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趸船的前世与今生

广州自古就是华南水运中心，昔日珠江河道宽阔，舟楫泛江多如过江之鲫，各式船艇林林总总：横水渡、住家艇、军舰、水师船、渔帆、花尾渡、官船、洋轮、电船、拖渡、菜艇、花舫、紫洞艇、沙船、舢板、福音船……大河上下宛如一个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旧中国船艇博览会。早期还曾出现过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现身珠江河面的奇特怪船——趸船。

鸦片毒船早年现身珠江口

趸船矩形平底，比普通的船只高出一大截，自身并无动力装置，从未被世人认作是真正意义的航船，通常被固定在岸边，或抛锚江心，做水上浮仓或供船只泊靠的浮动码头，初创于英国，获名“store ship”（水上仓库）。鸦片战争前“一口通商”年代，外商赴天朝经商者纷至沓来。早期洋船进入广州，以及水手上岸均受限制，城墙脚下的十三行便成了洋人开设商贸代办处的聚集点，当中更有部分还偷偷兼营鸦片赚黑钱。鸦片早期属天朝违禁品，存放十三行风险极大，一旦被查获，必被重罚兼驱逐出境。但有列强政府背后撑腰，不法洋商早就瞄准鸦片走私，大赚中国白银。初始尝试把鸦片存放在澳门，伺机运进内地，但隔山隔水，仍有诸多不便。遂又另生一计，虽然人货都进不了城，但可在城外利用海上漂浮的“store ship”，囤放和转运鸦片便有了一个便捷可靠之处。以英国为首的洋商，早就未雨绸缪，多年前就在珠江口一带，选择零星荒芜小岛或沙丘，以等候验关或晾晒货物为名，上岸占地死赖着不走。继而铺路造屋建围栏，自设租界逐步蚕食，取得了数处立足点。英国洋商当年率先以海轮拖引趸船，直抵虎门伶仃洋上抛锚，在此广州与香港海路的半程之处，构筑起几个鸦片囤放点，与先前得手的岛屿据点水陆呼应，互成掎角。于是乎，一艘艘飘扬着外国国旗的鸦片母船——趸船，接踵而至，现身珠江河口，堂而皇之进抵中国，把鸦片走私做到了天朝国门前。趸船长四五十米，甚至上百米，连同底舱共三四层，凸出海面十几二十米，俨然水上巨无霸。船内各种设备一应俱全，仓储、贸易和生活三位一体。

珠江河面的趸船

早期的鸦片买卖，在洋行一手交钱，一手领单（称立券）。凭写明鸦片等级和数量的一纸提单，登上停泊于珠江口外的趸船上，即可顺利过秤取货，事毕，自雇驳船将烟土运回广州大滘口（花地一带），然后拆包转卖交至下家。为了躲避官府巡逻船的稽查和沿江海盗江匪的半途截劫，私商还尽量使用快船运载，快进快出，珠江河上的“快蟹船”（亦称快鞋）也于此时应运而生。光听这船名就知其速度飞快，顺风行船能鼓起三张满帆，左右船舷各伸出五十支长桨，有强壮水手成百人一齐发力摇橹。即使满载三百石重的货物，桨帆并举，依然行走如飞。最多时有多达一百多艘“快蟹”在江面上穿梭走私。也不知起自何时，夷商和私商只要向巡查当局交纳百分之二的鸦片作为贿赂，达成默契，沿途便可确保无虞。也就是说，每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趸船现身珠江口，随之中国沿海的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海面趸船也日见其多，最多时竟达十多艘长期停泊虎门，铁质或木质，分属不同的外国公司和烟贩子。船上坠下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自甲板直落水下二三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长了根似的任凭伶仃洋风吹浪打，相互为邻的还以粗缆连接，互相照应。

印度加尔各答有远东最大的鸦片转运仓，比足球场还大的钢筋水泥烟仓里，货架林立，以瓦瓮盛装的烟土堆积如山，此乃英属东印度公司大本营，鸦片走私的源头。货主雇请大量“咕哩”日夜赤膊劳作，数以万箱的鸦片随时可装船出海输往中国。鸦片商贩在此上货后，日夜兼程，把整船整船的鸦片运抵中国，再接上近海趸船贮存。当时，每一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趸，约三百趸为一船（故名趸船）。每艘趸船可存放鸦片一千至一千五百箱。鸦片走私获利甚丰，为利所驱，外国鸦片贩子后来还纷纷改变做法，摒弃中介，干脆自己直接从趸船上取货，岸上定点交货收银，生意果然越做越大。当年在伶仃洋趸船上交易的鸦片，一箱“公班土”（compound，“合成”之意）价格为八百西班牙元，运到陆地后即飙升至一千元以上。在鸦片走私利润的强力诱因下，趸船遂以燎原之势，向中国沿海和内地水域蔓延。香港、澳门、汕头、福州、厦门、宁波、镇江，甚至在上海，亦相继见其踪影，且十之八九都与当地红红火火的鸦片买卖相关。为时不短的岁月中，趸船为鸦片走私提供了便捷的一条龙服务，鸦片销华数量逐年飙升。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时仅两万箱，而《南京条约》签字后，次年就涨至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数量惊人，已接近翻倍的六万箱了，趸船遂被国人称之为大毒船。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虎门销烟，有逾万箱烟土均是经明察暗访，在香港和澳门的洋商趸船上收缴的。

趸船中的鸦片交易

“黑吃黑”被海盗垂涎

沿江海盗江匪历来对以趸船为中心的鸦片买卖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但无奈洋人趸船上枪炮齐备，兼有武装兵丁把守，壁立的船壳直上直下，船间铁链相连，坚似要塞，加之洋面宽广，视野开阔，风急浪高，邻近也时有军舰游弋，轻易不敢对这些“硬核桃”埋手抢掠。海盗江匪专挑接驳烟土的货船舢板下手，甚至不惧船队的武装护航。旧中国清末民初多少年来，珠江河道上涉及鸦片走私的劫船掠货，官匪驳火的险状长年上演，司空见惯，专门打劫鸦片船艇的匪帮出了一茬又一茬。双方都配备有在江上行走如飞，桨帆兼用的“快蟹”或“扒龙”，后期更有火轮和军舰参与。洋面上趸船的玄关之处是舱门和舷梯，更是长年处于海盗望远镜头监视之下，上落货物、人员进出一举一动均一览无遗。前来装货的货船驳艇稍有疏忽，定会船货两空。据记载，当年曾有几伙海盗纠合，驾艇近十艘趁夜雾掩护，降桅收桨，乘潮偷偷靠近珠江口一艘刚刚上货满舱的鸦片趸船，想铤而走险来一手“黑吃黑”。不料尚差二三十米便可靠帮攀登时，被船顶值班水手听闻水响拉响船钟，船头船尾射灯齐开，打头阵的四五条盗船无处可避，随着船顶帆布掀起，伸出亮铮铮机关枪，居高临下一轮扫射，盗船顿时死伤枕藉，伏尸累累。

珠江河面曾享风光年华

趸船的踪迹在随后五六十年间，又溯河北上，民初之时，其分布已延伸至内河腹地。大大小小分属洋商和华商的趸船，数以百计遍布珠江流域，沿江著名商埠江门、佛山、肇庆、九江、梧州……甚至远抵西江上游的广西柳州和南宁，成了珠江流域一大特色。不过此时的趸船早已今时不同往日，随着鸦片走私在中国的萎缩，其用途与早期作为鸦片母船现身之时已大相径庭。但结构简单，造价便宜，体形巨大，尤其适合停泊在水流平缓的珠江下游，它再也不是“独沽一味”，仅仅充当水上仓库的旧角色，而是融入了珠三角五光十色的水上都市圈，在当年以发达的水运为主的两广地区，颇受商贾所青睐，淋漓尽致发挥其水上巨无霸的作用。河堤江畔边，浮码头、酒舫、西餐厅、游乐场、货栏、水上旅馆、会所、办公处……它竟然无所不能，成了沿江河畔的“宠儿”。旧广州的海角红楼、沙面、珠江泳场……都曾有趸船现身，风光一时。珠三角老一辈沿江居民，都会在脑海中留有这一水上奇特建筑的记忆。

解放初期广州河道上，曾出现过以数艘旧趸船改建的船民子弟学校，这可说是珠江河上老古董的物尽其用。当年广州珠江水道河面黑压压一片，云集无数见缝插针的船艇，构成市区最大的水上贫民窟。市区疍民接近二十万，船民子女读书难，因陋就简利用江上的旧趸船，改装成三四间水上学校。虽然铁皮做顶薄板做壁，但油刷一新，停靠在船民聚居地带，学童可就近上学。木梯上落，每层两至三间课室，顶层还辟出了图书馆和“船顶操场”，谱写了珠江趸船的新生一页。

老态龙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广州长堤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众多古旧趸船老态龙钟继续服务。在物资缺乏的七十年代，甚至水泥趸船都曾大派用场。改革开放后，珠江边上大多数趸船已超期服役，淘汰报废将成其最后归宿。有一艘停靠大沙头岸边，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由港商经营的“龙门海鲜舫”，以及番禺大石桥畔，龙宫般的“珍宝”水上酒楼，那是笔者记忆中，无论设计、装饰和结构，都是珠江河面上最为华丽的两艘趸船，为大江添上一抹亮丽风景线，但开业五六年后竟亦相告消失，卒至成为广州珠江趸船一曲一去不复返的绝唱。“吃河鲜，到马房”，西江马房大铁桥下，那艘彩幡高飘的农家趸船渔舫，以生猛本地河鲜待客，一炮走红，曾引来港澳和两广食客无数。

1971年趸船改装的香港水上酒楼“珍宝号”失火现场

曾经辉煌一时的趸船之所以铅华褪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近十几年陆上交通快速发展，内河航运萎缩的原因之外，趸船在中国江河上的使用虽然历经百多两百年，也曾经登上过大雅之堂，但其设计和建造却从未纳入规范，大部分指标都不符合船检要求，亦非正规厂家的产品。多方面缺乏相应的保障，受到外力作用时极易发生事故；因无动力装置，江河汛期一年一次，发生走锚或缆绳绷断，即无法自救，随波漂流，撞击防洪堤坝或桥墩所酿成的重大事故，珠江上下游都曾发生多宗。这都是其先天不足的自身原因。香港也曾发生过趸船食肆失火难以扑救，酿成人员和财产重大损失的灾难。

六七十年代，趸船在香港曾获得过一段珍贵的辉煌发展期。趸船建造最初是没有图纸的，仅凭货主或艇家的经验，买条旧货艇进行改装，再利用各种拆旧船烂船的钢板焊制而成。到八十年代，铁壳趸船在香港才开始进入有图绘制时代。当年香港拆船业蓬勃发展，利用拆卸远洋轮、旧军舰、油轮、大尾艇和金星艇所得到的旧钢板，工人驾轻就熟，焊焊拼拼，四十天左右一只铁壳趸船便告竣工，销路极好。但由于船身的铁板来自不同的旧船，所以厚薄不均。随着香港拆船业的式微，工人工资的上涨，拆旧船建新趸的做法后来也遭淘汰。

趸船在珠江流域存世近两百年，早期作为鸦片毒船，曾被世人所诅咒，但后来生根落脚后，曾为珠江沿河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见证过珠江两岸广袤大地的一幕幕沧桑巨变。但随着时代的变革和进步，作为近代史上我国航运业元老级的老古董，目前仅在香港一地，靠近昔日它最早现身珠江之处，人们依然可以发现它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