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以前的教育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

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长白山地区就有了人类生活的足迹，于是也就揭开了东北教育的第一页。当时的教育应该是融会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之中的，其表现形式应该是长者对幼者的循循善诱，有经验者对向无经验者的言行相授，同时也应该存在幼者和无经验者的有意和无意的习得，另外也应该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切磋。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经验、劳动技能、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比如石器等工具的寻取和制造、火种的寻取和保存、人际关系的协作等。

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时候，东北长白山地区的原始人类也进入了氏族社会。此时的代表是辽东半岛的小朱山文化，鸭绿江右岸丹东地区的后洼文化，牡丹江地区的莺歌岭文化等。小朱山文化距今约4000—6000年前，出土的工具除了打制的石器以外，还有磨制的石器，如石斧、石刀、石网坠、石镞等；出现了手制的陶器，如直腹罐、杯、鼎、豆、陶刀、陶纺轮等；还出现了房屋。这都体现了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教育程度的发展。后洼文化距今约6000多年前，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雕刻品，有人的头像、半身像、全身像，有动物塑像等；莺歌岭文化距今约3000—4000年前，也出土有陶猪、陶狗等。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精神的创造和享受，这当然增加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也需要教育的活动将之传播和延续下去。

在古代长白山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文化的开放性，即文化的沟通和联系。例如小朱山文化晚期时较多见的三足器和蛋壳黑陶是受到山东半岛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辽西赤峰夏家店文化是东北地区较早的青铜文化，其上限相当于夏商时期，其下限约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其上层文化的分布区域一直延伸到了吉林省南部的长白山地区。这种文化的交流必包含着教育的交流，必然会促使原始教育的发展。

二、长白山地区古族、古国的教育

肃慎的教育：肃慎人身处山地林区，穴居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狩猎、养猪、种植五谷和纺织（用猪毛、貂毛和麻）是其主要的生产活动，此中当然会存在着种种的非组织性的技能、经验的传授和学习。肃慎人的造箭技术十分精良，曾是向中原进贡的重要物品，它的制造应该是由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来完成的；肃慎人是有着较明确的宗教观念的，人死之后，当天下葬，还杀猪以殉葬，此间应该有专门的“巫者”活动于其中。于是就可能会有个别性的技能及思想衣钵传授的情况，这大概就是一种专门教育的萌芽吧。在社会培养规格上，肃慎人受到中原地区的极大影响，在虞舜的时候，中原的势力即发展到了这里，中原的社会道德、风俗深深地熏陶着这里，《淮南子》载：虞舜“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

箕子朝鲜的教育：箕子乃商纣时的著名贤臣，官至太师。而商朝的教育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孟子》载：“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以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礼记·王制篇》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述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还有“笔”字和“册”字。所以箕子的走之朝鲜，对长白山地区的教育而言，肯定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朝鲜鲜于氏奇氏宗谱》载：箕子东走，殷人“从之者伍千人”；《海东绎史》载：“诗书礼乐、医药卜筮”和“百工之具”皆由箕子带入封地；箕子“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还制犯禁八条以教其民。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长白山地区教育的发展情况：即这里原始社会时期的那种融会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普遍性和简单性的教育开始被那种独立而专门的教育所取代。首先，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应该产生了。因为箕子及其随员们是熟悉学校的，而学校对于箕子朝鲜的统治者维持其政权和社会统治秩序是具有意义和作用的。其次，专门的从事教育的人员——教师等的出现应该是肯定的。颂诗习礼、识药断卜、制条行文是需要专门的人员来完成的，而这些活动又是需要传续下去的，于是，这些专门的人员也就具有了教师的义务，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可能成为专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再次，在教育内容上，诗书之典籍、礼乐之规定、医药之识用、卜筮之决断应该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科目；另外，上述科目的传授应该是已经脱离了口耳相传和简单模仿的形式，文字的学习和应用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之一；商朝时期亦文亦武的传统在这里应该不会丢弃，所以，习射之序应该存在，习射在当时的教育内容中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最后，这里教育的效果是显著的，史载：“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盗贼“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酬”。^[2]春秋末期，孔子曾慨叹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原因^[3]就在于这里“有仁贤之化，可以行道也”。

三、郡治时期长白山的教育

自秦至西晋，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教育有相当的发展，甚至可以说造就了东北长白山地区教育的一个兴盛期。究其原因，首先，历代中原王朝及个别汉族地方政权在这里设郡立县，实施有效的统辖和管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约公元前280年，“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满潘汗，一说在鸭绿江入海处，一说在清川江。无论哪种说法，燕的势力就此达到长白山地区是一定的，考古发现的燕长城古迹也证明了这一点。燕在东北设立了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三郡，其中辽东郡的辖境在辽河流域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已经覆盖到了长白山的大部分地区。秦灭燕后，承袭了燕的辽东郡治，而且，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亭、里，其行政设置较燕时更加完备。秦末汉初，天下纷乱，辽东地区经历了几十年的诸家燕王的统治时期：西汉武帝时期，废燕国，实行郡县制，辽东郡辖境包括辽河以东，东南至朝鲜半岛的博川郡大同江一带。武帝元封年间，攻灭卫氏朝鲜，设置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辖境多涉及长白山地区。刘秀建立东汉以后，着力于建立对东北，包括长白山地区的管辖和统治。一方面是安抚性的政策，即恢复王莽时期曾被剥夺的诸少数民族如乌桓、鲜卑、高句丽的爵位和封号。建武八年（公元32年），活动于长白山地区的高句丽遣使到洛阳朝贡，东汉恢复其王号，使之成为东汉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光武帝刘秀派兵渡海征乐浪，取其地为郡县，从而在萨水（清川江）以南确立了东汉对这里的直接统治。189—237年，辽东出现了公孙氏政权（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公孙渊），在中原分裂混战之际，这里则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公孙度将原来的辽东郡改为辽东、辽中、辽西三郡，另外还领有乐浪、玄菟二郡。公孙康时又在乐浪屯有县以南设置了带方郡。曹魏时期，在灭亡了公孙氏政权之后，加强了对东北的统治。“以辽东、昌黎、带方、玄菟、乐浪五郡为平州，后合为幽州。”置平州刺史，后归幽州刺史，统辖上述五郡。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辖，曹魏政权还设置了护东夷校尉，治襄平，统管少数民族事务。西晋取代曹魏之后，也极力加强对东北的经营。泰始十年（274），西晋在东北设置了平州，郡治于襄平，统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还在襄平设置护东夷校尉，管理东北和朝鲜半岛各族，在初期，其治理效果是明显的。《晋书·唐彬传》载：唐彬监幽州诸军事时，在东北“遂开拓旧地，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边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虽然《晋书》里没有高句丽传，但从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著录的“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百长”三颗古印来看，高句丽是臣属于晋的。晋对东北各族的统辖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而为东北长白山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其次，大量人口向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流动，特别是汉族人口向这里的流动为这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和相应的知识基础。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有过几次重要的移民过程：一是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初期，燕将秦开东击东胡，拓地千里，势力伸展到了东北南部，伸展到了长白山地区，随后又在这里设置郡县、派驻官员和兵将、迁移百姓，于是使得大量的汉族人口进入长白山地区。二是在公元前226年，秦灭燕国，燕王喜与太子丹率大批燕人迁居辽东。三是秦统治时期，确立了对长白山地区的有效管辖，于是有了人员向这里的移居和逗留；另外，秦的暴政也导致大量中原的人口流向东北，流向长白山地区。四是三国前后，中原离乱，辽东则相对安定，大批人口迁向辽东，甚至达到“旬月成邑”的地步。在这流动的人口当中包含了许多的知识人士，正是他们将东北长白山区的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正因为以上的因素，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教育有了一个繁荣的局面。首先是官学的发展。秦朝奉行“以法为教”，即用法的教育代替礼、乐、诗、书的教育；实行“以吏为师”，即用国家吏员来代替教师，用此种教育来取代私学。随着秦朝统治势力在长白山地区的确立，其比较特殊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也一定会影响到这里。西汉时期，颇为重视学校教育，除了在中央设立太学以外，武帝时还大力兴办地方官学，《汉书·平帝本纪》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西汉还在郡一级的政权机构中设置了郡文学，兼管地方文教。因此，中原文化在东北长白山地区开始开花结果。史载西汉玄菟人曹元理“明于算术”，在计算一些复杂问题上能够“不差圭合”；琅玡人王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数术之事”。^[4]西汉末浮海来到乐浪山中，寄家于此，成为乐浪郡著名的学者。东汉时期，地方官大力倡导办学，以至“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许多饱学之士来到东北赴任，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东北教育的发展必有极大的促进。安帝时，陈禅为玄菟郡侯城都尉，后为辽东太守，在任期间大力宣扬儒家思想。扶风茂陵人马续，顺帝任度辽将军，他深通儒家经典，还擅长《九章算术》。汉桓帝时任辽东属国都尉的公沙穆也是学韩诗、公羊春秋的，文化功底十分深厚。

从东汉开始，私人办学亦很兴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于城邦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到了东汉末年，因中原纷乱，许多士人避居于东北，更加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三国志·魏书》载：国渊曾到辽东，“讲学山中，士人多推崇之”；北海朱虚人管宁“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与同乡王烈等投奔而去，公孙度对管宁等“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王烈无意官场，“乃为商贾自濊”，“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敦崇庠序”；邴原到辽东以后，“往归者数千家，游学之士，教学之声不绝”。这些官方和私人的教育活动如润物的春雨，改变着东北的社会面貌，使东北地区出现了“礼让移于海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