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沿革及东北各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沿革及东北各族人民的历史贡献_中国长白山文化

（二）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沿革及东北各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1.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沿革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长白山地区的东夷参加了当时的部落大联盟。夏王朝建立后，“九夷来御”^{[1] [2]}。商起于东北，“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商朝灭亡以后，周朝的疆域迅速扩大。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肃慎族，包括在周代的“吾北土也”之内。周边各族定期向周王朝纳贡，与周王朝建立了正式的臣属关系，承认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

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封国，有历史可查的如令支、孤竹、燕、箕等，有些封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东北的西南部。在商王朝灭亡以后，这些封国仍然继续活动在这些地方。

周武王时，封召公于燕，封箕子于朝鲜，这是两个与东北有密切关系的封国。

春秋时代，郡多设于边地，县多设于内地。东北地区郡县的设置，是从战国燕开始的。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3]这段记载很清楚地表明，燕国设郡完全出于军事目的。为了抗御东胡，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有利于燕国的集中统治。

燕国设五郡，其中辽东郡的管辖范围，西起辽河流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这个区域正是长白山地区。郡治首府在襄平（今辽阳市旧城区），下辖18个县。郡的长官是郡守，为军政长官，一般由武官充任。

燕国所设辽东郡的东界，至“满潘汗”，其地在沛水，即今鸭绿江以东的大定江流域。这表明辽东郡的管辖范围已经到达了鸭绿江以东的地区。当然，燕国只能说是东北地区郡县制的初创时期。秦国继承燕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即郡县两级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战国初创的郡县两级制定型化了。

秦统一全国以后，把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国，全国先后共设46个郡。东北地区仍保留燕国的行政建置，保留了右北平、辽西郡和辽东郡，范围达到朝鲜半岛北部，据历史记载：“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4]沛水即水（今朝鲜半岛之清川江）。由此可知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长白山地区，是隶属秦国的。

秦时郡之下确已置县，辽西、辽东两郡拥有县29个。郡设郡守，以治民；设郡尉领兵；设郡监即御史负责监督官吏和百姓。县之长为县令；县下有乡，乡有三老；乡下有亭，亭有亭长，这是一套既完备又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巩固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秦朝推行全国统一的法令、文字、度量衡、车轨、历法等，这些法令和措施同样在东北地区加以实行。据历史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5]

燕秦时期东北的南部是发达地区，这里居住的是燕人。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比较落后，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大体上西部草原地区为东胡人的居地，松嫩平原以及松花江南至辽河上游为濊人居住的地区，鸭绿江上游地区为貊人居住的地区，东北部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的是肃慎人。笼统地讲，这些民族居住在今天的长白山山系地区之内。这些民族中，濊人比较先进，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会用铁器从事农耕生产。其他民族比较落后，多数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从事渔猎生产，使用的是石器工具。

汉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秦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加强。首先是郡县制得到了巩固发展，西汉王朝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辽东、辽西、右北平、沧海、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八郡，借以管理东北地区的广大的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人。

西汉时期东北的少数民族很多，有的逐渐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有的还处在部族阶段或部落阶段，发展不平衡。其中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民族共同体有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等，还有一些尚未形成民族的分散的部族，如濊貊、真番以及肃慎的各个部族。

西汉时期继承秦朝的辽东郡。汉武帝消除了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割据势力卫氏朝鲜，统一其旧域后，于公元前108年在那里实行地方行政区域改革，把诸侯国制改为已在全国普遍推行的郡县制，设置了乐浪（在今朝鲜平安南道）、玄菟（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真番（在朝鲜黄海道、京畿道各一部）、临屯（在今朝鲜江原道）四郡，史称“汉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汉四郡”存在的时间不长，公元前82年，西汉中央政府将真番、临屯二郡撤销，将玄菟郡西迁至辽东地方，并将此三郡之属县合并于乐浪郡。于是在从前箕氏朝鲜和燕两个诸侯国管辖过的辽东地方，从燕、秦初所置的辽东郡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玄菟郡（郡治在今辽宁省新宾北汉城），在其下新设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山县。东汉安帝年间，由于高句丽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玄菟郡原有所辖地域渐被蚕食，玄菟郡被迫二次内迁，迁于辽东郡的东北，郡治仍名高句丽（今辽宁省铁岭南唐王营古城），并将原属辽东郡之高显（今辽宁省抚顺境内）、侯城（今沈阳境内）、辽阳（今辽中境内）三县转隶于玄菟郡。长白山地区此时主要辖于玄菟郡，同时也包括乐浪郡的东部。

自西汉末年起，高句丽族及其王国政权兴起于辽东地方玄菟郡。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管辖范围内的高句丽县建立了政权，当时的郡城在纥升骨（今桓仁县一带），史书称为高句丽国。实质上是在汉玄菟郡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在以后的300多年间，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辽河，向北推进到松花江流域，向南伸展到朝鲜半岛汉江以北，将原来汉代所设辽东、玄菟、乐浪等郡辖区和带方郡的北部纳入版图。由于高句丽不断向外扩张，与中央王朝的矛盾越来越深，从东汉到曹魏时期，高句丽不断进攻玄菟郡和辽东郡，汉、魏则出动玄菟郡、辽东郡乃至幽州的兵力予以打击，其结果是高句丽王遣使朝贡，“求属玄菟”，成为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实现了南北统一大业。隋朝建国后，东北地区各民族纷纷归附隋朝，以平原王为首的高句丽族，首先遣使入隋朝贡，接受隋文帝对他的册封，同中原政权保持隶属关系。

隋文帝先封高句丽王高元为“辽东郡公”，后来由于高元请求加封，才封他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表面服从隋朝，但暗地“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6]企图阻挠隋朝对东北的直接管辖，并不断出兵辽西，肆意对抗，不服隋朝的约束，于是矛盾公开化了。隋朝大臣裴矩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列乎？”^[7]这段话说明，高句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统一之大业的组成部分。裴矩主张收复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不允许其成为统一大业中的分裂分子，隋炀帝采取了他的建议。继隋文帝之后，对高句丽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可以说，终隋之世，高句丽仍是隋代建制的一个部分，属于自治性最大的藩国之制。开皇十八年（598）因高句丽王高元侵辽西，一度发生战争，当年即止。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了连续的战争，但加起来战争的时间也仅有5年，在隋代38年中，还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隋代高句丽王国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其都城仍在朝鲜的大同江流域。隋朝统一东北的计划，因遭到高句丽的反抗未能如愿，只能留给后世去完成了。

唐朝取代隋朝以后，太宗李世民决心收复辽东之地。他说“辽东故中国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8]由是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亲征辽东，收复了辽河以西的郡县。

唐太宗去世以后，由唐高宗完成了未竟之业。总章元年（668）终于消灭了高句丽政权，收复了辽东之地。高句丽政权被讨平以后，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

起初，安东都护府所辖地域为高句丽旧疆之全境，其北起第二松花江，南达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东临大海，西接辽河，方圆数千里。可见，安东都护府所辖的地域大部分属长白山地区。

唐太宗当政期间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他力求改革“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不过分歧视。唐朝统治者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沿用西汉以来的羁縻政策，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即民族自治政府。唐政府先后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19个都督府，在边远民族聚居地区设置了6个大都护府，总揽民族地区羁縻府州有关军政事务，以保卫边疆安定。安东都护府的性质应属于“羁縻府州”。

安东都护府与其他五个大都护府有所不同，唐朝政府更是关心这一地区的统治。本来羁縻府州实行的是“以夷治夷”的政策，主要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该地区的事务。然而在安东都护府内，任命都督、刺史时，除了任用少数民族的头人、有功者之外，还任汉人参治，即采用华夷兼治的办法。这可能是由于高句丽刚刚被灭掉，这个地区还很不安定，另外辽东地区居住许多汉人，故唐朝要派汉族官员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据历史记载，总章元年（668）“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9]

高句丽灭亡以后，辽东地区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渤海族，并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创建了渤海政权。渤海政权臣服于唐朝，是中央王朝统辖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朝政府在渤海地区设立忽汗州都督府，又称渤海都督府，以统领渤海政权自治的府州。渤海国历代国王的传袭，都要得到唐中央政府的确认并颁诏册封。先后隶属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使管辖，朝廷许多官吏曾充任押渤海经略使。唐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郎将崔忻以鸿胪卿衔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10]，返回时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为记，其文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11]唐朝灭亡以后，渤海国与后梁继续保持隶属关系，仍然履行忽汗州都督职责。渤海国于926年灭亡，历时228年，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一体的关系，忽汗州始终未脱离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渤海国的疆域，大部分在长白山地区。早期的渤海国，以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为中心，“地方两千里”；到渤海全盛时，则以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为中心，“地方五千里”。渤海国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长白山地区是唐朝直接管辖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辽朝是由契丹贵族联合其他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它继承了唐在东北的版图，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流域广泛地设置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契丹族善于接受中原汉族上层分子的帮助，善于把中原的制度用于其统治下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部族、部落中去。这对巩固中国东北疆域，加强东北各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对后来全国范围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出现都是有利的。

辽朝在东北的行政建制较为完备，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东北疆域，而且也为以后各朝的行政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元以后各朝的设置，基本上是在辽代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扩大、发展起来的。

金朝是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抗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金在灭辽之后，继续向南发展。金朝占有当时中国半壁江山，它一方面继承了唐宋以来中原的统治制度，并在辽代府州县建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和扩大，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均纳入路府管辖之下，另一方面还保留了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制度，并在各地普遍推行，从而成为金代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显著的特点。

金朝对东北疆域的统治，主要是沿袭辽宋的州县制度，在辽代州县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扩大，并且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两岸也都纳入路州等建置中，乌苏里江以东沿海地区则继续设置恤品路，这些边陲地区均由上京路直辖，这体现了金代对边陲地区的重视。此外，金朝还将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调往各地屯驻，金代的地方管理制度比辽代又发展了一步。

金代女真把长白山地区视作民族的肇兴之地，正如《大金国志》载：“女真世居长白山之东，南临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濒海。”

金代的疆界从贝加尔湖东部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经外兴安岭，直抵鄂霍次克海，这乃是金代东北疆域北界的走向。东北达库页岛，东滨大海（日本海）。金朝在这广大领土上设立各级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元朝中国版图远远超过了汉唐，东北疆域也是汉唐盛世之际所不及。唐朝所谓羁縻之州，在元代“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2]。元朝对东北领土的统治更加巩固。

蒙古人起初称臣于金朝，1214年，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入居庸关，令他的大将木华黎所属部队向东进攻辽西，所向披靡，金朝守将纷纷投降。金朝大将蒲鲜万奴，于1215年十月，在东北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1216年，在蒙古大军的攻击之下，蒲鲜万奴兵败，被迫东逃海上。此时辽西和辽东诸郡县均在蒙古军控制之下。

1218年，蒲鲜万奴由海岛回到曷懒路，并建都南京（今延吉市城子山），改国号为“东夏”。是年，蒲鲜万奴之子铁哥攻占金上京（今哈尔滨阿城区）。由于此时木华黎移师中原，所以万奴在此东半部的统治暂时得以安定，当时“东夏”在东部建制有南京（延吉城子山）、率宾（双城子）和开元（今依兰附近）三路。控制了东至日本海，北抵松花江，西接辽宁的所属长白山地区的大片领土。

1233年，窝阔台命皇子贵由率军进攻东夏，“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13]。蒲鲜万奴被俘，东夏灭亡。蒙古进一步统一了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和图们江流域即长白山地区。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元世祖初年，在东北设置了辽阳行省。辽阳行省东濒日本海，东北达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北越外兴安岭，西北接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管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另有驿站120处。省府设在辽阳路（今辽阳市），其管辖的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路均在长白山地区。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明朝依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它继承了以前历代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遗留下来的旧疆域。

明朝废除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内地设置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许多都司，卫所属部。于东北地区，废除了元朝的辽阳行省，设置了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及其若干属部，并设置了总管东北地区的官员和机构。

长白山，明代属奴尔干都司管辖下的女真地区。它的东部由图们江口起至北海，其南部为今日本海，其东北部达库页岛。

奴尔干都司在永乐七年时，设立了134卫。到正统十二年（1447），增加到184卫、20所。万历年间（1573—1619）增加到384卫、24所。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极为重视。

明朝初年，朝廷已经着手在长白山下驻军和开发。

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十九日，明朝派内官张信（张童儿）率领军卒1500名，从辽东出发，三月二十九日到达所河江（今二道江）畔的罗延（今安图县城），在这里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并有千户石脱里率军500人，耕牛160头在罗延安下大营，从事屯田开发。同时，还“差委土官头目石脱里等四员管领旗军五百名前去弗朱江并分春河（今珲春河）上下山场采捕”。

永乐十五年四月，张信又率军1000余名，从罗延出发来到南罗耳砍木材，建造长白山寺。南罗耳是今长白山北唯一的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即宝马城。明政府试图用佛教思想软化当地女真人，以便巩固其统治。

宣德六年（1431），派遣“内官昌盛、尹凤、张童儿、张安定等，在朝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朝鲜咸吉道吉州、庆源、甲山等处采捕海东青、土豹等，并赴京进献”。

明朝十分重视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扩大了驿站的交通范围，其中经过长白山地区的交通驿站有两条。一条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另一条是“纳丹府东北陆路”。前者是明初通往建州卫和建州卫通往明朝的朝贡道。后者是明初通往毛怜卫的路线，是明初毛怜卫等卫的朝贡道。明代对长白山地区及其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要比元朝更加严密和卓有成效。

清代满族统治者，把白山黑水视作发祥地，所以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手段。

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花费了33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并于1636年建立大清国，对整个东北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并以此为基础，入主中原，统一了全国。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迁都北京，以盛京为留都。为了有效地统治东北地区，采取了与关内不同的统治办法，先后设置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长白山地区主要受吉林将军的管辖。

顺治十年（1653），清朝将宁古塔驻防官改为昂邦章京，与盛京昂邦章京同为镇守一方之最高官员。康熙元年（1662），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移驻吉林乌拉城，到乾隆二十三年（1757）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

康熙五十三年（1814），在珲春河地方设珲春协领（隶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长白山地区，这是清朝在延边图们江流域设关的开始。“珲春”为满语，边地之义。珲春协领的辖境是：“南至海一百一十里，北至佛思恒山一百二十里宁古塔界，东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图们江二十里朝鲜界。左环沧海，右带门江（图们江），外控高丽，内屏重镇，是珲春之形胜也。”^[14]

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前，无边患之忧，无边防之设，因此，军队很少，珲春协领之下，仅设三个佐领。

清初，长白山和图们江流域被列为封禁区。从康熙二十年（1681）修筑柳条边开始封禁，其后又不断下令禁止汉人流入。封禁地区，主要是禁捕采东珠、人参、貂、狐、熊、鹿、虎、豹等特产，每年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派人采捕。直到咸丰十年（1860）以后，为了移民实边，封禁渐弛，今延边图们江流域，直到光绪七年（1881），终于废除禁山围场之旧制，设招垦局招民开荒。此地区共封禁了200余年。

康熙认为“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15]，因此，于康熙十六年（1677），派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一等侍卫耀色等四人奉旨调查长白山。武默纳亲往探察，所写的奏书，是长白山真实面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康熙二十三年，“复遣驻防协领勒辄等”，前往长白山进行调查。

康熙五十一年（1721）五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清廷并咨告朝鲜国王派官照管，朝鲜派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接应。穆克登与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等登上长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之源，岭之东为土门江之源，故于岭上立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中朝边界勘测活动。

1880年和1907年，清朝政府先后派遣吴大澂和吴禄贞到东北督办吉林边务，担当筹划边防建设和边界谈判的重任。他们为东北的边防建设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四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该约第一条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鸭绿江以源出长白山东南三奇峰南麓的暖江为上源，长白山成为中朝两国的界山，长白山主峰及其天池仍属中国所有。十一月九日，朝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代表朝鲜政府宣布准允此约。

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其行政建制沿袭清朝，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各县，于民国三年（1914）六月隶属吉林、奉天两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在建国初期一度分属吉林、辽宁省。1954年以后，长白山区全部隶属吉林省。

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行政设置十分完备，对那里的统治和管理是卓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家行政对长白山的有效管辖，还是从民族信仰对长白山的尊崇，长白山归属中国的历史最悠久，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建制最完备，建立的信仰最典型，民族文化表现也最充分。

2.东北各族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

几千年来的东北史，实际上是世代生息在这块黑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勃兴史，亦即长白山文化的发展史。长白山人卓绝的奋斗精神；对先进文明与文化的执着追求；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善于征服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华历史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创造的丰功伟业，惊天地泣鬼神。

我国有国家政权的历史仅4000余年，而东北少数民族左右中国政坛达1400年之多，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东北的少数民族主沉浮、兴国家，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纷纷崛起，曾六次逐鹿中原，一次次发动国内战争打破了民族间的壁垒，加快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建立多元一体的格局，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第一次，公元前16世纪，殷人首次南下中原，从东北辽西越过燕山进入华北平原，成汤灭夏，建立商朝，统治中国达500余年，完成商族与夏族的结合，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西晋末年，鲜卑人从大兴安岭走出来，鲜卑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南下中原，建立了诸燕、北魏和北周，统治中国北方195年。

第三次，契丹人从西辽河崛起，建立了辽国，统治长城以北218年。

第四次，女真人从白山黑水挺进中原，金国势力达到淮河流域，与宋朝隔河而峙，控制北方119年。

第五次，蒙古人越过大兴安岭向西发展，控制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国，后建元朝，最终灭掉南宋，是东北少数民族首次建立的全国性政权，统治全国98年。

第六次，满族人从白山黑水勃兴，建立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进关入主中原，统治全国268年。

以上六次东北少数民族问鼎中原，表明他们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在文化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故有充分的实力和精神准备，敢于与先进而强大的汉族一决高下。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是要瓜分中国分裂中国，而是以继中国之大统为荣。清顺治皇帝进京伊始，马上举行二次登基大典，并即刻组织儒士着手编写明史，向世人昭示本朝的正统性。这就是500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断档的根本所在，实在是令人感奋。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为什么北方民族如此活跃而且功绩卓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东北的民族史中，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同时战争又是一个个新的政治格局和文化体系诞生的助产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北的少数民族大批南下，挺进中原，而内地的汉族人民又持续不断北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始终没有间断过。这种民族的对流，是加速东北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促进了各民族的联系和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促进了政治上的联系与统一。

研究东北历史文化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与长白山地区相毗邻的西辽河古代文明。

早在5000年前，西辽河流域原始氏族部落已由鼎盛时期向文明社会发展。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不远处，有一座红色花岗岩山岭，名叫红山，可能是山石皆为红色故有此名吧。早在1935年，在这座山岭的坡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临近的地区即凌源、建平、阜新、喀左等地，发现了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遍布辽西地区，有几千处之多，考古界统称其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喀左）和牛河梁遗址（凌源）发现了大型祭坛建筑、女神庙和积石冢，出土了大量的女性塑像陶器、“双龙首云璜形饰”及“鸮形绿松石饰”，极其珍贵。宏大的祭坛和神庙已超过一般单个氏族或部落原始祭祀的规模，进入了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对共同祖先崇拜的时期，红山文化龙形玉饰制作精良，前所未有，这是对龙的一种崇拜。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红山文化对此做了生动的诠释。

考古学家对红山文化做出了科学的评价：“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之前将不是只有传说”^[16]。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辽东的长白山文化是东北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区域文化，是东北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大部分地区，从自然物质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和气候上来看，历史上是典型的北方草原风貌，活跃着以游牧为主，也包括从事畜牧、采集、农耕相结合的众多民族。由于中原和北方属于农耕和草原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别，故而产生了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文化区域。于是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特点的燕文化、古朝鲜文化，以及东胡系的鲜卑文化、契丹文化和蒙古文化；濊貊系的夫余文化和高句丽文化；肃慎系的渤海文化、女真文化和满洲文化等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些文化有鲜明的地域性、包容性和民族性，表现出东北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在与相邻的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吸纳中，又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着本民族的文明。

肃慎人在周代就与中原王朝有过密切的往来，“楛矢石砮”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载体，载入了史册。然而当时的交往毕竟是有限的，他们还没有能力走出白山黑水，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到了隋唐时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隋唐连续发动对高句丽的维护边疆统一的战争，靺鞨人才有可能摆脱高句丽人的阻隔，开始走出长白山，到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定居，直接接受汉文化的影响。高句丽灭亡后，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靺鞨人在长白山故地崛起，建立了渤海国，它已经不仅仅是肃慎文化的延续，而是吸纳了高句丽文化、汉文化乃至周边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渤海文化。

渤海国在保持固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全盘吸收中原汉文化，在政治上仿照唐朝体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一台八寺，地方上建京、府、州、县多级管理体制。经济上发展生产，使国富民殷。在文化上刻意学习中原文化，推崇儒学，崇信佛教，通行汉语文。渤海国曾130余次派人去长安，使臣、僧侣、王公贵族子弟蜂拥而至，学习吟诗作赋，造就了一代文豪。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国王都上京龙泉府城市建设仿照长安，全城长16296余米，规模是长安城的一半，城市繁华，堪称当时东北边陲政治文化中心，是八九世纪亚洲第二大都会。渤海全盛时，“地方五千里”，是名副其实的“海东盛国”。对外交流也很频繁，与日本、新罗在政治、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提高了地位，是遣唐使的必经之路，为中外交流架起了桥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渤海国的建立是东北历史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

926年，渤海国被契丹人所灭，渤海人融入其他民族中。沉寂了一个世纪以后，肃慎族系的另一支——女真人开始崛起。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金朝，十年后灭亡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统一了全东北。

由于这部分女真人是在渤海国的基础上振兴起来的，所以他们自然接受了渤海人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汲取了契丹人失败的教训，故而他们聪明了起来。阿骨打要比他们的前人更有开拓性，他所代表的女真民族已不满足在东北称王了，于是女真族从长白山走出来，越过辽河，翻越长城向南挺进，占据了中国半壁河山，显示了东北民族的强大威力和才干。

阿骨打重视发展民族文化。他利用契丹文字的创制规则，仿照汉人的楷字，于1119年创造本民族的文字，即女真文字，推行全国。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播必要的载体，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才能完美地展现出来。文字的创制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女真人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大力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为了推行汉化，阿骨打之孙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力排众议，力主迁都，由会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往燕京，完颜亮成为中国历史上东北民族政权坐镇于今北京的第一位皇帝。200万女真人浩浩荡荡挺进中原，这部分女真人由于受汉族的影响，很快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金代女真人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贸易很快发展起来。在女真人南迁的同时，金国将大批汉人、契丹人等强徙女真人“内地”，从事耕垦劳作。大规模的对流迁徙，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女真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这是东北历史上东北民族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1234年，金国被蒙古汗国所灭，蒙古人统一了东北，建立了元朝。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逐渐与汉族融合了，分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大约有200万人，由于元朝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其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倒退。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处在平稳的发展时期，很少有战事。16世纪女真族再次从白山黑水走出来，向辽沈地区挺进，再一次揭开了民族勃兴的序幕。1616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后金开始了对明朝的战争，不久便占领了沈阳和辽阳，控制了山海关以外的广大地区。1599年，努尔哈赤指派额尔德尼和噶盖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满文，这是女真族第二次为自己创制语言文字，是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有力措施。自此满语言文字在有清一代使用了近300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统一了全国，形成了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自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再次以东北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全国政权，迎来了东北少数民族振兴的第三次高潮。

早在清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十分仰慕汉文化，命人翻译《孟子》《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汉文化传统经典作为教材教授子弟，同时仿造明朝的礼制改造大清的政体。但依然强调保持固有的民族文化，在女真人“猛安谋克”的基础上创制了八旗制度，军民合一，军政合一，突出反映了满族的民族特点，是满族能够入主中原的基本保证。理藩院和内务府的设置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关系和宫廷宗族之间的内部矛盾，这些都是非常有成效的重要措施。

“清沿明制”“首崇满洲”是有清一代的基本国策，保障了清王朝享国近300年，同时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了极致，满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缔造的统一国家，中国现今的疆域是数千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民族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诸多分散孤立的民族政权，经过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同时也伴随分裂和战争，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统一体。东北民族的多次逐鹿中原，导致了民族的大迁徙、大对流，文化上的大融合，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表现在：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17]。

清朝的建立，特别是随着近代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才最终得以确立，并具有了完整的含义，即凡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域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均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趋同性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