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特别是父亲有了眼镜女之后,我们和父亲原本就有隔阂的感情,就愈来愈疏远了。尽管仍是每星期都去看父亲,并送些食物,但也仅此而已。父亲对我们也是不冷不热,来看也行,不看也可。我们和父亲之间没有更多的交流,更谈不上他对我们有什么关心。每次去父亲那里,他总是嫌我们说话唠嗑耽误他干活,我们常常是没去的时候想去,到了那里就想回。
小弟回来后,似乎拉近了我们和父亲的距离。每到休息日,小弟和弟媳就带着饭菜、水果和点心去看父亲,我们也就常常聚在那里,至少父亲不再反对我们的交谈,但也不会陪着我们,照样干着他手中的活儿。有时小弟也伸把手帮帮忙,这是父亲喜欢的。小弟像父亲一样心灵手巧,一动手便能看出身手不凡,得到了父亲的赏识。
小弟是国有大企业的高级技师,常年走南闯北,负责国内外大型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的技术工作。弟媳是工厂的纪委书记,人好、手也巧,聪明、贤惠,通情达理。
交谈中,我给弟媳讲我家的故事,使她更加了解我们的家。她也总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触膝交谈中我才知道,她也是一个小时候被抱养的孩子,养母是她的姨娘。因为和小弟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她千方百计、不辞辛苦地帮助小弟找寻妈妈。
这令我非常感动,每逢见到她,我都有着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渐渐地我把她当成了知心的亲妹妹,有什么难心事和心里话都想和她说说,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很感谢她。我为有这样一个妹妹而不再感到孤独。
二○○○年的春天,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中街的乐器一条街,开了一个戏装店。为了扩大服务项目,请父亲去他那里做乐器修理生意。父亲考虑中街是商业中心,客流量大,生意好做,就收摊儿带着眼镜女去了那里。
中街乐器一条街位于兴隆大家庭对过的巷子里,是乐器出售聚集的地方。但乐器修理还是个稀缺的行当,一般人是会吹不能修,或是能修不会吹,即使是乐器行的店主们也只是售卖经营,对乐器并不都是内行。
父亲以他会吹、能修、精通的优势,在那一块方圆地面独家经营,受到一些顾客的青睐。就连附近乐器行里的店主们都纷纷去父亲那里讨教。修理乐器、出售二手乐器并包教包会,父亲那里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并且立刻就显得人手短缺了。
眼镜女乘机以增加工资为名撂挑子,眼见着堆积起来待修的乐器,不能按期修复交付顾客,父亲心急如焚。
星期天我们去看父亲,见他眼睛红了,嗓子也哑了,才知道父亲那里缺少人手,我们不忍心看父亲这样为难,弟媳和儿子当即决定留下帮忙。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去父亲那里,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父亲高兴了,感受到了子女们的感情和力量。
几天下来,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弟媳干活有门道,行!”
于是我对父亲说:“那你就好好教教她吧!”
父亲说:“不用教,一告诉就会,比那‘眼镜’强多了。”
就这样,弟媳以每个月五百元的工钱留在父亲那里打工,儿子跟着学徒,但不给工钱。
眼镜女见撂挑子不成,怕失去这份工作,就又挤了回来。
弟媳在父亲那里打工八个月,算起来比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都长。用她的话说,这八个月里有回家的温暖和快乐,也有很多的酸涩。
在那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弟媳每天上班都给父亲带上可口的饭菜,从铁西十二路倒两次公交车到中街,很怕带的饭菜凉了,特意用海绵做了一个保温袋,使父亲每天都能按时吃上热乎的早餐,改变了父亲多年来不吃早饭的习惯。
弟媳心灵手巧,一手好的针线活。天热的时候,扯上几尺布,给父亲做条八分裤,平日里也少不了缝缝补补,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个找寻了四十多年的老爸。
起初,父亲也很看好这个儿媳妇,喜欢她的灵性,真心地教她修理萨克斯、长笛、黑管的一些技术。
弟媳是工厂的干部,经常下车间劳动,掌握了一些焊接方面的技术。但是工厂的焊接和修理乐器的焊接大不相同,弟媳会用焊枪,却不会用烙铁。
父亲就耐心地教怎样除铜锈、怎样焊锡油,什么活用焊锡条,什么活用银子焊,怎样做键子垫等。弟媳心灵手巧,一点就通,每次比预想的做得都好。
弟媳也见识了父亲怎样收活,怎样谈价,怎样修理;见识了父亲怎样把回收的旧乐器,经过修复后变成二手货再售出去;见识了父亲如何教授学生萨克斯、黑管等乐器。同时,也了解了父亲每天都有可观的收入。
一次,一个顾客来买打琴架,父亲答应给他订做,让他几天后来取。那人走后,父亲到附近拣回商铺装修拆下来的胶合板,用砂纸打磨干净后,在上面画上云卷图案,然后用手工具加工完成,再刷上一层亮油。很快一个崭新的、好端端的打琴架就制作完成了。
父亲打量着琴架,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琴架我要他多少钱呢?收他二百吧。”
弟媳去了乐器行,看了新的琴架是八百元,回来告诉父亲。父亲说:“那就要他六百吧”。
几天后,取货的人来了,问父亲多少钱?
父亲说:“你看着给吧。”
那人也了解了市场的价格,回价说:“给你七百吧。”
父亲说:“你说七百就七百吧”。
那人高高兴兴的以七百元的价格买回了打琴架。弟媳眼前一亮,她说,曾经为有一个这样多才多艺,又有技能、懂经济、会做生意的爸爸感到高兴,也特佩服爸爸的才智。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介入,使眼镜女有了危机之感,她吃我们的醋,常常厚着脸皮当众向父亲要钱、要零食,与父亲打情骂俏,并且经常指桑骂槐,挑拨父亲和我们的关系。弟媳曾不止一次和我哭诉,不想再去父亲那里了,儿子也说姥爷太苛刻,不肯教他。
眼镜女如果和我们友好相处,我们也会以诚相待。我们不是也请她到家里作过客吗?!可她总是无端挑事儿,欺负我的弟媳,父亲却视而不见,我不能袖手旁观。作为姐姐我有责任维护弟媳,我不能容忍离别四十多年刚刚回家的弟媳,在父亲那里受到别人的伤害!
为减少冲突,我写给父亲一封信,讲明了矛盾的尖锐性、问题的严重性。请父亲在我们和眼镜女之间做个抉择:如果留下眼镜女,我们即刻退出。如果留下我们,就请眼镜女退出。这也是化解矛盾的最好办法。可父亲却说我是在叫他的板。
我还找了父亲在戏装店的朋友,谈了我们的情况,请他帮忙作作父亲的工作,让父亲明白儿女们的一片真情。经过一番考虑,父亲决定留下我们。
我们姐弟别提有多高兴了,这说明父亲的心里还有我们。当即我们就决定,由我们出钱给父亲重新租个店铺,让父亲独自开个乐器修理店。
于是我和弟媳挑房子、选门市,最后在原先那个巷子里租下了一间四十多平米的门市房,有营业厅、厨房。小弟做了上下水、安了洗手盆,丈夫联系安装了电话,父亲自己写牌匾。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赶到父亲那个店铺,买菜的买菜,做饭的做饭。一家人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们围在父亲的左右,沉浸在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快乐之中。
可父亲却有另外的心思,他满脸的不高兴,背地里说什么“他们是各有心腹事,让他们充分地表演,我按兵不动。”当有人看到我们这些儿女们围在他的身边说他老来福时,他却说“他们是做给别人看的”,真想不到我们的一腔热情却换来了他如此恶意的评价。父亲用他那扭曲的心灵看待真诚善良的儿女之心。
闻听此言,我怒火中烧,心情难以平静,这是自己的父亲吗?他怎么可以这样看待自己儿女的一片真诚?后来我明白了,是我让父亲做出抉择撵走眼镜女的,所以他一直记恨我。
本想,小弟回来了,虽说母亲离世了,但也算是一家团圆了。父亲又找回个儿子,也算是晚年的福分。我们在父亲的身边,跟父亲学些技艺,父亲钟爱的事业也算后继有人了。但让我料想不到的是,在仅仅八个月的时间里,竟发生了一系列让我们伤心、气恼的事情。
弟媳聪明、贤惠,做事用心又很钻研。每天利用下班的时间,路过一些乐器行,都要进去看看各种乐器的市场价格。一天,父亲用五百元回收了一对太阳号。
弟媳直率地对父亲说:“你那号收的也太便宜了,跟收废铜一个价。”
父亲问:“你知道这号新的多少钱?”
“一万三”,弟媳脱口而出。
父亲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弟媳答:“我在乐器行里见过。”
父亲惊讶地说:“你挺鬼呀,还会了解行情呢!”
临下班时,父亲对弟媳解释说:“那对太阳号是替人代卖的”。
到了晚上,父亲又把电话打到家里,再一次嘱咐弟媳:“白天的事别对你姐说呀”。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由此不难看出,父亲开始觉得这个儿媳忒聪明,不得不防了。怕她知道他的底细(指收入),透露他的商业秘密。他表面上跟我们说他没钱,甚至连初次见到失去四十多年的儿子时,连一千元都拿不出,可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也正是这件事情,使得刚刚回到家里的弟媳开始迷惑不解。最起码了解了,这是个不和女儿一条心的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离心离德,对谁还能亲近呢?
其实,表面上看眼镜女是离开我们的店了,但实际上她一天都没有离开,而是父亲把她转入了地下。白天我们在的时候,她不来。待我们都走以后,她再来。父亲把收到的活给眼镜女拿回家,让她带着两个儿子干。
因为怕眼镜女撞见我们,他们约定以灯亮为号:如果亮四十瓦灯管,就是我们还没有离开。点小台灯时,就是我们都已经走了。店里一些重要的事情,如联系客户、收活、送活,谈价、收钱等,父亲从不让自家人插手,却让眼镜女独揽。即便父亲出面,也是带上眼镜女一块外出,跑学校、去工厂、下农村、到外地。一走就是几天,把自己的儿媳和外孙留下看家。
有一次,去盘锦收乐器,按理说出远门,父亲已七十多岁了,应该带上年轻力壮的外孙。但父亲偏偏偷偷地带上了眼神儿不佳的眼镜女。
临走时,父亲对弟媳说:“这次回收乐器,盘锦这个单位的乐器好,量也大,得用一万元。我手里没哪有那么多钱,你借给我四千元吧。”弟媳从家里拿来四千元钱交给了父亲。
现在猛然想起,当时他们就是带上四千元,甚至连他们的差旅费都算在了里面,统统都让弟媳出了。这是父亲和眼镜女事先商量好了的,他们一分钱不出,和我们玩了一把空手套白狼,而且以后就再也没提起这四千元钱的事情。
那是自己的儿媳妇,而且是刚刚找回家的儿媳妇,作为父亲他怎么会说得出口,做得出来呢?!
临行前,父亲给他的儿媳和外孙留了二十七把队号,安排把磕损的地方平好,并且把号擦亮就行了。可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天的时间,儿媳和外孙不但按要求完成了任务,而且把这二十七把号中开焊的地方,也逐一焊好。父亲见了又惊又喜,翻过来调过去挨个检查、验收,满意的说:“这活干得真好”。
趁父亲高兴,弟媳向父亲建议,“以后跑腿的事情,像取活、送活、联系客户的事,多让你外孙出去跑跑,也让自己家里人锻炼锻炼”。
父亲立刻沉下脸来,大声嚷到:“这是我的店,还轮不上你给我安排”。
几天后,修好的二十七把队号,连同修好的从盘锦收上来的一批鼓和号,一夜之间全部转移走了。
弟媳问父亲:“修好的乐器都哪去了,怎么没了呢?”
父亲说:“没了就没了,还问啥”。
知道了这些情况,我逐渐清楚了父亲似乎有了一种猫教老虎的感觉。他看到了这个儿媳妇聪颖过人,对他是个威胁,他开始嫉妒她了,怕有一天他教不了她了。再加上眼镜女从中多次挑唆,说我们要分父亲的家,父亲因此想撵走我们,开始有逐客的举动了。
终于有一天,父亲对弟媳说:“你什么活都会干了,半年了你也知道怎么收活了,你和他(指外孙)自己出去干吧!让他(外孙)给你跑活”。
弟媳感到很突然,觉得我们学得快、干得好,应该得到父亲的赞赏和鼓励。父亲非但如此,反倒要撵走我们,不知何故?我们是他的儿孙,他为什么把我们看作对立面?我们真心实意地孝敬他、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不计报酬地帮助他,多不容易找到他,他却要把我们赶走,真是使人寒心和费解。
弟媳流着泪,伤心地说:“爸,是你让我们来帮你的,我辞去了黎富的工作,放下每月一千多元工资不挣,跑到你这里来挣五百元,图的是啥?来这里我一不图挣钱,我已经对你说过养父母待我们很好,我们的生活很宽裕。二不是来抢你生意的,我们是你的亲骨肉,四十多年才找到家,想通过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相互了解增进感情。你的家里增添了新的成员,你应该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是真心想为父亲做点什么。我们回来根本就没想过向家里要什么,更没想抢你的买卖。我们是无意中找到了你,是你沾了我妈的光了。当初我们并不知道有你,我们是找妈的,可妈没找到,却找到了爸。养父母告诉我们也只是有妈妈、姐姐和哥哥,没说有爸。”
听了这一席话,父亲无言以对,流下了眼泪。
中街文化小市场附近有一片新盖的住宅楼,一天,从来都不带弟媳外出的父亲,要弟媳跟他出去一趟。摸不清头脑的弟媳跟着父亲去看了那片楼盘。
父亲让弟媳看了一套三居室,一百一十平米一楼临街的房子。弟媳以为父亲要买房征求她的意见,心想,爸爸如果买这房,办个教学班最合适了。
这时父亲问弟媳:“这房好不?”
弟媳说:“太好了!”
父亲说:“好,就买下来吧!这个地方以后有发展,交通便利,孩子上学也近。你们还上什么班呀,挣那几个钱,在这干吧!”
弟媳说:“我可买不起,我那点钱哪够买房子啊!”
父亲问:“你们有多少钱?”
弟媳答:“二十多万”。
父亲又问:“二十几万?”
弟媳说:“连利息都算上二十三万吧。”
父亲又说:“再借点”。
弟媳说:“借了钱我可怎么还啊!”
父亲说:“我要拿点就得动老本了”。
第二天父亲又劝弟媳把现住的房子卖了,弟媳考虑再三没有答应。
弟媳见父亲那么看好这套房子,就对父亲说:“看好了,你就买了吧。”
父亲立刻变了脸色说:“不买就不买,我有家不能回,我还买房子,别说我没钱,有钱也不买”。
父亲圈弄弟媳买房子,无外乎就是省下他的房租钱,再来一个借地生财罢了。不难看出,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了。
我的弟弟八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抛弃了我们。从小靠喝高粱米糊、玉米面糊糊长大。初中还没毕业就当了知青,下乡到开原县李家台——一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生产队的分值二分四厘,壮劳力、好把式一天挣十分才两角四分钱,更何况城市里长大的弟弟,每年都要从家里要口粮钱。
记得那一年的元旦,青年点只有弟弟一个人留在那里,没有回家过年,听说等着征兵。母亲放心不下,让我去青年点看望弟弟,我匆忙地去了弟弟那里。从沈阳到开原下火车,又乘了一百五十里路的寂寞长途,一下车就到了四面环山的李家台。
那山沟沟里的景色让我开了眼:只见那晶莹的雪花犹如点点白梅绽放在山坡上、田野里、枝头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放射出万丈光芒。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似有冰清玉洁、无瑕纯美之感。
山脚下的村落里,一间间茅草房,炊烟袅袅。村口的大槐树下,一群雪白的大白鹅在悠游自在地游逛着……有如一幅水墨画,宁静而悠远。
即刻,一种愉悦的心情油然升起。
那里虽然靠山,但副业的发展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人们的生活很贫困。由于分值低,小姑娘早早就嫁人养孩子了,整日里披着孩子的小棉袄,嘴里叼着大烟袋东走走、西窜窜。那里没有电,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可以想象有多么的落后。但那里的人纯朴,待人极热情。得知我去看弟弟,有如远方来的亲朋,纷纷赶到青年点来看我,并送来了鸡蛋、黏豆包,使我感动的热泪盈眶。
弟弟的青年点一铺长长的火炕,炕梢放着地瓜囤,炕头睡人。到了晚上,点着小油灯,弟弟用火盆给我烤土豆、烤地瓜,边吃边和我聊着村里和青年点的事情。
临走的那天,房东大叔和大婶还请我们吃了一餐饭,他们的盛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特地赶到了供销社,买了书本和文具,送给了房东家的一个六年级的儿子。
我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那一次李家台之行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直到一九七四年弟弟才抽调回城,到工厂当了工人,两年后弟弟也成了家,婚后有一女孩。
弟弟生来忠厚老实,从小经历坎坷,苦水里泡大,体质弱,又因为是儿子,相比之下母亲给予弟弟更多的呵护。
当时,父母亲长期住在我家,但父母的户口始终留在弟弟家,不肯迁至我家。我一直都在埋怨,如果父母的户口迁到我家,老少三辈一间房,机关就可以分给我一个套间。只因母亲不迁户口,我一直没有住上套间。
直到母亲过世后我才明白,母亲一直把户口留在弟弟那里的良苦用心,她是在给儿子占着房子,房证和户主都是母亲的名字。但也是由于命运的坎坷,弟妻生活不轨,引起家庭纠纷,导致母亲脑疝身亡。
弟弟离婚后,母亲的三居室住房经法院判决,女方和孩子一间,弟弟一间,父亲一间。三居室变成了插间房,同一屋檐下无法生活。
弟弟也曾想过出租或出卖其中的两间,但只要一住进人,或有去看房者,弟的前妻就一阵破口大骂或一顿耍泼,令住进的人纷纷退出,也没人敢买下这样的插间房。
弟的前妻曾放出口风:“等老爷子没了,三间房都是我的”。为了避免那一天的纠葛,弟弟才不得已,以三万元的价格卖掉其中的两间。
临近交房时,为了减少与弟前妻的摩擦和纠缠,事先我们姐弟几人找到父亲,准备一块商量如何帮助弟弟搬家的事情,父亲冷冷地说:“自己的梦,自己圆吧!”并提出卖房子的三万元钱,给他一万,说完扬长而去。
母亲不在了,帮助弟弟是我作姐姐的责任。我们姐弟商量:按道理应该给父亲一万,但是这三万元如果东一下,西一下分了,谁也买不了房子。这笔钱就是专款专用买房子。从实际情况分析:弟弟经济比较困难,单位考虑他的困难,准备在苏家屯给他一间经济适用房。父亲有实力,能赚钱,父亲干不动时,可以到我们儿女家,谁家都行。弟弟没有房子,能长期住在谁家?再说弟弟以后还要成家,没有房子怎么能行?经过讨论,我们姐弟四人一致同意这三万元留给弟弟买房子。
这件事情的前后,得到了小弟和弟媳的全力支持。弟媳虽身体不好,但一直积极帮助这个哥哥卖房、搬家,出主意想办法,我心中好生感动。
父亲没得到这一万元钱大怒,骂我们是混蛋加混蛋。后来还是弟媳说有一单间让他住,父亲立刻去看了房子,又查看了房证,才算消了气。以后虽然不再提这一万元钱的事了,但也是深深地记恨在心。
那年十一月的一天,父亲对弟媳说:“这个月活不好,没挣着钱,就不给你开工资了。”弟媳笑了笑,其实,说是每月五百元工资,还不够他早餐、水果、豆奶的钱呢,自己的父亲,我们哪里想挣他的钱了!
没过多久,父亲把他最喜欢的大萨克斯和大木管乐器,让弟媳的儿子——也是父亲唯一的孙子,打车拉回家去。弟媳不肯,父亲说:“放在我这里也卖不出去,更不安全。怕晚上没人丢了”。听此言,弟媳只有从命了。
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平静地对弟媳说:“这两个月没啥活,你上班路还远,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带回去,明天你就别来了。以后有时间愿意来看看,就来看看,不愿意来,就打个电话。那两件乐器萨克斯能卖七千元,大木管能卖两万元。”弟媳执意要送回。父亲说:“千万别送回来,我如果能卖出去,打电话叫你送来你再送来。”
至此,在父亲身边工作了八个月的弟媳,就这样被父亲炒了鱿鱼。我明白父亲那两件乐器的用意:一是用来顶了和弟媳借的四千元钱和那两个月的工资;二是对这个特殊儿子的一种歉意,或许是留给唯一孙子的吧!
那是两件旧的乐器,怎么可能像父亲所说值那么多钱?他是行家,在他的手里可能是宝贝,到了我们的手里,去乐器店二手收购就不好说了。但不管怎样,还得承认那两件乐器确实是父亲所有乐器中最好的两件。
凡是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最记仇,母亲就曾经对我说过。在父亲回来的那些年里,我和丈夫跟父亲都有过节:听说他让旗袍女人去他那里记账,丈夫和他拍过桌子;他的女儿婚后三天回门时,我阻止他去大楼;是我拒绝眼镜女住进我的房子;又是我提出让父亲在我们和眼镜女之间作出抉择;也是我带头没有把弟弟卖房的钱分给他一万元……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深深地记恨在心里,父亲对我又怵又恨,甚至株连到我的儿子——他的外孙。
人都说,隔辈人亲又亲,可我从来就没见过姥爷对外孙亲近过。小时候外孙和姥爷学乐器,父亲为了应付我们,不教五线谱,直接教简谱。一般人都明白,正式教程都是五线谱,父亲不会不知道吧?难道他教的学生都识简谱?他不诚心,我们也就不再勉强。
后来外孙去了姥爷那里想和姥爷学些技艺。早上外孙来上班,进门就打招呼:“姥爷我来了。”姥爷一声不吭,撩起眼皮看了一眼,仍在忙着手里的活。外孙见姥爷正在修黑管,忙凑过去,刚想看一看,姥爷立刻放下手中的活不干了,不是伸伸腰就是站起来走了,要么就把正在修理的乐器放在桌子的抽屉里,认可不修了也不教外孙。
弟媳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父亲说:“把你外孙子教好了,你就可以坐阵指挥了。”
父亲说:“我干这活是谁教的,自己不学,等着别人教,交学费了吗?”
弟媳立刻说:“不是给你交房租了么。”
父亲立刻大怒问:“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你姐说的?”
弟媳忙说:“是我说的,我看你不教外孙着急,你放着小伙子不用,七十多岁了整天自己干,我怕你累着,这可不关我姐的事呀!再说了那是你的外孙子,隔辈人亲呐。”
父亲说:“那你知道不,外孙是狗”。
有很多人来店里买旧乐器、修理乐器,为了联系业务,父亲常常给客户他的名片。有时眼镜女外出揽活时,也带上父亲的名片。一天,父亲用三百元收了一个日本产的黑管。卖管的学生说等有了钱再把管买回去。父亲答应了,给了他一张名片,并写上了约定,父亲很高兴。
弟媳又一次趁父亲高兴的时候说:“给你外孙也做一盒名片吧,以后跟你出去收活时用,有时你不在也不敢收活,也没片子可给”。
父亲生气地说:“我的名片给你一盒,你别变着法的让我下岗。”
外孙在姥爷那的一段日子里,姥爷对外孙采取冷战政策:不教你,不用你,也不搭理你。凡是涉及到让外孙去做的事情,认可不做也不肯让外孙去做。外孙说的事情明明是对的也拧着劲,宁可错着干。
一次,父亲用八十元收了一把大三弦,戳在墙角很久没有卖出去。一天,来了一位顾客出价二百元要买,外孙说至少三百五,那人走了。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同意出三百五要买下这把三弦。眼看这笔生意就要作成,父亲站起来说:“五百元也不卖。”硬是把一笔买卖搅黄了。这是他的买卖,不容许别人交易成功。放着三百五十元不卖,后来二百八十元卖给了农村的鼓乐班了。
凡此种种。就这样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我们就陆续地被父亲以各种手段全部撵回了家。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只能是封建行帮时代的处事俗语,却被父亲看作是一条生存的经验。
二○○一年新年,我和丈夫去哈尔滨看望正在病危的大姐。电话里我告诉儿子,过年了,买些水果,再带上冰箱里的饺子去看看姥爷。儿子很不情愿地去了父亲那里。一进门,就见眼镜女带着两个儿子在那里干活。一气之下,儿子扔下了东西立刻返回。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我们出钱租下的门市房里,父亲带着不相干的娘仨做着乐器修理的买卖,整整半年之久我们一直未去打扰。
那年端午节的清晨,我给父亲送去粽子和煮好的鸡蛋。父亲还没起床,我是跳窗进去的。父亲告诉我他病了,每天有人到店里给他打点滴,他有十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见他一脸憔悴的样子我说:“我以为我们不来打扰你了,你会很好。怎么我们没来,你也没好呢?”父亲不语。
于是,我对父亲说:“回家吧,我陪你去医院,好好查一查。”父亲拒绝。我曾连续三次去父亲那里劝他回家,住院治疗,并且叫上我的堂姐——父亲的侄女,一块劝他回家看病。
我怕父亲不放心,就说:“把你店里的乐器编上号,给你保存。等你看好了病,再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父亲说:“三十多件乐器放在哪?”
我说:“你儿媳妇那不是有个单间吗,你也看过了,存在她那里。”
父亲摇着头,固执己见,始终不肯跟我们回家。
那时门市房的租期临近了,没人出租金,父亲无论如何是不会再租了。他整天收拾着东西,用他那很小的“倒骑驴”车神秘地一趟趟地运着。
我问他:“去哪里?”
父亲又和我们捉起了迷藏,他说:“你就不用管了,我有事再找你”。
我明白,这是又要弃我们而去!于是我去了超市,最后一次买了些食品给父亲,说:“这是给你买的,别让别人都享用了”。(以往每次给父亲买的食品都成了眼睛女的零食)。最后,看了看站在门口的父亲,我心里做了一次默默的告别,就骑上自行车头也没回的走了。
又过了十几天,我听说父亲住院了,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亲戚、朋友,凡是能通知的父亲都告诉了,并且和眼镜女算计着谁能给多少钱。父亲托人找过弟弟,又找他的另一个儿子,唯独没有找我和小弟。
几天后,我和丈夫去医院看了父亲。他仍为没有分到弟弟卖房的一万元钱而耿耿于怀,并让我给他送去一千元钱。第二天,他和眼镜女还有他另外的一个儿子秘密地离开了医院,又一次去向不明了。
大约过了五六天的时间,我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
他们神神秘秘,不仅走时不说明去向,就连我们得知消息前去吊唁时,他们都是弄了一间等待拆迁的空房子,接待我们。按要求都是先消户口后火化,可他们却在火化后十多天才来弟弟家消户口。以至火化后,又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去上海普陀寺给父亲办什么超度去了,等等。这一切都充分地表明了,他们是在转移和分割父亲的钱财,怕我们继承父亲的遗产。
不难看出,这些也都是父亲在临终前和他们策划好的,眼镜女不是也说过“让我们连毛都得不着”嘛。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想要他一分钱,这话我早已向父亲表白过,他们大可不必那么严阵以待。我们就是想学学父亲的技艺,结果他不肯教我们。有灵性的他嫉妒,怕赶上他,抢了他的饭碗;“外孙么又是狗”不传授,到最后还是把我们一个个地撵回家。
我们姐弟三人从小被他抛弃的抛弃,送人的送人,没花过他的钱,照样长大。若不是看在母亲的份上,我们根本就不会认他这个无情的父亲。
想当初他退了休,工作、房子都留给了别人,他净身出户回到我们中间。他看到母亲对他的痴心不改,看到我们都已长大,特别是看到我们居住地点的繁华,不用本钱就可以借地生财,用他自己的话“是想干一番事业”。他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情,即使有那么一点点也都在一次次的欺骗中丧尽。
他回来的这些年,在母亲精心的照顾下,赚了许多钱,但很少用在母亲身上。至于我们就更不用说了,他称金山我们不稀罕!他们一直在背地里说“我们要分父亲的家”。要说分家的话,父亲去世后才真正是合理继承遗产的时候,我们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如果我们姐弟三人法庭起诉,不相信父亲的遗产就没有我们的份。
可是我们连提都没有提,我们姐弟三人谁都没说要分他一分钱。这是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么是谁真正要分父亲的家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可悲的是父亲至死都不肯明白谁是真谁是假!
父亲过世后,我一直在想,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会一命呜呼了呢?我忽然想起,还是我们在的时候,眼镜女每天待我们走后,都在兴隆大家庭门前的台阶上坐着等他。由于天色很晚,父亲不慎踩在木板的钉子上,第二天我们劝他去医院,他固执己见,死活不去。无奈我去药房买了消毒水和消炎药,后来也就消肿了。
也许就是那时候留下了隐患。再加上我们走后,他的饮食没有了规律。听说到了后期就是大头菜切两半,放在盐水里煮。听堂姐说,大夫看完化验单都怀疑说,现在还有这样营养不良的吗?眼镜女一直跟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的工资卡、客户的欠款条及父亲多年的积蓄她都了如指掌。
父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有时忆起往事我还在反思,是不是作女儿的我对父亲太有偏见,是不是我还有过分的地方?也是为了更加了解我的父亲,我曾收集了一些背后我所不知的关于父亲的情况。
当我了解了父亲更多的真实情况后,我方觉得自己以前太宽容了,我真想不到这世间竟有如此冷酷的父亲。也许父亲觉得他给小弟留下了两件乐器,卖房的一万元也算作留给了弟弟,那么留给我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恨了。
至此,我彻底地认清了父亲的吝啬、固执、自私和无情。我一直以为父子之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元初、最无私、最伟大的情感。尽管小时候没能生活在一起,感情有所疏远,但血浓于水,毕竟是自己的父亲。然而,经历了难忘人生的一课,积累了生活的炎凉冷暖之后,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也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情感的崩溃,崩溃得那么彻底,那么决绝。
从父亲心债累累的一生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生不是铅笔字”。是啊!铅笔字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而人生一旦走错了路,是无法重新再来的。“人生没有彩排”,是因为光阴一去不复返。
人生是需要认真书写的,马虎不得。在人生的这张纸上,你写的越认真,生活呈现给你的就越美好。反之,你越是马虎大意,越是乱写、乱画,生活馈给你的必然是一团糟。
从来都不肯认错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道出了心声。他说,他不会当爸,也当不好这个爸爸。本想回来干一番事业,不曾想搞得一塌糊涂。他承认了自己人生的失败。
小弟回来,父亲觉得把儿子送给了别人,心中有亏欠。常常解释道,当初自己也是个才貌双全的男儿。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父母的依靠,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只有靠自己在社会上深一脚、浅一脚的闯荡。入上了这一行当,身边总是有姿色的女人,围着你转。有的自己有能力,有的不行,就贴着你转,好把她带进场子。也是因为那时候年轻,对生活不是很认真,才走错了路。
其实,父亲抛弃了我们,他也没有得到幸福,用他的话说他也有他的坎坷人生。从家里出走之后,法律不允许他与大辫子姑娘再婚。父亲去了外地演出或舞会伴奏(就像现在的艺人北漂),干几天换一个地方,没有钱住宿,就住票房子。最苦的是去农村,只能是冬闲时去。那时候天寒地冻,而且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天一个村,一天一个生产队,吃得不好,住得更差:住过生产队的队部,也住过马架子、稻草垛,生活也是很艰难。
父亲说,当时听说长春有个乐团招人,就去了长春,在那里呆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联系人。那时长春冷得出奇,比沈阳要冷得多。但是那里的活儿很多,每天都要赶场子。吃饭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也是挣得不多,大数都让领班的拿去了,只能是维持生活而已。
实际上据我所知,当年大辫子姑娘生下一个女孩,留在长春娘家抚养。这也许是父亲在长春久留的原因吧!
父亲后来回到了沈阳,找了旗袍女人,又有了一双儿女。结果没过上多少年,又分道扬镳了。父亲自己带着两个幼儿,又当爹、又当妈,给孩子织毛衣、做棉裤等等,也是不易。到头来还与儿女们结下了怨恨……
可这一切都怨得了谁呢?只能是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了。归根结底,就是父亲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所至。
我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能够从中得到启示,要认真地书写自己的人生,切切不可粗心大意。
在人生的海洋里,我们只有坚定的信心,激励坚强的意志,不断地进取,才能抵达希望的彼岸,才会书写出自己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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