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帮我选择了他

过去的时光已经不复存在，但留给我最多的还是往日的回忆。岁月飞逝，转眼我和弟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父母的离异令我咀嚼不尽。我恐惧、我自闭，觉得婚姻就是一场赌局，如果赌输了，就输掉了一切，只有认命。所以迟迟不敢谈及生活问题。

当然，那时也曾有过一些联系密切的同学和同事，我们常常在休息日成群结队的去溜冰、去游玩。可当我发觉涉及到情感问题时，就自动出局或回避，一时让人感到费解、莫名其妙。其实我是忐忑，是惧怕，怕自己长不正眼珠，碰上陈世美。如果是那样，莫不如单身孤影，免得情感受到伤害，自饮苦酒。所以到了二十七岁，我还没有谈对象。

这下可急坏了母亲，她盼望着我们早些成个家，似乎这样她才算尽到了最后的责任，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母亲说：“一家女，百家求”。于是她逢人就讲，见人便提，不管遇到谁，这都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终于在母亲同事的帮助下，认识了我的丈夫。

那时候找对象要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而且还要看家庭的政治条件。丈夫是哈尔滨人，大学毕业后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沈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父亲是老工人，家里兄弟姐妹八人，他行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大哥是军人，二哥和姐夫都在机关工作，三哥是技术人员。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由于工作忙我失约了，迟到了两个多小时。经弟弟三次电话催促，我才匆匆地赶回家。见丈夫仍在等候，我很感动，也很歉意。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很难说得清楚：有些人用尽一生也未必能寻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而有的人却在第一眼就发现了谁是自己的真爱。

说来也怪，瞧他第一眼时，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那张熟悉的面孔，好似在哪里见过？待仔细想来，确认不曾相识。当时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以为是紧张所至。现在想起来也许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动之人。

初次见面，未感陌生，竟似曾相识。萍水相逢，心中就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丈夫第二次来到我家，交谈一阵，欲起身告辞。母亲挽留说：“今天过年，如果你家在沈阳，我也就不留你了。你家在外地，回去也是独身宿舍，你们的事情成与不成没有关系，我们认识了，作为朋友吃顿饭也是理所当然的。”丈夫听母亲的一席话，既实在又真诚，盛情之下，只好应允。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思想还是守旧的、传统的。我们谈对象是秘密的。星期日外出时，要骑自行车，这样才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看电影，得等开演的钟声响过，场内的灯熄了，我们才入场悄悄地找到座位。散场时，不等灯亮就提前退场。每次都是母亲电话联系，约他到我家，我几乎没有单独与他联系过。单位也一直不知道我在谈对象，直到丈夫的单位派人了解情况，同志们才恍然大悟。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既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海誓山盟，可他却为我耽误返程的公交车，徒步一个多小时走回宿舍。和他外出时，总是少不了得到他的关照。短短的相识，他给了我一种安全、可靠的感觉。

于是有一天，在我加班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已是月朗星莹之时，举头远望，夜幕深邃，星河灿烂。顿时，有了一种融于景、感于情、激于心的感觉，于是我便动笔写了我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看法，阐明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也谈了相识以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一个当时文化局用来装节目票的小小的蓝色信封，在一次见面后的临别时递给了他。后来他对我说，那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板报稿。婚后，在丈夫的书箱里，见到了此信，可惜我没有留存，现在想来有点遗憾。

也许是这封信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于是有一天他坦诚的告诉我：他曾相识一个医大一院的外科护士长，年龄比我小，家在外地，是个干部子弟，相识很短的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就在和我相处的过程中，他又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约他去谈谈，他回绝了。在我和护士长之间，他选择了我。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使我们相识四个月就走到了一起。

一九七四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也是一段令我追恋的美好时光。那一年，二十八岁的我和丈夫喜结良缘、我和他先后加入了党组织；丈夫单位分配一间十一平米的插间房、弟弟抽调回城，真可谓是四喜临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社会上提倡移风易俗，婚事新办。

我们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进行曲，更没有新婚酒宴。在那几近没有颜色的岁月，一条蓝色的毛料裤，一件瓦灰色的卡上衣就是我的嫁衣。人们只有从那红头绳和红色棉花绒的衬衣上，才能辨认出哪个是新人。一百五十元钱更新了我和丈夫从里到外的全部行头。

在那凭票供应的年代，求列车段跑车的朋友从北京捎回八十元钱的新婚喜糖。

我们没有新房，只是在娘家把母亲的东西撤掉，丈夫的同学们帮助简单地收拾、布置一下，贴上个喜字，就算是我们的新房了。而且这样的新房也只有一天，第二天母亲的房间又恢复了原貌。

四十年前，正值沈城春末夏初之际，一个大风呼啸的夜晚，新婚的红烛下，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填写着《入党志愿书》，丈夫为我的嫁衣缝着纽扣，母亲满心焦虑的望着窗外，担心着明天我们新婚典礼的天气。

一夜大风过后，次日竟是一个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清晨，我赶到了单位，递上了我的《入党志愿书》，回来时已是宾朋满院了。就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大院（当时的评剧团宿舍大院），由丈夫的同学主持，举行了一个没有鲜花，没有彩带，没有鞭炮的“革命化”的婚礼。

婚礼上我们交换的礼物，不是结婚的戒指，也不是定情的项链，而是一本《九大文献》和一支刻有“中央慰问团”字样的钢笔。尽管这样，气氛仍然那么隆重、那么热烈、那么喜庆。那一天的场景历历在目，虽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却依旧新鲜如初，依旧忘不了当时那么激动、那么兴奋。

新婚的第二天，我和丈夫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见那远方的公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和一个不十分熟悉的男人去见那一大家子的陌生人，心中怀有忐忑。车厢里的我，望着对面坐着的丈夫，一个劲儿的发愣，一种莫名的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茫茫人海中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经过一段短暂的接触，竟成了一家人，而且彼此相依，长相厮守，陪伴终生。

其间，恰好一对老夫妇携手从我身边而过。看着他们搀扶而顾的情景，我心有所感，自问，就像他们那样过到白头？直到偕老？真是不可思议。眼前的他究竟会是怎样？他是否是我寄于终身的人？就这样，我怀着忐忑，带着疑虑，迈进了婆家的门。

拜见了公婆，会见了兄弟姐妹。一进门就几十口人相迎，陌生、尴尬、难为情，一时搞得我不知所措。好在大家的热情，顿时化解了我的拘谨。

那时候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在一般百姓的头脑里几乎没有电视机的概念，更不要说家里有电视机了。能坐在家里看电影那是人们的梦想。即便是电影院里也只能是上映几个样板戏和几部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少得可怜的影片，而且一票难求。人们要是能看上一场电影或一场戏，如同过年一般。

交谈中得知，公婆想看电影却买不到票。于是我便去了附近的电影院联系，买回五张电影票。公婆又惊又喜，高高兴兴地看了一场想了很久的电影。

我知道新媳妇到婆家总要接受一些有意、无意的“考核”，所以努力地去做一些事情。

一天，公公让我给远在韶关当组织部长的、不曾谋面的二哥写封信。我明白公公的用意，又无法回绝，只好命笔疾书，匆忙地交上一张答卷。从公公那满意的笑容和一句“手笔相应”中，我知道了那是一张合格的答卷。从此，公公常常与我们通信，并指定我写每封回信。

那时的书信，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载体。

记得那是一封传统意义上的信，是来自公公的信。老式信封中，老式红色竖格的信纸上，书写着公公特有的行书墨迹。公公的信，蕴含着浓厚的慈爱、传统式的思念，意味深长，言犹未尽。虽然公公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但我一直珍藏着公公的来信。空闲时翻出来看看，我珍爱那字里行间传递着那样温馨的关爱、那份赤诚的亲情，我感怀信笺泛黄，却留住了那个岁月的喜悦。如今，那熟悉和亲切已翩然远去，只在心灵深处留下斑驳的片断和如烟般无孔不入的思念。

公婆是山东人，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闯关东的人流，飘落到哈尔滨。

公公家是个大家庭，八个子女，四世同堂。虽人口多，但讲究传统和规矩，从不乱分寸。公公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婆婆慈祥、勤俭、贤惠。听丈夫说，小时候几个兄妹正围着婆婆要钱买本买笔，见公公走来，“呼啦”一下全散了。

而今几个子女，家家都是独生子女，不管在自己小家怎样，但到了爷爷家都要守规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电视。爷爷爱听戏，喜欢看戏曲节目。小孙子们喜欢看动画片，可谁也不敢去变换电视节目。憋了好一阵子，几个小孙子中选出一个从外地回来的作代表去和爷爷商议：“爷爷，我们想看会儿动画片行吗？”爷爷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几个小孙子说了声：“可以”，方可调台。否则，爷爷不同意，几个小孙子也只有噘着嘴巴乖乖的走开，没有敢挑刺的。

婆婆家的为人和教子有方，在左邻右舍中，皆有口碑。看到这严谨的家风和一家人的和睦相处，一种感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的关爱，见到公公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喜欢与他交谈、聊天，甚至对于不同的见解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倒使得让兄妹们难以接近的公公感到新鲜和舒畅。一向严肃有余的公公，到了晚年，觉得儿女们虽然都很孝顺，但缺少那种围前围后的感觉。为此，那些年每逢新春佳节，我们就带着孩子赶回到公婆的身边去过年，平时也是少不了书信问候。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每当孩子们从邮箱里取出邮来的信件，送到爷爷面前，问到是谁的来信时，公公便会高兴的说：“不用看，摸摸信的薄厚就知道了。薄的是韶关来的，厚的就一定是沈阳来的了”，脸上便泛起了如意的笑容。每每读过信后，公公那种愉悦的心情会持续许久。

还记得，婚后我们没有房子，和母亲挤在那间仅有十三平米的小屋里。继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营口、海城地震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二月七日上午十时有地震的预告通知。已经到了预产期的我，一整夜不得安宁，终于熬到了天明，被送到了妇婴医院。

为防地震，医院把分娩室从二楼撤到一楼，并和婴儿室合在一起。临近十点钟，医生对我说：“十点钟有地震，还是我们帮你生吧。”于是来了三位老大夫，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又拿来了氧气袋放在我头下……瞬间，令我有了一种身临战地卫生院，一边抢救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一边随时准备撤退的感觉。儿子出生时刚好是二月七日上午十点钟。

当时是农历腊月二十七，冰天雪地，哈气成霜。刚刚产后的我就棉衣、棉帽“全副武装”和另一位产妇被塞在一张单人床底下。医院门窗四敞大开，刚刚出世的婴儿只裹着我的一条大围巾，便被护士一支胳膊一个的抱出了室外。

以往正常情况下，要有三天的住院时间，一切准备都来得及。赶上了地震措手不及，孩子用的被子、衣服没顾得带上。丈夫急忙赶回家中取来了孩子被子，不到一个小时，文化局就来车把我接回了家。

一路上，大街小巷站满了躲地震的人，回到家里，满院子的邻居，见我们捧着孩子回来（丈夫不会抱，用“捧”字比较准确），又惊、又喜、又是感叹。

于是议论起了孩子的名字。有的说：“叫震生吧”，有的说：“平安无事叫震平吧”，还有的说：“就叫震震吧”。一时间登门送名字的很多。直到现在老邻居见了还叫儿子“地震”呢。

晚饭后，邻居们纷纷出去躲地震了，我让丈夫把桌子放在床上，劝他们也出去躲躲。母亲和丈夫执意陪着我，不肯离去。于是就在桌子上倒立着一个啤酒瓶以观察震情。

眼看着一尺多长啼哭的小婴儿，我心里犯了愁：这么小的娃娃何时才能长大呀？初为人母的我不知所措：换尿布时不会包孩子，洗澡时抱不住孩子，抱着孩子不会走路，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笨笨的，幸好有母亲在身边，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才度过了那段有惊无险的日子。

那时候，实行的是福利分房。为了解决职工住房的困难，单位把一套住房分给两家或三家居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插间房。一九七五年元旦，我们搬进了丈夫单位分配的一间十一平米的插间房。一楼北面，两家一厨一个卫生间。厨房不到三平米，每家一个煤槽、一个炉灶。

我们用生石灰刷了墙壁，又用防锈漆刷了地面。屋子里，两张单人钢丝床（是从单位借的），一对木箱子，一张折叠桌。厨房里，一个小木箱的四框挂在墙上，靠墙的一面钉上纸壳，箱框里铺上旧的挂历纸，再挂上个小布帘，便是一个简陋的碗柜。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家。

婚后的生活虽有些清贫，但很幸福。我们从不把钱看得很重，看重的则是用钱买不到的那份真情。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住在两家或三家的插间房里。

说起插间房，实在是困难多多，矛盾多多。两家共用的厨房里，邻家大蒸锅上腾着孩子的尿布，三平米的厨房里养着两只老母鸡，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味。四平米的厨房三家合用，做饭时一家只能出一个人，多了撞屁股，十三口人合用一个卫生间。而且都是五十年代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墙壁露灰沙，上下水管老化漏水，用塑料袋兜着。可见有多么艰苦。多少邻里为了争占一个垃圾桶的地方，常起冲突，有的甚至打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还好，理解和忍让使我们和所住的邻居相处得一直不错，从未闹过矛盾。

我家距单位很远，骑自行车五十分钟。孩子小时骑个挎斗车。起初不会骑，撞过树也翻过车，但那时候不怕累，也不怕摔，一年四季风雪无阻……

那时候丈夫在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差到现场搞新产品试验，一去就是几个月。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丈夫去北京出差，从北京回来不光是他脑子里会装满一些令人惊奇的“精神”，更主要的是他那土黄色的写着“要斗私批修”的大号旅行袋里，盛满了令人垂涎的首都市场的猪肉和花生米。

想起那个年代，其中的困难和艰苦真是一言难尽啊！那是一种用文字难以表达，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有的感受。如今，每当我走在花园式的小区，每当我迈进宽敞、明亮的住宅，心中充溢着温暖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一种深深的感触充满了我的心田。能住上大房子，如梦如幻，也是我从不曾敢想的事情。

看今天，经济搞活，物质丰富，人们的生活所需，一切应有尽有，不再为吃、穿、用发愁。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过去买东西要货比三家，挑选价格便宜的购买。如今买东西不问价，只要满意了就好……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更为母亲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美好而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