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伤害

在9月的第一周，接到迈克尔·贝里研究结果复印件的三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手里的是一只点燃了引信的流行病学炸药包。但三人的反应各自不同。

要求进行这次调查的斯蒂文·琼斯向他在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上司反映了这个情况，开始考虑本单位怎样能与州卫生部合作对汤姆斯河进行一个健康研究。常年经费紧张的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很少参与居民区疾病集群调查。但琼斯想，如果州政府支持这个想法，一两年内会有针对汤姆斯河的后续研究的。

同时，在欧申县卫生部门，赫布·罗特克看着桌上这份癌症发病率报告复印件，心情沮丧，还有些担心。后来他回忆说，贝里的信“是基于非常小的样本形成的模糊信息，我们完全无法验证”。罗特克向他的高级别同事简单提了这个情况，但没有把贝里的发现告诉卫生局的上司。罗特克已经在县镇的卫生部门工作了七年，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环境战争。他记得快乐平原、排海管道和绿色和平。多年以来，因为饮用水的问题，他多次成为琳达·吉利克抨击的对象。如果她发现了贝里的信，会作何反应呢？

他很快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琳达·吉利克也拿到了这封信。她是从她的医生朋友鲍勃·贾拉内拉那里得到的。迈克尔·贝里之前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一次研究是出于贾拉内拉1991年的申请，所以出于礼貌，贝里给贾拉内拉发了一份他在1995年写的信的复印件。贾拉内拉是吉利克组织的“欧申之爱”团体的委员，但这对贝里没有影响。他的研究是公共文件，而贾拉内拉1991年的时候关注过这件事，贝里就给他发了一个复印件。贾拉内拉回忆说：“看到新数据的时候，我能看出来有了变化。突然之间，似乎有一些之前一直存在却从未现形的东西出现了。”他立刻给吉利克打了电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俩都不感到意外，但这却证实了我们的直觉。”

琳达·吉利克抱有这个想法已经将近十年了——就像她后来说的，“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汤姆斯河存在着儿童癌症的集群，但专家们一直都对她说她是错的。现在，借由迈克尔·贝里的信，新泽西州政府确认了病例的集群。州政府决定不进行后续研究，这只会让吉利克更加坚定。在汤姆斯河的历史中，这是一个转折点：科学上可靠的警告现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他们抵死也会要求当局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

对于吉利克和她的盟友来说，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抓住新泽西州政治掮客的注意力，怎样做效果最好。鲍勃·贾拉内拉有个主意：他和新聘为《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特别项目编辑的汤姆·柯伦是老朋友，该报纸是新泽西州最大的报纸。柯伦的妻子和贾拉内拉是医学院同学，两家经常一起吃饭。多年来，琳达·吉利克因为她的激进，以及在欧申县为癌症筹款的活动，很容易接触到《欧申县观察家报》和《阿斯伯里帕克新闻》，但《纽瓦克明星纪事报》就是另一码事了。那是州长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和她的委员们——包括卫生专员伦纳德·菲什曼——指定的晨读报纸。琳达·吉利克知道，如果她能把汤姆斯河的癌症故事弄到《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上去，就能抓住全州人的眼球。

于是鲍勃·贾拉内拉给老朋友编辑汤姆·柯伦打了个电话。这是这条极偶然的私人关系链的最后一环：汤姆斯河的孩子们在费城住的癌症病房里恰好有一名特别热心的护士，莉莎·博纳齐安；她恰好有一个在环保局工作的亲戚劳拉·詹森；她恰巧知道怎样联系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斯蒂文·琼斯；他恰巧将她的担忧转给了一个可以做调查的人，迈克尔·贝里；他恰好将研究结果的复印件自发地送给了罗伯特·贾拉内拉；他恰巧同时认识琳达·吉利克和州第一报纸的编辑汤姆·柯伦。这其中如果有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很难想象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病例集群还有没有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贾拉内拉跟《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柯伦谈完几个小时之后，琳达·吉利克接到了该报纸医疗记者盖尔·斯科特的电话，此人既老练又激进。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在其他工作的间隙完成了这篇报道。起初她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了贝里的报告，给汤姆斯河的几十个人打电话询问。斯科特给罗特克，过去或者现在还在汽巴工作的工人——包括乔治·伍利——打了电话。她研究了化工厂的地下水污染，读了过去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详细分析工厂排污点化学成分的研究报告。一段时间之后，她的怀疑消失了。谈过话的人越多，她越发确信，秘而不宣的汤姆斯河儿童癌症集群是一篇重要报道。她主要的顾虑是镇上会怎样反应。后来她回忆说：“我们纠结的是，都知道这是一个好题材，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会非常难过——说是恐慌绝不为过。”

1996年3月10日周日清早，州卫生部的一位高级职员被新闻助理的电话吵醒，告诉他一条紧急通知，内容是当天早晨《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头版报道。他回忆说：“那是一次可怕的打击。”盖尔·斯科特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儿童癌症发病率震惊全县”。两千五百多个单词的报道字斟句酌，但整体的效果是煽动性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当时还是匿名的在费城工作的癌症护士的传闻（“癌症护士见多识广……”），然后详细描述了贝里的发病率分析结果，接着转向对汽巴工厂附近发现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进行长篇解释。文中没有提到赖克农场和花园路水井，和过去一样，它们又被遗忘了。文中引用斯蒂文·琼斯的话说，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希望能做一个健康研究，因为“那里出了状况”。他的态度受到了琳达·吉利克和新泽西州癌症研究所研究人员迈克尔·加洛的赞赏，琳达·吉利克说：“总算有个人听进去了。”加洛对《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记者说：“无疑，发病率在那里有显著的上升。”但州卫生部对此未做评论，县卫生部门的赫布·罗特克则表示了怀疑。他说：“我们当然关心欧申县的各种疾病，而这封信说的是患有脑癌的三个孩子”，他指的显然是汤姆斯河核心区那三名五岁以下的患儿，“病例数太少”。^[1]

第二天州政府又在火上浇了把油。州卫生部没有与吉利克和其他关注此事的居民会面，而是在特伦顿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州政府的顶级医生、卫生委员会高级助理艾琳·古尔斯基宣称病例集群“在统计学上有升高，但不是太高，我们过度担忧了”。^[2]前一年的夏天古尔斯基看了贝里的报告，同意了他的措辞，她当时已经知道了汤姆斯河的情况。她说，现在公众知道了这个报告，州卫生部会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再做一个回顾，但不会去研究可能致病的环境因素。而在汤姆斯河，人们都慌了。美国癌症协会欧申县办公室的电话被恐慌的民众打爆了，好像是广播脱口秀节目。到了周二，《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报道发出两天之后，镇上多家商店的瓶装水售空，一时也补充不上了，因为批发商那也卖空了。骗子们取而代之，挨家挨户兜售伪劣滤水器。焦虑情绪不断放大，听说癌症集群的人越多，人们就变得越恐慌。

金·帕斯卡瑞拉的女儿1990年去世之后，他在“欧申之爱”一直很活跃，他对《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报道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和许多受害家庭一样，帕斯卡瑞拉一直认为这里的儿童癌症集结不是偶然，尽管他们在团体之外很少谈论这些。他回忆说：“我看到那篇报道的时候就想：‘啊，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确实不是我们疯了。’这篇报道一出来，就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一种保证。”他还认为，报道也展示了一个契机。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他这样说：“没有《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文章，就不会有骚动。没有骚动，政府就不会介入。政府不介入就没有法庭诉讼。没有法庭诉讼，就没有真相。”当这第一篇报道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随之而来的这些事件。但金·帕斯卡瑞拉、琳达·吉利克和鲍勃·贾拉内拉，还有其他人，的确立刻意识到，现在是施压进行调查的绝好的机会。他们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

州政府的漠视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天天地，它给自己挖的坑越来越深。第一篇报道发出几天之后，在一个电视广播网的访谈节目中，看着不太自在的艾琳·古尔斯基——卫生专员菲什曼命令她去参加这个访谈——再次解释了州卫生部不会进行环境调查的原因：“进行这种海底捞针式的研究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且很可能一无所获。”^[3]

古尔斯基和罗特克说的是概率语言：当地家庭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必担心，进行环境调查的回报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值它的投入。但汤姆斯河早已听够了类似的说辞。赫布·罗特克的上司、县卫生委员会的主席、当地银行家加里·卡斯珀森说：“我们有所准备，因为欧申县一直就是很多环境危险品的废弃地，我们的水井受到化学品污染的历史悠久。”现在有了证据——这是官方的证据，不是什么谣传——汤姆斯河的孩子们的确面临着更高的癌症风险。即便这种上升的风险只是意味着每年会多出几个病例，对很多居民并无影响。凡是在电视上见过迈克尔·吉利克那张饱受肿瘤蹂躏的脸的人，都不能把他——就像已经去世的兰迪·林恩沃斯一样——仅仅看成一个抽象的统计数据。他是一个从残酷的疾病与恐惧的折磨下幸存下来的有血有肉的人——任何人的孩子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政府的专家们，那些原本应该保护公众健康的人，除了引用概率来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之外，却什么都不愿意做。他们甚至都不能确定问题是否依然存在，因为能查到的最新病例都是五年前的了，这简直无可救药。汤姆斯河的人们不单是恐慌，他们愤怒了。

琳达·吉利克很快给人群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她协助组织了3月15日的抗议活动，地点在罗特克在欧申县卫生部门的办公室外，还邀请了媒体参与。当卡斯珀森和罗特克走出来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排电视摄像机和大约一百名愤怒的居民。罗特克开始说：“癌症的病因很多……”然后立刻被一个妇女的喊声打断了：“别老生常谈了！我不想听这些！”当罗特克试图解释州政府和县政府正在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时候，一个男人喊道：“我们找过委员会，你们什么都不管！”当罗特克说汤姆斯河的居民应该放心，因为贝里的研究只是发现了少量脑癌病例——汤姆斯河核心区只有五例，比期望值高三倍，但每一千名儿童中只有一例——另一位妇女打断了他，大声喊道：“我一点也不觉得放心，我的孩子可能会得上癌症！”另一位母亲举起了她一年前死于脑癌的儿子的照片，她说：“这些孩子没时间等待。我还有两个孩子，我害怕死亡。”^[4]

尤其令公众愤怒的是，对他们隐瞒的消息那么多。《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文章不单披露了贝里1995年在汤姆斯河的研究结果，还包括1994年认定欧申县儿童癌症发病率高于全新泽西州水平的州际调查。罗特克说这些报告没有公布是因为“只是统计性的”——他的意思是不确定的——结果的时候，他被更多人的喊声打断了。一个妇女大喊道：“难以置信！”另一位叫道：“滚出你的办公室！”（这话有先见之明，饱受攻击的罗特克很快将因压力辞职，去了另一个县工作。）多年后，一个之前参与了不公布贝里研究报告内容这一决策过程的州政府官员这样解释道：“我们做了一些好的研究，但不知道该怎么用它。”这位坚持不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要使用这些信息，意味着要分享它，展示它，讨论它，并且做出改进——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话。这些事我们哪一件都没准备好去做，所以我们只是捂着这个消息。显然，这是个错误。”

罗特克、古尔斯基，还有其他官员似乎对他们的评论引发的愤怒不知所措，这是不应该的。类似的情节早已在其他有污染点位的地区上演过，包括拉夫运河。研究此类现象的社会学家将暴怒视为人群对特有的、噩梦般的情景必然的甚至可以理解的反应。^[5]面对无形的威胁，居民们只能依赖专家，而专家似乎并不比他们知道更多。如果牵涉到孩子，这样的失控造成的创伤还会更大；父母因无力保护他们的孩子而崩溃。

根据其他“热点”地区的研究，相关政府机构的态度对于人们会怎样反应至关重要。如果当权者为了避免恐慌而表现出低估无形的威胁——或者，更糟的是，隐瞒消息——这只会加重他们希望避免的创伤。最好的策略是承认恐惧，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即便有些是不成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真正去寻找答案的时候让这个地区发挥切实的作用。^[6]按这样的标准，新泽西州卫生部的官员们在汤姆斯河危机第一阶段的处理极为不当。未来的五年中他们都在试图修复这些损失。

3月15日在县卫生部门外的抗议只是个开始。恐惧和愤怒不断积累，因一连串的电视和报纸报道而增强。《欧申县观察家报》3月17日的标题大喊着“极度担忧；本地癌症恐慌迅速失控”。一个纽约市的电视报道开篇先给了汤姆斯河空荡荡的游乐场一个镜头，播音员问道：“孩子们都去哪了？”自从绿色和平和那次“轻信”马歇尔的谋杀案发生，十二年已经过去了，汤姆斯河又上了全国新闻。广播电视网的摄像师们来到镇上，政客紧随其后，直冲向琳达·吉利克家的客厅。冲在最前面的是罗伯特·托里切利，他拜访了吉利克和帕斯卡瑞拉。托里切利是一名北泽西的国会议员，生性好斗尽人皆知（绰号“喷灯”），1996年他正在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选择了环境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他开始推动对汤姆斯河进行全面调查。总统比尔·克林顿急于协助民主党的同伴，但州长惠特曼是共和党人，她治下的卫生部依旧除了复查贝里的数据什么也不做，这一点她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吉利克继续施压，她告诉记者们，州长的态度激起了“欧申之爱”的“失望、愤怒和泪水”。

在政治重压之下，州卫生专员菲什曼同意在该区域举行一次“信息通报会”，时间是3月21日，从《纽瓦克明星纪事报》刊出文章起，已经是漫长的十一天之后了。因为预计会来很多人，卫生部定了全镇最大的会场，还是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礼堂，几乎就在整整八年前，汽巴排海管道风暴高潮时的听证会就开在这里。这一次卫生部计划让州骑警负责额外的安保，事后证明这很明智。

会议本身，与其说是信息通报会，不如说是暴民政治的范本。原本的计划是由菲什曼、斯蒂文·琼斯、艾琳·古尔斯基和其他官员解释迈克尔·贝里的研究是什么，说明了什么。古尔斯基准备了几百份贝里的信和表格的复印件分发给群众。琼斯也有消息要宣布：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将和州卫生部合作——卫生部之前还是拒绝的——进行一项环境研究。克林顿政府将给予资金支持，尽管州长惠特曼仍拒绝动用州保险基金。但是，这个计划没能实行。让人诧异的是，第一个发言的不是菲什曼，而变成了迈克尔·吉利克，他已经十七岁了，仍然只有大概四英尺高。^[7]他爬上讲台，拿起了麦克风，重演了他八年前那次激动人心的讲演，而且有所更新。再一次，没人敢让他停下来。他开始攻击坐在几英尺之外的古尔斯基和那些认为进行环境调查是浪费的政府官员。他说：“拯救生命是浪费时间吗？拯救孩子们的生命是浪费时间？请你们老老实实地想想答案，不要用你们的脑子，用心想。这种身体与灵魂的侵蚀，我已经与它斗争了十七年。我知道生活在痛苦与恐惧中，不知将在何时死去是个什么感觉。”

将近一千三百多人怒吼着表示赞同，当菲什曼开始讲话时，他被吼声淹没了。一个妇女大喊着：“闭嘴！”一个男人吼道：“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些什么！不是一年之后，不是三个月之后，是现在！”^[8]九十多分钟之后菲什曼仍在努力读完他的开幕发言，而每次他想开口的时候愤怒的居民就对他进行攻击。观众控制了会议，围拢在麦克风旁讲述一段又一段有关汤姆斯河的癌症和污染的伤痛故事。仿佛是一道挂着锁的大门被猛地冲开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所有的恶魔都释放了出来。汽巴的退休工人们讲起了患癌的同事，一个成年的癌症病人扯去假发露出她化疗后光秃秃的头顶，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在讲述苦难经历时轻轻抽泣。他们究竟想要州政府做什么一直都不明确，但首要的似乎是进行一次真正全面的调查——立即开展——调查汤姆斯河的水、土壤和空气，以及它们在癌症产生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

菲什曼，小小一个戴着猫头鹰造型眼镜的学究派律师，对这些不知所措。他的专长是医疗金融和老年人护理，对环境问题不感兴趣，对不讲规矩的民众也缺乏经验。迈克尔·贝里去了现场，他回忆说：“基本上会议一开始他就失去了控制权，然后就一直没夺回来。”另一名州政府的长期雇员詹姆斯·布鲁门斯托克回忆说：“会议进展得非常糟糕，在州卫生部的历史上不是个露脸的事。你面前是一群真的山穷水尽了的人，将近一千三百个。”

当人们不再等着轮到麦克风而是开始坐在座位上大喊的时候，混乱升级了。“谁能把你们的嘴撬开，告诉我们怎么去跟孩子们解释！”一名妇女冲讲台上的十三名政府官员大叫，而官员们已经放弃了讲话的尝试，只能震惊得呆坐着。听众席上有些人受不了尖叫声走了，其他人则向讲台前移，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喧闹中被听到。州骑兵队也向前移，在不断激怒的公众和政府官员之间形成屏障。正当听众中的原始冲动即将爆发的时刻，琳达·吉利克站到了讲台上，拿起了麦克风，用她当老师特有的严厉声音命令大家坐下，安静。

在听众中，她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要求会侥幸成功的人，挥着枪的骑警可能也行。因为她患病的儿子，吉利克有这个信誉，因为她多年的慈善工作，屋里的每个人都对她敬重。当时和十几位患儿父母坐在一起的梅兰妮·安德森回忆说：“我们都信任她——每个家庭，还有整个社区。人们说她像找骨头的斗牛犬，就是能从所有的废物中找出它来。”吉利克出现在各种电视和报纸上，为患癌的孩子和他们痛苦的家庭做宣传，她有那种菲什曼不具备的不废话、我说了算的气势。在这个充满无力感，没有希望的社区，她展现出了权威和信心。现在她是必需要素。

当吉利克让那些五分钟前似乎就要完全失控的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讲台上的官员们看着这一切，心中掺杂着惊叹和释然。她化解了——至少是暂时地——可能出现的暴力对抗。但她的魔力也暗含着威胁：我让他们停了下来，我也能让他们继续。现在她成了整个大厅里最重要的人，一个极其出色的领袖，她不在意流行病集群研究的预算、可能性或者局限性，只是要求立刻启动。吉利克不再是听众席中的一个乞求者，她站上了讲台，获得了权力。平复了人群之后，她转向菲什曼，问了关键的问题：你听到了人们的声音，她说，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现在你要做什么？

在整个会议中似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的菲什曼突然就活过来了。当机立断，他宣布州政府将听从社区，特别是吉利克的意见，设计一项州联邦环境调查。（这正是听证会前一天他的部门还以不具备操作性而反对的，不愿意投入资金的研究。）他宣布，调查中吉利克不单将主持公民顾问委员会，还负责选拔委员会成员。他说，州政府同时进入紧急程序，检测当地学校的饮用水。经过了痛苦的五个小时，到将近午夜散会的时候，吉利克正在设置议程。她宣布明天早上就开始工作，也希望菲什曼和手下明天会来汤姆斯河。一脸疲惫的委员保证他会去。

在随后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官员们拼命想法尽力履行他们在极端的重压下做出的那些承诺。社区需要快速行动，但琳达·吉利克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需要数月或是几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她要求复查迈克尔·贝里的发病率数据，并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最新的确诊病例，但癌症登记系统要更新数据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延伸到上百个医生、诊所和医院。她还希望能有全面的环境调查来揭露癌症和污染的关系，但要进行有科学意义的研究，需要有一个或是几个假说——关于造成癌症集群的可验证的理论。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和州卫生部必须先对过去的环境状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才能考虑提出假说和设计实验。资金也是个问题。公共大会受到重创之后，州长惠特曼动了心，同意动用州政府的资金对当地进行调查。县议会也拨出二十五万美元协助调查。但显然绝大部分的资金——很可能有几百万美元——得从华盛顿出。上至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内的政客都答应帮忙，但他们不能保证具体有多少钱。

当他们开始运作这些长期项目的时候，机构还要被迫做一些——或者说做任何的——能快速出结果的，最好还有安慰效果的事情。惠特曼十九个月后就要准备下一次选举了，现在却被罗伯特·托里切利和其他人追究她最初拒绝公开贝里癌症发病数据的问题，她决定展现出自己管理的机构是行动迅速的。3月28日，惨败于民众的会议刚刚过去七天，州政府聘请的、手持着水质检测全套仪器的工人就四散进入了当地的二十一所学校。既然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的健康，重新赢回信任的最好方法除了对学校进行检测还能有什么呢？同一天，惠特曼带领着一群来自汤姆斯河的孩子参观了位于西特伦顿的州实验室，水样将送往那里进行分析。一大队记者和摄像机捕捉到了精心安排的每一刻。

水质检测有着一种屈尊的态度，目的显然是安抚居民。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已经要求供水公司定期检测水井，所以再做一轮测试看上去纯粹是政治行为。州卫生部的流行病学家杰瑞·法格里亚诺回忆说：“我很怀疑这样能得到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一个来自汤姆斯河的专栏作家保罗·马尔夏恩痛斥了听众席中“咆哮的暴民”，认为他们“好斗而无知”，并且说州政府应该拒绝迁就他们的要求。^[9]但危机已经吸引了这么多的注意力，对汤姆斯河进行安抚成了惠特曼政治上的迫切需求。当州实验室开始分析水样的时候，她制订了亲自探访小镇的计划，去宣布翘首以盼的结果，水是安全的。不会出现其他结果的，那太荒诞了，不需要考虑。

但是，新的水质测试结果不同寻常。吉利克希望检测饮用水中的“所有物质”，而且她明确表示，如果州政府不同意，她就去报纸上反映。她兑现了承诺，直接投身进新成立的“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中。早在她确定了十二个成员（第一个委任的就是她的儿子迈克尔）之前，吉利克的委员会就已经和菲什曼、古尔斯基碰头了。另一名和鲍勃·贾拉内拉一同在早期收到任命的委员金·帕斯卡瑞拉说：“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委员会的功能是鞭策政府机构努力工作。”除了在“欧申之爱”投入的精力，帕斯卡瑞拉和贾拉内拉还有吉利克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早已确信污染是癌症集群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推动将信将疑的政府机构找出支持性的证据，证明这些家庭早已确信的东西。

他们的第一步是推动新泽西州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水质检测程序。美国环保局要求饮用水检测八十三种潜在污染物。^[10]新泽西州的名单略微长一些，某些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比环保局的略严，但联合水务公司和州内的其他供水公司只检测全部潜在污染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供水公司挣个及格分来避免太多的检测工作量。从前是教师的琳达·吉利克要求做更加全面的检测。问题是，州卫生部还应该在汤姆斯河的饮用水中找什么东西呢？在售化学品有超过五万种之多，州政府不可能全都测一遍。

汤姆斯河占了个“便宜”：它有两个彻查过的超级基金污染点位。所以环保局知道，倒在汽巴或是赖克农场的污染物里，有几十种神秘的化合物，它们并不在饮用水标准测试的清单中。实际上，这些化合物中有一些太复杂了，在饮用水中都没有可靠的检测方法。但即便管理人员不确定这些神秘工业化合物的具体分子结构，他们也可以确定，基本上所有这些物质都含氮或含磷。所以卫生专员菲什曼告诉吉利克的委员会，卫生部在汤姆斯河的饮用水中除了检测常见的可疑化合物之外，还会检测五十几种其他的含氮或含磷的化合物。州政府将检测大约两百五十种化合物，而不是通常的八十三种。但相比于同样含氮或含磷的几千种潜在污染物，这些仍旧是九牛一毛，不过总是个开端了。

从二十一家学校和两个公用水井采来水样两天之后，第一次测试的结果就出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转变，因为饮用水测试的结果通常在采样几周甚至数月之内都不会上报州政府。在新泽西，常见的程序是水务公司雇用私人实验室进行检测，最终把数据送往州环保部。（环保部人手差得太多，自己没法按要求进行每季度的检测，因为全州的公用水井有两千多个。）通常环保部不会强制缩短轮转周期，所以水样往往要在私人实验室待上几周才会进行测试。但是现在，汤姆斯河有了特殊待遇。州长惠特曼承诺了，镇上的水里有什么，要给出快速可靠的消息。所以3月28日在当地学校采来的水样迅速被直接送往环保部位于特伦顿的分析实验室。

结果令人震惊。首先，二十一所学校中，有十所的饮用水中检出了三氯乙烯。水样都没有超过州限值1 ppb，但有两所学校压线。这个发现证明，花园路井基上的那个起关键作用的汽提塔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更令人惊讶的是，有十三所学校的水有轻微的放射性。放射水平不至于立刻引起危害；安全限值是15皮居里/升，^[11]而最高的一所学校是十二。但只要读数超过五都要进行延伸测试，全部十三所学校的读数都超过了五。^[12]镇上的五个公用水井中有四个都超过了限值，最高的两个是二十六皮居里和二十九皮居里。^[13]

这意味着，接受汤姆斯河联合水务公司供水的九万人中很多都在喝着州政府认为辐射剂量不可接受的水，而且可能已经这样浑然不觉地喝了很多年了。这个惊人的发现加深了检测官员们的危机感。基本可以肯定，辐射来自土壤中自然来源的镭，不是污染，但没有简单的方法能确认这个判断。而且，无论来自哪里，精神紧张的居民们一定会恐慌。因为辐射长期以来都与核武器和癌症相关，相比于工业化合物更能引发人们心理的恐惧。新泽西的三个核电站中有一个在欧申县南部的牡蛎溪，从1969年工作开始就一直令周围的社区不安。

时任州卫生部门高级官员的詹姆斯·布鲁门斯托克回忆说：“发现辐射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考验。有污染点位你可以责怪公司或是那些深夜排污的人，但这是大自然母亲放在这里的，你能怎么办？”联合水务公司对这种骚乱全无准备，他说：“他们不习惯应对这样的科学检查和压力，力不从心。”尤其奇怪的是，多年来一个私人实验室一直在检测当地水的辐射，从没测到过这么高的水平。后来州政府知道了，具有天然放射性的土壤——和随之而产生的水——其实遍布南新泽西，但因为常规的水质检测进程缓慢，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着，而惠特曼刚刚下令加快了汤姆斯河当地的检测程序。^[14]但是，在1996年4月公之于众的时候，放射性问题成了汤姆斯河这个命运多舛的小镇独有的问题，现在小镇又有了一个坏名声：化学污染、癌症集群，还是放射性饮水住宅。

州长惠特曼承诺调查过程中信息完全公开，现在她必须公布这则可怕的意外，而且这事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简单地关闭有污染的水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镇上几乎所有的井基都有这个问题。上一个夏天就出现过水源紧张的突发状况，联合水务公司现在是——一直都是——满负荷运行。没有州长愿意不顾政治后果切断九万人的供水。汤姆斯河的当务之急一直都是保持水源的流动——不论是什么水。60年代汽巴的染料侵入了霍利街的井基时是这样；80年代赖克农场的污染抵达花园路水井时是这样。到了1996年，在癌症恐慌的愁云之下，依旧是这样。联邦法律规定，只有当连续四个季度每升水的放射性水平均值都超过十五皮居里时才能对此采取修正措施，不能根据一次测试的结果关井。于是州政府让联合水务公司只暂时关闭两口读数最高的水井——这样公司还能应对，供水不至于受到干扰。

履行诺言，惠特曼亲自去到汤姆斯河传递了这个坏消息。对于在镇上的饮用水中发现明确致癌物这件事，她试图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这样跟记者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水大家还是可以喝的。”但她又说，有两口井被即刻关闭了。当晚的电视新闻由什么主导是毫无悬念了。第二天一早《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头版头条是“辐射超标水井关闭”。下面的小号字又说“官方确认汤姆斯河饮用水安全”。第二天该报纸报道汤姆斯河的瓶装水需求“一飞冲天”，还引用了一位一夜之间销量上涨两倍的分销商的话说：“现在人人都是我们的客户。”^[15]

本来很难相信还有什么能让汤姆斯河变得更加恐慌，但“镇上的水有辐射”这则消息的公布做到了。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吗？每个参与州水质紧急测试项目的人都知道，有可能。如果测试发现了汤姆斯河特有的人造化学品，对于那些已经在拼命维护岌岌可危的形势的政府官员来说，会更加艰难。美国环保局和新泽西州环保部知晓赖克农场和汽巴公司的地下水污染已经二十几年了，而且直到1995年这些机构的官员们还对每一个问及此事的人保证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哪个有魄力的科学家现在在供水中确认了可以追溯回赖克农场或是汽巴公司的致癌污染物，那就该吵翻天了——还可能会引发诉讼。这样一来，汤姆斯河的怒火将不只倾泻在排污者的头上，还会波及多年来让他们逃离法网的政客和管理人员。

【注释】

[1]Gale Scott，“Cluster of Concern：Kids’Cancer Rate Alarms County”，Star‐Ledger，March 10，1996．

[2]Brett Pulley，“State to Study Ocean County over Cancer”，New York Times，March 12，1996．

[3]艾琳·古尔斯基这番话出自1996年3月21日播出的广播节目《CBS晚间新闻》。

[4]对于3月15日发生于欧申县卫生部门前的抗议的描述来源有下面三个：3月21日CBS晚间新闻的广播节目；Richard Peterson，“High Anxiety；Local Cancer Scare Spins Out of Control；Parents Demand Answers”，Ocean County Observer，March 17，1996；和Carol Gorga Williams，“Officials Call in Cain for Patience”，Asbury Park Press，March 16，1996。

[5]正如医生亨利·M·维纳在他1988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著作《看不见的伤害》中解释的，化学污染物因为在环境中和身体内不可见而异常可怕：没有特殊的仪器它们就无法检测，即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无法准确预测它们的健康效应。因此，特定区域中的居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处于真实的危险状态，某种疾病，如癌症的出现是不是因为过去对有毒物质的暴露。见于Henry M．Vyner，Invisible Trauma（D．C．Health，1988），ch．3。

[6]Vyner，Invisible Trauma，190—191．

[7]一英尺约为30．48厘米。——译者

[8]关于1996年3月21日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这次会议的描述是基于对参会人员的访谈和5月5日NBC晚间新闻播放的录影带，以及三篇报刊文章：Michael S．Yaple，“Residents Air Fears About Cancer Cluster”，The Press of Atlantic City，March 22，1996；Carol Gorga Williams，“1，000 Hear State’s Cancer‐Study Plan”，Asbury Park Press，March 22，1996；和Gale Scott and John Hassell，“Fear and Recrimination Engulf Cancer Forum”，Star‐Ledger，March 22，1996。

[9]Paul Mulshine，“Ignorance Is the Real Cancer in Phony Ocean County Scare”，Star‐Ledger，March 31，1996．

[10]见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Twenty‐Five Years of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History and Trends（December 1999），5，fig．2。到2011年，安全饮用水法要求检测的污染物种类略有增多，变成了八十八种。

[11]皮居里为放射强度单位，其中居里（Curie，符号Ci）表示单位时间内发生衰变的原子核数，而皮（pico－）表示10－12倍。——译者

[12]见于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U．S．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Public Health Consultatio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alyses，March 1996 to June 1999，United Water Toms River（2000），110—111，table 9a。有十所学校的数超过了规定的5皮居里/升，如果考虑误差范围，还有四个也超了。

[13]Public Health Consultatio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alyses，March 1996 to June 1999，United Water Toms River，113—116，table 9b．

[14]新泽西环境保护部的一名科学家巴赫曼·帕萨后来意识到，联合水务公司的私人检测水样通常要好几周才能送到实验室，这段时间足以令元凶镭224衰减到很低的水平了。（镭224的半衰期只有三天半。）后来州环保部在新泽西州中南部几乎所有的地方的地下水中都发现了高水平的镭224，只要水样采来后在两天之内分析。州政府后来要求放射性测试的轮转时间是两天，几个公用事业公司——包括汤姆斯河联合水务——将花费数年时间几百万美元以降低他们的饮用水辐射水平。

[15]Ted Sherman，“2d Water Test Shows Acceptable Radium Reading”，Star—Kedger，April 19，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