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前后至唐朝时期的教育

第二节　南北朝前后至唐朝时期的教育

西晋末年，连年混战，稳定性的政治一统不复存在，出现了所谓“中宗播迁，凶徒分居，天邑倾沦”的局面。但是，即便如此，人们对中华名分（即正统名分）的追求没有变，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力量（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融凝渗透、塑造文化灵魂的作用没有变，各地民族区域差别不断消解的趋势没有变，中华重新凝结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整体的历史潮流没有变。因此，在这个时期及其以后，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教育依旧有所成长，不乏可陈。

一、高句丽的教育

高句丽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少数民族，公元前37年，立国于浑江流域，668年灭亡于唐朝的统一战争当中。西晋末年也正是高句丽在东北获得发展的重要时期，先后占领了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进而又占领了辽东。此后直至灭亡，高句丽的势力基本上囊括了整个东北长白山地区，所以在此要谈的高句丽的教育实际就是长白山区的教育。高句丽立国之初，便处于汉地方政府的辖属之下，随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将势力伸展到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而这些地方曾是汉族移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因而高句丽一直深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类利在公元前17年就留下了著名的汉文诗作：“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这是高句丽学习、使用汉字的明显例证。“汉唐时期的高句丽王国，不仅使用汉字、汉文记事，而且还使用汉字语音标记高句丽民族语言的语音。”^[1]这是高句丽教育得以发展的良好客观条件。另外，教育还是营造统治秩序神圣和合理氛围的必要工具，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必要手段。因此，在高句丽立国以后，其教育活动的存在和开展是应该肯定的。这时高句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汉人知识分子、汉族官员，还应该有巫师在内。整体说来，这时的教育尚处于一种非经常、非普遍、非系统的状态。

高句丽经常而系统的教育大概是在公元4世纪时出现的。《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2]太学是汉武帝时期在京城设立的高级教育机构，高句丽之太学即取法于此。在太学之外，高句丽还设有国子学，即为王侯将相的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翰苑·番夷部·高丽》载：高句丽“官崇九等”，注曰：“又有国子博士、舍人、通事、典客，皆一小兄以上为之。”国子博士的出现说明高句丽不仅有国子学这样的教育场所，而且还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指导。

在官学之外，高句丽还出现了面向平民百姓的私学教育之所——扃堂。《旧唐书·高句丽传》载：“俗爱书籍，至于衙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新唐书·高句丽》亦记：“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

高句丽的教育内容主要也是取之于中原。史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来被《后汉书》取代）；《晋阳秋》原名《晋春秋》，乃东晋孙盛所撰。《旧唐书·高丽传》载：“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二、渤海教育

698年，靺鞨人大祚荣在东北建立了起了一个以粟末靺鞨为主体民族的地方政权，都城开始设立于今吉林省敦化市的敖东城（旧国），后迁到上京龙泉府（黑龙江宁安县渤海镇）。其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覆盖到了整个东北的长白山地区。该政权建立以后，与唐朝结成了一种地方性的藩属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存在到926年，被契丹所灭。

渤海虽然建立于东北边地，却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历史上留下了“海东盛国”的美誉。此种成就的取得是与其历史渊源、现实的环境以及政权所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首先，在建国之前，这里是高句丽的统治地区，高句丽的文化教育活动在这里留下了相当的基础；其次，粟末靺鞨长期与汉族人杂居，深谙中原文化的内容，以至达到了“悦中国风俗，请披冠带”的程度；第三，渤海政权建立以后，大力加强与唐朝的联系，实行全面的唐化政策，特别是在文王大钦茂当政以后，《唐会要》记载：“遣使赴唐，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习识古今制度”。于是汉字的通行、政治官僚制度和机构的模仿、留学生的大量派遣等使渤海很快地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并且很快地消化、吸收。于是为渤海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渤海的教育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完备的教育机构的设立上。其一，渤海设有政府性的教育管理机构——胄子监。该机构模仿了唐朝的国子监，“胄子监有监有长……监拟祭酒，长拟司业”。在地方上则设有博士、助教等教育官员。其二，由政府出面，大力倡办官学。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等，还有专为皇亲权贵子弟开设的小学。在地方的京、府、州、县也设有规模不等的官学。其三，渤海的私学应该是十分兴盛的。在吉林省敦化市六顶山出土的渤海贞惠公主墓与和龙县西古城出土的贞孝公主墓的墓志上记载：“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此中之“曹家”是指汉代颇负盛名的曹世叔之妻班昭，她曾做过皇后和达官贵人的家庭教师，实际是私学的重要表现，由此也可以证明渤海私学的存在。

在教育方式上，渤海除了内部官学、私学的教育培养方式以外，还通过向唐朝大量派遣留学生的办法来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提高教育的水平和层次。据《辽海丛书》记：738年，大钦茂便“遣使赴唐，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自是数遣诸生入唐就学”；“渤海武王大武艺……仁安元年遣生六人入唐太学肄业”；武王、文王及大彝震、大虔晃、大玄锡俱遣生肄业太学，史不绝书：武王所遣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彝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回国者三人，即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当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即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咸和八年，随王子大明俊诣唐学生十六人，唐敕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人勒回本国。这些留学生按照唐朝的教育模式、内容进行培养，还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有的还考中唐朝的进士，如学成后归渤海、位至国相的乌熠度。他们对渤海教育内容的充实、方式的改进、水平的提高等都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教育内容上，基本上是对中原唐朝教育内容的纳入和承袭。首先是关于伦理道德修养方面的，如《诗经》《礼记》《尚书》《孝经》等。其次是关于文化知识修养方面的，如《文选》《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国语》《说文》《字林》《尔雅》等。再就是关于文化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如“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科目。

高句丽和渤海的教育极大地加深了其民族的汉化程度，特别是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正是通过他们，中华文化得以在东北长白山地区生根、发芽、成长和光大，从而使长白山地区呈现着浓烈的中华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