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第一期的传播和影响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原，特别是齐鲁地区。长白山地区与之毗邻，许多山山水水，还有不甚大的渤海将其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华大地的有机部分。这种地域关系，为儒家文化从中原传入长白山地区提供了条件。

一、儒家文化的先驱者之一——箕子的言论和行为

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儒学的奠基者。人尽皆知，该学说并非孔子的凭空创造，是这位杰出思想家根据社会需要，对以前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总结、改造、发挥之后形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到底继承和发展了哪些人的思想文化呢？通常言之，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都是其学说的主要渊源。尧、舜是传说中的人物，久远难考。文王和武王，资料甚少。周公是孔子最为敬仰者和歌颂者，他起草了许多政治文献和治国理民的主张，为孔子所吸纳。

此外，还有些人的主张和孔子开创的儒学存在着渊源性关系。来到长白山地区定居，并且在这里了此生的历史人物箕子就是其中之一。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得胜，建立西周政权。不久，以箕子为首的商族遗民北上东移，来到今朝鲜半岛的中部偏北，与当地土著结合，建立政权，史称箕子国或箕子朝鲜。该政权辖有长白山东南麓。以箕子为首的商朝遗民带去一些汉族先世华夏人的传统文化，“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等。箕子“作八条之教以教之”，从而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于是出现“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妇人贞信不谣辟”等社会风气，^{[1] [2]}故称“君子之国”。周武王十三年，箕子向周朝朝贡，武王^[3]问其殷商灭亡之原因。“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这就是足以代表箕子政治学说的《洪范》。《洪范》提出治国理民的大道理、大法规，成为封建帝王的教科书。后来，孔子整理典籍时，把它纳入《尚书》中，其在儒家政治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长白山地区的学者、思想家之著作被纳入儒家经典中，这是该地区儒学及其文化值得称道的事情。

不仅如此，而且箕子还有些言论、行为亦被载入儒家经典里，成为儒家文化的内容。如《周易》第36卦《明夷》，通过神秘的记事，可以看到箕子等前往朝鲜半岛的某些情况。箕子朝周时，路过殷之墟，看到宫室毁坏，生禾黍，欲哭、欲泣，极度感慨，遂作《麦秀之诗》：

“麦秀渐渐合，禾黍油油。彼狡童合，不与我好合。”^[4]据考，《麦秀之歌》显然^[5]是《诗经·王风》的《黍离》《郑风》的《狡童》三诗的原型所本。此外，《左传·僖公十五年》《论语·微子》等也提到箕子的一些言论和事情。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箕子的著作和某些言行已经纳入后来儒家经典《尚书》《周易》《左传》《论语》中，成为儒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可贵的还是箕子将儒学许多政治主张带到长白山东南麓朝鲜半岛，进行较为成功的试验。箕子在这里的“八条之教”，“显然是《洪范·八政》的具体化……又超出《八政》，将《洪范》其他内容也涉及了”^[6]。

基于此，箕子的思想乃至实践作为儒学的渊源之一，也不无道理。对此，孔子本人通过不同方式予以承认。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7]其意为，孔子说如儒家一系列主张行不通，我就乘木筏到海外，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句话非常高兴。孔子所言“浮于海”，据考当是渡海到箕子朝鲜。这件事情说明，箕子不仅是孔子非常信仰的崇者、教者，而且箕子朝鲜正是履践自己努力追求的儒学之道的地方。应当说，箕子上述著作和言行，当是长白山地区最早的儒家学说及其实践，具有原始、朴素等特点，箕子的这些主张，影响到其后的乐浪文化、高句丽文化，王氏高丽文化和李氏朝鲜文化。

二、儒家文化的传播、影响及局限性

战国时期，燕昭王命著名将领秦开率军攻东胡，东胡北“却千余里”。继之，燕军在辽河下游与东扩到这里的箕子朝鲜发生战争，“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界”^[8]。满番界，当是今清川江。燕国北却东胡、东逐朝鲜后，在新拓之地置辽东等五郡。又筑长城，西起独石口，东经赤峰北，敖汉和开原南、本溪东，直至朝鲜半岛的清川江与大宁江入海口之北岸，即今平安道中南里。于是东北南部许多地区划入长城以内，其中辽东郡辖区属长白山地区。这里的汉族先世华夏人口日渐增多，燕国置官吏治理，派兵卒驻守。秦统一战争及秦末战乱，致使一些中原人多次北上。于是汉族先世的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向长白山等东北地区传播的契机。束发盘结多偏的发式，以纺织物为主要面料的宽博右衽衣袍之服饰、棺椁起坟土葬的方式、砖石土木茅草结构的固定房子、肉乳为辅粮，食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透过上述各个方面，显示出汉族先世某些传统文化的内容。

西汉继燕秦之后，在东北设三郡，其中辽东郡在长白山地区，下辖18个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中部偏北及辽东相关地区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郡，下辖若干个县。其中的乐浪、玄菟二郡亦在长白山地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普查，长白山地区三郡的户口如下：^[9]

据历代户籍制度，只有定居人口才能进入户口户籍统计之中，那些游牧、狩猎人口多不能入版籍。故这三郡将近百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他们保留着汉族传统文化和对儒家文化的信仰。东汉时期，这些行政建置做过多次调整，许多郡县裁撤合并，意味这里的汉族人口逐渐减少，随之儒家文化之广度亦有收缩。

两汉遵照燕秦传统，郡设太守，县置县令，并大体均属中央派遣的流官。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官吏是政令的实施者，包括广教化、美风俗和推行“独尊儒术”基本国策在内。他们是联系中原皇朝与长白山等边疆地区的纽带，不仅负责边疆的建设和巩固，而且还是儒家等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辽东太守冯绲、陈禅，辽东属国都尉公孙穆及殷颖、皇甫规、张奂、李膺、耿秉、马续等均有较高的儒学水平。他们遵循儒家文德恩信治边政策，颇有政绩。辽东太守祭彤尤为著名。他在东北边疆活动29年，“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祭彤卒，乌桓、鲜卑追思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人特“为立祠，祭彤四时奉祭”^[10]。陈禅，巴郡安阳人。“会北匈奴入辽东，追拜陈禅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威化之。单于怀服，遗胡中珍货而去。”^[11]

西汉末，特别是新莽时期，流寓东北南部的中原人中，有许多儒士。王景先世“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参考《六经》，“众家术数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撰《大衍玄基》。景为官清正，是位较有政绩的循吏。^[12]北海都昌人逢萌“通《春秋经》”，^[13]素“晓阴阳”，人称“大贤”。新莽时“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是时，王景、逢萌可作为北上到长白山地区的儒士之典型，致使这里的儒学得到发展，儒家文化进一步传播。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灾荒连年，流民遍于中原。184年爆发黄巾大起义，统治阶级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形成许多地方割据的军政势力。他们在捕杀起义军之同时，互相混战，连年不止，加重民众疾苦。于是中原人纷纷寻地避难。与长白山有关的可归纳为二。

其一，当时汉朝地方政权高句丽王国尚属安定，故国川王十九年（197），“汉人避乱来投（高句丽）者甚多”^[14]。依地域分析，多为广阳一带（今北京及其周围）的黄巾起义者和幽州流民。建安二十二年（217）“叔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高句丽），（山上）王纳之，安置栅城”。^[15]据考，引文中的栅城，在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当时高句丽王国均属长白山地区。

其二，也在这个时期，公孙氏割据辽东，历经三世四主半个世纪，这里得到稳定发展。由此中原人由水陆两路纷纷北上到辽东，以求新的生活环境，公孙氏抱着欢迎的态度。于是辽东增加了一些儒学等传统文化的信仰者、传播者。其中有乐安人国渊，他是经学大家郑玄的高足，玄称之“美才”^[16]。北海朱虚人管宁与平原人王烈、邴原等也来到辽东。王烈“以义行称”“以德感人”“夷人尊奉之。”曹操闻王烈高名，请征，烈不至，卒于辽东。^[17]国渊、管宁、邴原等饱学之士，德高感人，并收徒讲学，声望卓著，不断传播儒家文化，致使辽东地区的儒学及其文化的浓度逐渐增加。

儒家文化经第一期传播，在长白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一定影响。

夫余政权在长达六百多年历史中依次归服两汉、辽东公孙氏、曹魏和西晋。夫余人“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译人传辞，皆跪”；“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去环珮”。^[18]这些礼仪，或属儒家传统文化，或经过了改造。高句丽琉璃王二十八年（公元9年），夫余王带素遣使对该王说：“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19]夫余王使者将儒家伦理学说嫁接到国家关系中，要求高句丽就范。可谓对儒学及其文化的具体运用。公孙度以宗女妻夫余王，以该宗女为首的大批汉人随嫁而往，生活在夫余人中。晋武帝太康六年（285）诏书中赞誉“夫余王世守忠孝”，^[20]由此可知，其世代王已接受传统文化中儒家伦理基本范畴的忠与孝。

公元前37年，朱蒙创建高句丽政权。该王国前期，流行多种意识形态。其中，“天道修德”成为其治世思想的核心。该命题虽杂有多种意识形态的因子，但儒家属性占绝对优势，似可归纳在“巫祝之儒”中。高句丽政权惯用“天道修德”诠释问题，解决矛盾，乃至包括制约国王。王族仁固对哥哥遂成的劝辞、右辅松屋句分析辽东太守发动的战争，高句丽人一贯坚持的德战……无不体现这种思想。然而天道与修德二者的地位绝非并列，高句丽人越来越重视修德而轻视天道。右辅高辅章提出“作不善则吉变为凶，作善则灾反为福”^[21]的命题可以说明这一点。按照这条理论，就是国王也不能为所欲为。这与宗教式的“君权神授”“天命君权论”等相比较，毕竟有别，且高出一筹。

应特别指出，儒学及其文化在长白山地区早期传播和发展，其数量少而简单，故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