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的三十九年

初中毕业后，刚刚十七岁的我和母亲一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上了工作岗位。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母亲就告诉我：“人要活得本分，不能忘本。人要活得有志气，宁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要记住天下的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做事要踏踏实实，切不可以侥幸的心理去获得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平凡的生活，造就了一个平凡的母亲，但平凡的母亲却给予我不平凡的教诲。

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母亲的教诲作为我做人的准则，认为只有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才是感恩、报恩的最好方式，也只有这样才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和母亲的期望。

当时正值全国掀起学雷锋的热潮，在“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和“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雷锋精神的鼓舞下，不怕苦累、勤奋向上的我，以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热情努力地工作着。

那个年代的电影院冬天有暖气，但夏天没有冷风，就连东北、光陆那样的大影院也是很少有空调。到夏天除了百叶窗和百叶窗式的太平门外，防暑降温的最好办法就是冰棍了。因此，每年到了“五一”以后，特别是伏天，电影院里卖冰棍的任务是繁重的，特意把这一项从小卖部提出来，单独设立一角卖冰棍。

另外，在每场电影开演时，除了帮助观众找座位外，还要把整场的休息室用锯末子蹭、扫一遍。每场一次，没有遗漏，有时一个人包一层楼的服务，工作是辛苦的。

在电影院工作的四年里，不论是卖冰棍、扫地、照座的服务工作，还是售票、广播、电影放映工作，我都有过经历。偶尔赶上人手不够的时候，为了电影中途不亮灯，骑着自行车跑片、串片的事情也试着干过。只要工作需要，我就努力去做。

我喜欢那配合电影宣传和电影放映的电影海报，那是每部电影的灵魂点化和风采展示。

每一张电影海报，都是一部电影的精华，它一目了然地表现了每一部电影的不同题材和艺术风格，浓缩着一部影片的主题，发挥着一部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每部电影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可以通过每张不同风格的电影海报完整的反映出来。

如：《祝福》、《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五朵金花》、《羊城暗哨》、《51号兵站》……许许多多优秀的电影海报，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九六四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正赶上电影系统学习济南经验。济南市的电影系统在宣传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他们利用快板儿、山东快书等多种文艺形式上工厂、下农村、到机关、去学校宣传影片内容，组织和宣传观众。当时正在上映《军垦战歌》，由于他们采用了新颖的宣传形式，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响应，使影院的上座率大大的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借助这股东风，沈阳市的电影系统掀起了学习济南经验的高潮。派人到竹柳社买竹板儿，用手推车推回来每人一副，并请来曲艺团演员给我们传授打竹板儿的技艺，讲授语言表演的基本知识。

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很快就掌握了打竹板儿的要领，并且自如地运用于日常每场电影放映前的宣传之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说快板儿，大家感到很新奇，也使我在电影系统的汇报演出中初露头角。

电影院有位王姨，她的丈夫是个部队干部。王姨一直没有随军，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留在沈阳。一次王姨找到了我家，和母亲诉说丈夫有了外遇，心中很是苦恼，并求我帮她给丈夫写封信。

那时刚刚十八岁的我，根本不了解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帮她。刚好那时正在上映《霓虹灯下的哨兵》，影片中我看到了解放军开进大上海，连长陈喜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昏了头脑，丢弃了补丁袜，嫌弃了糟糠妻。从春妮给政委的信中我得到了启发，做戏一般以王姨的口吻，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具体怎么写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的我很投入，也很感动。王姨看后流下了眼泪，赞赏了一番，立刻就抄写一份寄给了丈夫。

后来又以王姨的口气，给部队的领导也写了信，表明丈夫的本质是好的，作为妻子相信丈夫能够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等等。

信写完了，我也就算是帮了忙，根本没想到能起多大作用。不料十多天之后，王姨高兴地告诉我，她和丈夫和好了。后来她丈夫回来探亲的时候，王姨还特意给我引见了她的丈夫。看到他们和好如初，我心中充满了愉悦。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沈阳市的文艺系统举办了为期八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学员分别住在省委党校、市团校和省戏校。沈阳市的文化艺术单位及省驻沈的文艺团体，两千余人集中一起搞“斗、批、改”。当时的学习班是连队的编制，我们所在的电影系统被编为十四连，各影院编为班，我们的驻地是省委党校。

一次，连部从各班抽去几个人抄写材料。偶然的机会，领导发现了我的字写得不错，夸我的字“比大学生写得还好”。刚刚二十出头的我，听到了这样的赞扬，很是高兴，还悄悄地告诉了和我在一起参加学习班的母亲。

也许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挑选和考核，一天连部的张主任找我谈话，我们首先学习了一段毛主席关于“干就是学习”的语录，然后张主任对我说，要调我到连部做打字工作。并且说，以往的打字员要进打字学校，学习三个月才能上岗。现在工作需要，就要在实践中学，干就是学习，希望你努力。当时的我啊，对组织上如此的信任和器重，激动不已。表示一定加倍的努力，尽快地掌握这项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

当时连打字机都没有见过的我，只是在省电影公司打字员的指点下，初步记下了打字机的基本构造和使用。其他如盘面的两千多常用字，及两个备用盒的四千多个备用字，就要靠自己的记忆去硬背了。

记得我打的第一篇稿子，是一份仅有一百六十六个字的《通知》。我从早饭后不到八点钟就开始在盘面上找字，找到一个字“砰”的敲一下，不知道隔多久又找到一个字，就再“砰”的敲一下……就这样一百六十六个字我从早上一直找到深夜，终于打完了这份《通知》，此时，付出了辛苦和疲惫的我，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从事打字工作。学习班的材料、简报很多，几乎每天都要打到很晚。有时要的急，写的稿件、材料，半夜里完稿，就半夜叫醒起来打印。领导和同志们知道我工作的辛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关爱，常常把烤的香香的馒头留给我做夜宵，那时候每天吃的都是玉米面大饼子，有馒头作夜宵，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至今想起来还是深深地感动。

如今，有了电脑才晓得那时打字机的笨拙：一字一敲，不容打错，好不容易打成的一页蜡纸，一旦有了错字只能修改两次，再错就要重新再打一遍。遇有加减词、句、段，都要重新再打。

还有那手推式的油印机，稍不留意就出现皱褶，一页蜡纸就算白废，而且手工操作印一页翻一页，既费工又影响卷面的整洁，印的份数也很有限。和现在的电脑、速印机比起来真是太落后了。

一九六九年的“五一”节前夕，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我们从学习班回到了电影公司。几个月后，我就被调到市革委会文化处工作（后改为沈阳市文化局）。

那时正是文化处的筹备阶段，借用的办公地点在市文化宫六楼，和九十一中学文艺宣传队、钢琴伴唱《红灯记》剧组楼上楼下。人员也尚未配齐，只记得有创作办公室的三四位同志，还有沈阳剧场的老吴、故宫博物馆的老丁、市文化宫的老由和小贺等人。

我扎着两个翘起的小辫，背着黄书包，卷着衣袖和裤脚，手上还留有刚刚印完材料的墨迹，赶到文化宫去报到。军代表郑政委打量着我，顺嘴说了句：“怎么来了个小孩！”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整天跑着找房子、找办公楼，购置办公桌椅、卷柜等办公用品。后来市里把原交通局的办公楼拨给了我们，地点在原文化局院内。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机构设置正在逐渐恢复，文艺创作办公室、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还有广播办公室都在文化处楼内办公。后来分别成立了文联和广播事业局。

文化局的打字工作是十分繁忙的，除了各科（室）文件、材料的打印之外，还经常打印文艺创作方面的作品，如：剧本、诗歌、小说等。除此之外，当时还是“文革”的第三战役阶段，上百张的大字报底稿，都要打印上报。稿件多，要得急，要求严，我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崔诚同志是市委宣传部调来的干部，是局党委秘书，他的稿件文字严谨、版面格式要求严格。甚至拿着尺子，量着打印的标题是否居中。当时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苛刻，也太吹毛求疵了。但事后仔细想来，严师出高徒，严格点也是好事，想通了心情也就舒畅了。

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得感谢老崔，是他的严格要求，才使我的工作有了更高的标准。

老崔是一位热心的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其实那时也就只有三十几岁。他经常和我们几个年轻人谈心，给我们讲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很少听到年长的人那样去教导年轻人了，或许那样的说教，年轻人也不会买账了。

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记得加班最长的一次，我竟连轴干了十三天没有回家。母亲急了，电话找到办公室主任，说家里有事让我马上回家。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忙赶回家中。进门便问母亲什么事？母亲说：“睡觉！是机器还要停停转，浇浇油呢。”那一回我和母亲又犯了一次倔，扭头就回了单位，母亲也没了办法。

文化局的打字室是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一张打字桌，一张油印的八仙桌，一张单人床，还有一架话剧团留下的钢琴，那是我的最爱。尽管打字任务繁重，但是弹上几曲之后，满身的疲惫就会随着那愉快的琴声消除的一干二净。虽然我不是科班，但是由于喜欢，会唱的歌，即使没有曲谱，也能弹出调来，再加上局里同志的指点，方可自娱自乐，那真是“弹起琴来心中乐淘淘”，既不感到饿也不觉得困。

在那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由于农副产品的短缺，机关食堂的荤菜限购每人一份。当时弟弟下乡，家里只有我和母亲。我常常背地里和食堂的师傅商量，能否多卖给我一份拿回家去带给老娘。食堂的师傅赞许地说：“行，孝敬老妈是好姑娘，我的那份卖给你！”经常悄悄地多卖我一份。

后来我竟异想天开地萌生了一个养猪的想法，但是没有经验怕养不好，就和收发室的李师傅说了我的想法，希望得到李师傅的帮助。李师傅是文化局的老劳模，待人热情，工作积极，答应和我一起养猪，我很高兴。

于是李师傅就带着我，骑着自行车去郊区抓了两只小猪崽，在机关的后院养起猪来。每天忙里偷闲地熬猪食、喂小猪，雨天怕淋着，雪天怕冻着，真是费了不少的心血。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军区后勤俱乐部，观看三军文艺汇演，忽然狂风骤起，暴雨即将来临，我放弃了难得的文艺节目，急急忙忙地赶回局机关。挡好了猪圈门，遮好了猪棚，才放心的离去。

在李师傅的指点下，小猪一天天长大，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忽然有一天小猪打蔫不吃食了，情急之下，我顶着三十多度的酷暑，骑着自行车去了郊区的兽医站咨询，购买回药物，并按照兽医的指点，学着给猪打针。几天后，一只小猪医治无效死掉了，另一只小猪逐渐地好起来了。

那一年的年底，食堂杀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全机关五十余人，每人分得三斤猪肉回家过年，剩下的食堂留用。

还记得，当时文化局的一些专业团体都走了“五七”，闲下了许多房子，机关办公室一时管理起来很困难，所以想处理后交房产局。其中有一间十三平米的小屋，大家都说我和母亲俩住最合适。当时我觉得自己最年轻，利益面前不该伸手，迟迟没去看房。后经老同志们的多次劝说，热心的老陶还带我去看了房子。一九七○年的十月，我高兴地搬进了两水两气的评剧院宿舍。从此，离开了我从小到大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那个盛满了辛酸往事的胡同。

那时候，我是局机关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带领机关的几个年轻同志学哲学、出板报。星期天放弃休息，组织年轻人到机关做好事，洗会议室的沙发套、拆洗值班室的被褥、擦办公室的玻璃等，当年青年人那种向上的激情和热情是激动人心的。

胡娴同志是从市委档案室调来的档案员，和我同在一个房间办公。她是“文革”前文化局的老同志，又是部队家属。她朴实无华，待人真诚，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姐。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局党委常委、党办主任梁秉友，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长辈一般的关心和爱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我遇到困难、迷惑不解的时候，他的帮助和支持，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梁主任原是市委统战部的干部，一九七八年市政协恢复工作时调回统战部，任市政协秘书长并参与组建市政协。是梁秘书长把我领进了市政协的大门。每逢想起，我都在内心涌起一种深深地感恩之情。

文化局工作的十年，我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工作很繁重，也很劳累，但小影院的电影、专业团体的演出、三军的文艺汇演和一些业余文化生活使我很快乐、很充实，和那些幽默、诙谐的文化人相处，天天都有乐趣，我整天笑的合不拢嘴。稚嫩的心田，清纯如水。单纯的我呀，心里只有工作和学习，就连谈恋爱“压马路”的时间，都用在了加班打字上。

十年的打字工作，使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文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使我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长进。

那个年代的人经常“狠斗私心一闪念”，谁若有私心，那是件很可耻的事情。很少有人向组织上伸手去要什么。当时，尽管我们家的生活很困难，但母亲从不向组织伸手，也常常告诉我们要听组织的话，知足常乐，不要攀比。

记得一次调资，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先是肯定和表扬，然后说名额有限，你还年轻，以后有机会等等。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请领导放心，我觉得自己对党没啥贡献，领取现在的报酬足矣”。一句话引得领导满意地笑了。

分房，我学王国福住茅屋，与世无争。

那时候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是共产党员的一份光荣，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积极要求进步。一天，母亲拿出了一九五一年和父亲离婚的判决书，对我说：“这个判决书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目的是想有朝一日，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给你们一个交待。现在你要求进步，把这个拿给组织审查吧。”

凭着我满腔的热情、迫切上进的心情和积极努力争取的“傻劲”，很快就入了团，后来又如愿的加入了党组织。

是党的培育，同志们的帮助，使我从最基层的电影院走到电影公司、文化局，最后走进了市政协机关。把我从一个无知的贫苦百姓的孩子培养成国家机关干部。

回忆，使我突然感悟到，原来生活并不完全那么功利、阴冷，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曾给予过我很多的关爱，使我感到很温暖，每每想起我都激动不已。

回首往事，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我感恩于母亲的教诲，她教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努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感恩于党的抚育，她使我不断成长；我感恩于曾经给予我帮助、提携和扶持的人们，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有了今天。当时，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在他们看来或许就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但于我的一生却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可以说是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方向，令我没齿不忘。

一九七八年，“文革”期间停止了十三年工作的沈阳市政协，开始恢复了工作。

当时的市政协在原工商联楼内办公，只有十七个人，大都是原统战系统走“五七”的干部抽调回来，拉家带口的住在办公室里。

由于受编制的限制，新选进的人员要求一专多能。我当时的工作是打字、印刷、文书、档案、订图书、买报纸，等等。当时的我单纯的以为加倍努力地工作，让领导放心，就是对领导的感激和报答。

这一年召开的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是“文革”期间，停止工作十三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文件、材料空前之多，打字机被搬到市委统战部工作了三个月。

那时候，丈夫单位的托儿所不收男方的孩子，文化局没有托儿所，我只好每月十五元钱求人照看孩子。就在我调到市政协不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偏偏给我带孩子的老太儿媳妇生孩子，要去侍候月子，孩子立刻没有了去处。心急如焚的我，无奈把儿子送进了街道托儿所。

不久，三岁的儿子因惊吓患了小儿惊厥症。一边是脱离不开的工作，一边是急需治疗的儿子，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工作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令我苦不堪言。一想起儿子的病我就泪水涔涔，好不伤心。

当时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同在一个大院办公，同在一个食堂就餐。政协和党派的同志知道了我的情况都积极帮我想办法，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有的利用政协大会期间，帮我联系中国医大一院的神经科主任李文忠，并预约大会后去医院就诊的时间。民革的徐乃浡秘书长还热情地帮我联系了年过八旬的王恒纯老中医。

为了不耽误工作，每天下班以后，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王老家看病、开药方，第二天早上丈夫去医院抓药。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年之久，最令我感动的是王老躺在病床上，还在给我开药方。感动的泪水、忧伤的泪水我不知道流了多少。

流泪的时候，是人生需要坚强的时刻，我明白要坚强的面对，要锲而不舍，要努力的付出。遇有需要工作时间去医院就诊时，我就早上五点多钟到单位，先把手中的工作都处理完，然后八点钟再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那时中草药也短缺，佩宝大哥在部队求四川籍的战友从家乡捎来天麻，当我接过那千里迢迢捎来的沉甸甸的药包时，感动不已，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

记得那一年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早上我从家里骑车赶到政协机关，把打字机、打字桌装上工作车，送往政协大会驻地——东北旅社。当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政协的王立华同志告诉我，已经联系好了塔湾的肉制品加工厂，让我马上就去。

当时别人送我一个偏方，急需两个羊心。市场上买不到，只好求助同志帮忙。好不容易联系上的，我怎能错过，立即骑车前往。我顾不上吃午饭，也顾不上寒冬腊月，雪飘路滑，一路上跌跟头打把式地赶到了肉制品加工厂。找到了联系人，买到了我寻求已久的两个羊心。小心翼翼地送回家中，保存好。又看了看患病的儿子，告诉他妈妈去开会，开完会就回来，乖乖听姥姥的话。儿子眼里含着泪珠，懂事地点着头。一阵心酸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东北旅社。

当我稳坐在会务组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了。仔细想了想，那一天顶风冒雪，我从大东跑到沈河到和平，又从和平跑到皇姑，从皇姑回到大东，最后从大东又返回和平。在雪地里我整整骑了五个多小时自行车，在市内四区往返跑了两圈。现在想起来，那时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儿呢，和大会要台车跑一趟不就全都解决了嘛！可当时的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要车。那时政协也只有很少的几台车，大会包的是二十台出租车驻会。我虽已疲惫不堪，但仍然坚持参加了晚上的文件装袋的工作，没有耽误和影响会务，我感到心安理得。

政协大会期间的工作是繁忙、紧张、严谨的。每天晚上文艺活动结束之后，委员们都休息了，我们还要参加汇报会，由大会秘书处各组汇报大会当天会议的进展情况，沟通第二天的会务工作，并且连夜出简报，送印刷厂印刷，第二天早饭前取回，发送到委员的手中。

我们每天的睡眠只有三四个小时，精神高度紧张，大家都在超负荷运转。最初的几年里，会议上的材料、简报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印发下去。几年后才逐渐开始送印刷厂印刷。除了打印、发送材料外，我还要参与相关的会务工作，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最使我感到宽慰的是，孩子的病经过两年多坚持不懈的治疗，最后在秘书处英乾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对症治疗的药方，只服用了一个星期就初见成效，后来又陆续服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彻底地治好了儿子的病。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一片真实的感情，一人有难，八方相助，没有虚假，不计酬劳，令我怀念。如今，每当我想起那些热心给予我帮助的人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丈夫还有母亲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母亲还没有办完退休手续，放弃了带孙女的想法，赶来给我照顾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四处求医问药，真是踏破了铁鞋。心里充满了忧愁，愁的我茶饭不想，心神不宁。儿子的痊愈，使我郁闷了两年多的心里，好像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

又经过一年多的恢复，六岁的儿子上学了。为了能照顾孩子，又在郑红老师的帮助下，我把儿子送进了朝阳一校。入学考试时儿子得了九十分的成绩，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起初，每天早上一台母子车，我把儿子带到单位，放下车，七点半前把儿子送进学校。中午接到政协食堂吃饭，午饭后再送回学校，边走边复习着课程。下午三点放学再接儿子回到单位，五点下班后我带儿子一块儿回家。后来，孩子逐渐熟悉了环境、熟悉了路，就自带饭盒，放学后自己回到政协等我。

时间久了，六七岁的孩子总是免不了顽皮、淘气、不听话。有一次儿子放学回来，“咣！”的一脚踢开了秘书处的门，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又“当啷！”一声，把饭盒子扔到了窗台上。正赶上里边的屋子里盘新部长正在听汇报，听到声音，处长出来看了看，没有说什么。我满脸的歉意，急忙把儿子推出门外，告诉他院子里等候，不许进来。

我耐着性子等到下班，待人都走了之后，憋着已久的气终于得以爆发。我把儿子拽进屋子里，一杵子把他推倒在地，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这里是办公室，不是在家，不可以如此的放肆。我的领导都在研究工作，你这样做，多不给我留面子。

第二天放学后，儿子在院子里对小伙伴们说：“我不能再进办公室了。唉喔！昨天我妈打我像武松打虎一样。”窗子里的我听到儿子的话，憋不住地笑了起来。仔细想一想长此下去也不是回事，后来就渐渐地锻炼儿子，放学后让他独自回家。

其实也是很难的，我家距学校四站地，给他车钱多了怕他乱花，少了怕不够。幸好那时比较安全，我还是比较放心。儿子很淘气，放学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两只衣袖脱下来，像个斗逢一样披着外衣。

一次，他把外衣落在了公交车上。下班后，问明了情况，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找衣服。儿子哭着说：“车都开走了，你还去哪找啊！”我跑了公交车的两个终点站，终于找回了那件丢失的衣服。儿子投过来奇异的目光。

还有许多的事情，如，给儿子的车钱，他买了冰棍，然后走着回家等等。后来也是由于他的班主任老师身体不好，经常让别人给她代课，孩子们的学习受到了影响。在儿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他转到家附近的大东三校了。

还是在筹备政协大会期间，由于打字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堆着一个星期的文件，我没有及时送阅，正风主席提出了意见，秘书长查明了原因，见我的工作确实忙不开，后来就新调来一位年轻的打字员，接替了我的打字工作。

原以为工作的担子卸下了一半，总该喘口气了，可没想到市委办公厅下了文件，要把建国以来各单位形成的档案全部从档案馆退回，按照新的规定和要求重新组卷、划定保管期限，经市档案馆验收合格进入档案库。

事至此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就是挨累的命了。

档案作为大学中的一门专业，要学上几年。可我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实践经验，这项工作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新的挑战。面对从档案馆拉回来的几大麻袋，近二十年来的档案，我不知所措。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头万绪从眼下踏踏实实地做起。我又想起了“干就是学习，在干中学”的教导，万事开头难，不会就学。

在档案馆老袁等几位同志的指导下，我认真学习了《档案管理学》、《档案保管技术》、《档案工作基本知识》，对退回的档案逐一进行了认真的查阅，发现案卷的组卷很不规范：有的把多年的文件、材料，不分类别、不分年限的用卷绳一穿，没有订卷成册；有的良莠不分、杂乱无章；有的不分价值，没有保管期限；还有些没头、没尾、没有年代、没有落款的“四没”材料。

对此我采取了按年代、机构、内容分类法，进行了逐卷、逐页的分类、组卷，并按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对于“四没”的文件、材料，逐一进行分析，找出文件中上下衔接的内容，或者请老同志帮助回忆，判断行文的部门和时间。

在作出准确的分类和划价后，就要重新组卷、页码打号、抄写卷内目录、案卷目录，还要写出沈阳市政协的全宗介绍、历史沿革，等等，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要求细致入微。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工作，终于按照规定的时间，按要求完成了档案重新整理的艰巨工作。

通过这次档案的重新整理、审定工作，使我对沈阳市政协成立以来的历史状况，和政协工作的内容，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尽管任务繁重、压力较大，苦些、累些，但苦中有乐、有收获。

我的思想比较简单、直接，多年来只知道用埋头苦干、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恩、报恩的思想感情，很少考虑个人得失。

走进大机关的前两年里，我一直以为职务的晋升是组织培养的问题，那是组织部门的事情。我个人很少想，也根本不懂得用“智慧”的头脑去考虑自己的前程。觉得只要自己做到了，群众自有公论。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知识，大学生不再是臭老九，文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在机关里，文凭就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我在平素的工作中样样落不下，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参与一些会议和委员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特别是每年一次的政协大会，我更是工作骨干的角色，这是领导和同志们一致公认的。可是每每到了职称晋升的时候，却因为没有文凭而告吹。

我开始感到任劳任怨、积极肯干的岁月过去了，心中有了一种忿忿的不平。我知道，自己没有功绩显赫的父母，没有可以炫耀的文凭，没有如花似玉的容貌，又没有一张阿谀奉承的“好嘴”，要想干出个样来，该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我偏不服气，我要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去争取。

我深深地懂得自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经历了委屈、不平、遭人白眼，和跌倒再爬起的磨砺之后，那种不服输的倔劲使我再次鼓足了气、卯足了劲。

女人不自立永远是弱者，为了争得一口气，我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发誓要为那一纸文凭搏上一搏。

我暗自下定决心，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有了机会，我要让所有的人忘不了我！决心好下，可到了现实生活中参加自学考试，对于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我，且又是一个六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来说，谈何容易！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学竟是十二年。十二年后我才获得了那渴望已久的文凭。

这期间我也曾产生过动摇，但我知道在求知的道路上，只有奋勇向前，没有退路可走。如果中途退却，一些人的嘴巴会咧到耳朵根子“看，还是不行吧，学了这么多年都没毕业”，我咬着牙硬是挺了下来。

本来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获得了大专文凭，按说也算可以了。但是为了不留下遗憾，我一鼓作气，又坚持了三年，终于在一九九四年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很多人竖起了大拇指说：“真佩服你的毅力和刻苦精神。”他们哪里知道，其实我是在为自己争得一口气。

记得一九九四年的一天，秘书长找我谈话。问到我的想法时，若是在原来我会很老实顺从地表态，服从组织安排。可经过十多年的打拼苦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有了机会，我觉得心里的话不说不快。

于是，我便坦直地说出了我所具备的四个有利条件：其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有了大学本科文凭，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差啥了；其二，我在秘书处有十七年的工作经验，其间干过打字印刷、文书档案、做过接待、搞过会务、当过秘书，秘书处的工作我无所不能，业务熟悉；其三，本人身体强壮，肯于吃苦，工作热情高，敢于和年轻人一起摸爬滚打；其四，家庭没有负担，我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最后我还表示，如果处长的工作交给我，可破例试用一年（处级没有试用期），一年后称职我正式上任，不称职我自动让出位置。

一席话说出，我觉得自己的底气很足，心里也敞亮多了，反正也没有更多的奢求，领导考虑就是了。

不久领导宣布，由我主持秘书处的全面工作，果真试用期一年。一年后下了我任秘书处处长的文件。

秘书处担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指示精神，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职能，承担着为领导服务、为委员服务、为机关服务的三大任务。工作繁、任务重、压力大，既要有一种准确、细致、灵活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应变能力和办事能力，又要有一种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

秘书处是政协办公厅的综合、协调、参谋部门，在办公厅主管主任的领导下，处理机关文秘方面的日常事务；负责主席会、常委会、及有关党组会等一些会议的会务工作；负责安排领导每周的政务活动；负责对内各部门有关工作的协调、服务工作；承担着对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

有人说秘书处的工作是：画表累格，跑道学舌，迎来送往，外干零活。

其实，秘书处的工作事无巨细。表面上看，无外乎就是一个通知，一个电话，一个活动安排，一次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但出了问题没有一件是小事情。记忆中，工作中曾发生过的两次失误令我难忘。

记得，一次市委举行招待晚宴，宴请的是一位曾经在沈工作过的老领导，请市里四大班子的领导参加。我经过请示，落实了一位主席参加。

事后，我就急于办理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事情去了。直到接近下班时，才回到机关。

正在我准备下班的时候，忽然一声呼叫，问道：“主席参加宴请活动，派谁的车了？”

顿时，我的脑袋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空壳，忘了！忘了！只安排了参加活动的领导，却忘记了派车，时间已过，无法挽回。只有登门道歉、检讨。由于我的疏漏，市委的这次宴请活动，政协领导没有出席。

还有一次，市政府的会议，邀请政协主席出席。由于临时有些情况，中途更换了其他主席参加。也是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换人的事情没有及时和政府办公厅沟通，结果，临时变动的座签，和主席台上其他领导的座签不一致，主席台上所有的座签都是红色，唯有后变动的座签是白色的，令出席会议的主席感到尴尬。

事后，我几乎在年年的总结会上都讲这样的教训，目的是让大家引以为戒。尽管这两次失误，事后得到了领导的谅解，但我心中仍有一种忘却不掉的歉意。

由此不难看出，问题虽然出现在秘书处，但直接影响到市里的活动，影响到主席台的庄严和秩序。所以当处长的那些年里，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认真真，丝毫不敢怠慢。

那些时候，我从来都是最后一个关闭办公室的灯光，最后一个离开机关。每逢节假日，特别是每年除夕的晚上，当我走出办公大楼已是鞭炮齐鸣，家家年夜饭时候了。回家的路上很难打到出租车。此外，每一次我都要把节日期间、节日后的活动安排及相关的联系电话等，带回家，以备领导查询，也担心假期过长，误了事情。

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规模近千人的市政协大会，秘书处作为组织、协调整个会议的中心，许多会前、会中的会务工作更是任重而繁忙，并且方方面面不容出现差错和纰漏。

积多年工作经验，我体会作为秘书处，在政协全体大会开幕之前，接受检验的具体工作有三，虽然看起来是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但做起来却是很繁琐，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就会影响全会的顺利召开。

其一，大会邀请的主席台上的领导，七十余人，要逐一落实，必须准确无误，主席台上不容许出现空缺的席位。同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有的领导因事临时有了变动；还有的领导觉得开幕式没有参加，到了闭幕式时不请自来，已经排好的主席台座图就要重新变动，而且这样的事情，往往就出现在开会前的几分钟内，情况非常紧急。如果有备好的座签，还好些，如果没有，那种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种紧张，真是令人血压升高、心速过快了。

其二，为了方便与会人员，能够在报到领取文件袋的同时，快捷地知道自己所住的房间，我们把每人的住房号填写在文件袋上。别看这一小小的举动，却要花费我们很大的心血，付出很大的努力。文件袋上的名字和文件袋里的委员证、列席证要一致起来，住房号，不容许搞错，如果出现张冠李戴现象，那是最大的失误。

其三，每年政协全会有近千人规模，其中，政协委员五百五十人左右，最多时有五百八十多人；列席人员一百五十人（包括主驻会和列席开幕式的）；邀请领导七十余人；工作人员二百余人。

不同的身份人员，须发不同的通知，有的人多重身份，一个信封里需要装几个通知，如：新委员通知书、政协全会通知、党员大会通知等，不容许搞错。

另外，要使近千人在两小时之内集中报道、领取文件袋，井然有序地参加会议，会议的通知必须是十分周详、严密、清晰的。虽然看上去只是发个通知，但实际上操做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它直接关系到大会能否圆满顺利地进行。

记得有一次政协大会，为了赶时间，要求元旦后，上班时必须把大会所有通知发下去。为了及时、准确地完成这一任务，元旦前一天下班时，我把《委员名册》、列席人员名单、党员名单、新委员通知书、邀请领导名单，各种通知及信封、打号机等，整整装了一大兜子，带回了家。在丈夫的帮助下，利用两天假日，完成了发通知的任务，新年过后一上班就及时地全部发出去了。

秘书处的工作是辛苦的，看家望门、没名没利。不比其他部门，很少有出去学习、考察的机会。但迎来送往的工作却很频繁。没有白天、黑夜，也不分节假休息日，随来随接，随走随送。安排客人的食宿，安排领导会见、宴请、介绍情况，陪同客人参观、游览……紧张时，全处留一人值班，其余全部出动。

有时安排机关内领导外出开会、学习、考察的迎来送往。出现过人为的误会，但又无法解释，只有忍在心中。

记得，一次欢送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赴京参加全国“两会”，政协孙主席是全国政协委员。送站的时候，因为有别的事情，我没有参加。所以在简短的欢送会上宣布的返沈时间和车次，我自然是不清楚的，送站的人回来也没有交代。

结果，在“两会”人员返沈接站的时候，政协没人接站，落了空。这件事情在主席会上提出了质疑。我无法解释，只有承认我是处长，主动沟通不够。实际上我也想过，只不过是晚了一步，等我要与政府办公厅沟通的时候，人已经回来了。

为期八年的处长岗位，使我深受锻炼，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困难和挫折磨练了我，使我逐渐走向成熟，增长了才干，增强了能力，积累了经验。同时，也是一次突破和超越自我的尝试，人生也因有了这种尝试才会感到精彩。

当然，工作当中我也吃过不少苦头，尝尽了甜酸苦辣。有时工作中出现了漏洞，即使与己无关，但领导硬说你有责任，也不能当众顶撞，要给领导留面子，有人说这是修养；领导之间有了矛盾，硬是把你扯进去，那么你就成了矛盾冲突的牺牲品；秘书处堪称机关的第一大处，有人说是市政协的“中南海”，当然这里也是容易成为众人之矢的地方。

从一九七八年到二○○二年，我在秘书处一干就是二十五年，我的敬业态度和工作能力，不仅在政协机关有目共睹，就是在统战部、党派，以至一些市直单位也是众所周知。但由于没有背景，不懂得关系的重要，仍沉迹下僚。直到退休后，许多热心的同志们还在为我惋惜，为我鸣不平。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理解和关怀。

我从十七岁参加工作到五十五岁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三十九年来虽没有骄人的成绩，但我始终自强不息、脚踏实地工作。忙碌了一辈子，经历了那多的事情，我才晓得，有些事情不是个人能把控的，职务的升迁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工作上的努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讨官、要官，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张不开那个口的。

当然，我仍非常感激当时主管秘书处工作的政协办公厅张绪进主任，关键时刻为我主持公道。并在主席会上表示，“这样肯干的人不用，我的办公厅主任也不干了。”每每想起这样的话语，都让我感动万分。如此正直的人，在当下的机关里实属少见了。

到了退休我才明白，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群众自有公论。但能获得与自己的表现和能力相称的职位，只有能力还不够，还需要关系。那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社会流行语，道出了现今官场上的一种无奈地真实。现今的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复杂。

曾几何时，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表现为遭遇困难时的帮扶，绝望无助时的支持，也是开心欢乐时的分享。

如今，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跑官、要官、买官盛行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却罩上了一层利益交换的色彩。

我希望每一个拼搏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成就。

在生命的旅途中，人的一生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留恋那美好的年华，都无法挽留那片刻转瞬而逝的光阴，岁月的流转悄无声息地留下了我们模糊的脚印，也留下了一串串无奈、遗憾和叹息。

生活让我渐渐地懂得，人生在许多时候需要的不是顾影自怜，更不是向别人乞求什么，需要的是独自面对和担当的勇气与信心。也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走出困苦之途，书写自己的人生辉煌。懂得了人要有自信。自信是希望，自信是力量，拥有自信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能让生命在挫折和困顿中愈加精彩。同时也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真正怀有感恩之心的人，才会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才能变得豁达，才会有如意快乐的感觉。要学会放弃，学会忘却。在很多时候，忘记要比牢记快乐的多。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可我们手中的日子啊，却如江河流水，一去不复返！转眼，六十多年的光阴已从我身边悄悄地溜过，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时间的大海里。回想走过的十二年自学之路、十二年老科协之路，还有一年多日夜辛劳的写作之路，我为自己没有虚度时光而做出的努力感到欣慰。

旧的时光走了，新的时光来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向前。往事的回忆，勾起我对流逝年华的回味，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