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佛教

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佛教

从中国佛教史中我们了解到，中国步入清道光年间，尤其是步入中华民国以后，整个中国佛教陷入极端衰败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在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大肆排佛的冲击下，全国佛教寺院遭到破坏，导致佛教奄奄一息；二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湖南总督张之洞提出的“中学（儒教）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影响下，全国兴起一股“没收庙产兴学”之风，使佛教又遭到一场致命打击；三是光绪三十二（1906）的预备立宪，清德宗载湉下诏：“地无分南北，治不分府县，所有寺庙房地产，一律收归国有，以利兴办洋学。”几乎全国寺庙土地全部被没收充公，因而僧众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枯竭，造成僧员锐减，霎时佛教陷入崩溃状态；四是清王朝于1911年垮台，进入民国时期，虽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面对种种威胁，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创设中国佛教总会，提出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创立僧侣教育机构，培养人才，增大佛学佛经的出版发行力度，建立佛学研究机构；改革佛教仪礼贴近民间信仰，大力弘扬佛教，使佛教流传下来。但是，由于军阀割据，战事泛起，中国佛教在这时萎靡不振，濒于崩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处于白山松水的吉林省佛教却与全国佛教形势迥然不同。文献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笃信佛教的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开始采取措施，挽救萎靡不振的吉林佛教。民国十四年（1925），吉林久旱不雨，城乡群众为之惶惶。张作相不仅带头求佛祈雨，赈济灾民，还解其私囊，重修北山玉皇阁等寺庙，而且还利用公余时间驱车前往玉皇阁、广济寺、观音堂等寺庙，顶礼拜佛，虔听觉先、如莲、佛缘等名僧布法、诵经活动。因而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工商缙绅也不甘落后，纷纷捐资献银，修葺营建寺庙。一时间，城乡僧侣骤增，香火旺盛，佛风大振。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吉长日报》《盛京时报》经常以《僧俗不分、互唱赞歌》《帅僧不分、共念弥陀》等为题，显著报道吉林省城佛事活动盛况。据时警察厅督察处的粗略统计，在省城吉林市五万余户官绅宅第和小市民中，至少有三万户家中设有小佛堂或在居室辟一角落供奉释迦牟尼或观世音像。正如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的那样：“家家供观音，处处念弥陀，僧众来化缘，谁个不施舍。”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长白山地域佛教兴旺发达的缩影。

一、沦陷时期佛教

1931年9月18日，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沦为殖民地。1932年，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做了儿皇帝，建立了伪满洲国。长白山地域佛教在极少数亲日派佛教徒的操纵下，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他们一方面大肆张目“日满亲善”“共存共荣”，散布佛教教义中悲观厌世、忍辱求生的消极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意志；一方面又以日本侵略者为后台，兴土木，建寺庙，广度僧尼，乱拉俗徒。故而，处于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佛教出现一股畸形发展趋势。据日伪资料统计，1935年吉林省范围内有寺庙331所，僧尼1130人，而到1940年的短短六年中，寺庙增加到513所，僧尼增加到1520人。

二、解放战争时期佛教

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不久，蒋介石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地处长白山地区的吉林省，除今天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基本上全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占领，特别是长春、吉林、四平等几个佛教寺院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大多数佛教寺院被国民党充做军营和军事据点，逐僧众于庙门之外，或还俗为民，或流落他乡，香火中断；分布在广大农村或乡镇的寺庙，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被充做学校或地方政权机关用房，另有少数寺庙因住持僧人与反动势力勾结，欺压剥削人民，在土地改革中被群众砸烂、扒掉。总之，因以上特殊原因，长白山地区佛教寺院和僧众数目在这一时期锐减，据原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1954年统计，当时的佛教寺院已由1940年的513所，锐减到91所，僧尼人数由1520人，减少到40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