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归

岁月本是一湖相安无事的静水，可每每想起母亲，心中便会倾刻泛起波澜。

时光这么走远，一晃就是三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我和弟弟都已结婚生子。可母亲的心中却萌生了一种畏惧，她担心我们由此离她而去。

她常常叨咕着：“你们长大了，翅膀硬了，我是个连窝都没有的一只老孤雁了，你们如果对我不好，我就去投河……”并且不论在弟弟家还是到我家，母亲的心里总是不悦。

那时，我们居住的都是插间房，条件差，老少三辈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很不方便，经济上也不是很富裕。

当年的我们已经安家立业，忙工作，忙学习，忙家庭，忙孩子，没有更多的精力去体贴和陪伴母亲。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对母亲的那种孤独、寂寞与无奈，有了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很想帮助母亲寻求一个老来伴。但又怕母亲误解我的心意。经过与母亲多次的沟通，和老同志们的劝说，母亲才勉强答应。于是和我要好的几个朋友便在相识的老同志中寻求目标。虽几经努力，但一直没母亲满意的人。

后来，也许是父亲与母亲有了联系，他的另外两个子女都已接班、工作了，父亲也退休了。这时才想起了我们还是“一块玉儿的好”，有意要回来。

母亲刚刚有点透露，立刻遭到我和弟弟的强烈的反对。想起那三十年苦难艰辛的日子，怨和恨一齐涌上心头……在我们幼小的时候，正需要抚养和呵护，他哪里去了？而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他觉得我们是“一块玉儿”了，这不是坐享其成吗？

整整三十年啊！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的一生却几乎是全部，我们实在无法原谅父亲。

“宁愿找别人，也不要他！”这就是我和弟弟的态度。母亲无言以对，眼里露出了难言、无奈的目光。

记忆中的一天，我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父亲的同学，捎来口信儿，说过几日父亲要来看我们。我很冷淡的接待了他。我与父亲之间虽然血脉犹在，但早已没有了亲情，对于他的到来，我们并不欢迎。想起父亲良知消散，亲情泯灭，我心中盛满了怨情、落寞和无以复加的责难。我恨他！恨他抛弃我们母子，恨他给我们带来的悲伤和苦难，恨他是个陈世美！但对于父亲的到来，我们却无法拒绝，只有任其自然了。

北方的深秋，已有袭人的寒意。那一天，是丈夫去公交车站接来了未曾见过面的岳父。当我面对阔别十多年的父亲，看到他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庞多了许多皱纹，看到他那掉光了头发的头顶；看到他那噙满了泪花的眼睛和充满忏悔、内疚的目光……顿时，父女情肠，满腔的愤恨化为乌有，昔日的那一份隔阂，似乎在那一刻瓦解。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说不清是喜是忧，是爱是恨！

女人一旦有了一个男人，千般恩情、万般爱就是他了。女人的不幸，太多太多也是由此缘起的。有道是“痴情女子，负心汉”。在母亲的心里装不下别人，只有他。既使送他六个月拘役，那也是爱之深，恨之切。三十年的光阴给了她数不尽的伤痛，如今已两鬓斑白的她，仍然认为他的聪明才智是别人所不及的。

至此，从母亲的身上我才明白什么是痴情。痴者，迷也！她不计前嫌，不念三十年的旧恶，原谅了他。

岁月的美丽和残忍就在于没有岁月可以回头。是啊！没有岁月可以回头，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想起母亲形单影只苦熬了三十个春秋，我心里一阵酸楚和怜悯。

母亲已年过半百，遂她所愿，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只要母亲高兴、愿意，我们不再阻拦。对于父亲，我们也只有既往不咎向前看，希望那一切的美好都在前方，只有期待着明天。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告别母亲去了哈尔滨。

临行前我把钥匙交给母亲，表明了我的态度：“您的事情自己拿主意，不管您怎样选择，我们都支持。如果考虑好了，就和父亲在这里过个团圆年吧！”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很少有过的笑容。

春节过后，母亲说要回弟弟家带孙女，在弟弟家的窗外搭建一个小偏厦，得到了弟和妻的积极支持（当时城建部门有文件，窗子不临街的，允许在自家窗外搭建四平米的小棚）。小偏厦搭好后，父亲回来了。

弟弟见大局已定，说：“既然你们都已决定，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就这样，分别了三十年的父亲，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一切为了母亲，我们只好强装笑脸，找回了那个很久没用的、不习惯的称谓。

父亲回来后和母亲住在弟弟家窗外搭建的六平米小屋里。天暖时还好凑合，到了冬天，小屋子里除了支起一个取暖、烧饭的铁炉子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进门就上炕，吃饭、做家务都要在炕上。外出穿大衣要到院子里穿，小屋里伸不开胳膊。整日里烟熏火燎的，母亲由此患了严重的气管病。

那时，我们住着一间十四平米的插间房，实在是力不从心。直到六年后的一九八七年，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又给我补了一个插间房。当时尽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插间房里，还是立刻把父母亲接到了我的身边。这里虽然是三户插间，但两水两气，一楼十八平米阳面，比起那六平米小屋还是优越了许多。父母亲有个好的住处，我这个作女儿的心里就少了一份牵挂，也安稳了许多。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对于父亲，除了知道他抛弃了我们之外，其他一概不知。父亲的回归，给了我重新认识父亲的机会。

生活中的父亲聪颖过人。他生财有道、心灵手巧、吃苦耐劳、能雅能俗。他刻苦、钻研、有毅力。

父亲刚回来那会儿，见母亲退休在家无事可做，便回收了一些旧书本和旧报纸，让母亲在家里糊纸兜，然后卖给水果摊（那时还没有用塑料袋包装）。他自己编写乐谱教材、招生，教萨克斯、单簧管。

一次，我回家看望母亲，见她正在一页一页地平整着一本被雨水浸湿了的五线谱教材。母亲十分赏识的拿给我说：“看，这厚厚的一本，全是你爸自己刻的。”我漫不经心的接过乐谱，仔细一瞧，不禁一惊，真想不到父亲会有这样的能力，那简直看不出是一本手工刻划的教材。不由得心里泛起一丝赞叹！

除了教学生，父亲还租了一个简陋的小亭子，做起了修理乐器的生意。不仅如此，父亲还从各大厂矿、企业收购了一些“文革”宣传队时期用过的陈旧乐器，经父亲的修理、翻新，变成了物美价廉的二手乐器，售给农村的鼓乐班子和小学校的乐器培训班，很受欢迎。

父亲自制的架子鼓也是有模有样。做成的大鼓、小鼓，需逐个定音才可演奏，定音鼓是父亲的特长，并非一般人所能及的。

在父亲那简陋的小亭子里，依我看没有一样有用的东西，像什么废旧的自行车条、青霉素小药瓶、有机玻璃扣，还有用来包橘子的红色塑料薄膜和医药公司用过的三合板的包装桶等等，可在父亲的眼里，那全都是宝贝。

有一次，我去父亲的小亭子，见父亲正在修理手风琴。琴底部丢失两个座垫，父亲便把两个青霉素瓶盖儿削平了，做了两个同样的座垫粘贴在琴的底座处。琴左边圆点键缺了几个，父亲就用几颗黑色的有机玻璃扣加工而成，魔术般地镶嵌在琴上，那光泽度完好如初。我不由得眼前一亮，投去了佩服的目光。

记得一个年三十的晚上，邻居送给儿子一盏小灯笼。好端端的灯笼，却用一根粗粗的木棍挑着，显得很粗糙，既不雅观也不漂亮。父亲见了，用一根废旧的二胡弓子，截去弯处，并在一端拧上一个“羊眼”，再用一条粗细适中的线绳栓在灯笼上，小灯笼立刻变了模样，精美别致，漂亮极了。

有一次，家里的一个地球仪不慎摔坏了，还没来得及丢掉就被父亲修理好了，并且看不出一点修补的破绽。

后来，父亲的乐器修理手艺竟变成了杂修功夫。除了修理乐器之外，还修电饭煲、电水壶，修理钟表、磨上冰刀什么的，无所不能。

一个老同志曾经问过父亲，这些手艺都是从哪里学的？父亲回答：“一些事情除非别让我看见，只要我见到的就能琢磨明白。”

还有一次，母亲贪便宜花了五元钱买回一斤零乱如麻的细毛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线头。我急了，“不就是五元钱吗，值得费那么大功夫，不要了！”急着要用剪刀剪断。

父亲连忙接过这团乱糟糟的细毛线，利用每天睡前的时间，细心地一个结一个结地解着，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一处断线，没用一个接头，父亲硬是把一团没头的乱毛线理顺了、缠好了。

父亲说：“这么点毅力都没有，还能做成什么事！”逐渐地，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聪明、智慧、刻苦专研的精神以及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难怪母亲那么看好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市场开放了营业性的舞厅。父亲又重操起了旧业，经过专业人士的考核，认为父亲的爵士乐的演奏是独特的，聘了他到舞厅伴奏。

父亲整日里教学生、修乐器、做架子鼓、舞厅伴奏，忙个不停。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日，而且越是节假日越忙。一年到头也只有除夕之夜才能和我们团聚一起。

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我们享用着母亲给予的美食、亲情和温暖。

晚餐后，母亲就会拿出那把父亲最喜爱的、产自俄罗斯的、银白色的萨克斯和单簧管，让父亲给我们奏上几曲。儿孙们围坐在一起，合着琴声唱着、笑着，欢声笑语装满了屋子。母亲满心的舒爽，一脸的灿烂。是父亲让全家人充满了欢乐。看到这份迟到的亲情，我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和隐痛。

平日里，父亲从早忙到晚，母亲天天守候到深夜，唯一陪伴母亲的就是那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入夜，母亲坐在床边打盹，但只要走廊的门一有响动，母亲就会立刻精神起来。迎出门去，接过父亲的背包，帮父亲摘帽、脱衣、解鞋带，然后又去热饭、热菜，斟酒、倒茶……

每每看到这些，我心中总是阵阵的不平。一个是自由自在，一个是痴心等待，我明白了这也是一种无奈。母亲的原谅和包容都是源于母亲那份深深的爱。

小说《没什么要紧》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是一篇草稿，每个故事都是下一个故事的草稿，人们涂改来，涂改去，当弄得干干净净没什么差错时，就结束了。”现实中的生活正是如此，常常是一波未息又起一波，甚至那掀起的风波有时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记得还是住六平米小屋的时候，一次母亲面带愁容对我说，父亲一天忙到晚，家里的事情很少过问，每个月的生活费只交他的二百多元退休金。还说，父亲要让那旗袍女人到他的修理店当会计……听罢一席话，我真是又恨又气，恨的是父亲本性难改，气的是母亲为啥偏偏看上他？

下班后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把母亲的话对丈夫说了一遍。丈夫听后火冒三丈，扔下筷子说：“走！去问问清楚。”

于是，我们带上孩子，顶着月色和满天的星光，风风火火地赶到母亲住的小屋。偏偏赶上那天又是一个中秋节，家中无人，我们只好在弟弟家等候。

母亲和父亲回来见天色已晚，我们还在等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丈夫首先开了腔，他一副大批判的口吻，对父亲说道：“最近往我的耳朵里灌了不少闲言碎语，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有必要核实一下，听说要找那某某女人到你那里当会计，有没有这件事情？你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再做对不起母亲的事情我们决不答应！”

瞬间，家中的气氛紧张极了，像无数紧绷的弦，轻轻一碰就会引起断裂。虽然我也是满腹的愤恨，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到了节骨眼上还真是有些说不出口，倒是丈夫表达了我的心意。

当着一家人的面受此训问，父亲很尴尬，很没面子，有失了他的自尊。

许久，父亲才驳回一句：“你们是听谁说的？”

我立刻原盘托出：“听我妈说的”。

此时我才仔细地看了看母亲，看得出母亲有些心软了，她只不过和我抱怨、发泄一下罢了，没料到我们竟连夜赶来质问父亲。

母亲低低地说了一句：“我是那么寻思的。”

一句话，把理直气壮的我们一下子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

忘记了那一天我们是怎么收场的，只记得事后，我三番五次的去看父亲，又买东西，又道歉，并且还给父亲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信中提到了好多年以前寄之远方的一份父爱。那是我记忆中唯一感受到父亲的温暖的一件事。

记得还是在我十岁的那年夏天，我曾经收到一个没有留下详细地址的邮包（只写了“长春”二字）。打开邮包，那里是一件粉色带白点的衬衫和一条浅绿色带着红、黄、蓝色小点的裙子。里面夹着一张父亲手写的纸条，告诉我如果有事，可与一位姓孙的伯伯联系，并给了我孙伯的联系地址。

收到衣、裙的那天，我如获至宝。晚上睡觉时放在枕边、搂在怀里，久久舍不得穿在身上。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还是有些许想念。我为自己没有被父亲遗忘，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一种温暖的感动。

几十年后，我把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带着泪写给了父亲。母亲告诉我，父亲看后也落了泪，并露出了笑容。这样，才缓解并弥合了我们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父亲回来的那些年里，着实地挣了许多钱。谁的钱他都赚，我就曾经花了五百元从父亲那里买了一把萨克斯。

一天，母亲对我说，父亲那里有新的萨克斯五百元一把，问我要不要？出于支持他的生意，我买了一把，至今还闲置在家中。

父亲从不露他的收入，对母亲也是如此。每月的生活费只交他的退休金二百多元，不够母亲给他打借条，再从下月的生活费中扣除。暂且不说他对我们如何，就连对每天给他洗衣、烧饭、照顾他的母亲，都很吝啬。

母亲多年喜欢金戒指，叨咕了三番五次，但父亲却无动于衷。还是我听不过去了，把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给了母亲，她自己又添了点钱，用了不到三百元买了一枚金戒指，如愿以偿地戴在了手上。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的修理店夜里被盗，在报案的丢失物品清单上，我发现写有三枚金戒指。母亲的一片痴心却换不来他的一枚金戒指，就连三百元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她。

母亲明知道父亲的钱就在皮箱里，但她从不敢看个究竟。母亲说，父亲一旦发现有人动了他的皮箱，就会很快把钱转移到别处去，那样会很不安全，莫不如放在家里放心。

由于年轻时积劳成疾，晚年的母亲身体多病。母亲常说，晚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有父亲回到她身边，尽管生活不是很富裕，但她还是感到很满足，只是觉得身体状况有些力不从心。

母亲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能和父亲一起散步、遛弯，如果哪一天能和父亲一起逛逛街，那将是母亲最大的奢求，也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情了。可父亲却总是一天忙到晚，只知道自己逍遥自在，根本不考虑母亲的感受。父亲回来的十七年里，很少陪伴母亲，更谈不上带母亲出去旅游了。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母亲胆结石夜里发病的时候，父亲只顾呼呼大睡，对母亲漠不关心、不理不睬。无奈，母亲只好敲墙，唤醒隔壁邻居，过来照看。至于陪母亲去医院就医，更是没有过的事情。

依然记得，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季，一天母亲对我说，父亲告诉她，那旗袍女人已故。父亲的那个女儿媛三十岁了，还没有谈对象，家里动迁又没有住处，借宿在单位的长板凳上。母亲说父亲很上火，牙疼了很久。

我们觉得，老一辈的恩怨不应记在下一代的身上，孩子是无辜的。我和母亲商量，既然如此就让媛到我们家来吧。我们用善良和真诚接纳了父亲的另外一个女儿。

以后的日子，除了热心的关照和盛情的款待，母亲还满腔热情地张罗着媛的对象。母亲千方百计求邻居、朋友和同事帮忙，终于为其寻到了意中人。我们一家人都为之忙前忙后，成全这一桩婚事，这让父亲满心欢喜。

直到有一天，媛告诉我，她妈没有死。我才明白这是他们设下的骗局，利用母亲的善良、热情和对父亲的一片诚心，为他们奔波，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他的女儿找对象。

我告诉媛“你母亲健在是好事，我们并不希望她怎样，好好珍惜你的妈妈吧！”同时还告诉她把对象带回家去，征求她家人的意见，最后的主意你们自己拿。

至于事情的真相我只能藏在心里，怎忍心再去伤害那痴情的母亲！

也许是出于一种答谢，媛的同母异父的姐姐邀我们去她家一聚。并说老太太（旗袍女人）去外地疗养，不在家。我犹豫了片刻，回应了她们的邀请。

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般的太阳，我和丈夫怀着一种别样的心情，应邀去了她们回迁后的新居——大楼。

那是一套十层的两居室住宅，一间是老太太的卧室，一间是姐妹俩的闺房，一套崭新的摆设。

初次见媛的姐姐，她有四十岁开外，看上去并不算年轻，但很时尚，很讲究。虽尚未婚嫁，却好似一个娴熟的家庭主妇。她对媛很亲切，很耐心。但也看得出她对媛要求的很严，那股热心的劲儿，不像是姐姐，倒有点像妈妈。

交谈间门铃响了，我急忙去开门，走进来的竟然是父亲，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心里疑惑父亲怎么来了？父亲进门直奔老太住的房间，脱衣、摘帽，毫无陌生的感觉。

那一瞬间我才恍然大悟，噢！这里原来不也是他的家吗？看来，他是经常出入于此啊！想起母亲天天在家守候、等待，心里立刻泛起一种忿恼和不平……

那一天的饭吃的很复杂。姐妹三人，一边是同父异母的两姐妹，一边是同母异父的两姐妹，那一次特别的聚会、那一个特殊的午餐，使我醒悟了许多，也体会了很多。遗憾的是我没有作家的文思，不知该用怎样的文字才能表述那一刻我复杂的心里感受。

那一年岁尾的那天，媛结婚了。父亲的心病除了，后顾之忧没了。他满脸的得意，满心的欢喜。而我心里却越想越不平衡，一种上当受骗和忿忿不平的感觉笼罩着心头。

元旦的第二天，是媛婚后三天回门的日子。清晨，我和丈夫带上准备好的鱼、肉和蔬菜去了母亲家。

敲开了门，进屋便问刚刚起床的父亲：“媛今天回门，我带来了鱼和肉，该做些啥？”

父亲随口答道：“不用了，他们回大楼，不到这来。”

又问：“那您去吗？”

父亲说：“我得去！”

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天聚在大楼的场景，心想又要去那一边团聚了。女儿、女婿，老头、老太又是一家子，那我们成什么人了？我们未免也太冤了吧？这不是看我们好欺，耍我们大头吗？我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管，要替母亲讨个公道。

于是，我便一脸严肃的对父亲说：“从前您常去大楼，那是因为有媛在那里，不让你去，那是我们的不对。现在媛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了。今后，您要看闺女就去媛的家。媛要看老爸，就到这里来。咱们和那大楼不再有任何关系了，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再去大楼了。今天我们在家过年，我拿来了鱼、肉、菜，我们来下厨。”

父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语，冲击的哑口无言，满脸的欢喜顿时消失。

那天上午我和丈夫下厨，父亲陪着母亲去了商业城。

回来后，母亲高兴地告诉我说，父亲带她去了饭店，花了二十多元钱，还拿出给父亲买的衣领净、皮鞋油等给我看。我注意到了，那天母亲的脸上一直漾着盈盈笑意，我能感觉到母亲很享受这样的时刻。

今天，当一切都已结束，再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不得不怀疑，父亲的回归也是一场骗局，也是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