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在东北的历史地位

（五）汉文化在东北的历史地位

1.汉文化在东北民族融合中的凝聚力

（1）北方民族南下的必然性与民族战争的内部性

汉族与少数民族，南北对流，流动不居，争夺生存空间，也培养了不同的社会心理。

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是没有摆脱奴隶制的民族，他们过着强弓善射的“马背生活”，“徙迁随时，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养成凭借个人才干、智勇、高强技艺，乃至以抢掠来维持生计的习俗。所以，他们“壮者皆兵，崇尚勇武”，重义气，轻生死，“掠夺战争之风甚盛，对周围各部族造成很大扰害”，因而随时准备着参与掠夺与反掠夺的战争。培养了“重义气、轻生死、强技艺”的性格，也培养了大批强悍的个人英雄。反过来战争也带有野蛮时代的疯狂，产生强烈的刺激性，满足了这些新兴贵族的利益。俘虏愈多，奴隶愈多；牲畜财物愈多，私有财产愈集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卑劣的贪欲”那样，为了谋取更多的“积累财富”，成了他们对外战争的直接动力。而汉魏末年正是中原汉族政权衰弱时期，正好乘虚而入，这便是促成少数民族争相南下的社会心理背景。辽西走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也是少数民族争相南下的一个因素。历史悠久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这也是少数民族南下的重要因素。如汉魏末年，鲜卑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南下，穿过河西走廊，直达黄河沿边，向往农耕，敬慕传统的农业文明，追寻汉文化，走向新的文明，就是一例。

从汉魏末年鲜卑南下到唐灭高句丽近400年的历史，是东北民族南北对流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经过400年铸成的东北古代史，是一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而辽东辽西辽河流域—长白山区域正是他们争夺的焦点；经过400余年历史沧桑巨变，东北少数民族由东胡、肃慎、沃沮、濊貊、夫余等衍化为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向着新的文明时期演进。

每一次文明的前进都意味着流血，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

这期间，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断，流血不断，抢掠不断，兼并不断，融合不断。战争，造成了民族对流的必然性；战争，又有力地促成民族大融合。首先是民族间文化融合，才促使民族融合。

例如，342年慕容鲜卑所建的前燕大军捣毁丸都城，掳高句丽男女五万余口，高句丽始“称臣入朝于燕”^[2]；470年，高句丽好太王亲征夫余，“凡所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衰弱不堪的夫余在几个强大的部族包围之中。471年，勿吉大举南下，一举攻克高句丽十个邑落，因北魏干预而未获逞^[3]；但勿吉不肯罢休，改道攻取夫余，夫^[4]余无力以支，率众逃往高句丽，夫余遂亡。又如高句丽族，历朝历代都臣属中原王朝，但南北朝时高句丽乘中原之乱，发动抢掠，掠取辽东。隋朝两代征而不服，后又侵夺新罗，使得唐太宗不得不下诏：“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今又违我诏令，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5]于是唐太宗举兵讨伐高句丽，这是中央政府组织的平息暴乱的战争，也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侵略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侵略与非侵略之战，都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强弱之争，兼并与反兼并之争，孰君孰臣之争。

一些民族在战争中发达强盛起来，一些民族在战争中分化瓦解，融入汉族或融合、转化为其他民族。东北汉族在民族动荡与转折中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2）汉民族的北上与族群的形成

殷商先民以及秦汉先民，是东北土著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开发了辽西辽东辽河流域—长白山区域这片肥美的土地，并且以干支纪年计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活。传统的农业文明，以一年为一个收获周期，人们有一种追求安定、守土惰迁的社会心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就产生出以更高文化视角来蔑视抢掠或者强占他人劳动成果的心理。因此中国封建社会能稳定几千年，不能不与这种“自足”、孝廉、礼让、勤劳、容忍、温良和善，而无贪得无厌的扩张心理有关系。汉民族以宽阔的胸怀涵化了许多民族的文化精髓。从历代帝王到民间，都特别尊重和容纳少数民族文化，中央汉民族的政权对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基本采取了一种比较尊重、不予更改的政策。唐朝政府激励宽厚、容纳外来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风，形成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明朝政府甚至反对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完全改成汉俗。朱元璋谕曰：“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敬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6]这与清初野蛮残酷地强制推行“剃发令”“更服令”，造成淮阴劫难，相比之下，两种相似的“征服”心理，却有“文明”与“野蛮”之差。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从秦汉起历朝历代都有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汉人迁入东北。促使汉族北上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攻城略地的军事原因。秦末，居住在河北、山东一带的汉族先民，为避中原战乱，纷纷逃往东北和朝鲜半岛，“齐、赵人经避者数万口”^[7]。两汉时迁入东北的汉族，有被招募来垦荒开矿的，有来躲避战乱的，有发配到东北屯田和筑城的刑徒，有被高句丽和乌桓掳掠来的奴隶。如史载，建安初年，“时幽、^[8]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又如北燕太平年间，北燕主冯跋劝课农桑，苦于地广人稀，曾派人到中原招募汉人5000户，2万多口人辗转迁入东北。在慕容鲜卑时代，辽汉人遽增，“流人之多旧士，十倍有余”^[9]，隋唐及宋元迁入东北者不绝于书，辽代大约有七八十万汉族流入东北，金代天会年间，金军“掠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佚名：《燕人尘》）。这使得辽西辽东的汉人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汉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元代在东北建立了大宁路屯田所、浦峪路屯田万户府、金复州万户府和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迁入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新附军到东北屯田。及至明代，洪武年间，辽东军卫中约有军人13万人，合家属约有39万人。到明末光宗泰昌元年（1620），将流入^[10]东北的山东流人及其后裔和明末补充入辽的将士考虑在内，辽东人口约为300万。直到明朝末年，“这种流转迁徙，又始终是以汉族聚居的辽东腹地为凝聚核心，互相靠拢，互相聚合，作向心运动”^[11]。但此时的人口比例“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贞^[12]野人十三”。清代以前迁入东北的汉族移民大多土著化了。可是到了明末清初情况又有所变化，清初皇帝为了封禁满族发祥地——长白山，使之成为神圣的皇家狩猎园林，辽东300万汉族竟有250万人内迁，仅剩50万人。造成土地荒芜，村屯十室九空，农业生产遭到一定的破坏。尽管如此，在清代仍有大量汉人为了“闯关东”开垦拓荒而流居东北，经过了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发展阶段，尤其光绪年间出现了汉人移民东北的高潮。从辽西、辽东扩展到吉林，再扩展到黑龙江，先后形成沈阳人、大连人、长春人和哈尔滨人等汉族族群。^[13]

东北汉民族的特殊性就在于：第一是流动性很大；第二是在东北各个历史时期诸民族中所占比重、数量最多；第三是分布地域比较广；第四，尽管有的汉人有时处于奴隶地位，但仍是汉文化的主人，奴隶主的尊师。总之，东北汉族来源有三：一是先秦至明代以前的汉族土著，二是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夷化汉族”，三是明清两代大量的移民。因而东北各地的居民结构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族群。

（3）汉民族的三项融合政策

互市、杂居、和亲与通婚，始自汉高祖刘邦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三项融合政策。而后历朝历代都把这些政策延续下来。对长白山地区的少数民族，首先采纳了辽东汉族的三项融合政策，使各族与汉族互市、交错杂居、和亲与通婚。由于贵族们采取和亲政策，普通百姓可以通婚，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民族游动逐渐转向从事农业定居生活，也使各族的风俗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唐代许多知名人士称东北各族为“洲（海）东之国，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或称“大抵东夷书文并同华夏”^[14]。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发展过程的主流，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发生作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是单纯的种族，中华民族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熔铸而成。

东北汉人盛行官宦士族互为通婚的风俗，在契丹族中对汉文化有很深的文化认同，造成华夷同风的强劲势头。所以辽亡后，大多数契丹人融入汉族。高句丽政权灭亡后，69万户的高句丽族也随之解体，分别投入周围各族之中，“绝大多数高句丽人融入汉族，^[15]仅见于史书记载者达十万人”，同时“又徙高句丽人七万口入中国内地分散居住”。当然，汉族也有一部分融合到少数民族中。

少数民族从北向南流动，汉民族则从南向北流动。南北对流是东北民族重大的历史机遇，民族的分化与重构、政权的兴废与更替，都在这种民族对流中形成。

这种民族对流运动，由于汉族文化巨大的凝聚力，注入灵魂，开发智力，进化体制，促进了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和亲与通婚，加速了先进文明的传播和吸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少数民族很快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的生活，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在开发东北各少数民族的进程中，也丰富了汉文化，巩固了东北汉族土著族群。

2.长白山汉文化的历史贡献

（1）长白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复合型文化的形成

从大兴安岭，从乌苏里江一茬又一茬地走出向南流动的民族，都比东北汉族的发展落后一个历史阶段。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流动，只是“崇尚骑射，其初不知岁月朔望，也不知文物制度为何物”。“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入主中原乃至统一中国的游牧民族，都是刚刚脱离原始社会，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文字，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换信息，保存历史资料。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氏居住在漠北时，‘无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16]女真族自完颜阿骨打初始，“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科之”（《大金国志》卷三十九），与相当完备而先进的汉文化相去3000余年。

人类社会的文明开化基础乃是文字。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7]东北各民族的开发，从本质上说是文化的开发，文化有多种形态，最基础的是文字，若使各民族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也必须从文字开始。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领导者与生产者的智力水平，掌握文字者往往成为智力生产者。先进的汉字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东北汉人能够凝聚融合各民族，往往是从普及汉字文化入手的，各民族主动接受汉文化也多半是从接受汉字始，以文化认同为开端的。

自汉唐以降，“汉文化圈”已经普及到整个大东北，并且辐射到东南亚，但东北的汉文化，仍是以辽西辽河流域—长白山区域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从魏晋以来至唐初400年时间里，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就是在辽河流域至长白山区域之间形成的土地辽阔而文化物质均丰腴的空间中进行的。历史上辽东郡重镇，汉魏晋之前，燕称襄平，辽金称东京辽阳府，均在今辽阳。辽阳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成为东北地区的符号，辽东郡成为历代各族政权必争之地。由于汉字文化的先进性和巨大的开拓力，很快使得东北各少数民族“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8]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与表述工具，而且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儒家经典文化的高度认同，主张“华夷同风”，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完成了从原始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跨越，使这些民族很快强大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颇有影响力的成员。如夫余、高句丽、濊貊、渤海、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它们的生存发展与衍变融合，都得益于汉民族的鼎力相助和以汉儒文化为哲学基础的滋养与涵化。在这里汉文化接受了各民族文化的冲击，又在这里同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复合型文化——长白山区域文化，然后向四方辐射：向东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文化重构，向西与黄河流域文化重构，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起着中枢作用。史实说明，不管哪一种伟大的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野蛮的铁蹄可以征服汉政权，却不可以征服汉文化；汉族政权在这里有时可以断档，但汉文化始终没有断档，汉文化在特殊条件下继续发挥着启蒙、唤醒、燃烧、激励和融合作用。

历史文献充分证明，无论是曾经建立附属中央的地方政权的民族，如夫余、高句丽、濊貊、渤海，还是部分或全部入主中原的“中华一体”的政权，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他们都无一列外地接受汉文化，不仅把汉字作为“文献记录”和社会生活的表述工具，而且认同汉文化为其意识形态，以汉儒政权学说为国家学说。他们主要活动在长白山区域和辽河流域，自然形成“从古至今”的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复合型文化，这就是长白山文化应有的内涵。

复合型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关键在于“涵化”和“认同”。“所谓涵化，是指不同的文化的群体，因持久集中的接触，两者互相适应，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迁。”^[19]但由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在涵化过程中不是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只是少数民族一方的文化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只是局部保留了民族特色，并取得了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其中汉字的文化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复合型文化。所以，我们不可低估长白山汉文化的历史功绩。

（2）以“野性精神”注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长白山地区中多个强悍的民族政权，从这里孕育出发，入主中原，震撼全国，又是在这里经过痛苦的融合，他们以野蛮时代的英雄主义特有的“野蛮状态”给僵化的中原封建体制注入了新的生命，从“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国家。诚如恩格斯的名言：“只有野蛮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20]然而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没有质的区别，不过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操作手，为了维护刚刚获得的政权，他们不肯扬弃从大森林里带来的狭隘的意识，粗野的方略：封山、禁海、文字狱。却无意间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21]。

这种“野蛮时代的东西”的“注入”，对于根深蒂固的汉儒传统文化是个极大的冲击，表面看上去似乎是被征服了，但很快又被那个封建宗法体制给修复了。几度这样的冲击，又几度这样的被修复，修复后的封建宗法体制，似乎比以前更完善、更经典了，但也留下了一些“野蛮时代”的遗痕。那古老而强韧的精神不断地浸润着马背上的文明。就如珍珠贝分泌液体包容异物那样，这种消化过程，迫使征服者最终被同化。历史证明，痛苦的融合总有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它是古代文明的继续，又是伟大的创新。一旦融合完成，社会就会被推向新的高峰。

在长白山地区产生的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复合型文化，虽然在本质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涵化过程中“注入”的马背上民族的“野蛮时代的东西”，就是野性精神、野性思维。在孔老夫子规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铁板似的儒家文化传统中，这些“非礼”的野性精神，在“融合的珍珠”里折射着光辉。

多一份野性，就少一些奴性；多一份野性，就少一些陈腐；多一份野性，就多一份人性，就多一份创造精神。这些“非礼”的野性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文学等诸多方面打破僵局、开阔视野、更新思路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野性精神影响至今，是长白山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