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胜利后，1923年间，孙中山先生一度在广州就任大元帅，民心思治，社会各界对革命先驱都表示拥戴，但驻粤的杂牌军队军纪涣散，不听号令，糜烂地方，无论市民或商家都深表痛恨。当时有主理广东内河航运的商船总公会，辖下有三百多艘大小轮船，常被军队随意征用，运粮运兵，最多时竟占了五分之一。军阀部队征用扣押商船实为勒索，视之为一条生财之道。船商在船只被封后，便和军队讨价还价，送上一笔赎金，也还可以把船要回来。但商人赎得越多，军队就封船越卖力，形成恶性循环，到后来船只被封，船主就索性不赎了。船商们行船安全不保，苦不堪言，经常闹到要派代表向孙中山先生请愿，要求下令放船。初时大元帅的命令还比较灵光，到了后来，军阀部队本性不改，阳奉阴违，被扣船只直到孙先生逝世后都未归还。
长此以往情况更趋恶劣，船商为了自保，个别私下通过洋行的关系，从洋行所属国的领事那里，纳款一笔领取了该国国旗悬挂于船上，借以避免军阀部队骚扰。一时此风盛行，洋旗有价。有了洋国旗，投鼠忌器，军阀部队便少来了。看见此法灵验，省内河面的轮船纷纷效仿，挂起了英国、法国、葡萄牙、丹麦、智利等国旗帜，满江洋旗，遂成一大奇观。然而，断了生财之道的军阀部队岂肯就范，当年一艘装饰豪华的“维瑞号”电船，内设风扇、沙发、大吊灯，专供达官贵人租用游江，挂的是葡国旗，由葡国领事馆派出六名头缠红布的“摩罗差”，即印度兵，配备枪械入驻船上。该船所租泊位在东堤码头，也由一班雇来的印度兵站岗守卫。有一次，一伙滇军持枪前来征用“维瑞号”，印度兵并不买账，语言不通，“鸡同鸭讲”，相持不下，终至双方开枪互击。枪声一响，滇军稍作退却撤离码头，十几个印度兵势单力薄也立即驶离，避免轮船遭受枪击连累，电船向东避走白鹅潭，指望常驻该地的英法军舰予以庇护。早有准备的滇军大部队沿着长堤急速追上来，船上和堤岸此时双方互相开枪射击，“乒乒乓乓”，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护船有责。枪弹横飞，一直追打到一公里外的西濠口，因已逼近粤海关大钟楼和沙面，靠近英法租界势力范围，滇军才心有不甘收兵回营，豪华游轮此时早已弹痕累累。
旧中国的印度兵“摩罗差”
一场枪战引起珠江河面一度秩序混乱，船只纷纷走避，水静河飞，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该船船主怕被追究，连忙躲避于沙面租界半月有余不敢现身。后来通过多方寻找关系，疏通了滇军部队不再追究，之后才敢从沙面走出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州当年的社会混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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