上海北站，知青们在跟亲人告别，月台上泪雨纷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些亲属簇拥着身高只有1.48米、梳着两只小抓鬏的陈晓兰。亲人目光依依，泪水滚落，刚满16周岁的陈晓兰的眼里却闪现出新奇和欢心，好像不是去江西安福县插队落户，而是去全国各地大串联。

“呜—”知青专列呼啸着驶离上海，车窗外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不见了，跟着火车跑动的小弟身影也像落叶似的刮走了。陈晓兰“哇”地咧开嘴—哭了，蹦着跳着喊着要下车了。带队的老师哄了好长时间才哄住。

车厢愔愔，沉沉闷闷，知青满脸黯然。陈晓兰在厕所里跳着高用手摸棚顶的管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摸着了，开心地笑着走了出来。她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50多位亲属遍及海外，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她家不仅拥有一幢三层小楼，还有两个保姆和自家的裁缝、医生。

有人吃东西了。吃也会传染，本没食欲，见别人吃东西就有了。知青从行囊里取出吃的，摆在茶几上。上海人是最讲究吃的，几乎每个知青的包里都塞满了吃的。陈晓兰的行李也很沉重，里边却没塞多少吃的，塞的是榔头、锯子、刨子和规格不同的凿子，什么七分凿、五分凿、三分凿，还有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药物，以及听诊器、止血钳。对了，还有一个布娃娃。她最大的理想是当外科医生。爸爸说，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和钳工手艺。于是，她就买了木工工具，在家里“吱嘎吱嘎”地锯，“乒乒乓乓”地敲，居然打出凳子和椅子。

到站了，陈晓兰跳下车，像只欢快的黄鹂逮起蚂蚱来了。咦，蚂蚱是绿的，这儿却是黄的，太有意思了。带队老师把她喊了回去，见她的小脸蹭着红色泥土，掏出手帕帮她擦掉。擦着擦着，老师的泪水滴落在她那张仰起来的脸上。贫下中农来接这些城里的娃了，他们挑着知青的行李，背起像小姑娘似的陈晓兰沿着山上的路向山村走去……

陈晓兰以为农村肯定缺医少药，没想到所在公社居然有两位专家。一位姓廖，是华侨，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被“造反派”打成特务，流放到乡村；另一位姓朱，过去是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因出身不好被下放农村改造。在生产队当赤脚医生的陈晓兰师从这两位“反动学术权威”，开始医务生涯。老师是监督改造对象，对她这个学生却特别严厉，一招一式都要符合规范，容不得半点偏差。是啊，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哪能有半点粗心大意？

20年后，在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没有剪刀、止血钳、托盘的尖锐的碰撞声，无影灯也关了。在一僻静角落传出手术刀在肌体划动的声音。陈晓兰捧着一条男性的腿在解剖。这条刚截肢的腿还有点儿余温，主刀医生让送出去，陈晓兰却将腿的表皮剖开，肌肉剥下，血管像豆腐渣似的没有韧性，一碰就断。“这是德派！”突然，主刀医生站在她的后面脱口而说。

廖老师教她的不仅是这“德派”，还有医生应有的医德医风。简陋的公社卫生院，蜷曲在床上的病人突然呕吐起来，站在旁边的陈晓兰本能闪开了，没想到廖医生却迎上去，一把将病人抱坐起来。病人吐完了，望着廖医生衣襟的秽物，十分难为情。廖医生却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吐了就好了。”她劝廖医生赶紧把脏了的白大衣脱掉。廖医生摆摆手，把病人安置好才去换衣服。事后，廖医生语重心长地说，见病人躺着呕吐要扶起来，否则第一口吐完吸气时会将呕吐物吸入气管，造成窒息。刚才不能当着病人的面把白大衣脱掉，那样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是属于病人的，要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

爸爸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单词。晓兰，你要经常想想，凭你的医德医术配得上这个称呼吗？”医生心里装的是病人，哪能唯利是图，坑蒙拐骗？

这几年医院向钱看了，在“以物代药”时，处方犹如商场的提货单，可以提按摩仪、袜子、短裤；在医生的奖励与医疗费直接挂钩时，出现了“大处方”，医生想方设法给病人多开药，开高价药。如今的医生哪还像个医生？他们越来越缺乏诚实，缺乏应有的认真细致和责任感，病人越来越没安全感了……

1996年，医院把理疗科从二楼调到三楼。调整，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或显或隐地表露某种倾向、态度和对被调整者的重视程度的变化。陈晓兰提意见说，理疗科的病人多数都七老八十了，甚至有些病人患有半身不遂，走路画圈，趔趔趄趄，上楼非常不方便。诊室的调整是根据创收多寡决定的，理疗科的创收越来越不及其他科室了，理应边缘化了。过去，理疗科是黄金科室，病人多，创收多，自从其他科开大处方后，陈晓兰仍然坚持行医的原则，病人增多了，创收却越来越比其他科少了。

出乎意料的是，调整后病人没有减少，他们艰难地跟着陈晓兰爬上了三楼，甚至本该看内科、外科等科的病人也挂理疗科了，熟悉的老患者不论去哪科看病，都会上来看看这位值得信赖的陈医生。

“陈医生，我家离这儿很远，倒三趟车才到你这儿……”年逾古稀的老奶奶气喘吁吁地对陈晓兰说。

“您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就近看病呢？”她惊异地问。

“我们那儿看病贵，听说陈医生不宰病人，我就来了。”

从啥时起不宰病人就是好医生了呢？病人对医生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啊。

陈晓兰给老人看完病，开了处方，老人满意地走了。

过一会儿，老人却哭着回来了：“陈医生，人家都说你不宰病人，你给我开的药咋这么贵呢？”

“不贵啊，心痛定片2.40元100片，每片10毫克，是很便宜的药了，怎么会贵呢？”陈晓兰望着老人，疑惑不解地说。突然，她发现老人手里拿的不是心痛定片，而是心痛定缓释胶囊。这种药17.60元6片，每片5毫克，100片就是281.6元，按1000毫克计算，那要563.2元！

陈晓兰激愤了，匆匆下楼，直奔药房。她请药剂员出来一下，把她开的处方念一遍。她质问药剂员，你能不能搞清片剂和缓释胶囊的区别？对方委屈地说，陈医生，你的处方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提成还不到他们的零头。这事儿，陈晓兰早就听说过，据说院里提成最高的医生每天只看16个病人，什么药最贵开什么，月提成高达数千元。陈晓兰的月提成仅有几元钱，有个月仅2.6元。她是单亲母亲，要供养女儿，比其他医生更缺钱。为了赚钱，她下班后给裁缝店钉纽扣锁扣眼、拆纱、修空调。她情愿挣辛苦钱，也不愿拿药品提成。她认为，病人绝大多数不是有钱人，有病不得不将血汗钱拿出来治病。医生要是多拿几元回扣，病人就得多付出数十元钱的药费。当病人用那虔诚的、信赖的目光望着医生，医生怎么狠得下心宰他呢？

平日从不跟护士摆资格的陈晓兰对药剂员说：“我是医生，你没资格改我的处方。今后，我给病人开什么药，你就要给病人拿什么药。”

药换了，钱退给了老人，老人对陈晓兰感激不已地走了。

“陈医生，我老伴去世了，死于心梗。她每天都按时服用阿斯匹林，怎么会患心梗呢？”陈晓兰回到诊室，一位多日不见的老患者悲戚满面、恍惚无神地坐在她的面前。

不会吧，阿斯匹林是预防心梗的药啊。陈晓兰感到蹊跷，让他把药拿给她看看。

“她什么时候开的药？”陈晓兰看到药后惊诧地问道。

那是一瓶过期的药，已失去了疗效。

“她临死前在你们医院开的，24.80元一瓶。”老病人说。

怎么？我们医院给病人开过期药，这不是坑害病人？另外，这药在药店卖6.20元，医院怎么加价这么高？6.20元，让一位病人失去了性命。院长啊，院长，你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假如病人是你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你能给他开这种失效的药品吗？把病人当亲人，你做到了么？你这么坑害病人，心里能安生么？

痛苦和失望像结石一般地折磨着陈晓兰，夜晚闭上眼睛，那位流着泪的老奶奶，那瓶失效的阿斯匹林浮现在眼前。当医院偏离救死扶伤轨道，把行医当成牟取暴利的工具时，医院还是医院吗？陈晓兰想找领导谈谈，转念一想，这些情况领导怎么会不知道呢？她想给虹口区有关部门写封信，一想还是不行，那样不仅会得罪领导，还会得罪许多同事。院长过去待她不错，当年能进这家医院还是院长拍的板。她调进来后，院长亲自带她领的白大褂，并将她安排在许多人都想进的理疗科……

可是，作为医生她怎么可以保持沉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遭受戕害而不管？陈晓兰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将一封检举信交给了虹口区纪委。纪委把信转给区卫生局，区卫生局又转给广中地段医院。从此，院长和部分同事对陈晓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陈晓兰又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那瓶过期失效的阿斯匹林一起交到上海市卫生局纠风办，还是没有查处。她失望，心想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医生，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更不想轰轰烈烈。她性格内向，每逢家里来客人，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她爱肃静，一杯香茗一本书，读累了拉一会儿小提琴，那才是她向往的生活。

从此，陈晓兰不再管医院的事，怕自己的病人上当受骗，她叮嘱病人取完药拿来给她看看，以保证他们不服用过期药，不被医院宰。可是，一年后，又冒出了“光量子”，陈晓兰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陈晓兰不断地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院领导恼羞成怒地斥责：“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

陈晓兰性情耿直，眼睛容不得沙子。下班回家，她把“光量子”的事跟父母讲了，学化学的母亲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会变成酸性溶液，妈妈说着给写出了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充入药液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纯粹是骗人。

夜晚，陈晓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给药液充氧？氧气中存有细菌，有些细菌紫外线是不能杀除的，如枯草菌和芽孢，让这些细菌进入病人的静脉，血液就会受到污染。氧气中还有颗粒和有机微颗，它们进入静脉之后会形成各种异物栓子，对器官和脏器形成威胁。

紫外光照射药液也是错误的，紫外线能使葡萄糖分子的结构破坏，产生氧化反应。丹参、黄芪、鱼腥草、头孢拉定等药物是要求避光的，怎么能光照呢？药品经过理化作用后，药理活性会发生变化，除被激活或者灭活之外，还会生成其他物质。

药物是把双刃剑啊，既可治病，也可要命。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世界上的1/3病人死于药物中毒。医生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病人用药？想到这，陈晓兰不由打个寒噤，感到心惊胆战。每天有那么多的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万一出现不良反应，将危及多少病人的健康和生命？不行，必须把这事弄清楚。

周六值班，陈晓兰自费买两瓶盐水和丹参，从注射室借来“光量子”做实验。下班时，试验做完了，凭肉眼没有发现药液有什么变化。她送还了“光量子”，匆匆赶去上课。她在读医科大专自考，周六晚上有课。

周一上班，陈晓兰被“光量子”处理的药液惊得目瞪口呆，它不仅变得混浊，而且还悬浮着絮状物。这种药液输入人体将会造成栓塞，会导致免疫系统机制紊乱！看来“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她毫不犹豫地去找院长，院长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恼羞成怒地说道：“光量子是专家发现的，你算什么东西？”

“我不算什么东西。可是，我是医生，要为病人的生命和健康负责！”陈晓兰气愤地说。

最可怕的就是法官失去了良心，医生丧失了医德。金钱可以是一笔财富，也可以成为罪恶。它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地位，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是非观念。院长连“ZWG”是紫外光都拒绝承认，怎么会承认“光量子”是害人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对病人有害，他院长大人又有何责任？“光量子”是厂家生产的，又不是从自家厨房搬来的，出了问题倒霉的是病人，医院顶多被罚点钱。

中国对造假的行为太宽容了，宽容到近乎纵容！赚一百万，罚三五千，这能算罚款吗？罚的往往不是责任人，而是单位。倘若故意使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不仅对院长本人进行重罚，而且视后果轻重追究其刑事责任，院长还会这样么？

院长的态度像把钝刃戳在陈晓兰的心上，她把那瓶药水拿回家给父母看，爸爸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让它怎么出来？”

妈妈用试纸测一下絮状物的PH值，呈弱酸性。

“光量子”说明书说，这种“治疗理论”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一位医学教授怎么会发明这种疗法？

“我给上医的同学打了电话，她说上医没有叫‘陆应石’的教授。”几天后，妈妈对陈晓兰说。

“妈妈，您的同学都已年近古稀，对本校的年轻人可能不大熟悉。”她不相信地说。

妈妈又打电话问同学的弟弟，他也说上医没有这么个人。这怎么可能呢！陈晓兰亲自跑到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去查询。工作人员把“陆应石”输入电脑：根本就没有叫陆应石的教工。

造假者可谓胆识非凡，居然创造一个“陆应石”教授，而且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这到底是对上海医生尊严和责任心的蔑视，还是对上海医生现状的一种把握？治疗理论发明人是假的，“光量子”疗法会是真的吗？若是假的，这将多么恐怖？仅小小的广中地段医院一年就有4万多人次接受治疗，整个上海呢，起码有数百万人次，全中国呢，将是数千万人次！

陈晓兰再次跟院长汇报，院长仍然置之不理。她跟同事讲“光量子”是假的，也没人理睬，甚至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似乎她在造谣，在嫉妒别人的回扣。可是，用药怎么能当儿戏？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28年前，天若泼墨，寥落疏星挣扎地眨动着眼睛。17岁的陈晓兰背着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出诊归来，在路过一个村庄时，飘来时断时续的凄厉哭声，阴森可怖，让她毛骨悚然。到底发生什么不幸呢？她循声而去。一间低矮的农舍，门开一道缝，昏暗的灯光似乎在逃避瘆人的哭声从门缝逃逸。农舍的地上摆放一口新做的薄皮棺材，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小男孩。孩子的母亲趴在棺材边悲痛欲绝地哭着。陈晓兰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脉搏，没摸出来。她取出脱脂棉球，拽出棉丝放在孩子的鼻孔前，棉丝被气息吹动了。这孩子还没死！她急忙把他抱出来。怎么抢救呢？没有临床经验的她不知所措了。突然，她想起老师给休克病人注射过阿托品，于是取出一支阿托品，给男孩注射了小半支。孩子妈妈说，他是拉肚子死的。陈晓兰冲些淡盐水，给他灌了下去，接下来给孩子针灸和按摩足底。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天渐渐放亮了，突然尿线喷射在她的脸上，孩子被救活了！

她回上海探亲，放下行囊就跑到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表姨在那当医生。“我在乡下救活一个小孩儿。”她把抢救小男孩的过程声情并茂地讲给表姨的同事。当她讲到给孩子注射了小半针阿托品时，一位医生跳了起来：“你怎么能给他用阿托品？你们看这个赤脚医生，她给拉肚子的孩子用阿托品！”接着，那位医生把陈晓兰从二楼拽到四楼，拖到表姨的跟前。表姨听说后，瞪大了眼睛：“啊？昏了头了，你？”表姨让那位医生把陈晓兰拽到药房让药房主任开导开导。

药剂科主任说，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流行一种给孕妇用的药—“反应停”。怀孕的不良反应没有了，一年后却出现大量的海豹胎—婴儿像海豹一样没有胳膊和腿。当发现这是“反应停”引起的时，欧洲已有一万多例海豹胎了，并且大部分存活了，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药品怎么能乱用？“光量子”倘若出现后遗症将危及多少病人的家庭？

在广中地段医院，“光量子”犹如一座金矿，它已占医院收益的65%～70%。医护人员的奖金如遇牛市猛劲儿上蹿，连小护士的奖金每月都高达1200元了。这么赚钱的东西，院长怎么会放弃，医生怎么会放弃？即便它是假的，赚来的钱却是真的。病人有不良反应又怎么样？既不会有人丢官，也不会有人坐牢。不处理，不惩罚意味着什么？支持！有上级领导支持，有钱不赚那不就等于脑袋被驴踢了？

医生必须维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陈晓兰没放弃，她不断地宣传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治疗潜在着巨大的危险。她知道这样做要遭人骂，可是不这样，她要骂自己一辈子。有些同事对她恨之入骨了，全院会上，院领导恼羞成怒地说：“谁再说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年底，医院给陈晓兰的评语不再是优秀了，而是：“不服从组织的统一决定，反对把光量子说成激光。”

这种话也能写进评语—“光量子”本来就不是激光。独裁能让人忘乎所以，极权能导致弱智。

医院作出“关于陈晓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她下岗了。“光量子”却没有“下岗”。

20世纪80年代初，安静的考场，分分秒秒都似拉圆的弓，能听到的只有笔在试卷滑动声音和考生的清清浊浊的呼吸声，有人焦炙，有人平和，有人畅快。陈晓兰左手捂着嘴，右手在不停地写着。“叭”一滴殷红的血落在试卷，像绽开一朵红梅。她的脸挂了彩，嘴唇在流血……

下乡的第二年，陈晓兰患了风湿性心脏病，按政策可以返城，可是返城后就不能当医生了。为了从医，她放弃返城的机会，从江西转迁到离家较近的安徽农村。六年之后，病情越来越重了，她不得不返回到上海，进一家小集体企业当了工人。接着，她完成了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生子。

生活中没有来苏味，没有病人，让她感到郁闷，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后来一年要休半年的病假了。听说局里要举办招贤考试，给当过教师、会计和医生的返城知青重返原来岗位的机会，她跑到厂部报了名。可是，她要生火烧饭，照看刚刚两岁的女儿，哪有时间复习功课。她心急如焚。在考试的早晨，夫妻发生冲突，她被丈夫痛打了一顿。她顾不得脸面，捂着伤口进入了考场。

伤口在一跳一跳地痛，血流不止，她清楚伤势很重，需要缝合。这是返回医疗岗位的机会，失去了也许今生今世都与当医生无缘了。她埋头答着，渐渐忘记了脸上的伤，忘记了挨打的委屈，卷面上的字像一个个痊愈的病人，笑脸盈盈地向她走来。铃声响了，考试结束了，她从卷面收回目光，交卷了。伤口好似醒了过来疼痛难忍，她急忙赶到医院缝合4针。

成绩公布了，陈晓兰取得96.5分的优异成绩被安置在厂里的医务室。

1981年，陈晓兰爬出痛苦婚姻的僵壳。她没有搬回娘家，领着3岁的女儿搬进老式弄堂的一间旧房子。那房子在二楼，仅仅11.4平方米，没有煤气和卫生间，厨房在一楼。下班了，她匆匆跑去接女儿。然后，她领着女儿赶到另一学校，跟一群像她这样没有学历的医务人员听课。当女儿读小学时，她跟领导申请参加医科中专自考。领导不同意，在他的眼里陈晓兰的医术已经蛮厉害了，外科、内科、妇科的病都能治，还读什么自考？干吗要拖家带口去混那张轻飘飘的文凭？可是，陈晓兰为的不是那纸文凭，而是渴望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和提高自己的医术。最后，领导被她感动了，在报名申请表上签了字。

下课了，女儿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食物就睡着了。陈晓兰心疼地背起女儿，左肩挎着女儿的书包，右肩背着自己的书包，迎着一盏盏昏黄的街灯向家走。为省几角钱，她要饿着肚子背女儿走五六站路。没办法啊，每月只有42元的薪水，要买油盐酱醋，要支付水电柴煤的开支，要供女儿读书，自己还要学习。到家了，总算到家了，她疲惫地把女儿放到床上，给女儿脱去衣服。她也渴望上床了，想舒展开僵硬的四肢，可是不行，还要生火烧饭，慰藉辘辘饥肠。

中专毕业前，陈晓兰没钱交实习费，只好狠了狠心卖掉奶奶的遗物：一套金首饰。可是，还没等拿到中专文凭工厂就倒闭了，36岁的陈晓兰下岗了。在改革初期，人们都将改革的成本划给别人，自己坐享其成果。医院已出现腐败的萌芽，药品改用饭盒和暖瓶来包装，享受公费医疗的人纷纷跑医院大开猛开药物，然后将药倒掉，把饭盒和暖瓶拿回家。医院的这种做法导致本来不景气的企业雪上加霜，医疗费迅速攀升。医疗费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一个冬日的傍晚，陈家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这天是陈晓兰父亲的70大寿，亲朋好友纷纷赶来祝寿。夜巷深处，一叶剪影独自徘徊。夜寒袭来，剪影若冬日的柳枝瑟瑟缩缩，那就是带着女儿搬回娘家的陈晓兰。下岗两年来，她疲于奔命地四处寻找工作，耗尽了自信和勇气。医院是全民的事业单位，她是集体企业的编制，集体进不了全民，企业进不去事业。难道她只能放弃做医生吗？这份职业已融入她的生命，她就是为当医生而活着的，怎么可能放弃？夜深人静，席散客去，她踽踽踏入家门，含泪祝福父亲。凌晨，房间的灯还亮着，她饱蘸泪水给虹口区委书记写信。

那封信改变了她命运，被破格调入上海市虹口区同心地段医院，在理疗科当医生。那是医院最好的科室，工作环境舒适，不值夜班，还拥有内科、外科、儿科等科室的处方权。6年后，她随同同心地段医院合并到广中地段医院。

陈晓兰啊，你已经46岁了，倘若因为“光量子”而下了岗，还能再穿白大衣了么？你为何就不能变通一下，不那么较真？其他医生都给病人开“光量子”，你就不能开吗？这年头谁跟钱过意不去？开一针就赚9元（后来回扣又提高2元），每月能多赚三四千元，何必下班后守灯熬油地拆纱，搞得家里灰土飞扬，让妈妈家的保姆不高兴。你若想洁身自好也可以呀，对医院的腐败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作哑就可以了。下班后，你可以继续拆纱，锁扣眼，赚干净钱。你要清楚跟“光量子”过不去，那就等于跟院长过不去；跟院长过不去，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你的饭碗掌握在院长的手里！

可是，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是为病人而活着的，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病人受戕害？

“光量子”不良后果出现了，部分病人出现重度感染。病人施洪兴因咽痛咳嗽接受了“光量子”治疗，头一天就出现输液反应，牙龈和鼻腔出血。医院拒绝退款，他选择了继续接受治疗，两天后病人出现昏迷，经海军411医院抢救后，病情转为慢性尿毒症。陈晓兰听说后，悄悄地对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陈晓兰搜集了大量的医疗腐败的证据，她溜进医院的电脑室，破译了药费虚高的秘密……

陈晓兰将调查情况反映给上海医药管理局。她被院方视为害群之马，理疗科的门被院方撬开，理疗器械和她的私人物品统统不见了。院方通知说，理疗科已撤消，派陈晓兰到某二甲医院进修学习。有陈晓兰在就什么猫腻都遮掩不住，没有猫腻，哪有暴利？最好的办法就让陈晓兰离开医院，离得越远越好。

“请你告诉我，让我去进修什么？你们最好打听一下，他们的业务水平是否比我高？”陈晓兰理直气壮地对领导说道。

院方发现要想给陈晓兰找个进修的地方还真不容易，于是决定让她回家“全脱产自学”，工资和奖金照发。她哭着回到家，对父母说，“让医生离开临床，这是最重的惩罚！”爸爸去书店买回本《孙子兵法》送给了她。爸爸说，你唯一目的不就是让“光量子”停下来，不再坑害病人吗？你可以接受医院的决定，然后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跟有关部门反映“光量子”的问题。

理疗科撤消了，病人不干了。几十位病人坐在理疗科门口不走，“陈医生不在，我们就不看病。”

谁会在意他们看不看病，他们是中老年病人，不吃虚高的药品，也不做“光量子”。可是，几十号病人待在医院不走，他们不像候诊室的凳子一声不吱，他们要说话，要讲述陈医生多么多么好，要宣传“光量子”如何骗人。有人说，你们再不走的话，我们就拨打110，让警察强行把你们带走。没想到有位病人是某检察院的检察长，他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拨吧，不过请你告诉110派3辆警车来，少了装不下。”

有一位病人将写给医院主管部门的信拿给大家看，信上写道：“陈晓兰医生医德高尚，她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所有经过她治疗的病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她：‘当今社会像这样的医生确实难找！’她（对病人）态度好，医术高，技术上精益求精，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耐心解答。我们唯一要求就是：保证陈晓兰医生仍旧能以她的精湛医术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服务。”病人阅后争相签名，很快这封信的天头、地脚、两侧白边就签下了密密麻麻的68位病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那哪里是签名啊，那是病人对陈晓兰的肯定、信任和厚爱！现今有多少医生能享受到如此之厚爱？

上海化工研究院的退休职工应先生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从八十多岁的老人到七八岁的小孩，都一致认为她（陈晓兰）是一位罕见的好医生。每天来她理疗室的病人有50多人次，甚至经常高达80多人次。由于她的医术高明，有的病人远在仁济医院也专程赶来找她看病。有的小孩脚跌伤了，流着血，按理应该去看伤科或外科，但也来找陈医生。可见她对病人的吸引力……尤其可贵的是她嫉恶如仇，对那些只要赚钱不讲医德的同仁同事，不讲情面，毫不护短，有力揭露。因此，她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有些人伺机打击报复……对这样的好医生，尊敬的领导请给予大大的表扬，并准许陈医生留下来，（让她继续）为我们这一大批病人治病，赐准为祈，谢谢！再谢谢！！”

还有的病人在信中愤怒地写道：“目前，医院借改革之名，把价格低、疗效好的科室解散，让我们这些患者去光顾那些昂贵的治疗手段，这简直是与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

经调查，“光量子”的真实情况浮出水面，它是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实业有限公司盗用河南的“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生产许可证号非法生产的，配套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也是非法生产的。1998年6月，河南省药监局在来函中明确指出：“在（使用‘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治疗的过程中，不得擅自加入任何药物输入人体”，“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若有加入药物输入人体的内容，可按伪劣产品予以查处”。6月，上海医药管理局责令广中地段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并罚款一万余元。这家医院使用“光量子”长达23个月，已赚得数百万元真金白银。失得相比，九牛一毛。这哪里称得上罚款，只不过是跟用假者讨点儿小费而已！

医疗腐败那是一张庞大的密实的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卫生局到医院，从院长到医生护士，从厂商到销售、到设备科主任，有多少人像贪婪的蜘蛛蜷伏在网上？陈晓兰这样做，无异于划破了网，阻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会不对她恨之入骨？于是，院方一边通知陈晓兰中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组织3名职工和1名家属充当打手，想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幸亏四人中有一位有正义感的人怕陈晓兰吃亏，悄悄地告诉了她。怀疑陈晓兰精神有问题的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区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后来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查。

在他们的眼里，陈晓兰确实有病，她百读不厌的书竟是《医学伦理学》，不仅仅是看，而且按照书上说的去做；她掉进窨井后，医院的赔偿她不要，反而写检举信。院里的医生们为躲避献血服用阿托品，使得心动过速，体检不合格，她明明患有心脏病，反而主动去献血；医院为献血者提供的出租车她不坐，却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去血站；医院给献血者一周假，她第二天就上班了。别人利用“光量子”捞钱，她却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别人没把选择区人大代表当回事，她看得很神圣，在投票前特意烫了头，穿得漂漂亮亮。她拒绝投组织者推荐的人物，而是认真地读一遍候选人的介绍，将票庄重地投进选举箱。离开时，有人告诉她，中午医院招待大家一顿饭，她却说：“选举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吃饭是你们的事情。”转身走了。他们认为，在这个世道，哪有不为自己着想、哪有不想捞钱的人？哪还有“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的白求恩？陈晓兰有病，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时代变了，过去私心过重被唾弃；如今没有私心或私心太少被认为是不正常。这到底是陈晓兰不正常，还是社会的不正常呢？科学可以为权力服务，可是不会随权力的意识而改变。那位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说，陈晓兰的精神没有问题，她看问题是立体的、全面的、客观的。陈晓兰有精神病之说破灭了。

1999年1月31日晚上，陈晓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明天，她要去医院接受“光量子”的“治疗”，让那经紫外光照后会产生絮状物的药液输入自己的静脉，随着血液流入心肺肝肾。这有可能导致她隐性感染和栓塞、溶血、败血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功能障碍（DIC），甚至诱发红斑狼疮—妈妈就是红斑狼疮的患者，在陈晓兰体内可能潜藏着红斑狼疮基因。她也许像那位姓施的病人由此而患上尿毒症，也许会因此而不幸地死去。父母年迈体弱，女儿正值豆蔻，他们都离不开她。她犹如面对千仞悬崖，拍天海啸，转过身便可重拾安乐。可是，她不能转过去，转过去就会看见一批批的病人前仆后继地去遭受“光量子”迫害。医生，难道你的责任只是手持听诊器为病人断病祛疾吗？天降你大任是救死扶伤，你要像战士一样去保护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论对手是病毒、细菌，还是“白衣魔鬼”。

可是，1998年11月，她在那场较量中已失败一次了—广中地段医院作出“关于陈晓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她下岗了，失去了工作，离开了医院。

可是，“光量子”却没有完全“下岗”，在其他医院仍然火爆，它像外来的有害生物快速蔓延，在金钱的支撑下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广中地段医院的要好同事也开始抱怨陈晓兰了：“你呀，尽胳膊肘往外拐，现在我们医院的‘光量子’停下来了，其他医院还都在用。过去，我们医院每天收入两万多元，‘光量子’一停，连6000元都不到了。”

陈晓兰不相信，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虹口区各个医院。她越跑腿越软，越跑头皮越麻，“光量子”果真在其他医院盛行。陈晓兰再次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那些医院没人举报，我们就不查处。

“那么我来举报好了。”陈晓兰气愤地说。

“你不是那些医院的职工，举报无效。”官员说。

“那么，除了医院的职工之外，谁举报有效？”她不甘地追问道。

“患者，病人是受害者。”

在中国，有多少医生会像陈晓兰这样冒着下岗的风险去举报呢？对于病人，有谁能知道医院给自己用的医疗器械是假的，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执法官员啊，如果5年没有病人举报，你们就让它泛滥5年；10年没人举报，就泛滥10年？坑害的是谁？是病人，是百姓，是养活你们的纳税人！

陈晓兰只有冒险去接受“光量子”的戕害了。“受害”前，她找上海市药品检测所的工程师咨询，如何避免“光量子”的伤害，发生意外怎么处理。工程师们纷纷劝她不要去做这个受害者，等大家想办法来解决“光量子”的事情。可是，“光量子”每天都要戕害成百上千的病人，怎么等得了呢？

从2月1日起，陈晓兰在朋友的陪伴下，在3天内接受4次“光量子治疗”，取得了有力的证据。她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没有立案；到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也没有立案。她走出那些机构的大门，心里弥漫着悲哀和凄苦，难道在这么大个上海就没有机构让病人免遭“光量子”的戕害？最后，她只好去北京，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终于作出了在全市医院禁止使用“光量子”的决定。在上海为害长达3年之久的“光量子”终于寿终正寝。据上海市医疗保险局的一位负责人讲，上海市有1000台“光量子”，以平均每台每天治疗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

上海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出现了陈晓兰。几乎全国各地都把“光量子”列入医保项目，直到2005年卫生部下文取缔“光量子”。6年，它骗去全国百姓多少钱，有多少人被它害得家破人亡？

没过多久，又一种假冒伪劣治疗仪进入医院使用。到新医院工作不久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啊！

2000年6月22日，陈晓兰经过长达19个月的艰难上访之后，总算迎来了一道曙光：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7个厅局就她在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两万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她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一位官员对陈晓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晓兰说道。官员尴尬了，可是官员就是官员，不论什么样的尴尬都走得出来。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她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啊。”

陈晓兰的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怎么不珍惜机会，怎么不珍惜工作？不珍惜她那个医生职业，会顶着如磐的压力，艰难困苦地去举报“光量子”吗？她使多少病人免遭戕害，为社会和百姓减少了多少经济损失？仅上海市一天就是40万，那么10天是400万，一年就是1.46亿元！可是，有多少人这么想呢？连这位政府官员都不一定想到这一点。不过，她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告诫自己：反腐，那是党组织的事；打假，是政府的职责，自己别再管了。

“给你查一下血好吗？”2001年2月1日，陈晓兰身着白大褂坐在彭浦地段医院的理疗科里，对病人说。听说她又当医生了，老病人纷纷赶来就医。新医院的院长待她不错，给她配备了一位护士。

“那么你明天早晨来抽血。抽血前要12小时空腹，对，对，连水都不要喝。”见病人点头同意后，她叮嘱道。病人满意地拿着化验单走了。

“给你拍一张X光片好吗？”每当病人需要器械检查时，她就跟病人商量。当年学医时，老师教导她，看病是要花钱的，你不问病人，怎么能知道他在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呢？病人惊异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医生？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医院病人却是仆人。病人在医院是没有话语权的，医生要他做10项化验，他不能做8项。尤其是在这“以疗养医”的年代，医院赚的就是检查化验拍片的钱，往往药还没配，病人几百元的血汗钱已经扔了出去。

“你哪儿不舒服呢？我给你检查一下。”她和颜悦色地对一位病人说。西医诊病要视、触、叩、听，中医要望、闻、问、切。她采取中西医结合，对病人看得认真，触得仔细，听得专注，叩得用心。绝不会像有些医生那样，没问两句就开了一沓检验单，把该医生做的检查统统交给仪器去做。

“吃梅干菜烧肉就可以降血脂。梅干菜要切得很短，肉要炖三个多小时。连续吃两周……”她对一位病人说。

“陈医生，你还是给我开点儿药吧。”病人说。

“你需要用药，我会给你开的；不需要，我就不能开。医生不能乱开药，病人也不能乱吃药。”她对用药很谨慎，能食疗的不开药，哪种药没有副作用呢？

“你家里有什么药？”她对另一位病人说。在给病人开药之前，她总要问这么一句。如果她要病人服的药病人家里有，她就叮嘱病人每天服几次，每次服多少，什么时候服。

“陈医生，我家有一大堆药，究竟是什么药，我也说不清了。”病人比划着说。

“家远不远？那么，你回去取来让我看看好吗？”

药拿来了，陈晓兰告诉病人这是什么药，那药已经过期，不要服用了。

医生首先要把病人当亲人，他才能相信你，把他的心里话都说给你。否则，你不了解病人，怎么诊断？一天，老患者给陈晓兰领来一位年过古稀的病人，她得了一种怪病，儿女领着她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看了好多名医，都说她没有病。可是，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有病，是心脏病，而且越来越重。儿女认为她是没事找事，折腾家人，也就不再理睬她。我明明有病，我痛苦啊，医生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怎么儿女也不理解呢？老人孑然独坐街头，默默流泪。

陈晓兰一边给其他病人看病，一边听她跟别人闲聊。她原来是自己过，后来儿子把她接过来。她不愿意住在儿子家，又不好意思说。儿子媳妇上班后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连个唠嗑的人也没有。陈晓兰明白了，她是心理的问题。

“您心里很难受是吗？”陈晓兰给她听听心脏，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改变不大，只是心跳略快。

“是啊，我心口难受死了。”病人说。

“哦，你心口难受是真的。你的心脏是有点儿问题。比方说，心脏是一扇门，你的门不是关不上，也不是卡紧了，而是没关好，或者说关轻了，没关严。不过，你的门没有坏，门框也没有坏，只要用一点儿药就好了。”陈晓兰和风细雨地对老人说。

“专家都讲我没病。”老人悻然地说。

“专家讲你没病，是说你的心脏没坏掉，它既没缺少一块，也没多出来一块。”

“对，你说得对，我的心脏不会缺少一块的。”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晓兰给她开了一盒逍遥丸。

“陈医生，你开的药太好了，我的心脏好多了。”两天后，老人来了，感激不尽地说。

“陈医生，我的病好了。”几天后，老人又来了，红光满面地说。

在病人的眼里，陈晓兰这个医生很神奇，不管什么病她都能看好。陈晓兰说，我不是神奇，只不过注重跟病人沟通罢了。在沟通中，你就会找出他的病究竟在哪里。他认为自己有病，你否定他有病，他认为你没检查出来。这样，他心理压力更大了，新的病又出来了。有些病是不需要治疗的，只要心理疏导一下，用点儿安慰剂就行了。

第一个月，陈晓兰的门诊量只有380人次，连自己的工资都没挣出来，她感到非常难为情。可是，情况很快发生转变，她的门诊量直线上升，没几个月就突破6000人次。

8个月后，陈晓兰自己却有了心病。她发现医院新引进的鼻激光治疗仪是一种类似“光量子”的器械，病人治疗一次也收40元。骗人的医疗器械又出笼了，她心里矛盾重重，管还是不管？管的话，还会陷入矛盾旋涡，遭受打击和迫害。唉，别管了，自己已年近半百，学历不过大专在读，职称还是初级的医师，二者都不具竞争优势，下岗后能重返医疗岗位已属不易。可是，每当她的目光和病人眼中流露出的依赖相遇时，她就感到不安，心灵就遭受一次鞭挞……

不久，医院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医生多开诊疗费和检查费，限制药费，“鼻激光”在医院越来越火了。病人的有限的救命钱被这种伪劣器械吞噬掉了，疾病却没得到治疗。陈晓兰感到块垒在心，觉睡不稳，饭吃不下，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不再去管伪劣器械。她写了一份举报材料，请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带上市人代会，转交给常务副市长。

鼻激光治疗仪被取缔了，输液的“光纤针”又冒了出来。鼻激光是骗钱的，“光纤针”却是图财害命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只好继续举报……

2002年12月31日，院方突然通知陈晓兰：她已按“工人编制”退休了。

“你们错了，我是干部编制，不是工人编制。”在办公室里，她莫名其妙地望着对方。

院方说，广中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彭浦医院是全民所有制的，你在这里只能享受工人待遇。她就这样离开了医院，“退休”了。

“我是工人编制，农民待遇。”她自嘲地说。“四金”被“强制封存”，她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彭浦医院说，在她调动时，两个医院有协议，她在岗时，工资由彭浦医院发；退休后，回广中医院办理手续。有人愤愤说，他们哪里是给陈晓兰安排工作，而是布下了一个圈套。也有人说，陈晓兰是一个小人物，她没有“安分守己”，得罪了掌有生死予夺大权的群体，所以不钻进这个圈套也得钻进那个圈套。

“我不陪妈妈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

“晓兰，晓兰！”呼唤声梦呓般的细微，像枚树叶被风吹送进窗棂。在妈妈去世9个月前，在家忙于整理举报“光量子”材料的陈晓兰闻声放下笔，趴在二楼的窗口向外一看，啊，是妈妈。妈妈怎么了？腰弓成90度，苍白的脸艰难地仰着，一副痛苦的表情。

“噔噔噔”她慌忙跑下楼。看来妈妈虚弱得已爬不上20来级台阶了，要不绝对不会在楼下喊她。她把妈妈背上楼，安放在床上。妈妈长长喘口气，绵软无力地告诉她，妈妈又去医院了，医生给妈妈做了胃肠道钡餐造影透影。第一杯硫酸钡服下去后，医生说边缘模糊，看不清楚，又让妈妈吃了一杯，最后确诊了：幽门梗塞。

“妈妈，开什么玩笑，那是不可能的。”她不相信地对妈妈说。怎么会可能呢，懂点医学的人都知道，幽门梗塞是外科急诊病人，医生怎么会让妈妈回家呢？

妈妈无力跟晓兰争辩，接着说，给她看病的医生说，让她下周一去做肝功，如果肝功正常的话，就可以给她开单做胃镜了。妈妈多么渴望做胃镜，渴望把自己的病查清楚。她胃不舒服已经半年了，一次次去医院看病，那些医生连检查都不肯做，给开点儿多酶片就把她打发了。可是，那药妈妈服后毫无效果，只好再去看医生。一次，妈妈问医生，能不能换一种药，比如吗丁啉？医生却冷冷地说那种药太贵了，不属于你们公费吃的。妈妈请求做胃镜，医生又冷冷地说没必要。妈妈是享受公费医疗的，似乎公费医疗的待遇就该如此。她多次要陪妈妈去看病，可是妈妈却让她先把“光量子”的事了结，那是关系千万人生命和健康的大事。妈妈过去是中学教师，她教过的学生在那所医院工作，可是她不找他们，她不愿意也不习惯于走后门，不习惯给别人添麻烦。

尽管她不相信妈妈会是幽门梗阻，但她知道妈妈是不会说谎的。她给在那所医院工作的同学打电话，请同学帮忙了解一下妈妈的病情。很快那位同学就回话了：

“没错，是幽门梗阻。”

“是完全梗阻还是不完全梗阻？”她焦切地问。

“上面没写。”同学说。

“太过分！”陈晓兰火冒三丈地赶到医院，质问那位给妈妈看病的戴眼镜的医生：“这个病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给她触诊没有？你听见振水音没有？那么，你现在告诉我：她的幽门已经梗阻，那么喝进去的那两杯500cc的硫酸钡怎么出来？你让她4天之后再来做你的肝功，查你的胃镜，你这不是糟践人吗？”

“这样吧，你把她先弄过来。”那位医生说。

“我还能相信你吗？就凭你对病人这种态度，还把人弄过来！”她更加愤怒了。

她转身去找院长，要求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和胃镜室主任会诊。院长同意了。

“晓兰，这是你妈妈么？你为什么不陪她来呢？”跟她稔熟的内科主任说。

“我不陪她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医生啊，你应该全力以赴去拯救每一位病人，怎么能将病人分出远近亲疏、贵贱贫富？怎么能够有关系就好好治疗，没关系就见死不救？中国几千年的医德医风，难道就这么丧失殆尽？

“不是，不是。晓兰，别急，别着急……”内科主任安慰道。

那是她的母亲，她能不急吗？如果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病患的家属哪里会这么心急如焚？

最后，妈妈被确诊为胃癌，是硬介细胞癌，那是癌中最猖獗的疾病，而且是中晚期。妈妈被误诊了，被延误了。在那一刻，陈晓兰感到天塌地陷，头痛欲裂，恶心欲呕，站不起来。她一测血压，高达200。她让女儿给她倒水喝。她不断地大量饮水，喝到一遍遍地去解手，这样血压就降下来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给妈妈买药。

妈妈住院了，这位坚强的、可爱的、高尚的老人非常想让自己的小女儿陈晓兰守在身边，可是她却拒绝陈晓兰护理，甚至以放弃治疗来要挟。她要晓兰去把“光量子”的问题尽快解决。她是女儿与医疗腐败斗争的坚强后盾，不论女儿遭受多么残酷的打击，面对黑云压城，妈妈都像一株坚定不移的大树站立在她的身后。妈妈也许为自己的倒下，不能再给女儿以帮助和支持而感到不安，为不能跟女儿一起同医疗腐败抗争而感到遗憾。

“妈妈，‘光量子’被取缔了，信访办向我赔礼道歉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说，要来医院看您。我很快就要回到医疗岗位上去了。”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笑眯眯地望着她，不说话。“妈妈，怎么的，他们确实跟我道歉了，你不相信吗……”她问道。妈妈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也许妈妈知道女儿将面临什么，也许妈妈不相信医疗腐败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光量子”只不过是晓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将更加艰难。

“妈妈，我的内科学、外科学、老年医学都通过了。”陈晓兰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看着她，微笑着。妈妈不相信，她也不相信。“妈妈，我真的通过了，而且分数挺高。”妈妈越笑越开心，最后眼泪都笑出来了。妈妈的最大心愿就是女儿能成为最好的医生，她不让女儿来医院护理自己，要女儿去钻研医术，去复习功课，顺利通过大专自考。

在那些日子，陈晓兰哪有时间和心思去看书复习啊，那本《外科学》几乎没有翻过。考试前，她坐在学校的大门口，手捧着书和考试大纲却看不进去。过来一位同学，她就会问：

“我妈会不会诊断错了，不会是癌吧？”

“病理不是都做了吗？那不会搞错的。”一位将要参加给妈妈做手术的同学十分肯定地说。

“老师说，年纪大的人不大可能得恶性肿瘤。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也会搞错，也会搞错的。”另一位同学望着失魂落魄的陈晓兰，不忍心再坚持下去了，安慰道。

铃响了，陈晓兰被人流裹进考场；考试结束的铃响了，她又被人流裹出考场。同学们纷纷问她一些试题应该怎么答。以往，她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可是这次考的什么，怎么答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脑袋里一片空白。

自己这次肯定不及格了，她想。同学告诉她：成绩公布了。她懒得去看。老师打电话来告诉她，她的外科学、内科学和老年医学都通过了。她不相信，认为老师在安慰她。直到老师通知她去取单科结业证时，她才相信。

“老天有眼，在人生低谷给了我安慰。这靠的完全是平时的基本功……”她捧着结业证说。

在妈妈手术后，陈晓兰在病房护理妈妈28天。在那28天里，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儿，白天精心护理妈妈，陪妈妈聊天；晚上，她在水泥地铺上泡沫，睡在妈妈的床边。妈妈虽然饱受疾病的折磨，却享受着跟女儿朝夕相守的幸福。在妈妈手术的那一天，还有四位病人做了手术，这四人数妈妈的年纪最大，体质最差，病情最重。医生、护士都认为那四位病情较轻的病人都能够活下来，而妈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

没想到，那四位病人很快就相继去世了，妈妈却活着。这与陈晓兰科学的、精心的照料有关。

在医院，妈妈目睹了许多绝对不该发生的事情，给妈妈带来很大的刺激：在一位病人急需抢救时，医护将呼吸机推过来，插头却与插座不匹配，急忙换了一台，还不行。一连换了4台，最后总算插上了，呼吸机却不工作，医务人员围着呼吸机团团转。妈妈让陈晓兰去帮忙，她过去一看，呼吸机开关没打开。她伸手将开关打开，呼吸机终于工作了，可是病人早已死了。

在抢救另一病人时，医生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很不到位，角度和力度都远远不够，陈晓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哪是诚心抢救病人，只不过给活人看一看，让家属感到医生已经尽力罢了。妈妈让她过去帮忙，可她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确切地说，她不过是一个下岗失业的医生，病人的主管医师怎么会允许她去抢救呢？她只有转过脸去不看。

那位病人死了。那是必然的。在中国，有多少生命在医生的手边流逝？医疗腐败哪里只是医生多开药，多拿回扣，而是无视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啊！

妈妈数日沉默无语，心绪低沉。一天，妈妈突然让陈晓兰在病榻前跪下。她莫名其妙地跪下了，两眼疑惑地望着妈妈，从小到大，不论她犯什么错误，当初她不听父母的话，执意要嫁给那个男人，妈妈都没有让她跪过。妈妈要她答应一件事：当妈妈病危时，放弃抢救。

陈晓兰心如刀绞，泪水涌漾地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膝盖麻木了，腰酸背痛了，她的脸颊挂着泪珠，嘴角紧闭。她是女儿，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她是医生，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可是，她不是妈妈的主治医师，在医院这种医德医风下，能抢救过来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几成？她渐渐理解妈妈了，这是拒绝亵渎生命，践踏人格尊严啊！最后，她答应了妈妈。

癌细胞在妈妈的肌体扩散了，转移了。母女间生死离别的日子逼近了，陈晓兰经常趴在妈妈的枕头旁，享受那最后的融融母爱。妈妈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头发，似要把所有的母爱都释放出来。一天，妈妈突然语调轻微，却字字如钉地说：

“晓兰哪，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

她明白了，让妈妈最后放心不下的是医疗的腐败。她的心碎了，恨自己无能，不仅对不起病人，更对不起妈妈。

妈妈走了。陈晓兰悲痛欲绝，不知道妈妈留给她的那么漫长的抗争医疗腐败的道路，她能否有能力和气力走下去。她后悔啊，后悔当初当了医生，如果不当医生也就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了，就不会为那些医疗界的同道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后悔自己对妈妈关心得不够，陪伴妈妈的时间太少。过去，妈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陈晓兰的诊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女儿给患者看病，喜欢听病人夸奖女儿，赞美女儿。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和享受。可是，陈晓兰不愿妈妈在那儿，撵妈妈回去，她是怕同事怀疑她“以权谋私”，给妈妈做理疗。世界上，任何一对母女组合中，自私的是女儿，无私的是母亲。想到这时，陈晓兰为自己当年的自私而感到愧疚。

在妈妈去世8个月后，爸爸也走了。陈晓兰听爸爸的左肺有明显的锣音，领着爸爸去医院看病。没想到医生居然连听都不听就给爸爸开心痛定。心痛定会使血压降下来，可是它会使心跳加快。爸爸已经心跳过速，再用心痛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不论她怎么说，那位医生就是不听。这哪里是医生，这是杀手，是病人说的“杀人不偿命的职业杀手”！她把医生开的药夺了过去，扔了。她跟医生吵了起来，最后吵到院长那里，心痛定才撤下来。这时，他们已给爸爸注射了半瓶心痛定，爸爸的心跳已高达170多次/分钟，经过一番抢救才把爸爸抢救过来。

爸爸住进了监护室，14天后，医生还没查出病灶。在爸爸拍X光片时，她提出要把爸爸扶起来拍，医生拒绝了。她认为，他们拍出的X光片模糊，看不清楚。医生说，她的要求太高了。她一遍遍地问爸爸的主管医师，“请你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医生说不出来，她要组织会诊。医生说，不能会诊。她提出转院，又被拒绝了。他们找不出病灶，不能对症下药，只好一天天地拖着。最后，陈晓兰忍无可忍地去找主任。

最终医院同意请专家会诊，她从胸科医院请来两位专家。两位专家没有要求拍片，分别用听诊器听了很久，然后两人会意地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将手指指在爸爸左肺的位置：“感染的病灶就在这，后边的锣音都是传导性的！”一位专家把爸爸扶坐起来，用空掌轻轻地拍打爸爸的后背，让爸爸轻轻地咳嗽，突然专家重拍一下，爸爸的一口很浓重的痰咳了出来，爸爸的心跳好多了，呼吸也流畅了。爸爸的病确诊了，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呼衰，并发了心衰。

父亲去世那天是周六，这时她已调到彭浦地段医院，周末上午值班。在快下班时，来了一位要做理疗的病人，对她来说，病人不做完理疗，她是不会离开岗位的。当病人做完理疗，已是2时30分，她收拾一下，下班回家，想吃口饭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她刚进家门，就接到外甥女的电话，急忙跑到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她说，他已经竭尽全力抢救了，很遗憾没抢救过来。为抢救爸爸，他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他认为，爸爸的气管进了食物，因此导致窒息而亡。她对那位同学千恩万谢。

她无比悲痛地走进病房，昨天爸爸还在跟她聊天，今天却再也不能说话了，想到此她泪如雨下。她打来一盆清水，想给爸爸洗洗脸，让他清清爽爽地上路。突然，她发现爸爸那满口的假牙戴得好好的。谁给爸爸戴的呢？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如果在爸爸死后不及时戴上，遗体僵硬时就戴不上了。弟弟说：“爸爸的假牙根本就没摘下来。”原来在爸爸吃蚕豆时噎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大了。弟弟慌忙喊医生。医生过来就抢救。陈晓兰感到眼前一黑，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在抢救时，先要取出病人的义齿。爸爸的假牙不摘下来，吸痰器的气管插管怎么能插进气管？难怪那位同学说吸上来的都是食物。他们肯定把插管插进了爸爸的食道，导致爸爸窒息而死。如果医生能够正确地抢救，能够认真负责的话，爸爸是不会死的；如果她那天正点下班，及时赶到医院，爸爸也不会死的。

她喟然长叹，如果医疗制度改革不成功，医疗腐败现象不改变，那么不论有权人，还是有钱人，抑或有熟人，很可能一场小病进了医院都会一命呜呼，甚至留给生者一屁股的债！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在第一次下岗时，许多海外的亲友劝她出国，别跟医疗腐败抗争了，甚至还帮她找好了工作，到妈妈一位同学的诊所里当医生。她执著地说，出国容易，海外有那么多亲戚，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中国不强大的话，你跑到天堂又怎么样，还不是受人欺辱？20世纪50年代，华侨在印尼受到了惨无人性的迫害，一位华侨不是只穿着一只鞋子跑回祖国的吗？

中国要想强大，想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医疗腐败不解决怎么行？

医疗腐败那不是某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制度的问题。她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作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对手太强大了，那不是某个医院，某些医生，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联盟，是有钱的造假厂商、有名望的专家、有权力的官员，还有那些借用假器械捞钱的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她一个没权、没钱、没地位、没了工作的医生，一位跟女儿相依为命的弱女子，何以能与之抗争？

通过一次次的上访，她总结出了上访的要件：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

有人说，这是陈晓兰一个人的战争；有人称她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在海外的弟弟很体贴姐姐，出钱给她请了一位保姆。那位从农村来的保姆在她家干了不长时间，知道了陈晓兰在做什么之后，说，陈医生那是拿石头砸天……

在一次上访中，一位官员很直率地问她，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我从来没有孤独过。”她坦率地回答。是啊，她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为全国老百姓做事，怎么会孤独？

陈晓兰说，“我得到过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有医生、记者、亲戚、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她要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举报“光量子”时，跟一位医药管理局的离休干部打听路，老人先是劝她不要管，那事很复杂。她坚持要去，老人就摇着头把医药管理局的地址写给了她。当她走出很远时，老人托人追上她，捎话说，让她去找某处长，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一次上访时，接待室门前排着长龙，很多人都是前一天就来排队。听说她是为老百姓反映医疗腐败问题的医生，人群中让出了一条路，大家纷纷把她让到前面。在北京，一位陌生的老板听说她的事后，不仅帮她找一家便宜旅店，而且还叮嘱旅店老板，她是一个好医生，你要保护好她。中专和大专自考班的同学，还有同学的家人、朋友和病人都帮她搜集各医院的医疗腐败的证据。一位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专家对她说：“你咬咬牙再顶一下，我们大家支持你。看病的事儿，我们替你做，举报医疗的黑幕没人能取代你啊！”一位朋友帮她在网上建一个主页：“一个有良心的医生—陈晓兰医生主页”。一进入这个主页，你就会发现她感动了多少人。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她是英雄，真正的医生，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有人坚决支持她，愿意为她提供帮助……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相信陈晓兰能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她是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在医疗腐败面前，她是没有任何退路的，要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样与阵地共存亡。“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妈妈的遗嘱，她不能辜负。

“第一，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没人替病人说话了；第二，我不能输，我输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存在下去，全国的病人就要被其盘剥和戕害。”她把反医疗腐败的重点放在假冒器械上。

那些造假的厂商对她恨之入骨，有人嚣张地说，如果不是李葵南在前边挡着，几个陈晓兰都让她闭口。有些官员对陈晓兰怕得要命，他们无法预料她能把他们的“天”砸出多大的窟窿。某区卫生局要求下属的各医院要像解放初期全民“防奸防特”那样严加防范陈晓兰，许多医院还向医生护士介绍陈晓兰的长相和身高。上海市卫生局一位领导在写给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信中说：“建议有关部门对原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陈晓兰医生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的行为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某位官员对采访、报道过陈晓兰的记者说，“陈晓兰里通外国，她找外国记者反映……”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那些有医术没良知的医生，甚至于既没医术又没良知的医护人员，对她怨恨不已，称她是医疗界的“叛徒”，一时间各种势力黑云压城似地袭向陈晓兰。

“我的原则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自己解决，不可能找外国记者的。”她说。可是，这声音太弱了，弱得远远不如妈妈当年站在楼下，腰弯成90度的呼唤声。有谁能听得见呢？

那些人会不会找什么借口对我进行迫害？她跑去找妈妈的同学、解放前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曾担任过领导干部的王伯伯。王伯伯劝她，你要把所有证据存放到外滩的银行里去，或者放到我家。否则，他们把你抓起来，搜查你的家，把所有证据收走了，最后顶多给你赔礼道歉，赔偿你点儿钱。你要避开这场灾难……

我又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她心情灰暗地回到家，挥笔给主管医疗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市领导安排人直接跟她谈话。

主管医疗的市长安排市长办公室主任、信访办主任接待了她。他们告诉她，市里始终在关注她的情况……

尽管那些人不能把她怎么样，可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她怎么能够胜出？从反抗医疗腐败那天起，她的处境极其被动，历经11个月的检举揭发，“光量子”被禁止了，可是它的替代产品—“鼻激光”和“光纤针”出现了；她把“鼻激光”举报停了，“静舒氧”、“伤骨愈膜”又出现了，假冒器械层出不穷……表面看，陈晓兰获胜了，实质上却败了，病人不受这个骗了，就受那个害，病人的权益根本没法得到保护。在这么一种适合医疗腐败滋生的环境里，别说中国只有一个陈晓兰，就是有十个、百个陈晓兰也无济于事啊！

在斗争中，她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假冒医疗器械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猖獗，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买卖假币、假烟、假酒、假药都是犯罪，而制造和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却不是犯罪。她决计进京，向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反映，呼吁为医疗器械立法。有人劝她不要外出，劝她要注意人身安全，以防那些人狗急跳墙，对她下毒手……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她刚爬到上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一位陌生男子敲着她的铺位，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让她下来。

“下来干吗？”她以为对方找错了铺位，“你把你的票仔细看看呀，这是我的铺位啊。”

他仍然坚持让她下来。他身材高大，可以平视上铺的她。接着又过来三四个男子，要取下她的旅行包，让她下来。

她制止他们动她的东西，并要他们出示车票。他们说，X在下面等她。

“我也不找X，我下车干什么？”她明白了，他们是怕她进京上访，想把她拦下。

“就是她，就是她—”又有许多人跑了过来。周围的旅客也聚拢过来，有人让那些男子出示证件。他们拒不出示，只是让她下车。正值相持不下之际，她认识的官员X跑过来。

“陈医生啊，我们可找死了。好好，回去吧，回去吧。”X说。

“我又不找你，跟你回去干什么？我是医生，我要把所发现的有关医疗器械方面的腐败向国家药监局反映情况。”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被禁用后，上海药监局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光量子”在其他地方仍然泛滥。她给国家药监局写过信，发过传真，可是一直没有答复。

“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走开，走开，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列车员走过来说。那些人很无奈地下车了，列车员悄悄地拉一下她的衣角。

那些人不甘心地站在月台威胁道：“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够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她回应道。

列车驶离了上海，滑入了夜幕，蓦然，莫名的恐惧袭上她的心头，父母去世了，亲属大部分在海外，万一自己出了意外，谁来接替自己？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交给谁？还有，女儿托付给谁？近来，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问她：“你女儿好吗？”她很惊异，也很敏感，他们怎么知道她有个女儿？女儿过去很支持她，觉得她很伟大，为她而自豪。一次，女儿在公交车读到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当读到她为了取证竟然“以身试针”时，女儿放声大哭起来。回到家，女儿搂着她哭着说：“妈妈，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层出不穷，你是抵挡不住的。妈妈，你不要再管了……”

陈晓兰打电话给一直支持她的同学倪平：“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陈晓兰就把证据存放在哪儿都一一交代清楚了。接着，她又给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这位可爱的老人多次为她的事去找市长，他曾经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当老人听完陈晓兰的话后，坚定地说：“晓兰，放心吧，你做的事，我老头子一定会接着做下去的……”那夜，老人几乎未眠，一会儿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劝她说：“晓兰，下车吧，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要听伯伯的话，伯伯不想让你发生任何意外……”他说，他有责任替她的父母保护好她，要她赶快下车，换一列车进京。陈晓兰被说服了，去找列车员索票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人知道了她就是那位同医疗腐败决一死战的医生。列车员劝她不要下车，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在我们列车上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爬起来了，要保护她的安全……

列车驶入北京站，还没停稳，乘警就护送她下了车。当她走出车站时，身后的旅客还都没跟上来。

第二天，倪平赶到北京，特意来保护陈晓兰。在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个男子。倪平乱了方寸，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那么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开，几经周折，甩掉跟踪者，分别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那天是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接待了她们……

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啊！

“陈医生，您又来反映问题了。”在SFDA的电梯里，官员们跟陈晓兰打招呼。她已经进京34次，SFDA的门槛已被她踏平了，跟这里的人也都混熟了。有时，她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像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复印了。

“来了。”她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

“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法责任……”这种话，她不知在SFDA说过多少遍。

“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SFDA的官员对她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

“不，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她可不是一般的中锋，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

她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SFDA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SFDA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她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她坐下。她在他的对面坐下，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她既不反驳，也不首肯。她讲累了，口干舌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

郝和平这人很平易近人，不论陈晓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愠不恼。不过，她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那些手下的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再看一眼球门，立马就傻掉了，里边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晓兰却踢了下去，她是一位百折不挠、执著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去攻郝和平的球门。

“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随便乱闯？”SFDA有人不满了，指责她道。

“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象征性地敲两下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

在SFDA，陈晓兰不仅只找郝和平，还先后跟四位副局长反映了八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她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以便联系。这有何用？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

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它还是主打治疗。陈晓兰专程去北京，要求SFDA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你们不撤销它的注册证号，它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要继续使用！”陈晓兰说。

可是，她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她又奈何？

在一次SFDA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端坐在会议圆桌的上首，身边围坐着郝和平和其他司的司长，陈晓兰坐在圆桌的下首。当副局长听完她所反映的“光量子”等医疗器械的情况后，当即给郝和平布置了五项任务。

“以医疗器械司为主，以市场司为辅，根据陈医生提供的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由SFDA和陈医生分头请，双方数量相等。”副局长说。

“我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名临床医生。”陈晓兰说。

“不，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副局长肯定地说。

陈晓兰长长喘口气，这次没有白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郝和平一出门就把五项变成了两项，到了下边的处室两项变成了一项半，副局长的指示还没出SFDA就流失了70%。

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她参加会议。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她连续3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院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

论证会开始时，在专家们面前，陈晓兰不敢讲话。听北京的一位专家讲某种医疗器械如何好，她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G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G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糖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不加就不加了。”似乎他是他们的老板。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G官员说。

“G官员，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陈晓兰不快地说。气氛顿时紧张了。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G官员瞪着她说。气氛有点儿剑拔弩张了。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地说。全场寂然，时光似乎凝固，不再流淌。那毕竟是高层的论证会，与会者见过的世面多了，沉寂很快就被划破。

“你不是有乳腺癌吗？为什么不用‘光量子’来治疗一下？你说它好，你自己不用让别人用，你只能诓人家，诓不了自己。”当一位专家大谈特谈‘光量子’好时，陈晓兰忍不住质问道，流淌的时光又停顿了。

“她那癌症跟别人的不一样。”有人打圆场说。

“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跟癌不一样那就是瘤了？”陈晓兰想，你不要耍花样，以为别人低能！

当论证“光纤针”时，G官员又喋喋不休地大讲“光纤针”效果如何好。

“你不是有糖尿病么？‘光纤针’不是能治糖尿病么？你为什么就不试试呢？”陈晓兰质问道。

“哦哦，我不试，我不试。”G官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了。

“你明知道那东西根本就没有疗效。你自己不用，却让全国的病人用！”陈晓兰一针见血地指出。G官员尴尬地闭上他的嘴巴。

她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医疗器械司的职责是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陈晓兰怀疑郝和平等SFDA官员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

一次，她对SFDA的一位副局长说，郝和平阳奉阴违，在监管上不作为。事后，SFDA的一位官员说：“你老告郝司长的状，说他的坏话，这不对。要知道郝司长多次帮你的忙，开第二次‘光纤针’的论证会时，你们上海的专家都攻击你，有人说你是工人。郝司长用手指叩着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评价陈晓兰，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请你们到北京来开会，要论证的就是陈晓兰提出来的问题。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只有陈晓兰不是为自己，她没有私心，为的是病人利益。”

难道郝和平说她好，她就得说郝和平好吗？中国医疗改革20年，“光量子”泛滥了15年，老百姓的数以百亿的救命钱被它吞噬掉了，无数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能说跟郝和平这位SFDA的审批大员、医疗器械司的司长没有关系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陈晓兰总结的是，SFDA有100%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卫生监督管理局有95%的权力，只有5%的责任；医疗保险局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这样怎么会不导致医疗腐败，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一次，陈晓兰去SFDA，经常接待她的官员大都不在。

“那几位去哪了？”她问一位熟悉的官员。

“有出国的，有去献血的。”那位年轻的官员说。

“那你怎么没去？”她奇怪地问。

“我才不去呢，那么脏。”官员说。

这句话犹如搬起石头砸在她的心，你们是监管医疗器械的权力机构啊，知道那些医疗器械脏，自己不去用，可是你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全国的病人用。我的爸爸妈妈用的就是这些脏的医疗器械啊。她的心碎了，泪流满面地走出SFDA的大楼。

她顶着寒冷的西北风，泪流满面地走在街上。从SFDA到旅馆只需10分钟的路程，她却转悠两个来小时。她伤心啊，委屈啊，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SFDA的职责，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她在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花去了近10万元钱。为节省几个钱，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狠狠心补了一张上铺，仅仅因为上铺便宜那么几元钱，年过半百的她要爬上爬下。她喜欢清洁和安静，刚进京上访时，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

这次，她原打算在京待3天，没料到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只好等了10天。带的盘缠越花越少，她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甚至连3元钱的澡都不洗了。最后，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硬座票的钱了。可是，她一次次地跑北京，有多少次是有效的、是对那些官老爷那麻木冷漠的心灵有所触动的？有多少次是无效的，是劳民伤财的呢？她的泪越流越多，脸颊杀得难受。她感到自己无法面对死去的父母和支持她的女儿，也无法面对自己，还有那些病人。眼泪哭干了，她回到旅馆。她不愿意让旅馆的老板知道自己哭了。那位老板听说她是为举报医疗腐败而进京的，对她非常照顾，30元宿费只收她20元。

她举报的那些伪劣医疗器械，多数都是在药监局注册的，在产品鉴定书上有专家签名的。难道那些专家不学无术，还是药监局的官员被蒙骗了？

2005年6月，SFDA的局长被免职。7月的一天，陈晓兰去SFDA时，一位官员欢欣地告诉她：郝和平因涉嫌商业受贿被刑拘。陈晓兰没有感到大快人心，而是感到了沉重。2001至2004年，经SFDA注册的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平均每年高达7370种。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仅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每年注册的7300多种医疗器械中，哪怕其中仅有一两个伪劣产品，她就是一辈子也举报不完！

6个月后，SFDA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官员被“双规”，随即被正式批捕。医疗器械注册和药品注册是SFDA的两大“主业”，随着两位行政审批大员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地震。陈晓兰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郝和平等贪官不仅是经济犯罪，更重要的是渎职！他们放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坑害了全国的百姓！

2005年9月5日，SFDA局长接待日，这次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真诚地说：“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这是陈晓兰第9次参加SFDA局长接待日，也是她第32次赴北京反映医疗器械问题。

尾声

傍晚，上海嘉定公墓，碑碣如林，万籁俱寂，光阴恍若辍止。

陈晓兰坐在墓前，沉浸在手捧的书中。夕阳轻抚她憔悴而苍老的面容，在风儿的撩拨下，花白发根钻出来。夕阳带走了最后一道光线，她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眼前那两座墓：一座墓是爸爸的，一座是妈妈的。这里是她心灵的家园，每当心情烦躁时，她来陪父母坐一会儿，跟他们唠唠，在墓前读一会儿书。

她从来不给父母烧纸，只给他们读报读刊，将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情况告诉他们，甚至将一些文章烧给他们。她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医疗界能否清除污染，让病人有一个安全的放心的医疗环境。

2006年，她获得央视“3.15质量先锋奖”。9年来，在她的举报下，7种伪劣医疗器械被禁用。可是，她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抗击医疗腐败，她呕心沥血，饱经风霜。过去她不仅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长得也漂亮；如今她比实际年龄老许多，脸上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斑，她越来越害怕照相和上镜头，自己看了都心酸。她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举报材料。一次，她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突然感到心慌气短，绵软无力，摔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她打电话给一位同学。同学不在家，同学的丈夫焦急不安地说：“你千万不能去医院啊，有些医院和医生都恨死你了，别让他们再对你下黑手……”

“放心吧，我不会去医院的。如果我生病了，我就挺；挺不过去，我就死。我绝不能带着一身的药去西天，让女儿背下一身的债务……”

三年前，女儿在她的催促下结婚了。了却她一块心病，不用再为女儿的安全担忧了。

“妈妈，你的话女儿一直铭记在心：‘晓兰，病人不懂，你懂，你是医生，你要保护病人的权利。’女儿不遗余力去做了。爸爸妈妈，你们活着的时候女儿没有陪好你们，没有尽到女儿的孝心，总有一天女儿会来陪伴你们的，一直到地老天荒。”

她对女儿说，等妈妈死后，一定要让妈妈穿着白大褂离去，另外，把妈妈的执业医师证放在妈妈的身边。哪怕到另一个世界，她还想做个医生，一个真正的医生！

医疗腐败还存在，魔鬼还猖獗，天使还要战斗下去。

原载《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