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佛教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佛教

史学界认为，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然而，某些佛教教义已深入人心，化为精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眼里佛教已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的固有的宗教了。虽然，这时的佛教已失去隋唐那样的辉煌灿烂的佛教教理，但是通过人们对观音的信仰、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的各种理念深深地渗透到人民生活之中，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有求必应”的利益，特别是佛教信仰同道教、民间信仰的相互结合，更加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协调一致，成了明清及以后佛教的主流。

一、明代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僧侣出身的皇帝，他深知佛教对统治者实行精神统治的价值。从洪武元年（1368）正月建立明王朝开始，就在金陵（今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理佛教，任命亲信慧昙为第一代禅师。洪武十九年（1386）设置砧基道人。所谓砧基道人具有僧俗双重性质，他是居于僧团与官府之间掌管差役和税收的僧侣。为了防止僧俗混乱，洪武二十七年（1394）发布了关于僧寺的严格管制令，禁止俗人进入寺院，严禁僧侣和世人接触，实行和禅、讲僧不同的管制，牢牢将佛教管理和控制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明代建立了完整的僧官制度，通过礼部所属僧官衙门，严格有效地对僧侣和寺院进行监督。洪武十四年（1381）建立僧录司，取代了明初的善世院。翌年，正式颁布实施。僧录司内设中央和地方两个机构，中央僧录司设善世、讲经、觉义等左右各一名；地方设僧纲司，府设都讲、副都纲；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为了保证贯彻实施，任命以下官员：戒资为左善世，宗泐为右善世，智辉为左阐教，仲羲为右阐教，如圯为左讲经，守仁为右讲经，来复为左觉义，宗鬯为右党义，从而使明代佛教出现了发展而有序、活跃而不乱的良好局面。

从史料中我们看到，活跃于明代的高僧，几乎全是禅宗系统的，诸如：楚石梵琦（1296—1370）属于临济宗，标榜大慧宗风，声望很高，受到皇帝和朝臣的敬重。著有《慈氏上生偈》《北游集》等大作，提倡教禅一致。

道衍（1335—1418）为太宗军师、僧录司左善世、太子少师，权势极大。慧昙（生卒年不详）为天界寺住持，曾领导明初善世院，皇帝赐紫衣及金斓方袍，尊为演梵善世利国从教大师。

云袜栖宏（1535—1615），被称莲池大师，撰有《首楞严经》《阿弥陀经》和《水陆仪轨》《放生仪》等佛学名著。其中《水陆仪轨》一书，是集佛教历来礼仪之大成，奠定了现行中国佛教礼仪之基础。

憨山德清（1546—1623），从师云谷法会和偏融等受教。撰有《解楞经集》《圆觉经直解》《法华经通义》。同时，他主张“儒佛调和”及“华严宗和禅宗融合”，从儒佛融合立场出发，写了《中庸直解》《老子解》《庄子内篇注》等书，为中国现代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相协调建树了业绩。

明代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和民族政策等多方面考虑，又积极推进了佛教在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族中的传播和发展。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镇守辽东太监亦失哈第二次出使奴儿干（黑龙江下游）招抚当地女真各部。翌年（1413）秋，即在满泾站之左元代观音堂旧址基础上，大兴土木，重新造寺佛，工竣伊始改名“永宁寺勒碑铭记”。^[1]整个建筑“形势优雅，桀然可观”。当地各族部众“远近之人，叩首展敬”。明统治者不惜远涉荒原数千里，遣官司携带各种工匠、巧师，“以金银一切财物造寺”，其目的就是要借助佛教使“地方人民”“皆归王于善”，怡然接受和服从明朝的统治。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亦失哈又至奴儿干时，发现永宁寺遭毁坏，于是“委官重造，命工塑佛”，不久“华丽典雅、优胜于先”的永宁寺，再现于当地，各族僧侣、俗众弟子“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

继建造永宁寺之后，明朝政府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发布诏谕，在贴近长白山主脉北麓营造长白山寺。明廷派遣太监张信（张童儿）、指挥陈景等人到长白山的罗延（今安图县松江镇）“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从事屯田、开发分春江（今珲春河）的采捕。随之，张信又率兵马一千，到南罗耳（今考为长白山北宝马城）“斫材木，修寺造社”。因在南罗耳等处伐木，则必雷震，必以钜无声而取，进度迟缓，工期长达五个月。寺竣之后“以达达僧人及近处有善心僧人看寺”。是年五月，明廷为加强对女真族佛教的管理，设辽东建州卫僧纲司，命本土僧搭儿马班为都纲。从而，把佛教的传播进一步推进到长白山腹地。

明廷为鼓励佛教在长白地域少数民族中大规模的传播，明文规定对少数民族僧人给以与其部首领同等待遇，赐予敕书。史载“计有诰敕夷人番僧：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海西女直、建州女直、乌思藏、长河而等处”（见万历《大会典》）。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兀良哈三卫及海西女真地区已有很大发展。

唐代建于长白山余脉千山的祖越、龙泉、大安、中会、香岩等五大寺院，经过明代的大力修葺、整修、扩建，成为著名的五碑林，相传至今，在大安寺前有明嘉靖四年（1525）碑记：“襄平至南千山之山上自唐数建古刹有五，中会居其中。”龙泉寺内碑记载，龙泉寺后堂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一年（1603），建州右卫首领努尔哈赤营造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建立七大庙（其中有道教宫观和女真祭祀堂子）、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1448），建州左卫董山与其叔父凡察向朝廷献佛像一尊，海西女真乌拉古城出土铸造精致的铜佛像，至后金皇太极崇德六年（1641）创建辽阳弥陀寺时止的42年间，由于明廷的重视，努尔哈赤、皇太极对佛教的极力推崇和保护，注意对佛寺的修葺兴建、赐僧以庄田，免僧差徭，使女真族地区佛寺如林，遍及南北，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明代女真族中有不少名僧载入史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道园。据《辽阳僧纲司致事副都纲兼前广佑禅寺住持园塔铭并序》中记载：道园（1375—1438），为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地区女真大族童伯颜敬之子，自幼随父“游僧舍，见佛像辄作礼，瞻恋弗去”。17岁时遂削发入“大广济寺，依师学法”。洪武十六年（1383），道园随父归服于明，西迁至辽阳。“隧籍于东宁”。道园“礼辽城东会寺千江印公为师，得授心法”，穷究佛理，造诣日深。永乐四年（1406），辽东地区选取6名通教僧赴南京参加全国佛法大会，道园为辽东地区当选之第一名。永乐六年（1408），经辽东各佛寺共同推举，道园赴吏部考试，被任命为辽东僧纲司副都纲，兼领辽阳广佑寺住持事。永乐、宣德年间，道园曾多次“领行童若干人赴京请给度牒”，并蒙明廷给予赏赐。后因年事渐高，移居辽阳城东清云山之永宁寺，正统三年（1438）圆寂。道园一生“手度弟子行净等四十余人，皆辉行道”。另据塔铭记载，道园共有嗣法弟子34人，孙徒、重孙徒39人。

二、清代佛教

长白山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族的“发祥”和“肇兴”之地。伴随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频发的战乱、风雨的剥蚀，年久失修，到了清代绝大多数佛教寺院已湮没殆尽，所剩无几。昔日的寺院林立，遍及南北的兴旺局面已不复存在，留给人们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断砖碎瓦，景象十分凄凉。清初年间在长白山地域只存有长白渤海塔、农安辽塔，明建吉林功德院，西方寺、乌拉古城保宁庵，明代后金时建沈阳实胜寺、慈恩寺，明建千山祖越、龙泉、大安、中会、香岩五大禅林寺院，海城辽建折木城金塔、辽阳辽建白塔、凤城辽建摩云塔（今名云接寺塔）和宁安渤海镇渤海寺庙址。

然而，由于长白山是清王朝“发祥地”，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松嫩松辽平原是清王朝的“肇兴之邦”。所以有清以来各代帝王及其地方军政要员格外重视发展这一地域的佛教，以庇佑社稷。乾隆十九年（1755）巡幸吉林时，御前伶人李成去北山玉皇阁，见其高踞山巅，掩映于叠翠林木之中，钟磬悠然，梵音阵阵，香烟缥缈，顿生身入空门之念，遂得皇帝诏准，依师宽贞和尚，得法名释仁瑞。乾隆帝又责令吉林将军富春为仁瑞和尚在玉皇阁朵云殿下建老郎殿，并赐大片山林为庙产。乾隆帝还御书《灵著幽歧》匾额，悬于北山关帝庙正殿。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吉林城地方官吏和豪绅巨贾，纷纷效尤，掀起兴建庙宇之风。著名官吏伊将军，听说乾隆要巡幸吉林，说其“皇子是松花江之神”，便讨好兴建松花江神庙，加以祭祀；为祭祀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所骑御马兴建了吉林马神庙。见此，一些地方巨贾也不甘落后，从事药业的河南帮商人，以药业公会名义，在北山修建了药王庙；从事钱粮和酿造生意的山西帮，以山西会馆名义，在北山建了关帝庙。此风一涨，便以官方赐银、民间募化等手段，在吉林将军衙门辖域内的吉林府、长春府、伯都讷厅、伊通州、敦化县、农安县、宁古塔城、三姓城、伯都讷城、珲春城、乌拉城等广袤长白大地，大兴土木，建寺院，佛风大振。据《吉林通志》的不完全统计，以白山松水的吉林省城一地就有官办、民管，佛道神像杂祀、僧人住持的关帝庙48座。

另据资料记载，明末清初之际，藏传佛教在长白山地域西部的嫩江、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兴起，并于清末民国初年达到中兴，清初，仅在郭尔罗斯前旗（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就建有较大型藏传佛教寺庙六所，僧人逾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