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和自白
—合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1、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代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代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磨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代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代了也就交代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吭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她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2、“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3、“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巴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纪，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纪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作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省。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绝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代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4、“5号不错”
转眼到了2000年的夏天，马向东的案子仍然处在艰难突破的阶段，但是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纷纷举报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真切地感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马上结束自己辉煌的事业和幸福的爱情。
他跟梅花才刚刚结婚一年。1999年4月与贾桂娥离婚，5月8日就跟梅花结了婚，前后只隔20多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梅花比慕绥新小24岁。她那种活泼、可爱、天真的样子实在让老慕着迷。但老慕更看中她的文化素养。她也喜欢音乐，二人一起欣赏名曲，她给老慕轻轻地唱歌。老慕下了班就回到她的身旁，抚摸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
贾桂娥就像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被他甩掉了。
她不想再失去这位娇妻。
梅花是一点心计也没有的，她就是爱老慕，崇拜老慕，不具体地图他的钱、图他的官，而是图他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她不知道老慕还有没有钱。她也不问这个。她猜想他是没有钱了。她是被贾桂娥“扫地出门”的。
老慕就喜欢她这一点。他实在是被贾桂娥攫取金钱的大胆和疯狂吓坏了，她到处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现在梅花根本就不跟他周围的人来往，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她谁也不认识。她在一个单位当工会主席，本本分分，下班就回家里待着，等着老公。
老慕陪她去转商场。她喜欢上了一个样式新颖的皮鞋，围着转了好几圈。老慕说，喜欢就买吧！她说哪儿有钱啊！我只是欣赏欣赏，说完赶快拉着老公走开了。
老慕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那就是没有钱的安宁和轻松，以及在没有钱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的珍贵。
难道现在就要大祸临头，把这新的生活一笔勾销了吗？
从本质上讲，他不应该走到贪官这一步。他有理想，有抱负，聪明能干，人品也不错。
他只是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
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婚姻之外，为自己寻求一个感情的避风港。这也不能认为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他跟梅花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有梅花的诗为证：“你我相恋十四载，九年之后才有爱。”
他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他当海城市长的时候。电视台选拔节目主持人，请慕市长去做评委。他一眼就看上了5号，年龄不大，但气度不凡。当台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5号不错。5号就被选上了。
5号是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她就是梅花。
以后二人便有了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市长进行公务活动，梅花去采访。当二人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慕市长才说，小梅，你是我选的，咱们是一见钟情，枣木棒槌，一对儿！
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经常到鞍山去看她。二人在咖啡馆里听着音乐，很有情调地坐上几个小时，便依依惜别。他从来不住下。后来就把梅花调到沈阳工作，两人的关系才进一步升温。
婚外恋，算个问题，但比起有些贪官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来，还要算好一些。
当他离开梅花坐着小车回沈阳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越靠近沈阳，他的愉快的心情便越减弱，许多不好办的事情在等着他处理，一个复杂的官场在等着他去面对，疯狂的贾桂娥又不知给他招揽了多少事情！
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似的，他跟李忠说起话来。
每次去看梅花他都不用自己的车和司机，而是用李忠的车。
李忠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李忠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出手特别大方。他从国外给老慕买来名牌西装、衬衫、领带、裤带和皮鞋。慕市长穿着满身名牌出现在电视上时，他便眉飞色舞地对人宣扬，这全是我给买的！影响十分不好，但老慕并不知道。在老慕面前他非常懂规矩，处处倍加小心。
就这样开车送慕市长去会梅花，前后已有好几年，但他愣是没见过梅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直到老慕结婚时，他才一睹市长夫人的风采，果然美人一个。
可是梅花很不喜欢李忠，认为他形象猥琐，档次太低，今后不想再见到他了。
果然李忠就再也见不到慕市长了，打电话市长夫人接自然没戏，秘书接也说不在，市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总不见真有点想。后听说得了重病住进北京某大医院，便带领妻子小田去看，提着一书包钱。
梅花开门一看是李忠，坚决不让进。
他就跟妻子在楼道里蹲了一天。
第二天小田说我再去试试，就去敲门。梅花一开门，见是一位漂亮少妇，从心里特别喜欢，一把拉进去。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通电话，谈论电视广告上哪儿的化妆品好，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共同去买，一般都是乘上飞机去香港或北京。
慕绥新也很高兴，说这不是李忠爱人吗？
因为喜欢小田，梅花就准许李忠进了病房。
李忠见了市长欷歔不已，市长也很感动。临走时放下书包，抖抖地拿出一张纸，求市长在上面签了字。这时候你还能说什么？钱权交易？对，是钱权交易，一点也不错，但很有人情味，也很真诚，也很感动。这时候慕绥新如果严肃起来，把钱隔着窗户甩出去，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无例不兴，有例不灭。大家对此已经非常习惯，非常认可，好像在游乐园里，一同坐在一个大转盘上转，转得特别舒服，即使有个别感到不舒服的想停下来，他也达不到目的。
慕绥新对记者说：“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交易的概念淡化了，就把这作为一种人情往来，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卡也不送了，送两个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把这条路铺开了。”
5、前妻的摇钱树
与李忠说些话还是比较开心的。他很会顺着市长的意思说，让他高兴。但到家之后他就不高兴了，贾桂娥最会给他出难题。
贾桂娥仗着市长的势力又收钱又做生意。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向夫人投资，向丈夫要效益。你不给提官，不给办事也行，但你欠了我一笔人情，今后得想着我，关照我，起码不会批评我，整我了，你再看不上我，也奈何我不得了。我胜利了，慕绥新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他的这个特点，贾桂娥虽然也知道，但凭她的智商，怎么能衡量得出什么人的钱该收？什么人的钱不该收？所以她就收了，记了一大笔糊涂账。
慕绥新说：“我不是全部都收的，有许多都推辞掉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关系不是很亲密，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理由。有的是印象不好，当然也就推辞掉了。但是关系比较亲密一些的，谈得比较投机的，一般是不推辞的。”
这是慕绥新的原则。
贾桂娥盲目收钱，破坏了他的原则，弄得他老需要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聂志强，但一笔收了聂志强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聂志强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聂志强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聂志强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聂志强是谁？沈阳烟草局是个人就能进的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聂志强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启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聂志强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聂志强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插着送。断火不蒸馒，蒸馒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聂志强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还有很多。她不仅收钱，还“挣钱”。
她说：“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
她很会使用语言，“跟着”，也就是依仗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为了得到某项工程，她对一位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个报告，让老慕给你批。报告打上去，果然就批了：“这个项目好，抓紧上！”她经常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办事，人家问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慕绥新的爱人！
她成了慕绥新的“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的机会没有，他就得通过我。有的一开始找到慕，慕比较忙，有官腔的时候，他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说服我，让我帮他说一说。”
她一说，一般都能成功。有些事情虽然不是慕绥新的初衷，不想办的，但二人的利益毕竟是一致的，还是得给办。如果说老慕在以权谋私方面还多少有点分寸，有点原则性的话，那么这分寸、这原则性也让贾桂娥完全出卖了。老慕实在是搪不了她。
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掉她了，非也。老慕出国回来，梅花是不能去机场接着的，因为当时还处于秘密结婚阶段，贾桂娥便乘虚而入了，到机场去接着“丈夫”，献上大把的鲜花。还共同出席公众集会。给人的印象，他们还是夫妻。
原来这都是贾桂娥向老慕提出的条件，老慕必须答应她这么做：在外人面前还说是夫妻，并且一个星期还得“回家”住几次。晚上有人来家串门，贾桂娥便很张扬地把老慕从书房里叫出来，跟来人见面。大家就有点纳闷，听说老慕离婚了，怎么还住在一起？也许离婚是传言，不是真的。
除了这些，贾桂娥还提出，老慕在多长多长的时间里，还得允许她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办事，并且他还得诚心帮着贾桂娥办成几件事等等。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和秘密结婚的事给抖落出去。所以慕市长还要受制于前妻一段时间。
慕绥新是贾桂娥的摇钱树，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她说：“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上的东西太多了。当时他当官挣得不多，他也不能赚钱，我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对这个钱的重视太多了，总觉得帮人办事收点钱是人情，没有觉得是受贿、犯法。只要慕不张口说，不去告诉别人，这事怎么办他有个意思就行，我自己去办，偷偷求人去办，觉得托人、帮人说情不是违法的。现在认识到，慕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他的权力在那儿，人家是看慕的面子才给我办事的。反过来我和慕离婚以后我再去做也就不好使了。”
准确地说，是在离婚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伪装，直到慕绥新把跟梅花结婚的事公开，她的“权力”才不好使了。这个非常傲气的女人也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她说：“我们离婚以后，很明显地有变化，没有离婚前，人家一听说这个事，一般都想给办，但人家也得想法让慕知道，问问慕。有些事我不想让慕知道，他们也要让慕知道，想瞒他也瞒不住。但事情还是给办的。离婚之后，就变了。他们是看着慕的权力，慕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是市长夫人的地位了。我在市长面前说话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理我了，我再求他们办事，不好说不办，搪塞了。”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1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说服，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要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的身份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6、“老板，你好！”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他并不喜欢钱，更不需要钱。作为一个市长他需要很多东西，荣誉、地位、信任、赏识、拥护、爱戴、威信、权力、爱情、鲜花……但就不需要钱。他收了那么多钱，只能一笔一笔存起来，作为罪证，等着最后的清算。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使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聂志强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聂志强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真的，他追求的不是这个，不是钱。他还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比如要把沈阳建设得更美丽，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比如对梅花的爱情，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他更不认为他所亲近的人，给他送钱的人都是罪不容诛的恶人，而是自己带坏了他们，害了他们。他们都很聪明而有本领，很能干一番事业的，这也是当初他所以能看上他们的前提。但现在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他很惋惜。
李忠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来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与马向东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已经抓起好几个了，能不能捅出老慕来？慕叔有没有问题他是最清楚不过了，谁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捅出去。乱捅，那还不乱了套？从各方面着想，他也得保老慕。他认为老慕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往外捅老慕。专案组那么攻他，他就是不说。他后悔没有继续在外面躲着了，因为他感到风声不对的时候，就到外面躲起来了，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来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李忠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李忠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当歌厅老板向他赔礼道歉的时候，他回想起自己刚从部队复员之后，打零工，住车站，饥寒交迫，是慕叔把他提携起来，现在又帮他打了这个暴不平，只有慕叔才真正心疼他这种人啊！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李忠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李忠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李忠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刘某也交代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刘某心情很沉重。他不愿意看到老慕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下场。他们曾经合作得很愉快。是的，有的人你就是行贿850万也不见得能合作得很愉快。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一千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刘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刘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7、“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噪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作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新鲜的，开个国际玩笑。得知老慕要出访某国，便派人先期到那国去，重金聘用一女电影明星，届时到机场给慕市长献花。这事办成了。老慕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过后一想，有点不对劲，问谁搞的名堂？夏任凡。
于是对他有了好感。慕市长到客运公司视察，夏总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下一步就可以送钱了。
你能说他不是个大手笔吗？
他并没有因为上边调查慕绥新的问题，而不敢说出他跟“慕大哥”的关系和他对老慕的评价。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与慕市长，关系是不错。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是不谋而合。他来沈阳这几年，沈阳市大变样。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都市的样子。老慕来了没几年，整个变了个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举荐我当交通局局长的原因吧。”
但进一步问他向慕绥新行贿的事，他就不说了。
贾桂娥却全线崩溃了，她说了很多事。她除了帮着老慕收钱受贿，还利用老慕的权力求人办事，打着市长夫人的旗号替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出面办的事，她敢办。她帮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余元。帮某公司办事，得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收钱230余万元。打了两次电话帮人办事，得款30万元。
记者问老慕：“我真的很难理解，在你担任市长的这4年里，有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过采访，你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政绩市长，一个有魄力，敢想敢干的市长。可是为什么当你转过身去时候，你却做出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呢？”
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喻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2000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他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
事情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而奇怪。2000年3月至5月，慕绥新在中央党校学习。5月31日，秘书给梅花打电话来，说市长下午乘飞机回沈阳。梅花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就心神不定，坐卧不宁了，站起来在屋里走遛儿。屋子收拾打扮得又干净，又新鲜，像他们去年在大连结婚时的新房一样。是去年5月8日结的婚，今天回来还没有出月，正好可以庆祝结婚一周年，慕绥新和梅花结婚一周年！她看着老慕和自己的合影照片，幸福地笑着。等啊，等啊，秘书怎么还不打电话来，快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秘书都是上飞机前两个多小时就打电话来，这次是怎么了？而且过去老慕会亲自给她打电话来，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
秘书说市长明天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回来？今天为什么不回来？我要今天回来，不要明天回来！她太激动了，她一点也接受不了这种只差一天的现实。秘书说今天市长要看一场交响乐演出，这个交响乐团不可能到沈阳去演，而且在北京只演这一场，就是今天晚上，市长要去看。
梅花不说话了，市长是那么喜欢音乐，看就看去吧，听就听去吧。市长是懂音乐的，艺术节时他穿着白衬衫在辽展馆的广场上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那挺拔的身姿，飘逸的动作，艺术家的气质，征服了沈阳市民、各方来客和港台商人。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想不到啊，市长太内行了。他怎么能不内行呢？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演奏小提琴，并且是乐队指挥。梅花在沈阳音乐学院读过研究生，她不仅看到了内行，还看到了美。
不过今晚北京的那场演出就那么重要吗？她忽然伤心起来，自己不如交响乐重要，交响乐胜过了她，市长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为了看一场演出把回家的日子推迟了。陷在爱情中的人总是很会折磨自己的。
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在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跟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个政治打击，几乎是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因为都是对他宣判了死刑。他被查出了癌症。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大医院当副院长，去中央党校看他，见他气色不好，问过去得过什么病。他说得过肺结核，钙化了，没事了。同学说，还是到我们医院检查检查吧，以防万一，没事更好。他就在5月31日这一天，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梅花，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8、在飞机上
6月1日，梅花到机场迎接老慕，献上鲜花，热情拥抱。慕绥新掩饰得很好，说交响乐很不错，然后就忙着说工作上的事，不再提交响乐。
他在做访问日本的准备，召集部门开会，部署工作，要情况，听汇报，视察。晚上回到家，带着一大摞文件、材料，看累了，就躺在床上，让梅花念给他听。什么地方重要或者有问题，就让梅花用笔勾上。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稍微停顿一下，还接着读。他又抚摸她那漂亮的前额。她停下了阅读，感觉着他的动作。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
事后梅花对记者说：“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你说作为我来讲，也想不到，也不敢想会得这种病啊！然后他就说，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又总是直直地看着我，总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说。”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她就坐在家里回忆老慕的眼神和一下一下不紧不慢给她捋头发的情景。老慕从日本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她以为是劳累的，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但他说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去美国。梅花说，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跟美国通用公司总裁一年前就定好时间了，定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次如果我不去，等于我们自动放弃合作，项目就转到别的城市去了。
慕绥新于6月中旬去了美国。他是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别人去他是不放心的，他去了才能给对方以极大的诚意，而且他不仅有诚意，还有热情，还有智慧，还有威严和气魄。这都可以使中国人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前几天去日本，现在又到了美国，这也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值了。
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攻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识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他的副院长的同学对下属大发雷霆，他的上级又对他大发雷霆。但是谁也不敢对老慕大发雷霆。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发雷霆的人，那就是慕市长的妻子梅花。
这回让她知道真实情况了，一点也不对她保密了。这也是老慕的指示，老慕在上飞机前下达的指示，把我的病情由组织上出面通知我的妻子。大家理解，这肯定不包括前妻。两个妻子都到机场迎接，那就有好戏看了。
7月2日那一天，组织上派有关人员来到了梅花家里。她正好出去了。等她回来进屋一看，领导、院长、大夫、秘书、司机都坐好了，面孔特别严肃。她进来，这些人也没跟她多说话，只是哼了哼。她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了？他们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位领导，表情非常痛苦。梅花就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她说：“院长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说罢还夸张地冲大家笑了笑。大家却还是绷着脸，没有对她的笑做出任何反应。还是院长先开口了：“我和你说之前，你必须把心放下，市长3号回来。”梅花笑了一下说：“回就回来吧，回来不是挺好吗？”
但她猛然就不笑了，表情变得比哭还难看。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她应该想到市长可能有麻烦了，肯定是有病了，而且不是小病。市长临走前对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回来我有话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吗？他摇了摇头。她追着问秘书和司机，他们什么也不对她说。走后通过几次电话，他说话很疲惫样子。这不都是先兆吗？自己怎么还不明白！
现在她明白了，挺了挺身子说：“说吧，我受得了，市长得了什么病？”
院长说：“肺癌。”
她立刻晕倒了。
她跟着大家到北京机场去接老慕。她以为会看到一个被人背着抬着的老慕。她伤心得不得了。她等着那一致命时刻的到来。但是老慕却谈笑风生地走出来，西装笔挺，潇洒精神。老慕这不好好的吗？你们为什么骗我？
她捧着鲜花迎上前去，跟老慕热烈拥抱。
刚下飞机，又上飞机回沈阳，老慕始终情绪饱满，跟周围的人谈个不止，主要是说谈判如何成功，这条生产线的能力有多么强大等等。
再次上飞机后，二人并排坐下，老慕拍拍她的肩膀说，他们跟你谈了？她点点头，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原来这一切还是真的！他说，别哭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我的心愿了啦。他们本来已经签到别的城市去了，在我的努力下，又签回来了，签回咱们沈阳来了！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静静地看着舷窗外面，看着曾经被他亲手描画过的沈阳城。那些街，那些路，那些广场，那些水上公园，现在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金杯汽车，现在又将添上一种从世界最先进生产线下来的雪佛莱汽车，还有也是采用引进生产技术，却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牌轿车也将投入生产。但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句话应该是他追求的一个理想，希望他的人民骄傲起来，希望自己能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好的口碑，现在却怎么也好不起来了，慕绥新原来是个大贪官！悬崖上扭秧歌—乐到头了。
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城市，他看到了他在任期间留下的那些建筑，这毕竟是抹不掉的，他少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建设的理念，即建筑是形，文化是魂，环境是本。他以此为着眼点，建设改造这个城市。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城市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慕绥新上任后，把城市建设作为工作重心，改造治理旧河道，建成了百里带状水上公园，建设现代化立交桥、大二环路，开辟草坪，建设广场，布置灯火，改造棚户区，建设现代化居民小区，让全市亮化起来，绿化起来。于是市长慕绥新于1999年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城市环境人居奖”。
慕绥新向省委汇报了工作并郑重请了假之后，便到北京住院去了。潜意识里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所以就把这些工作做得非常正规，好像这是最后的晚餐。他还要特别地反一反现在的送红包之风，向组织提出要求，这次他住院一律不接受探视和看望，希望不要把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去。住院是最好的送钱时机，可以跟研究干部人事变动前的时机相媲美，但他现在必须舍弃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要做一个廉洁的人。
再说他收了钱也没用了。可以给梅花用。还是让她干净一些吧！过去他收了那么多钱，自己都不知道准确数字，可是有什么用呢？不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吗？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可惜这种清醒来得晚了一些。也不晚，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要较一较真，做一个真正的人。
梅花陪着慕绥新住进了北京某大医院，医生不敢责问市长，只能拿她来撒气。说你是病人的家属吗？你这家属是怎么当的，怎么一点也不看好你的丈夫？她低头不语。听着！5月31日检查出肺癌那一天，我们就把住院单开好了，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丈夫来住院？你不知道癌症发展得很快吗？她不敢低头不语了，她说不太知道。医生说，啊！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这怎么能当好家属？告诉你吧，肺癌这种病是以每天成百万成千万的细胞指数增长的！
她吓了一大跳，但这回她的气势也上来了，她冲着医生喊，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市长，除了有自己的病，还有许多事情，为了工作他连命都不要了，他瞒着我，不说他的病啊！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为我捋头发，就是不说他的病。还带着病出了两回国，让癌细胞吞噬着他。我心里好受吗？谁来安慰安慰我？
医生这才安静了，不再说什么了。
慕绥新做了化疗手术，很成功，8月返回沈阳，继续当市长。
9、离婚之谜
对于大多数沈阳人来说，慕绥新与贾桂娥的离婚和与梅花的结婚，是一个谜。人们闹不明白，贾桂娥那么厉害，怎么会同意跟老慕离婚，连法院都没去就协议离了，其中必定有诈。有什么诈呢？又实在想不明白。
至于跟梅花结婚，大家也都很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老慕就算不错的了，没有在外面包着几个。在这次的“慕马”案中，法院院长、副院长、财政局长、国资局长等不都是在外面包养情妇吗？有的还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老慕只跟梅花相好，互相还真有感情，比那些人强多了。
只是这个谜解不开。
其中必定有诈。说对了。这个诈是慕绥新搞的。事后他对记者说：“我和前妻离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参事、参政、参权太多，影响很坏，我已经挡不住了。她参与很多事情，比如包工程的石料，人家都说，为什么老慕要修马路，因为马路上的石头都让姓慕的一家包了。我这个市长还能当吗？不能当了。所以没有办法，我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最终与我的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
当然离婚的目的不全为这个，摆脱贾桂娥这个麻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名正言顺地跟梅花结合在一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老慕认为这对自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老慕是有智慧的。他处理政务，往往能抓关键，高屋建瓴，把问题解决得很利索。处理跟老婆的关系，平时他马马虎虎，致使自己吃了不少的亏。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他要稍微动点心眼儿了。像他这样高智商的人，只要用点方法，贾桂娥肯定玩不转了。平时她那么凶，敢跟老慕吵、闹，就是因为老慕让着她，没拿她当回事，没有认真对付她。现在要认真对付她了，看她还能闹吗？老慕这种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要不在离婚这个大事上贾桂娥跟你闹起来，可就会没完没了啦。必须采取策略，先把她稳住，让她自己上钩。
按照老慕的计划和谋略，他自己是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离婚得让贾桂娥提出来，而且还要提得特别迫切，老慕想不同意都不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女人只听她自己的，而不会听别人的。于是老慕的方法就有了。
现在反腐败的风声这么紧，贾桂娥有时也很害怕，但老慕显得很自信，她也就不往心里去了。忽然老慕也紧张起来，她就觉得糟了。老慕是故意紧张的，因为现在需要紧张。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这一天一个熟人来串门，带着一位从北京来的易经大师。贾桂娥立刻很高兴，没有怎么过渡，马上就跟大师特别谈得来了，反把熟人晾在一边。但熟人却偷偷地笑，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三说两说，她就觉得这位大师有水平，再加上熟人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大师在北京的名气，给大人物都算过什么的，她就更加崇拜。贾桂娥是非常信这个的，经常求神拜佛，测算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老慕就抓住她的这个特点，略施小计，就让她上钩了。这一切都是老慕安排和导演的。
贾桂娥坐直了身子，深吸了几口气，郑重其事地对大师说：“给我和老慕算一算。”
大师不慌不忙地问：“算什么？”
她慌忙回答：“算算我们今后是不是很平安，没什么事。”
大师说：“还是让我先说说你们的过去吧，看看准不准。”
“对对对，说说！说说！”贾桂娥更加来了兴致。
大师一项一项说起来，说一项，贾桂娥点一次头，说对对。那还能不对吗？“托儿”就在旁边。说完了过去，又说现在，都是特别的对。该说未来了。说未来的时候，又做了许多铺垫，说了许多现象，马上就要水到渠成了，才说最关键的话。
贾桂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大师说：“怕要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不保。”
贾桂娥愣在了那里。她已经预料到了，她想从大师这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明察秋毫的大师还是给她指出来了，而大师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
“有破法没有？”她问。一般都是有破法的，她准备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只要能保住老慕，她就虔诚地去做。
大师说：“有。那就是离婚。”
她又愣在那里了。离婚，这比牺牲自己还不容易做到。当年她追老慕，一见老慕要变心，她就不准备活着了，当时她觉得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死给老慕看，那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是老慕没给她这种幸福，而是给了另一种幸福，跟她结了婚。所以她还欠着老慕的账，这回老慕有难，如果需要她去死，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大师没有表示出这种需要来，而是需要她跟老慕离婚，这就有点难度了。她咬了咬牙，离，只要能保住老慕，离婚就离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没有向大师讨价还价，她知道这种事情都是说一不二的，斤斤计较就不准了。
她说：“好吧，我离婚。”
大师说：“灾过去后还可以复婚。”
刚刚打进地狱，马上又见光明。大师的神通太广大了，她匍匐在活神仙脚前，流下了虔诚的眼泪。
大师接着说：“100天之后就可复婚。”
她欣喜非常，前途太光明了！
瞧瞧，老慕硬是把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指挥到这个份儿上！本来是她绝对不愿意办的事，前途绝对黑暗的事，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了。
那天老慕回家后，贾桂娥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商量这件事。老慕好像还很忙的样子，急着看文件。她说都放下吧，这可是个大事。她就说起了今天请大师来测算的情景。最后坚决地说，我必须跟你马上离婚，早一天办早安全，晚一天办晚安全。老慕心不在焉地说，信那个呢，不离。贾桂娥说，你必须离！
她认准了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三下五除二，离了，秘密的，对外他们还是夫妻，老慕还回家里来住，她单等着100天以后再顺利复婚。
10、新婚
但是她等不到这一天了。老慕在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在大连与梅花秘密举行了婚礼。是让那位姓刘的大款朋友给操办的，只请了几个特别要好的人，连省委、市委的领导都没汇报，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市长又结婚了。只有大连某街道办事处的那位老大妈知道，因为办结婚证时必须本人到场。老大妈非常坚持原则，刘先生怎么通融也不行，只得把慕绥新请来让老大妈过目。老大妈特别爱看电视新闻，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沈阳市的慕市长吗！
真相大白之后，贾桂娥差点气疯了，慕绥新居然敢骗她！她过去也知道老慕跟梅花有来往，当面教训过他，说那可是个坏女人，你怎么跟她来往？有事没事？老慕一本正经地说，你想哪去了，没事！我们只一般工作关系，同志关系。对我你还信不过吗？
她信得过他，他是个好人，老实人。当年他是那么帅气，又到了文艺宣传队，飞机打哆嗦—抖上天了。会拉手风琴，会唱歌，有多少好看的姑娘追他，哪个都比她贾桂娥有档次。他也动了心，想不要她了，但一想到她为他得了癔病，怎么能抛下人家不管呢？就跟她结了婚。老慕心眼儿多好使啊！
可是现在变了，变质了，堕落了，欺骗了她，跟那个坏女人结了婚。
她知道生米做成了熟饭，挽救不了啦。老慕也不是那种可以回头的人。她就找老慕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给她办成几件事，离婚的事也暂时别让外人知道。老慕也想有个过渡，就答应了，继续跟她过假夫妻生活，直到有一天梅花以夫人的身份到机场去迎接市长，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一情况，还去原来的慕家送钱，市长不在，就给贾桂娥留下了。她也不明说，因此又得了许多好处。
谈起这一重大变故，贾桂娥很是后悔，她说：“都怪我听一个搞易经的人，说我们俩不离婚要出问题，有一方死了什么的。这个大师挺有名气的，大首长都信，挺灵。算了以后相信他，就跟老慕离婚了。离婚以后快点复婚就好了。当时我说100天以后再复婚，他说你想复就复吧！可是他下个月就跟那个女人结了婚。”
为了惩罚那个女人，她把梅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一个巨大的工艺品玉石斧头之下，让斧头剁着她。还不解恨，又把写有梅花名字的纸条塞进一对铜狮子的嘴里，让狮子把她嚼个稀巴烂！
然而，梅花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得很幸福。在争夺男人的战争中，梅花是胜利者。她也知道贾桂娥恨她，但她并不恨贾桂娥，她很同情她。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去爱一个男人，并且得到那个男人的爱。贾桂娥没有得到，她得到了。她们都爱这个男人，但回报不一样。
她认为慕绥新是值得她一爱的。他是中国官员中的一个佼佼者，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她看到了他对爱情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没有看到他有多么贪婪。爱情是指跟她的爱情，贪与不贪是指她的亲眼所见。结婚时她以为慕绥新没有什么钱了，后来他陆续地往家里送来一些钱，她就问这钱哪来的？他总是说，你放心吧，这绝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是发的奖金。奖金能发这么多吗？但她不愿意多想，所以无论如何，慕绥新也不能在她面前形成一副贪官的嘴脸。当然，她是妻子嘛，妻子还有认为自己丈夫是坏人的吗？
可是我采访时，好多人也对慕绥新恨不起来，认为他这个贪官是情有可原的。
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恨”这个词。慕绥新是一个悲剧。他把自己的价值亲手撕得粉碎。所以才让人恨不起来，而只是惋惜。于是在涉及慕绥新的话题时，咬牙切齿是没有的，多少带有一些同情的成分，认为他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贪就贪点吧！贪，居然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东西。是人们对廉洁失去了信心，还是认为机制有什么问题，而慕绥新正是某些不合理机制的牺牲品？有些人素质本来就不高，牺牲了也就算了，而对于慕绥新，就多少有点可惜。
所以当梅花怀着感情在记者面前夸慕绥新时，记者并没有打断她的话，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慕绥新。梅花说：“在我眼里，在我心里，慕绥新是一个工作极端认真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当中，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他为人非常豪爽，非常豁达，非常非常的坦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从来不会跟人家玩什么心眼儿。他做人比较坦荡。为了工作他可以把命都不要了，命不要了，也得把事儿做成，比如顶着癌症到美国去引进汽车生产线。”
如果不是被查处，他可能会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现在却只有上《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的份儿了。所以我们极想知道，像这样一个人物，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梅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俩有过一次交锋。有时候他把一万、两万的钱拿回来，我问是什么钱？他说，小梅，既然我们俩是夫妻，就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你要相信我，我也实话对你说，不能对你不负责任。这钱，我拿回来的这些钱，肯定没有去索贿，去吃拿卡要，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他托我办件事，我索要多少回扣，索要多少好处，这些都没有的。我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说话时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真没有干那种索要的事，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慕绥新没有索要，都是大家自愿给的。于是，他在新婚的妻子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别人很能谅解他，贪就贪点吧！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没有张手要。于是腐败在人们的心理上畅通无阻，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谁要对腐败说个不字，委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11、保险箱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梅花被办案人员带走之后的事吧。
带走她就是让她交代慕绥新的问题的。前妻交代了，现妻也得交代。她对这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像贾桂娥知道早晚会有那一出，打定主意扛着，当然最后也啥都说了。
梅花虽然也30出头了，但还非常天真，还沉浸在她和老慕的感情里。一下子被“两规”起来，见不着老慕了，也不准随便活动了，干什么事都受到了监视，真是受不了。
她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自由，浪漫。跟老慕认识以来，结婚以后，都非常地浪漫。因为这正是老慕的追求和需要。老慕在工作中十分劳累，在官场上十分劳心，在家庭中没有格调，只有到她这里来寻求格调，然后组成新的家庭，继续追求格调和浪漫。
现在这种生活被阻止住了。表面上看是被办案人员阻止住了，实际上是被广大人民阻止住了。你想一想，沈阳这个老重工业基地有多少下岗工人，而且很多是全家都下岗，没处去挣钱，冬天没钱取暖，屋里太冷，就整天逛商店不买东西，或者花一块钱，坐上环城路的公共汽车，来回来去地转。而他，慕绥新，这个市长，平均每个月受贿十几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所以就必须止住了。不止住可不得了。贪点贪点吧，那是不知道他竟贪了那么多，知道贪了那么多早就吓坏了。
梅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她想的是，跟李忠的妻子坐上飞机到北京去买化妆品，一天打个来回。都住在大沈阳，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不讲忆苦思甜了，眼前的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钱的想没钱的事，有钱的想有钱的事。贪了钱，犯了法的，想办法把钱交出来。
办案人员阻止了梅花的浪漫，让她想钱的问题。有那么多钱，别人干几辈子都挣不下，让你想想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了，然后找出来，交给国家还不行吗？
她不说。她觉得，她一说，老慕就完了，老慕一完，自己也就完了。自己跟老慕好了这么多年，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妻子的地位，而且是市长的妻子，多么骄傲啊！可是自己一说，他收了那么多钱，他的市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所以不能说。
不说她又实在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他们问得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们的话往下说。你要瞎编瞎说，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行不通了。人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让你说真话。她又是个特别心直口快，爱讲真话，不会说假的人。
眼看着她就要坚持不住了，就要说真话了，可是她又万万不能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脚板上长草—慌（荒）了手脚。
她就疯了。
也许是假疯，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总之行为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办案人员问她话的时候，她不说话，她唱歌。办案人员说不要唱歌了，她就不唱歌了，她就跳舞。说不要跳舞了，她就停止跳舞，冲着办案人员笑。一边笑，一边七扭八歪地走过来。办案人员往后退，她就满屋子又唱歌，又跳舞，又笑。就这样，一次谈话让她搅黄了。
她总这样。办案人员就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她如果是真疯，她就不应该听懂这句话，但是她听懂了。她就不唱歌跳舞了。唱歌跳舞办案人员不相信，她就改为能让办案人员相信的行为，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就脱了裤子撒尿。办案人员掩面喊停，并教训她说，你一个文化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来！连一个农村妇女都不如。赶快把裤子提起来！她就提起来了，很羞愧的样子。她说我是真疯了，刚才是真疯了，脑子里有幻觉。
装疯、真疯都不管用。为了继续不说，她决定死了算了。这样老慕就会因为她的死而没事，而继续当市长，就会非常感谢她，想念她，还像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爱她，所以她仍然是幸福的。这真是一个最佳选择。办案人员肯定没有办法了，面对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他们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她把一个盛化妆品的玻璃瓶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摔碎了，然后攥着锋利的碎片上床睡觉。她乘同屋住的监视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蒙住头，用玻璃碎片割手腕上的动脉血管。非常的疼，她就动了一下。她感到血在流，就非常地害怕，就连续扭动起来。完全是下意识的。最后她还喊起来，喊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但事后据办案人员说，她喊的是救命。既然想自杀，为什么还喊救命？显然非常不合逻辑，所以在所有的材料里都说她表演了割腕自杀的把戏。但是她坚持说，我是真想自杀。
监视人员见她在被窝里动，还喊，就把她救下来，送进了医院里。
既然不是尸体，办案人员就有办法叫她开口了。办案人员说，慕绥新是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了，你想用两只手给他堵住，办得到吗？办不到的。这时贾桂娥等已经交代了慕绥新的许多问题。他的确是漏洞百出，问题不少了。办案人员没有骗她，也不是诈她。的确是这么一个问题。她想一想，冷静思考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怎么没有想到那个贾桂娥呢？她也能像自己一样忠于老慕吗？不会的。她肯定把老慕出卖了。
其实贾桂娥一开始也是不说，最后办案人员帮她分析，说老慕骗你离婚，根本就不爱你，你还保他？她一想也是啊，就说了。办案人员专门会“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然保不住老慕了，那就说吧。不说也没办法了，自杀的招儿都使了，到头了，可惜没有成功，人家还不认可，说是假装自杀，再杀一次，再不成功，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她只得说了。她说在沈阳有个保险箱，在朋友家放着。马上带办案人员把保险箱取来，里面是现金、字画、首饰、手表等。办案人员分析，不会只有这么多财产，起码还应该有一些存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就继续问她，反复问她，她就抵挡不了啦，五迷了，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说还有人送过7万美元，说了就非常害怕，打定主意，办案人员如果接着问，她就什么话也不说。
幸好办案人员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没有接着问她这件事，而是又问别的事，她就把心放下了，而且还觉得办案人员也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了。
正在非常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问：“你说的7万美元在哪儿？讲！”猝不及防，她一下子就傻眼了，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原来制定的什么也不说的战略完全忘记了，她觉得只有说才能挡过去，其实只要一开口，她必定要失败。她说在卡上。
卡在哪儿？
又说没有在卡上。
没有在卡上，在哪儿？好好想一想，别慌。办案人员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他们特别会揣摸人的心理，知道她快投降了，赶紧显出优待俘虏的样子。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别急。果然，这种很自己人的样子使她受到了感动，她感到很温暖，作为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总想靠近温暖，而不愿与人为敌，感受寒冷。所以她立刻就放下武器了，说在保险箱里，保险箱在大连。
办案人员同她一起去大连。到了银行里，走过好几道门，才到了那间放保险箱的密室。人们看看她，又看看一排排的保险箱，希望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存钱的那个保险箱是哪一个。但是她偏偏就忘了，忘记号码了。她说忘记号码了。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办案人员无法让她想起来，可又不能退回去，不把近在咫尺的赃款取到，错过时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银行的规定非常严格，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只认开户人，不认其他任何人。任何行政命令在这里不起作用。
办案人员说挨个试验。这个办法很笨，但万无一失。
她只得向保险箱走过去。其实她并没有忘记号码，只是不想去碰那个定时炸弹。有一万多个保险箱，你们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吗？她开始一个一个摸过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会摸到那个定时炸弹。
办案人员看出了门道，说不要这样摸了，从那头开始摸。那头的保险箱很高档很豪华。保险箱也分三五九等。办案人员估计，市长夫人的保险箱肯定是最高档的。而最高档的保险箱不多，只有一百来个。很快就会摸一遍。
梅花不情愿地走过去，动作很慢地摸起来。所谓摸就是用手指按保险箱的某个地方，哪个有反应，哪个就是你的保险箱，这叫活体指纹密码。
但是摸了一遍，哪个也没有反应。没在高档的里面，而在中、低档的里面吗？再试一遍那可就要费工夫了。也许手指用错了，她故意把手指用错了，刚才她用的是食指，现在让她改过来，用中指再摸一遍。她一听，本能地退后一步，不肯去摸。办案人员说，刚才已经摸了一遍，现在再摸一遍怕什么？怕保险箱还打不开吗？不会的，肯定能打开。
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就一个一个很程式化地摸过去，突然在一个保险箱旁停下来。毫无疑问这个保险箱就是了。
大家却没有催她，大家等待着。她看了看大家，说：“我害怕。”样子很可怜，几乎在发抖。在慕绥新的财产面前，可怜得发抖。财大并未气粗。大家赶紧给予温暖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她就颤抖着把右手的中指伸过去，一按，绿灯亮了。
银行工作人员拿来钥匙，打开了这个保险箱。里面有4个纸袋和1个布袋。纸袋里装满成捆的美元，布袋里面是名贵手表和金银首饰。
一清点，4个纸袋里的美元共计：70万元。
12、不想谢幕
随着前妻和现妻的相继被突破，慕绥新的问题被抓住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了。于是，在2001年3月21日，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赴沈阳向慕绥新宣布了对其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
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出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不过，叫谁，谁也是沉不住气。这好比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心里没底。
但他很快也就把问题想明白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保护。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太大，或者说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能太大。他收了许多人的钱，也给许多人办了事，但是收了钱而没有给办事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一律非常小心地把钱退回去了。一是为了心理平衡，不欠人家的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心存怨恨，事后举报他。
但他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有人举报，上边知道了，怎么办呢？风气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这个风气嘛，法不责众嘛。所以对有人会告他，反映他点问题，他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哪个领导干部不挨告？女人怕生孩子就不要跟男人睡觉，干部怕挨告就不要当领导。但没有确凿证据，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自己说清楚也就算了。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得看自己的综合实力，即上边是否有领导赏识你，下边是否有自己的势力支撑着你，中间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他经营多年，自认为这三方面都不弱，铜帮铁底，牢不可破。正因如此，平时他才认为不会有问题，才那样大大咧咧，一种不严加防范的样子。如今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看来上面的态度他是左右不了啦，下边的支撑也许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看自己了，能否把问题承认得最少，把“政绩市长”的形象保持下去。
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
“进去”以后，没有急着跟他谈话，好像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话的意思，把谈话的事给忘了。这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是上边有人在关照他，发下什么话来了。其实发下来的话就是“办案服从治疗”，这不很对吗？先不跟你谈话，别影响你的病。
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功夫下得真到位，功夫下在了办案之外。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感动了就好办，就是要你的感动。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感动了你就不对立了，至于你说不说先不管，那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你也必定会像第一步受感动一样，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种设定好了的程序之中。现在你已经感动了，好，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感动的，总之你感动了。也许你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你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你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13、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岿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代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肉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代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几十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八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摧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
14、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他绝不会像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样，17个月没有承认，没有开口，但是一开口却也了不得：180万美元！
他感到很痛苦。这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他当“两面”人，又干事，又搂钱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人情往来，心理却比较平衡，现在让他把这些事情谈出来，他不谈，装作没有此事，他反而受不了啦，也就是说，实践的时候很容易，让他承认这个实践，或者不承认这个实践，他反而为难了。
比如那个聂志强，现实中的聂志强已经让他很为难，这时候再要把他隐瞒住，或者干脆把他交代出来，那就更难了。他实在是不好给自己当时的行为定性，也不好给聂志强定性。
他慕绥新本人确实没有收到过聂志强送的20万元，全是前妻和前妻的妹妹搞的，而且当时要求干部交流，聂志强的父亲又是老干部，住在沈阳，需要照顾，所以把他调到沈阳来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贾桂娥又确实告诉他收过聂志强的钱了，没有说收多少，只说是收了钱了，不调不行，不调交不了账。开始他没理她的茬儿，拖着没有办，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位与自己连面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聂志强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聂志强。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聂志强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聂志强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聂志强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15、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
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
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
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李忠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李忠结清了。
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李忠早就进去了，也知道李忠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意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李忠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李忠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
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
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
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平这样的贫困县。平时关心不够，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事。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金寿桃。他很高兴，督促他们回去赶快抓紧落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抓紧的意思，还磨磨蹭蹭地坐着，不肯走。
还有什么困难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老陪他们坐着。有困难就说嘛，如果没什么事情了，今天是不是暂时就先到这里。
他们却越发地为难和不好意思了。老慕忽然明白了，说放心吧，市里肯定支持你们。如果需要资金，由财政给你们拨一点款，帮助买猪仔、鹅仔。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资金。
事后慕市长在康平县关于发展庭院经济所需资金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支持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要求财政安排200万元资金。
康平的庭院经济搞起来了，猪啊，鹅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沈阳市里来。
16、千纸鹤
事情如果就这么完了，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慕市长剥夺了我们讲“好的故事”的权力，哪怕只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
旋涡里洗澡—越陷越深，慕绥新又收人家钱了。
贫困县的钱很少，一次只能一两千、三五千地给。这对大笔大笔收惯了钱的慕绥新来说，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笔的钱他都不在乎，何况这点小钱呢？但是他收下了。他不能不收。不收，嫌少吗？看不起我们贫困县的这点情谊吗？得，又跑到人情上去了，老慕最抵挡不住的就是人情。
谈到这一节，慕绥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他说：“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内疚。我为什么要收呢？现在想起来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当时也推脱过，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东西了，你们自己也很困难。推脱几句，人家也要让一让的嘛，一让两让三让就收下了。”
老慕帮助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可，说是本来就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也行，都不过是一种公务活动，哪儿有那么多感情、人情掺和在里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办事要花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大家都在照此办理。
可是，已经收了钱的老慕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他说：“我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不收钱不办事。可是大家却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才给我那么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这样认为，我不收钱不办事，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钱呢？
老慕接着说：“但是我接受人家的钱，接受得那么痛快，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受贿。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情，这是一种同事之间的来往，是一种感情的交换。”
又是人情往来，还多了个感情交换。想得很美好，但也很天真。
幸亏，他还是终于醒过味来，明白了。
他沉痛而不无忧虑地说：“很遗憾，我认识得这么晚。这种所谓的‘人情往来’还在进行，而且是越演越烈，价码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收不住。说是人情往来，但我什么时候给人家送过？所以用人情往来去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只能说我的演变是从人情往来这儿开始的。”
他终于把问题说明白了。我认为。
所以他就越发地悔恨：“我没有脸来面对我的老百姓，因为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正直的眼睛一直是支持我的，喜欢我的，是了解我的，认为我能够为他们做很多好事情。但是，这双眼睛现在会变成一把犀利的剑，向我刺来：你怎么是这种东西！”
从康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想到慕绥新给这么一穷县办事还收钱，并由此想到慕绥新的满身名牌，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些名牌全是李忠给他买的。
李忠什么都交代了，并且都有证据。办案人员用这个点了点慕绥新，谈话就结束了，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
第三次谈话时，他不跟专案组对抗了，开始说问题了。说收了别人的钱。但是说得很概括，也不准确。让他想好了再说，他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将来以前妻贾桂娥和现任妻子梅花的交代为准。
他不想对过去那些耻辱的事情做痛苦的回忆，还是另有什么想法？
专案组分析，他是另有想法。他估计两个女人是不会说的，如果她们不说，自己反倒先说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同时他也会想到，即使她们说了，只要他自己不说，哪怕笼统承认有这码事，将来在法庭辩论时也可以全部推翻。
他在做着本能的抵抗。他知道阵地已经一个一个失去，但是不这样步步为营又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那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绝地，那是一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黑洞。他实在是不愿意进去。他太留恋外面的世界了。然而他自己制造的黑色的欲望之水掀起了波澜，把他向那个黑暗的地方冲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改变。
他在等着转机的出现。
希望常常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好像是那出“样板戏”里的一句话。他必须坚持住，只有坚持住，来了救兵，给他说话，才能管用。要是自己先倒了，那就谁也保不了啦。
专案组必须加快进度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他们又打出了“感情牌”。
慕绥新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感情往往会彻底冲毁理智的堤坝。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
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尽管是一个极不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专案组先做梅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她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没有骗我？不是开玩笑？
你不想写就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
梅花自交代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她只是很习惯把自己感情化，忍不住要对大家笑，对大家好，不这样她就别扭。后来她知道，这些人也同时跟老慕谈话，就觉得给他们叠千纸鹤叠对了，她没有得罪他们，她讨了他们的好，他们自然也就会对老慕好一些了。
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
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智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17、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一位法院副院长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三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地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子说：“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他愿意搞团团伙伙、朋友这样一些事情，我就要防备一点，这样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怕我另眼相看他们，尤其是在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原来跟他好的那些朋友都纷纷向我靠拢，给我送点钱，送点东西来看望我。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不收的，我全收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暴露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如果暴露出来有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于矛盾的旋涡中了。我收了。有一个人我收了他10万，然后把这10万转给贫困户，也就是希望小学和贫困点。我不能退给他。”
因为这个人是马向东的铁哥们，一伙的。
收钱的慕绥新这样说，送钱的人怎么说呢？
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夏任凡对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他说：我们研究问题都有一个极端性，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我给老慕钱就起作用了，不给老慕钱就不起作用，只能说给老慕钱增加了浓度和气氛。在腐败的风气下，他如果不收我的钱，就是对我不信任，对我不放心。他收了我的钱，我很感动。他不属于廉政干部，但也不属于专门钻营捞钱的干部，他属于不拘小节，给我送也行，不送也可以，来者不拒，不来，你要有能力我也能用你。老慕不是一个纯粹的贪官。当然我送钱是有目的的，好了能起到激励作用，即对公让我的企业得到市长的支持，对私让领导信任我，最差也对企业和我个人起到一些保健作用。
把送钱收钱这样的行贿受贿行为，很温和地人情化了，并且归纳出很多理由，所以让夏任凡停下这种行为是很难的，让慕绥新承认巨额受贿的事实，他也很不情愿。
但是梅花的信来了。
他很想知道梅花的信息，她到底怎么样了，他很惦着她。办案人员说这是梅花的信。他一愣，当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后，他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打开一看，开头就是非常亲切的“老公”两个字，他便幸福地闭上眼睛，让妻子的呼唤声在空中久久盘旋。他太需要这个亲切的呼唤了。呼唤之后是什么呢？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老公：我把家里的钱和物都交给组织是正确的……”
他立刻不再往下看了，什么都完了，结束了。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你正确了，我却错误了，犯罪了。
他不由得骂道：“妈的，她好了，我完了！”
“这些钱原本就不属于我们。这虽然是我俩的全部家产，但这些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
他硬着头皮读下去。她说得当然都是真理。批几个字，说几句话，就能得到数万元，或者数十万元。谁给定的这么高的稿费和讲话费？可是他全都受之无愧了。他履行职务给人办了一点事，却认为这是一种人情，对方认为是人情，他也跟着认为是人情，就把回报人情的钱收下了。能这么简单吗？人情，人情，你不当市长，哪儿有这么大的人情？就是不敢承认这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因为这就太赤裸裸了，就是受贿了，要避开受贿这个词。所以叫做“人情往来”，很好听的。好听是好听，不等于没有压力，不等于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她说得太准确了，她怎么能有这种体会和感觉呢？他已经对她说了这是奖金，这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但聪明的女人还是什么都明白了。他想使爱情摆脱金钱的污染，但又不肯釜底抽“金”，所以终未成功。
他忽视了，梅花也在他住院的时候参与了收钱。她也卷进去了，当然也有压力，当然也非常害怕。这是为什么呢？本来都很害怕，很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却顺顺利利地做下去了呢？
他回忆说：“住院时给我送钱的，人数很多，面子很大，影响很坏。当时我已经挡不住了。不是我无所顾忌，顶烟直上，不是那样，我心里非常紧张，非常害怕，非常不愿意，每天我都如坐针毡。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奈何不了他们。”
痛苦啊！在被人奉若神明、众星捧月的时候，也非常地痛苦。贪官容易吗？不容易。他们挡不住诱惑的原因，主要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
慕绥新说：“贪官，应该说他已经自觉地进行着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他整个的工作就是在交易。我也是贪官。”
他说：收钱不是我的初衷，但“为什么越收越多，越收越厉害，就是因为麻木不仁了。私心和贪欲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麻木不仁了。”
18、“润滑剂”
应该说慕绥新的麻木已经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甚至是艺术的境界。他收钱收得干净利落，毫不推辞。如果是拖泥带水，半推半就，就显得太小气了，也使送钱的人不舒服，活受罪。这好比做手术—人们不是经常把出钱比作从身上割肉吗？你割半天也割不下来，慕绥新却一刀拿下，多痛快！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含义非常深广的微笑，就像是给你开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拿这张支票买下了你身上的一块肉。你还心疼什么呢？值啊！
多少人被慕绥新的这种微笑，征服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就连老谋深算的夏任凡也被老慕征服了，征服得至今还不说老慕一句过头的话。
第一次给老慕送钱的时候他是忐忑不安，非常害怕的。恐怕老慕拒绝。拒绝了，不仅脸面上挂不住—脸面算什么呢？那简直就是对他政治生命的否定和枪毙！
他敲门进屋后，慕市长正在家里，便说听说大嫂出国，表示表示，就掏出1万美元放在了桌子上。当时他紧张极了。但慕市长向他微笑一下，就伸手把钱收起来了。笑得和做得都非常自己人的样子。他立刻感到：“关系到位了！支票到手了！”
的确是一张能够兑现的支票。慕绥新提出让夏任凡当沈阳市交通局局长，但市委常委会没有通过，此后再提任何人当交通局长，慕绥新全部一票否决，至使市交通局3年没配局长。为了给夏任凡解决级别问题，慕绥新另辟蹊径，提议把客运集团从交通局里划出来，升格为市政府直管企业。这样夏任凡这位客运集团总经理就跟市交通局长平起平坐了。当然慕绥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他认为夏任凡能干，是个人才，这么动一下也很符合改革的要求。
从此夏任凡忠心耿耿地拥护市长，爱戴市长，成为市长可以任意移动的一个可靠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了，这样沈阳这盘棋才能走活。
而下级们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市长的赏识和重用。
怎样把两个“需要”连接起来呢？正常的渠道不是没有，只是被人们有意地忽视了，最终使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程序和装点门面的东西。人们在走捷径，在使用秘密武器，那就是送钱和收钱。虽然是行贿受贿，但手伸磨眼也得挨。
慕绥新反思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钱来做润滑剂。”
上润滑剂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时间选得不对，就会出师无名，显得生硬，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把事情搞糟。汽车需要保养的时候，才能上润滑剂，人也一样。逢年过节，出国住院，上党校学习，都是好机会。所以，2000年夏天，慕绥新在北京住院，成了送钱的黄金季节。
那时候马向东已经倒了。慕绥新从外界看还没有什么问题，他还照常出国，照常到各部门去发表指示，意思是，你们大家可要看好了，我慕绥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假象的确把人们唬住了。
过去沈阳的天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也占着一部分。现在马向东一倒，就全是慕市长的了。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重要时刻，人们得赶快向慕市长表个态。过去关系好的，要表个忠心，好上加好。过去不好的，或者是马向东那边的人，更要赶快向老慕表态，晚了可就不好了，晚了就赶集不带口袋—存心不良（量）了。此前写过慕绥新举报信的人，一看这阵势，担心撼不动老慕，也赶紧筹好了钱，准备向老慕靠拢。
人们的心情，其中也包括老慕的心情，就像夏季的洪水一样越涨越高，一定要把他淹没。
他怎么能抗拒得了，抵挡得了？
况且从内心深处讲，从潜意识里讲，他也不愿意抗拒和抵挡。
但是他一开始还是很明确的，抗拒，抵挡，不过最终仍变成了徒劳的挣扎。
慕绥新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当时很担心，很害怕，我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措施也没有顶用。我在北京住院，而且病也比较重，大家来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会来那么多人。我住进医院后，已经和我的书记打过招呼了，让各单位各部门不要来看我，你们替我做做工作。随后我又让秘书通知了两个办公厅，通知市委各大机关不要到北京来。而且我还和医院打过招呼，不要放人进来，我不接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自己没有这个决心，没有把钱给摔出去。另一方面，这个攻势确实相当强大。他们不仅通过医院内部的人领来看我，还通过北京一些重要机关的人领来看我，守门的卫兵挡不住。”
市物价局局长坐在了他的病床前。
她后来承认说：“我是在2000年7月份给老慕送过1万美金，当时老慕在北京住院……我怕物价局合并、撤销、降格，看老慕的时候重点谈机构的事，希望在机构改革当中能够保持物价局机构不合并，不降格。”
又有许多人来到了他的病床前。
一拨一拨地来，却一个一个地见。
得留下“一对一”的机会。筷子夹豌豆—一次一个。
这次住院，他收了100万元！
他继续读妻子的信：“现在好了，交给组织后，我的心里轻松多了。……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
他的心里也平静多了。交给组织吧！把一切都交给组织。“把一切献给党”这种英雄说的话他是没有资格说了，那就把一切交给党吧！把所收的人民币、美元、港币、澳元，存折、股票、卡、名画、名表、金寿桃，西服、领带和皮鞋，全交出去吧！
这样他就干净了。
干净了吗？真的干净了吗？
已经是一个贪官了，还怎么再干净？只要都交出去，那就是上千万元的财产，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贪官了，还能再干净吗？！
可是在梅花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他心爱的女人心中，他还在站立着，他还没有倒下。世界很大，但也很小。有时候可以小到只有两个人，形成一个两个人的世界。“一对一”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有着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有着法律无法判断的是非。同样，夫妻也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拥有更多的秘密。不幸福的夫妻，这两个人的世界对他们是一个灾难。幸福的夫妻，在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两个人的世界就会成为掩护身体的避风港，守护灵魂的温柔乡。
慕绥新已经感到港湾里有习习的凉爽的风向他吹来。他躺在梅花的怀抱里，不，是他背着梅花在院子里绕圈儿，梅花指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说这说那。这是他们婚后一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了，梅花经常幸福地向人炫耀说，老慕背着我转圈儿。
还能再背吗？回答并不是肯定的，而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写得多么含蓄啊！没有人捉刀代笔吗？这是在动员他交代问题呢，交代了，就是没有选错人，不交代，就是选错了人。而他是相信前者的。那就是说，要想继续做梅花的“老公”，必须得交代问题了。夫人的攻势太大了，他抵挡不住了。
“现在虽然你不做市长，身患癌症，而且又犯了错误，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正确地来对待这一切，组织上会对你的问题和你的一切有一个结论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是夫妻，现在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老公你不要担心，我还年轻，我还有自己的专业，我会用自己全部的爱，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撑起这个家。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配合好组织的调查，我等你回家的那一天……”
2001年3月31日的下午和晚上，慕绥新将爱妻的信读了18遍。为什么偏偏读18遍？因为他从信纸上看到有18滴眼泪，梅花的18滴眼泪，所以他就配合她的眼泪读了18遍。
他对办案人员说：“我想她是真心配合组织。我不能辜负她，从今天开始，我如实交代我的问题。”
然后递给办案人员一封信，写给梅花的。
他对爱妻有火山一样炽热的感情，但表现在信上却是标准的公文腔，习惯了：“来信收阅，内情尽知……我现在正在准备全面彻底交代问题……”
尾声
然后他就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交代了。
时间是2001年3月31日，距3月21日进来，仅仅用了10天。而马向东用了17个月。
他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喜欢嘎巴干脆，快刀斩乱麻。
对自己的罪行也如此。
这就是性格。
从2001年8月15日开始，连续6天，慕绥新接受了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强打精神坚持着，有问必答，思维敏捷，很有礼貌。
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他左胸剧痛，倒下去了。但注射了镇痛剂又站了起来。输人不输阵。他坚持做最后的陈述：“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我来说，却是个不普通的日子，我犯下了罪行，理当接受法律的审判……”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案的第一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为，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人民币661万元，并有269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马向东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现已执行）。
此后的日子是梅花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只是监管他的已不再是办案人员，而换成了狱警。
梅花还是那样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老慕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的小夜莺！”
慕绥新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说：“如果我再做市长的话，我会把钱退回去，并且希望以后不要再送了。从此把这个事情了断掉！”
他还说：“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
然后，他就走了。
原载《中国作家》2002年第8期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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