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故事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正是沈阳城刚刚解放时期，铁丝网、破烂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我家住在繁华的太原街，一个小剧场旁的胡同里，与百货公司的后门毗邻而居。胡同里住着三十余户人家，有开照相馆、馒头铺、洗衣房、小饭馆的，也有卖煤、拉脚、蹬三轮儿的，还有拾荒、小卖、修理钢笔的。就好像《龙须沟》里的大杂院。
胡同里的住房是旧式的日本房，居住的条件极其低下：没有上下水，没有卫生间，更没有煤气、暖气。有的是十几户人家同用一个水房，一个非常简陋的厕所；还有的是四五户共用一个水池，一个茅厕。整个胡同只有两户有瓦斯（煤气），胡同口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
小剧场最早叫戏园子。记得戏园子里有个姜姓的光棍汉，娶了胡同里浆洗房的大姑娘，时间久了，胡同里的孩子们偶而也能去戏园子里看个戏头、戏尾。我模模糊糊记得在那里看过评剧《小女婿》，看到伤心处，我还流过泪，怕别人看出来，假装迷了眼睛。还看过魔术演员小天敏的大变活人，那时候我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吧。
我的祖籍因年代久远，无从查考，只知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就住在沈阳。奶奶家住大南街，就是现在“沈乐满”热水器厂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儿。
爷爷早年过世。奶奶精明能干，种菜养猪，勤俭持家，为人温和。奶奶一生干净利落，即使在病榻中也从没有邋遢脏乱的时候。由于年龄还小，我没有更多的记忆，只是朦胧地记得奶奶去世的时候，大人们让我穿孝衫，我哭着、喊着，死活不肯穿。大人们拧不过，只好由了我，那一年我大概三岁左右。后来父母离异，关于爷爷奶奶家的事情，母亲就很少和我们说起了，甚至也断绝了我们与姑姑、伯父之间的来往。
我的母亲三岁丧母，九岁丧父，从小在兄嫂家长大。舅舅家住热闹路，靠卖鱼为生。舅舅家里很穷，一领旧炕席，一口黑铁锅，黑铁锅里煮着铁青色的高粱米，并且经常以倭瓜、土豆充饥，以至后来母亲不食倭瓜和土豆，恐怕就是那时候吃伤了。
大姨家和奶奶家是一院相隔的邻居，母亲常常去大姨家，一来二去渐渐地奶奶看好了这个老姑娘，托人去大姨家说媒。为了减少一个吃闲饭的，母亲十八岁就出了阁。只有三年文化的她，待人热情，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喜欢歌唱。
父亲兄弟四人，二伯十七岁时因病夭折。剩下仨兄弟偏爱乐器：大伯吹唢呐，是地方戏剧团的演奏员；三伯喜爱吹笙，是个电业工人；父亲则擅长单簧管。
当时二十岁的父亲，一表人才，是个在校读书的学生。父亲读的是音乐专科学校，学的是单簧管演奏。也是三分学、七分悟，聪明、好学、肯于钻研，使父亲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乐器通。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带眼儿的会吹，有弦的会拉，鼓、钹、铙、磬更是不在话下。除了出色的演奏之外，能谱写五线谱教材，会修理各种乐器，还会制做架子鼓，总之，是属于心灵手巧的那种。
婚后的父亲母亲，情投意和、相敬如宾，并常常是相伴而行。为了父亲的喜好，母亲不惜把心爱的饰品，自己养猪赚钱买的金戒指，给父亲换了萨克斯。父亲常常找一些同行们来到家里吹拉弹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时候的人们大都是靠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的。凭着父亲一身的本事，他整天奔波于舞会赶场，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常常是夹着琴盒子，边走边吃着东西。
与我家相邻的百货公司的五楼，是当时很有名的“满毛”舞厅。父亲就是这个舞厅里的乐队伴奏。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被带到舞厅里，父亲工作的乐池就是我久留的地方，常常是吃在那里，睡在那里。
记忆中的“满毛”舞厅，有身着白色围裙、头戴白色三角巾的女招待，有牛奶、西点、面包、各种饮料，有爵士乐，有摇摆……真可谓是灯红酒绿。
那个时候，我们家虽然说不上富有，但也还算是衣食无忧，生活宽裕。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有父母的疼爱，有纯真的快乐，有无瑕的美好。
记得，父亲常常把我带到他的朋友圈里，带到什么“关大鼓”、“刘小号”、“王贝斯”的家里，把我交给一位老奶奶，就去做他们的事了。吃饭的时候，我和老奶奶在一个小炕桌上单独用餐，也照样子给我们一瓶啤酒。父亲一伙人在厅里围坐一张大桌子，他们聊着、喝着，喝到高兴的时候，还要合奏几曲。我和老奶奶一盅一盅地喝着啤酒，觉得很好玩。记得那一次我喝多了，父亲把我抱回家里的时候，我还在忽忽悠悠地说着胡话，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有时候父亲和同伴还把我带到胡同口的爱华照相馆，带上黑管、小号、手风琴等乐器，摆弄着我做出各种演奏的样子拍照、留影。那时的我是个无忧无虑的幸福女孩。
不知从何时开始，时间不再轻松，一种危机在父母之间滋长。父亲有了外遇：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是个未婚的大辫子姑娘。记得我在母亲那里见过她的照片，浓眉下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有着几分姿色。
大辫子姑娘和父亲相识在舞厅，而且很快他们就偷偷地租了房子，另立了炉灶。父亲开始经常不回家了，即使回家也常常和母亲吵架，而且愈演愈烈，直到和母亲交手。一次父母吵得很凶，气急败坏的父亲将一个瓷水杯砸在母亲的手上，母亲的手指立刻肿得很粗。
父母的吵架给我原本灿烂的天空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云，为此，我不能拥有同龄孩子所有的快乐。往日里父亲的那种爱不见了，他变得很凶、很吓人，变成了陌生人。
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一次又一次的温柔，包括亲戚说、朋友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但事实总是逼得她走投无路。一些忿忿不平的邻居和朋友给母亲探消息、出主意。母亲也豁出去了，一块好端端的手表酬谢了帮助打探消息的小伙子。
忘不了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中秋，浩淼苍穹，深邃无际，沉默的月儿悬照着一地苍凉。深夜，昏暗的灯光拥抱着大街小巷。城市睡了，马路上、胡同里一片寂静……母亲以重婚的罪名，把父亲和大辫子姑娘告上了法庭。当时，新中国的婚姻法刚刚颁布，经和平区法院判决父亲拘役六个月，大辫子姑娘因怀有身孕拘役四个月。
就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下子坠入了无底深渊，不再有往日的歌声和琴声。似乎随着这歌声和琴声的消逝，这个家也消失了。是父亲把我本该无忧无虑、幸福、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全部拖进了漫无边际的苦难里。
从此，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和刚满八个月的弟弟独自生活。一般说来，四五岁的孩子，不会有太多的记忆，可我却偏偏记得，那是在父亲拘役期间，母亲抱着弟弟，我拉着母亲的衣襟，背上很多东西，坐着火车，去那很远的地方，探望父亲。说不清那是什么地方，只记得有很多大石头……
半年后，在一个冷寂而惆怅的冬日，父亲回来了。本指望他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日子。可父亲却是铁了心肠，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辞而别，下落不明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离家出走。也正是在这时，母亲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没了主意的她，到处寻他，求人捎书带信给他，却仍是杳无音信。
记忆中，母亲卖了家中的缝纫机做路费，带着我和弟弟千里迢迢去北京找父亲，住在一个叫“迷糊”的大伯家，结果也未见父亲的踪影。从北京回来，弟弟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捡回了一条小命。这时母亲不再寄予希望。母亲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饿不死人，决然与那薄情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被遗弃的日子，诉不尽的苦难。
父亲走了，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便没有了经济来源，就连我和弟弟的抚养费，也因父亲没有音讯而失去着落。
万般无奈，母亲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写字台、大转椅、大衣柜、小圆桌……隔几日卖一件。一个喊着“破烂的卖”收购旧物的老头儿，三天五日挑着挑子到我家收购东西，一把皮转椅只卖了六毛钱。后来家徒四壁，除了一张钢丝床外，再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
除此之外，来自情感上的伤痛更是无法形容。每到黄昏，家家户户团聚一堂、谈笑风生的那刻，我们却沉浸在母亲的愁唱之中。那是用泪水浸泡着的歌声，那歌声舒缓、悲凉、凄婉，母亲哀怨的眼神在歌声中飘渺着薄雾轻愁。母亲的那种寂寞、无奈，那种独对孤月的苦味，当时的我无法体会。
怀着身孕，使母亲有口难言，无处诉说。这雪上加霜的日子怎么养活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思来想去，万般无奈，母亲决定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送给别人。
那场景梦幻似的浮现在眼前，那么凄冷、那么无助，深深地刻在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朦胧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落叶的季节，小弟出生在家里。刚刚来到人世的他，只在母亲的怀里停留了片刻，就被抱走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悲情如狂风巨澜拍打着母亲的心。看见宝宝的小嘴在被角上蹭来蹭去，母亲肝肠欲断、泪雨滂沱。可怜的小弟只吸吮了母亲喂的几滴白糖水，就匆匆地离开了自己的亲娘。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抱走小弟的是一个私立诊所的徐姓助产医生，她矮矮的个子，一头卷发，一双笑眯眯的眼睛。
从那以后，我一直以为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再见到这个可怜的小弟了。一是送出去的孩子是不能要回来的，二是抱走的孩子说不定会落到谁家，天涯海角到什么地方。我知道这是母亲心头的伤疤，从没有提起过此事。母亲也许觉得我的年纪尚小，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几十年过去，我们母女一直没有说穿这件事。直到母亲过世后，才听邻居们说母亲常常和她们讲起自己还有一个不知下落的儿子。
后来，弟弟回忆说，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病中，母亲花了六角钱给他买了一斤饼干。他不肯吃，母亲自然自语地说道：“买饼干你都不吃，也不知道你那小弟在人家怎么样？能不能吃上这饼干……”弟弟根本不知道有小弟送人的事情，尚且年幼，不理解母亲话语的意思，也没有放在心上。
可见，母亲一直在想念着这个小弟。是啊，儿是娘的心头肉，母亲怎么会忘记自己可怜的儿子呢？当时的我年幼无知，无法理解母亲情感世界的苦痛，只知道陪着母亲流泪。如今有了儿孙的我，回想起那逝去的、遥远的往事，才深深地理解母亲当时那种无奈和骨肉分离、难以割舍的心情，至今想起仍是酸楚楚的。
小时候，母亲很少带我们去舅舅家，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回娘家。但每次回去，不管怎样艰难，母亲都要把我和弟弟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邻居们见了都夸“老姑娘刚强”。尽管舅舅家很穷，但从不委屈我们，舅舅卖鱼回来，舅妈就给我们炖鱼；舅舅卖瓜回来，我们就可劲地吃瓜，吃得我们夜里尿了炕。
母亲一直有个心愿，不知说了多少遍“等有了钱，一定要给舅舅买件小皮袄”，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虽然生活穷苦，但舅舅家里两个表兄却各有各的天赋：大表哥天生一副好嗓音，喜爱评剧，是厂文艺队里有名的小生演员。二表哥的舞姿轻盈优美，他是学院舞蹈队里拔尖的舞蹈演员。小时候他们来我家，少不了大表哥的一段评剧《人面桃花》，二表哥的一段《鄂尔多斯舞》，那表演的才艺不比专业团体逊色。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有个比母亲大二十多岁的亲姨娘，在我们最艰难的年代，她像姥姥一样关心和照顾着我们。大姨虽然也没文化，是个家庭妇女，但关心国家大事。从戏匣子（收音机）里听到国内国际的时事要闻、各国首脑等，都记得清清楚楚。大姨还爱听评书，偶尔还能讲上几段。大姨父是个小灶厨师，是个靠手艺吃饭的人。尽管姨家的生活不十分富裕，但大姨父还是常常来我们家，背上弟弟拉着我到他家小住几日，待我们回家时再给上几元钱，就可以解决我家的无米之炊了。
那时，我和弟弟都愿意去大姨家，大姨家有暖和的火炕，有白菜炖豆腐和斤半的煎饼（每次去大姨家，大姨都去煎饼铺买上一斤半煎饼，大姨总爱说斤半煎饼）。大姨父是个十分幽默又非常慈祥的老头儿，时常学些地方方言，逗得我们前仰后合。还常常给我们讲故事，讲《水浒传》、讲《西游记》、讲《聊斋》，讲得绘声绘色，有时那些鬼神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但还是缠着他讲给我们听。坐在热乎乎的炕头儿上，听着大姨父讲故事，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了，我们都很喜欢他。
大姨家的两个表姐也同样，生活中给予我们很多关爱和帮助。吃的、穿的、用的没少接济我们。还记得，秋菜上市的时候，早上我们还没起床，二姐夫就把一车秋菜送到了我们家，卸在院子里。那时候，家家都不是很宽裕，直到参加工作了，我还常常去大姐家蹭饭，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后来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了解了我家的情况，知道了我们的困难，就与民政部门联系，把我们家作为社会救济户，每个月给我们十三元钱的生活救济费。此外，还靠母亲给人家缝补零活儿和手工织毛衣来维持生活。
由于旷日持久的操劳，心情长期郁闷的母亲终于病倒了。心肌梗塞使她的脸色蜡黄，黑紫色的嘴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母亲已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家里除了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外，其他一无所有，我预感到母亲病情的严重，害怕极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没有母亲！我哭着去求邻居的叔叔、婶婶们帮助想想办法，救救我的母亲。
在街坊邻居们的帮助下，街道办事处破例为没有工作单位的母亲，办理了免费治疗的手续。我每天陪着母亲去卫生院注射强心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身体得到了痊愈，恢复了健康，我们像失落的小鸟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不久，街道办事处又与民政部门联系，把母亲安排到沈阳市社会福利事业弹簧机械厂工作。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她非常感慨地说：“这要是在旧社会，我们孤儿寡母的早就填阳沟了，不然也会被坏人欺负死。党的恩情咱可不能忘啊！”正是母亲的这种深厚、朴素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很小就懂得，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个家。
母亲参加工作后，有了社会活动，并经常参加系统内的文艺汇演。她表演的朝鲜族舞蹈和演出的话剧《边塞之夜》，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从此，母亲不再忧伤，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她好像积蓄了多年的力量，一下子找到了报答的机会，便把全部的精力和干劲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当时正逢大跃进的前夕，母亲每天迎着黎明的朝霞走，顶着午夜的星光归。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生产能手，捧回的奖状一个又一个。
我的母亲有着一种刚毅、倔强的性格。凄苦的岁月，不幸的经历，铸就了她的坚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她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即使在那最艰难的日子也是如此。
无论是母亲那低沉的歌声还是她那坚定的眼神，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她战胜磨难的勇气和乐观的心态，更是她感恩命运、感恩生活的心胸和情怀。
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把我们养大，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给了我们坚强、善良和仁义之心。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失去爱，母亲给了我们丰厚的爱。跟着母亲，我们才免遭乞讨、流浪之苦。有多少父母离异的孩子流离失所、流落街头。而我们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在党的培育下，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街坊邻居、单位的同志，凡是熟悉母亲的人，都对母亲赞不绝口。
母亲牺牲了青春，牺牲了幸福，牺牲了自己可能拥有的梦想。为了我们，付出了她所拥有的全部，我从内心深深地感恩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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