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时期的佛教

第二节　渤海时期的佛教

唐高宗李治乾封三年（668）联合新罗灭高句丽后，为了保卫领土完整，防止高句丽分裂势力死灰复燃，将其遗民大批迁入内地。并把属地粟末靺鞨族人也随之移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一带居住。契丹族李尽忠造反，粟末靺鞨亦加入反唐联盟，败绩，唐王朝为了分化瓦解反叛势力，册封粟末靺鞨部酋长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并率部离开营州，东渡辽水，返回故里。仲象死后，其子大祚荣继承父志，率众拒李楷固（唐朝名将），保挹娄故地，据东牟山奥娄河一带，树壁自固，筑城居之，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建立“震国”，自称为王。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741），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辖地置忽汗州，授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渤海政权延续229年，传十五代王，始终向唐王朝纳贡称臣，置于中央集权制的辖治之下。渤海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多民族、多宗教史的内容，体现了多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揭示了渤海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多元性、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渤海佛教是高句丽佛教的延续和发展

据《渤海国志长编·族俗考》记载：“高王（大祚荣）元年（698）遣使朝唐，请求入寺礼拜，是为佛教传入渤海之始。”

世居白山黑水的粟末靺鞨族敬仰中原佛教文化。渤海政权刚一建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社稷长治久安，大树特树佛教的统治权威，积极效法唐王朝帝王，大力推广和弘传佛教。大祚荣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年（714），亲自派遣王子（其名失传）赴唐都长安，“请入寺礼拜”^[1]，授学佛法、仪礼。

二、渤海政权把宫廷佛教推向民间

如果说，佛教在高句丽时期，多建佛寺于权力中心，主要集中在“国内城”（集安市）和平壤两都所在地，把佛教置于宫廷宗教崇拜地位，象征只有王族贵戚才有入寺焚香、顶礼膜拜的权力，浓浓地染上了宫廷宗教色彩，大大局限了佛教向更大范围的扩展，至高句丽灭亡时，全境只有寺院十多座，佛僧不足百人。然而，渤海政权建立后，则一反常态，积极把佛寺、佛塔的兴建，从京畿腹地转向民间，使佛教很快得到长足发展，为中国佛教的弘传做出了重大贡献。渤海最盛时，全境方圆不过5000里，户十万，而佛教寺院却有150多座，僧侣数百，大大超出了高句丽时期。渤海灭亡已有1170多年，但只要你踏上渤海旧地，随时随地都能清晰目击昔日佛寺、佛塔遗址遗存和挖掘出土的佛教文物。不仅为研究中国渤海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渤海时期“有塔必有寺”的史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渤海僧侣具有特殊社会地位

渤海政权一经建立，大祚荣、大武艺就把佛教当成巩固政权、扩大疆土、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立国之本、治国之术，一方面积极派遣王子、宫廷要员赴唐都长安留学深造，习识古今制度，输入唐礼；一方面又大力鼓励高僧充当使臣，或去中原求法，或是搞僧侣外交。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有如下三人：

（一）释仁贞

僧人，生卒年不详。《渤海国志长编·诸臣列传》载，释仁贞曾随王孝廉聘日本，任录事。仁贞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日本授仁贞从五位下，卒于日本。

（二）释贞素

僧人，渤海僖王大言义之世（812—818）。生卒年史无记载。曾两次入唐，一使日本。负笈入唐时，习释经典，依应公为师，卓有成就。僖王朱雀元年（812）秋，与日本留唐学问僧灵仙逆旅相遇长安，议论投契无间，结下了深情厚谊。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灵仙人五台山求法，遂留铁觐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贞素携日本寄灵仙百金并书，长途跋涉从长安抵五台，至于灵仙。灵仙又以舍利万颗、新经两部、造敕五通、别具表文，嘱贞素带之日本。未几，贞素返渤海。是年冬，与高承祖聘日本，完成灵仙之托，及与承祖等还。日廷又以百金，托贞素带给灵仙。渤海宣王九年（826）冬，贞素随贺正使重新入唐，又不辞跋涉，访问灵仙。宣王十年四月，贞素达至五台，灵仙已先移居灵境寺，并被人毒死。贞素万分悲恸，哭以诗，深表悼念，追思友情。是年，贺正使毕，贞素随返，海行途里浦遇风，同行俱溺，贞素与焉。贞素既是渤海政治高僧，又是著名诗人，人才难得，生前曾留下许多美好诗句。

（三）王孝廉

虔诚佛教徒，仕于僖王之世，官太守。朱雀二年（813）秋，奉使聘于日本，高景秀副之。告定王之丧。九月，舟至出云登陆。十二月八日入京，呈国书。三年正月，日皇宴之，奏踏歌，授孝廉从三位，使人谓之曰：向遣林东人于汝国，书词何以违例？孝廉因逊谢曰：世移主易，不知前事。孝廉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孝廉将还，日皇畀以覆书曰：孝廉等至，省启具怀。先王不络遐寿，奄然殂背乍，间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叶，庆溢连枝。远发使臣，事修旧业。占风北海，指蟠木而问津；望日南朝，凌鲸波以修聘。永念诚款，叹慰攸深。前年高南容等启请再驾危船，旋涉大水，望辱降使，押领同来。朕矜其远来，即听所请，因差林东人为使，分配丙船押送。东人归言，王改启为状，不遵旧例，是以弃而不取。两国修聘，由来久矣。书疏往来，皆有故实。专辄乖违，是则长傲。夫克己复礼，圣人明训。失之则亡，典籍垂规。苟礼义之或亏，亦何贵于来往！今以何之，孝廉对云：世移主易，不知前事，今所上启，不敢违常。然不遵旧例，僭在本国，不谢之罪，唯命是听。本帮不咎既往，容其自新。所以敕彼有司，待以恒例，宜悉此怀。闻以云海，相见无由，良用为念。五月教廉等乘船返，海中遇风，漂浮越前。孝廉遂感疾。六月，孝廉卒。日本赠正三位，以丧还。孝廉之在日本，与僧空海以诗唱和，及其卒，空海致书孝廉之记室慰问之，有贤使年华末秋，奄遭风霜，二三幼稚，偏露谁怙之语。又以诗吊之。盖其为异邦所礼重，唯后来裴氏父子，差可比拟云。日本僧空海《伤渤海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诗：

一面新交不忍听，况手乡国故园情。

（四）渤海佛教重要遗迹遗存

1.渤海上京佛寺遗址

据考古挖掘证实，在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时城名天福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遗址内有寺庙十余座，其中位于“朱雀大街”东南部一处遗址最大，殿基东西长52米，南北宽30米。佛寺毁于渤海政权灭亡后，辽东丹国南迁之际。金时，曾复建石佛寺；清初，重建兴隆寺，俗称“南大庙”，三重大殿。道光年间火毁，咸丰时复葺。现存马殿、关帝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等五座殿宇。大雄宝殿为九脊庑殿式建筑，木构斗拱结构，为黑龙江省仅见的一座清初木构斗拱大殿。整个佛寺几经修葺，现保持完好，对研究渤海史，渤海寺庙建筑艺术有重要价值。

石灯幢，别称石浮图，俗称“石灯塔”。该石灯幢是渤海时期遗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石雕艺术品。通高山塔刹相轮、塔盖、塔室、塔托、莲花托、中柱石、座和塔基座等八部分组成。

2.马滴达渤海塔基遗存

史称，珲春市马滴达乡为渤海东京龙原府庆州地。马滴达塔始建于大钦茂大兴五十六年（793）。塔基位于马滴达乡马滴达屯约1千米的山腰处。《鸡林旧闻录》一书说：“珲春东九十里之塔子沟北山坡，有古塔一座，塔上有字已模糊难认。塔系大方砖砌成，五寸厚，纵横各一尺五寸有余，坚硬如石。土岩叠砌而成。”造型奇特匠心，雄伟壮观，既吸收了中原同类石雕艺术成果，又在取材上具有地方特点，是渤海石雕艺术的杰作。现耸立在兴隆寺内。

3.舍利函

1975年4月，出土于渤海上京内城东侧。共由七重组成，外两重为石函，第三重铁函，第四层铜函，第五重漆函，第六重方形银函，由多层丝织品包裹，第七层圆形银函，也包有丝织品。圆形银函内有一小玻璃瓶，装有五颗石英岩类砂粒，即“舍利子”。函中还装有一块琥珀、十颗料珠和一些珍珠。做工考究，特别是漆函、银函、丝织品等制造精致，图案隽秀，对研究渤海佛教艺术、渤海同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