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穷苦的小姑娘

我是一个在苦难故事中长大的小姑娘。特殊的家境使我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尝到了情感的悲伤。困苦的单亲家庭生活，使我很小就知道分担母亲的忧愁，默默地承担着五岁孩子本不应承受的辛酸和磨难。

童年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是金色的，是一支欢乐的歌，是五彩斑斓、荡着欢笑的梦，是在父母怀里撒骄。而对于我来说，童年却是冰冷、忧伤、孤苦和母亲特有的愁“唱”。我别无选择地品味着父母离异的苦果。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冰霜像一张厚厚的帘子罩在窗上，我们常常用嘴哈气吹开玻璃窗上的冰花，透过巴掌大的玻璃向外张望。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水缸冻了，脸盆冻了，就连锅里的稀粥都冻了一层薄冰。

如今家家都有暖气，冬天待在家里仿若春天。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想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浸透肌骨的寒冷。至今，那炉火相伴的幕幕，仍残留着我记忆中的寒凉。

那时候，一到冬天北风刮起漫天雪飘，沈阳就有从未领略过的奇寒，滴水成冰。只一个冷字，却让你严寒刺骨。

那个年代，很少人家有暖气，家里取暖、烧饭全靠一个铁炉子。铁炉子安在屋子的中央，玻璃窗的上亮子，留有一个和炉筒子同样粗细的通风口。

一般的炉筒子有碗口粗细，约半米一节，一节接一节，拐弯的地方，有一节拐脖炉筒子。炉筒子从炉子的一端接出来，在半空中拐个直角，顺着通风口伸向窗外。时间久了，炉筒子里的灰要打一打，否则，炉筒子堵了，炉子倒烟会不好烧。屋子里因为有了长长的炉筒子，只要炉子点着了，很快就会暖和起来。炉筒子越长，室内的温度就越高，相当于长长的暖气片。

很小的时候是母亲生火，后来我学会了点炉子：先把点燃的纸团或粗细长短如香烟一样大小的松明子放进炉膛里，在上面架上十余块劈柴，待劈柴火势初旺，速将煤块或敲碎的煤坯，轻轻地填在正在燃烧的劈柴上，盖上炉盖使炉膛里通风，很快炉火就旺起来了。

炉火旺起来的时候，可烧水、做饭、炒菜，还可烤大饼子片、烤土豆、烤地瓜，那简陋的小屋立刻就飘满了浓浓的饭香。

到了晚上，用做饭剩下的余火取暖。最令人打怵的就是那冰冷的被窝，有时睡上一宿，脚还是拔凉拔凉的。所以要灌个“热水鳖”放在被窝里才会好些。深更半夜，炉火熄灭了，屋子里又恢复了冰冷。

说起“热水鳖”，也许现在的孩子很陌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热水鳖”和现在的热水袋一样，都是人们在冬季里取暖用的。它是陶瓷制的，椭圆形，上面有搓衣板式的棱，形状类似乌龟壳，人们都叫它“水鳖”。它相当于一个可以移动的小暖气片。

铁炉子烧好了饭菜以后，总是烧上一壶水，水烧开了，灌满了暖水瓶，还可以灌“水鳖”，放在被窝里取暖，它有很好的保温性能，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热乎的，还可用“水鳖”里的水洗脸，洗手。

那时候，在太原街联营公司北门的对面，与园路餐厅相邻，有个日用杂品商店，那里的品种比较齐全，我们用“水鳖”、炉钩子、火铲子、盆盆碗碗、坛坛罐罐之类的东西，都喜欢去那里购买。

冬天里的两只手，又抓煤、又掏灰的，沾上凉水，被北风一吹，手指、手背就会裂成一道道口子，稍不留神碰了一下，就会出血，疼痛难忍。每天的晚饭后，就用热水烫手，洗干净后，再抹上蛤蜊油，在炉火上反复地烤，会很见成效。

那时，每当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屋子里的炉子就撤到走廊里，待初冬时节天气冷了，再把炉子搬回屋子里。而每次安炉子，打炉筒子，都要把一节一节的炉筒子重新接起来。可一样粗细的炉筒子，不管怎样努力都接不上，雪花刮进了屋子里，冻僵的手不听使唤。弟弟哭，母亲焦心地喊叫……难坏了我们母子三人。无奈只好求助邻里的叔叔、伯伯帮忙。

平日里换个灯、安个锁、钉个门划、上块玻璃等等，凡是需要男人做的事，我们都无能为力，都要去求别人帮忙。

总而言之，缺少父亲的家庭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好心的邻居、父亲的朋友及母亲参加工作后的同事，都给予过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母亲整日面露伤楚之色，对我们也很少有笑容，常常对我们发脾气。只是在我们患病的时候，才好一番地安慰，带我们去大医院看病，舍得给我们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母亲常说，我和弟弟是她的左眼和右眼，无论如何不能出差错，如果我们有个三长两短的她也活不成了。因此，我们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甚至连蚊虫叮咬得重一点，母亲都要带我们去医大看医生。

邻居和一些好心人看我们实在太困难，纷纷登门劝说母亲，别再苦了自己和孩子，劝她再找个人家。

一个晚饭后的黄昏，母亲把我叫到她的身旁，脸上露出一种难言的凄凉和苦色。她凝视良久，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转，一副商量的口吻，问我“要不要再找一个主？”

似懂非懂的我，怎能理解母亲的苦衷！噘着嘴巴，倔乎乎地回答：“不管！你要是找人，先把我送人好了。”母亲泪雨如倾。我见母亲那伤心的样子，也忍不住地滚下了泪珠。

此后，漫长的岁月，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以后再有人谈及此事，母亲总是微微一笑，然后又摇摇头。我和弟弟是母亲的全部，是母亲唯一的欢乐、唯一的慰藉和唯一的精神寄托。母亲是我和弟弟的天和地，母亲就是我们的家。

小弟送人后，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份忧伤。时常，静下心来想起母亲，留给我的是分担她的痛。在母亲经历了那样的波折后，是她那坚韧的品性，选择了坚强地面对。

迫于生计，瘦弱的母亲又去奶了别人家的小孩，每天把我和弟弟丢在家里，直到夜里，别人家的孩子睡熟了，才能回到我们的身边。

我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那种痛苦的神情；我看到数九隆冬的午夜，炉火已烬，母亲两脚插在被子里，肩上披着棉衣，一针一针地赶织着毛线活儿；母亲的身影被暗淡的灯光映在墙上，她眼睛熬红了，手腕织酸了，仍不肯休息，还不时地为我和弟弟盖着被子。我眯缝着睡眼，泪水悄然地从眼角溢出……这情景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母亲饱尝了过多的不幸，苦有几多，难有几重，我这个“小棉袄”最清楚了。

我疼爱母亲，懂得要替这个家多做些事情。小小的我就学会了做简单的家务活儿，照看弟弟，跑道买东西。因为经济拮据，只能是吃一顿买一顿，用一回买一次。经常是三分钱酱油二分钱醋，一块豆腐二分钱酱。要么就去馒头铺赊个馒头给弟弟吃。总之，家里类似这样的事情都要我去做。

那时候，除了街口的小铺子外，还常常有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卖：有敲着木挷子的“打好酱油啊！”；有推着板车的“豆——腐！”；有背着木箱的、叫卖生津止咳的“甜脆萝卜！”；还有那卖针头线脑的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挑子。

有一次，我去街口的小铺买东西，因为怕忘了，所以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叨咕着要买的东西，当我走进街口的小铺子，刚要说出我要买的东西时，见小铺的老太从嘴里取出满口牙放在杯子里刷洗，吓得我撒腿就跑，要买什么东西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以后一连好多天我都不敢再去那里买东西了。

还记得，那时人民牌的肥皂一角六分钱一块。我把买肥皂剩下的四分钱，忘记交给母亲就跑出去玩了。

小剧场门前热闹非凡：卖香烟、瓜籽芝麻糖的；卖糖葫芦、烤地瓜的；打大米糖的；卖“素鸡”的。那“素鸡”和现在的差不多，卖东西的人先把“素鸡”加热，然后切成片，在两片中间抹上甜面酱、腐乳，再夹上葱花和香菜末，那是一种美食；有一种表演叫拉洋片，一个小箱子，架在凳子上，透过箱子下面的孔洞，欣赏箱子里面发生的故事。箱子里面是个小型的舞台，背景是反衬剧情的几块布景。那操纵者一边操纵着画面，一边半说半唱地讲述着故事的情节；还有路边的小人书摊。

这些热闹中唯一能够吸引我的，就是打大米糖了。一分钱打一次，一个轮子似的靶子上标有一至二十不同的数字，靶子不停地转动，击中某一数字就给多少块大米糖。

平日里，我最喜欢到那里看热闹，但不管怎样喜欢也只是观望，从来没有玩儿过。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衣兜里有钱，而且还不止是一分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不加思索地就去打大米糖了。正在我痛痛快快地打了四次，并为自己一次就打了二十块大米糖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母亲把我叫回家，问起买肥皂剩下的钱时，我傻了……

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几分钱的概念了，甚至对几角、几元钱亦不屑一顾。但在当时的二分钱可以买一块豆腐，四分钱可就是我们三口之家两餐的菜钱啊！母亲恼怒了，我被迫说出了真相，结果被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很伤心，也很懊悔。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从那以后，没弄明白的钱我从不敢随意乱动。

光阴似水，往事如烟。一些儿时的记忆本应早已淡忘，却偏偏在偶尔一刹那间，便触景生情，又偶然想起，偶然谈及。如今儿孙们穿的是名牌，吃的是鸡鸭鱼肉和那名目繁多的小食品，玩的是电脑，住着大房子，坐着小汽车，还有那琳琅满目的学习用品。小孙女从入幼儿园就开始了钢琴、表演、美术、书法、轮滑、游泳等多方面的的培养，各种才艺学习班，数不胜数……看到这些，不禁想起我们小时候那个贫穷的年代，那贫苦的日子，与现在真是天壤之别！

半支钢笔。

记得小学四年级开始写钢笔字（小楷），那时我和弟弟只有一支钢笔，虽说是轮流使用，但大都是在弟弟那里。一个冬日的清晨，我趁弟弟不备，悄悄地把那支钢笔装进了自己的书包，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我心里暗自欢喜，满以为这支钢笔我可以放心地使用一天了。可没等我走出多远，就见弟弟光着脚丫追了上来。见他不顾一切地光脚站在雪地里，我惊恐万状，担心把他冻坏了，立即拿出那支钢笔给他，弟弟要回了钢笔，满意地跑回家去。

我是在闹市区长大的，商店里漂亮的衣服、迷人的玩具和各种美食，我们从不敢奢求。平时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偶尔有点细粮，也都留给弟弟吃。我们没有零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少许散装的糖块儿，就是在夏天水果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只能买些商铺里挑出来的、不新鲜的、不能再留的水果。一毛钱或几分钱买一堆。买回家后洗一洗，用刀削去烂掉的部分，偶尔能吃上一次也就很满足了。

记忆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像闪烁的群星在不经意间发出光亮，给了我些许的感动和希望。

小时候也许是出于一种遗传，我对音乐有着一种特殊的喜好。有一次，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看见张贴的招生简章，教小提琴包教包会，每月学费六元钱。由于家里有一把琴，我也是太喜欢了，央求母亲宁肯少吃饭也要去学琴。

和父亲一块儿长大的朋友佟叔知道了，专程送来二十四元钱，说是给我学琴的四个月学费，用完再继续。佟叔是一个国有大企业的锻压工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佟叔一个月的奖金。当时的六元钱可是我们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哪里舍得去学什么琴呢？！

母亲单位的人事干事、热心的岳姨，生活上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关照。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岳姨利用星期天在单位值班的时间，手针为我缝制了一件当时很时尚的小衬衫，我很喜欢。冬天穿在里面，夏天穿在外面，一直穿到初中毕业。

母亲单位的文化教员，因为他年纪轻轻，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小舅，也常常给我和弟弟带来些学习用品。

还有我家的邻居王大姨，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道她男人姓王，我们都叫她王大姨。她家是山东人，又有着一双被裹得很小的“三寸金莲”，所以背地里大家都叫她王小脚。王大姨是个心直口快、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她们一家给过我们很多的帮助。

上世纪六十年代，实行粮食定量供给，每户一个购粮证，由指定粮店供应粮食。粮店实行上门服务，送粮到户，每家的米袋子上都写有姓名。每周固定有一天，粮店派人到居民组，上午记证、收款，下午用手推车把粮食送到每家每户。买煤也是同样，事先我们去煤场登记、交钱，然后送煤到户。而平日我们都上班、上学，家里没有人，我们就把钥匙放在王大姨家，她替我们看家望门。送粮、送煤的来了，她替我们收下；卖豆腐的来了，她排着队给我们拣了；居民组收证、发票等许多的事情都替我们做了，总之日常琐事帮助我们很多很多。

特别是在母亲生小弟的时候，身边除了我和弟弟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外，无人照顾母亲，王大姨给予的关心和照顾更是令我难忘。

记忆中，她七口之家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每逢做点好吃的总是要给我们送上一些，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山东大包子。白菜块的馅，好吃！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对她那双裹过的小脚感到好奇，总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王大姨总是回避，偶尔碰上她在洗脚，也都把我赶出门外。直到我长大上班了，一次去她家的时候，王大姨给我看了她的那双“金莲”。我才晓得有多么的残忍，好端端的一只脚硬是窝断了四个脚趾，真不知美在何处。幸好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年代。

人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我家对门住着一位三十八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亲切地称呼她大娘。

在那条胡同的尽头，一个窄小的院子里，住着我家和大娘家。很不幸，我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大娘家也是单亲家庭，大娘独自带着四个孩子。孤儿寡母的两家八口人，同命相连。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大娘家那用房门当作的黑板，是名言之窗，每天都有新的名言警句、优美诗词，写给她的孩子们。我经常去她家，日子久了它让我收获着知识，感悟着生活。当我看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就会想起陶渊明避开烦扰的世事，隐居深山，耕种自己的一方小田。他悠然采菊东篱之下，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了南山，是多么的怡然自得！当我背诵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又是多么地钦佩文天祥！

大娘还常常给我们讲故事。

从童话故事里白雪公主的善良、卖火柴小女孩的悲惨、后母的狠毒，讲到一些成语典故、历史故事、现代的侦察小说。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甚至连半导体都没有。在那个没有“声音”的年代，听大娘讲故事，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了。那许许多多的故事，使我学会了辨识美丑、区分善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苦寒、寂寞的严冬，常常是晚饭以后，我们把该做的事情早早地做完，就聚到大娘家，围坐在火炉边，听大娘讲故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有记忆的，就是那侦察小说故事《衣角》。

故事讲的是建国初期，地主分子反攻倒算，来到女村干部家中，趁人不备，躲在门后。被女主人怀中的孩子发现，指着露出的大脚说：“脚，脚”，机智的妈妈忙拍打着孩子说：“饺子，饺子，哪里有饺子给你吃啊？”边说边抱着孩子躲了出去。门后那人见露了马脚，慌忙找来一双大鞋放在那里，随即藏在她家的水缸中。待女干部找来人查看时，竟是一双鞋子，以为是虚惊一场，人们纷纷离去。

深更半夜之时，那人从水缸中爬出，逼迫女村干部给他烤衣服，女干部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剪下了那衣服的一角，为后来公安人员的破案，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大娘讲的故事惊险、绘声绘色、生动感人，丰富了我的生活，给了我教育和引导。

我的母亲只有三年文化，很少辅导我的学习。每当我学习中遇到难题和不解就去问大娘，大娘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启迪。

在我的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帮助无不激荡着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把这种关爱的种子播撒在我纯真的心灵之中，使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被爱、被关怀、被牵挂的感觉。他们的帮助有如冬天的暖阳、夏日的清风，令我倍感激动，他们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一九五四年我上学了。一天，一位志愿军叔叔来到我家找母亲缝补袜子，留下一个黄色的背包做补丁。母亲用一尺白布换下了那个黄背包，那就是我入学的新书包。这书包从上小学开始一直用到小学毕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脏了洗，破了补，我始终珍爱着。

在学校里同学们交谈中常常说起自己的父亲，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酸楚楚的，很怕别人问起我的父亲。渐渐地我长大了，心里充满了惆怅，一种无以名状的自卑笼罩着心头。在班里我很少和同学们争辩什么，即使受了委屈，也能忍便忍，能让便让。老师夸我有修养，其实她哪里知道我心中的事？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慧，她心直口快热心肠，且家里有着非常优越的经济条件。每天早上我都去找她一块儿上学，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刚上学的时候，我家没有钟表，我也不会看钟点。一天我去她家，她正在吃早饭。急忙中她让我看看几点了，我见大针指向2，便告诉她7点20分了，她慌忙跑过来一看，扔过来一句：“大笨蛋，那不是7点10分吗，你连钟都不会看哪？来我教你。”于是，便认真地告诉我如何识钟表。从那以后我才会看钟表的。

我的学习用具都是最廉价的。铅笔是软铅芯的，写出来的字炭一样，再用硬硬的橡皮一擦黑乎乎的一片。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中华铅笔和文具盒送给我。在班里也总是护着我，替我打抱不平。

如今近六十年过去，我们还仍然保持着那纯真的友谊，儿时的往事，永远是我们相见时的话题。

还有，班主任老师也非常关心我，经常鼓励我，并让我为班级做些事情，给我一些锻炼的机会。在集体中我找到了那种渴望已久的温暖。

难忘儿时新布衣。

上学不久，我就加入了少先队，母亲东挪西借，凑了点钱，给我买了一件新布衣。那是一件布满了不倒翁的红色娃娃服上衣。穿上新衣服，系上红领巾，我把第一个少先队的敬礼献给了母亲。母亲快乐、激动，笑容洋溢了满脸。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学杂费都是由街道办事处开证明，学校予以免费的。母亲总是给我们讲起，她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参加工作后没有文化的苦衷。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生活，努力学习，长大了才会有出息。母亲使我懂得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些儿时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的我不善言辞，由于坎坷和困苦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喜欢默默地做事，不愿更多地表露自己。

我们小时候上学读书和现在大不相同。那时候补课的都是班里学习比较差的同学，学习跟不上了，班主任老师利用课后或者休息日无偿补课。寒暑假期所留的作业，也都是学过的课程再加以巩固。

暑假里学校经常组织一些课外和校外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在“除四害、讲卫生”的活动中，号召同学们打苍蝇、灭老鼠。把打死的苍蝇和灭掉的老鼠尾巴交到学校，并报上灭掉的数量。学校还组织我们三五成群到太原街，宣传交通规则。每人一个喇叭筒，扯着嗓子喊道：“叔叔阿姨听我言，我把交通规则谈一谈。大马路宽又宽，人行道在两边，走路要走人行道，那里行走最安全……”还有劝阻行人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正是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组织我们下乡支农劳动，运苗、插秧、拔草、施肥。我们睡在生产队食堂一角搭起的大板铺上，每天天还没亮，食堂里的吹风机就开始呜呜地响起来，每人定量两个大饼子，一碗白菜汤。与其说是白菜汤不如说是煮白菜，汤里没有一滴油珠，并且还漂着一些腻虫。

还记得那次下乡劳动，学校组织行军拉练，要求背着行李自带午饭，徒步行走百里。临行那天，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准备了饭菜，因为没有饭盒，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装在一个小饭盆里让我带上。我嫌端个饭盆太难看，一犯倔索性连饭也没有带，一甩剂子就出了家门。

结果饿着肚子走了一天的路，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同学们才发现我一天没有吃饭，纷纷给我送来晚饭。

也许就是因为这倔劲儿，下乡的那一个月里我没太想家。一些女同学想家，收工回来凑在一起唱着“小白菜呀，地里黄啊”，偷偷地掉眼泪。

一个月劳动回来，我捧回了“五好战士”和“插秧能手”两个奖状，母亲的脸上泛起了欣慰和骄傲的笑容。

想起那会儿，我们的学生时代，比起现在的孩子们可要丰富得多、轻松得多。大家常常成群结队地汇在一起，跳皮筋、打口袋、跳格子、捉迷藏，你呼我叫，兴高采烈，孩子们的欢笑声、吵闹声混成一片，家长不叫都不回家。

可如今我的孙女已经念六年级了，每天早七点到晚五点在学校，放学回来拖着沉重的书包直奔书房，嘴里嚼着饭就急着去写作业，一写就到晚上八九点钟。

不仅如此，双休日还要上补习班，寒暑假的假期还没到，家长们就已经去寻找假期新课程补习班了，孩子们总是有上不完的课，写不完的校内、校外作业，几乎没有和小伙伴们聚集玩耍的机会。

从小孙女的身上我感觉到，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体验到那种儿时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