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点

长白山地区的儒家文化无疑应当划入东北边疆儒家文化中。东北儒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原，而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地区、民族的不同，而呈现某些特点。

一、儒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长白山地区的儒家文化，年代久远的情况姑且不涉，就从战国时期燕国在东北拓地、设郡、驻军、移民、修长城、建城镇说起，通过这些渠道，查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儒家传统文化。其后，两汉郡县居民的信仰及郡守县令的宣化、西汉末及东汉末包括儒士在内的汉人之北上、慕容燕政权与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渤海国意识形态中的情趣，还有汉至隋唐间夫余、高句丽两个重要民族及其政权信仰中的倾向……这些重要事物中，都有丰富的儒家文化。继之，契丹族及其辽政权“尊孔崇儒”的国策，女真族及其金政权“崇儒重道”的思想，蒙古汗国和元朝“以儒治国”的方针，明朝与儒家文化先天性关系，清朝“振兴文治”的方略等，尽管提法不同，但都反映一个重要事实：这些民族及其政权对儒家文化，大体上是主动接受，积极履践，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总要将它推向重要地位。此外，汉末至明清漫长时间里的流人文化，民国年间儒家文化余力之反串等，使该地区儒家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从战国至民国2300年间，长白山等东北边疆的儒家文化之发展，尽管有时一帆风顺，有时障碍重重；有时显得厚重，有时遭到削弱，但基本上可连成一条线，至少这种文化特质之传衍是存在的，其脉系没有断裂。有人认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的儒家文化“时断时续”，没有形成“纵向发展的链条”，这种看法，应当商榷。

在23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长白山地区儒家文化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个由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大体以4世纪后半段为分界线，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是依据两个标准：其一，接受儒家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即从另一角度可概括为这种文化影响的力度。其二，接受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是被动还是主动。

1.第一期　长白山地区很早期前由传统文化的载体即华夏—汉人，他们在发式、服饰、丧葬、伦理、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中原汉族的传统，其中许多内容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但具有这种文化的人并不多，集中分布在东北南部，广度有限。是时，儒家学说，先是与诸子学说对等，后来被定为“一尊”，即使如此，仍没有积蓄更大力量向边疆扩散，从而限制在该地区的深度。故对它的影响力不该估计过高。另外，该地区儒家文化，主要是郡守县令等流官的宣化，因战乱、灾荒而北上的中原人的传播。基本上依靠中原力量，被动性较明显。

公元4世纪后半期，长白山等东北地区在儒家文化发展上出现一系列新情况。前燕（337—370）和后燕（384—407）两个政权，积极主动招纳儒士，参政议政；建立学校，培养儒家知识分子；出现明显的以儒治国之倾向。高句丽王国小兽林王于373年创建太学，自己培养的儒士陆续走入政坛、文教界……这些都可以看作第一、第二期分界的标志。

2.第二期　长白山地区等东北边疆汉族人口不断出现增长趋势，他们本能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与此同时，由于民族融合逐渐加深，诸族文化的亲和力随之加大。于是鲜卑、夫余、高句丽、渤海、靺羯、契丹、奚、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积极汲取传统文化。基于此，儒家文化总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从不同方面发展了这种文化的广度。许多政权治国理民的制度、政策，是在儒学指导下制定的，说明这种文化之深度也得到显著发展，从而加大儒家文化的力度。另外，接受儒家文化的态度出现了显著变化。诸族及其政权主动接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所办各类学校主动学习儒家经典。接受这种文化的基本态度，由被动变主动。从上述史实清楚看到，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二期的情况，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群体中，而且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也不同的表现出来。既反映这种文化的力度，又表现接受这种文化的主动性。高句丽政权建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668年，历经705年。它的儒家文化纵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故跨越性特点较明显。

二、在边疆民族地区遥遥领先

中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经长期发展而根深叶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清理学、近代新儒学，均可看作儒学演变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每次重大的演变发展，都涌现出大量的学者、权威性著作和为人们所折服的理论。故而呈现阶段性的特点。曲阜孔庙除大成殿供奉孔子及四配、十二哲外，其他东西两庑是供奉先贤先儒之处。经历史上多次变动，民国初年最后定准，先贤77人，先儒79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位置、次序。他们都是对儒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学者，以这种形式肯定其地位。上述儒学发展中权威性著作的作者及先贤先儒，几乎都是广义的中原人，几乎与长白山等东北地区无涉。东北地区儒家文化不如中原，特别是辽金之前。

然而在各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儒家文化里，长白山地区却一直遥遥领先，并表现在很多方面。

箕子的八条之教、《洪范》《麦秀之诗》等，还有箕子朝鲜民众文明化，可作为长白山儒家文化之先声。战国时期儒学等传统文化进入该地区，尽管有限，但毕竟存在着。两汉时期通过不同方式传入儒家文化，使其得以继续发展。在第二时期里，尚未脱离游牧、狩猎经济的东部鲜卑、渤海、契丹、女真、满等民族首领对此认识越发深刻，实践决心更大，效果更加显著。

然而北部边疆民族及其政权匈奴单于国和柔然、突厥、回鹘各汗国，还有西部边疆吐蕃、西南边疆民族大理等政权，却很少考虑以德治国的问题。西北边疆民族中，除北魏、隋唐时期的高昌和12世纪建立的西辽外，其余政权对以儒治国均无太大兴趣。当伊斯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后，儒家文化更难以传播。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边疆民族地区接受儒家文化的差距。

渤海国是否有孔庙，暂无法断定。神册三年（918），辽于上京临潢府建立的孔庙，暂定为东北边疆最早。天会五年（1137），金在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建孔庙，暂定为长白山地区的第一座。正北边疆的孔庙始建于何时呢？对下面史料的考证，可得其解，“在岭北行省、和林孔庙设学，延寓士知经者讲授经史”。^[1]和林孔庙当是正北边疆民族地区最早的孔庙。该庙建筑的具体时间不清，但不能早于1251年。因为这一年法国使者卢布鲁克来到这里，他对和林的记载中没有孔庙。显然是在这一年之后或略后建立的。由此得知，设孔庙的时间，北部边疆民族地区至少晚于东北330年，至少晚于长白山地区114年。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云南儒士官员张立道在昆明置学舍，劝士人子弟就学，特以四川择请“士之贤者”为师授儒家经典。“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2]从此才有祭孔活动。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孔庙进而祭孔活动的时间，至少迟于东北360年，至少迟于长白山地区141年。

状元是科举中最高一级考试所排列的第一名进士的通称。历史上自武则天开始殿试后，约产生724名状元。其籍贯，有半数人不清。籍贯明确的状元中，绝大多数是中原人，其次是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广东人。边疆民族地区的状元甚少。据不完全统计，西南2人，正北9人（其中8人为元代蒙古色目人右榜），西北8人（均为元代蒙古色目人右榜），东北至少10人。^[3]其中长白山地区至少5人。边疆民族地区状元之分布，东北多于其他地区，长白山地区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个定量的分析进一步说明，长白山等东北地区的儒家文化胜于其他边疆地区。

综上所述，儒学及其文化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长白山地区这种文化的影响力量，当然不如中原，但在边疆民族地区，无论以接触时间之迟早言，还是以影响之深浅论，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三、儒家文化的民族化、地域化

儒家文化涵盖人生、家庭、社会、自然界乃至宇宙许多事物，可谓博大精深。其主要精神反映在早期著作《十三经》中。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长白山等东北边疆，对儒家文化虽然积极汲取，但并非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而是接受中有选择，汲取中有发展。东汉末年管宁讲学于辽东时，《诗经》《尚书》是重要的内容。高句丽颇愿读《五经》，即《周易》《诗经》《尚书》《礼记》和《春秋》。渤海《贞孝公主墓志》中得知，“儒家经典《诗》《书》《易》《礼记》《春秋》和《论语》《孟子》等著作是《墓志》的思想渊源”^[4]。至少渤海某些贵族和儒士娴习这些经典。经考证，辽人推重《十三经》中的《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其次是《礼记》《孝经》《孟子》和《左氏春秋》。其余的《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和《尔雅》，受到冷淡。这种取舍是由“经书内容及特点，特别是自身需要而决定的”。^[5]辽人对儒家经书的这种态度，对于包括长白山地区在内的东北诸族来说可为典型。金朝也大致如此。比如金代科举考试主要范围是《五经》。译经将《五经》和《论语》《孟子》译成女真文。尽人皆知，东北诸族的礼仪朴鄙、简单，即使生活在东北南部的汉人也基本如此。古今中外的生活反复证明，没有坦荡胸怀和高尚品质，礼仪、礼貌往往是多余的，常常用以掩饰欺骗、虚伪乃至丑陋。长白山地区等东北诸族对《周礼》《仪礼》所主张的繁杂细微的礼节、仪式，除部分外，多数的兴趣不大。《公羊传》《谷梁传》中多次强调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界限，表现出亲华夏、斥夷狄的狭隘的民族观、正统观，故东北诸族不易接受。《尔雅》带有儒家经书性质，不善于疏传注释的东北人，只好冷淡它了。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长白山地区等东北边疆的儒学之民族化、地域化之倾向。

早期儒学民族观并不保守，孔子及其弟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论，“居九夷而不随”的说教；孟子对舜、文王出于东夷和西戎的论述，“保四海，抚四夷”的主张，“远人不服，则修德以徕之”的命题等，均是闪光的部分。不过《左传》，特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却发展了民族观、正统观中的保守性、狭隘性，继之演变成“华夷之辨”的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叉、混化，完成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任务。致使儒学民族观、正统观发生很大变化，代表人物当是隋朝杰出的儒学学者王通，即文中子。他毅然提出“戎狄之德，黎民怀自”的命题。^[6]不仅宣传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仁义之德政，而且还承认广大民众对其怀念之情感，从而有力冲击“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上述理论得到唐太宗有限度的实践，故为北疆民族尊为“天可汗”。辽金时期，儒学民族化进一步加深。辽宋金时代“儒学又在新的基础上分南北两大支向前推移和发展。从宋朝看，主要是使经学的哲学化和伦理化；从辽朝看，主要是使经学的政治化和民族化。南方是哲学的政治，而北方是政治的哲学”。在“全国为华的一棵树上开放民族的多姿多艳的新儒学的花朵。就整个儒学发展而言，构成一个时代的创举”。

儒学在南北呈现不同趋势中，南部儒学家长期热衷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将儒学改造成理学，两宋的“三先生”“二程”“一朱”可作为代表。包括长白山地区在内的辽金儒学，无专门名家之学，没产生全国性的权威、坛主一类的人物，显得平淡。然而既通图像经典，又精政术者颇多。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将儒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学思想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政策中。在孟子“用夏变夷”思想指导下，发扬儒士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两大传统，创造性完成任务。在对待儒家经与道方面，南北也出现明显差别。南方两宋继承汉唐以来的传统，围绕经书大做文章，反复进行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总是留恋儒学经典。然而包括长白山地区在内的辽金，发挥慕容燕以来的治国理民之道，紧紧围绕道统狠下功夫，致力于内圣外王，以重视实践为基本特征。辽金与两宋相比，经济、文化上远不如两宋；但在政治、军事方面却长期占据主动，处于优势。是时，东北亚经济、文化方面的代表，当然是两宋；但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不应是两宋而是辽金。这与包括长白山地区在内的北方儒士之实用精神紧紧相关。儒学民族化、地域化所导致的思维范式之多元化，其绵延久长的传统，它统摄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儒士群体的思维取向、行为模式、文化人格。这种儒学及其文化的分野，一直影响到现在。

儒学文化在长白山地区等东北边疆的民族化、地域化，正是儒学开放性的体现。它是通过自身调节机制而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适应社会的各种变化，而且还能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乃至游牧、狩猎经济的藩篱。长白山等东北边疆儒学及其文化的发展，当是祖国观念、中华民族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华一体在思想文化上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