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第三节　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一、辽代教育

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自立为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926年，契丹灭亡渤海，改名为东丹，以皇太子信（耶律倍）为东丹王。其盛时的疆域范围“东至于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河北雄县北的白沟河），幅员万里”。^[1]长白山地区正处于辽统治的范围之内。当时的长白山地区与以前相比可谓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辽对渤海的征服战争打破了以往的和平与宁静，破坏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成果及其赖以发展的设施。在辽太宗耶律德光之际，将渤海居民大批南迁，并对渤海城镇大肆破坏，以致造成大多数城市和州县被毁，上京龙泉府渤海王宫的所有建筑，包括寺院和庙宇皆葬身于大火。其次，契丹灭亡渤海以后，对渤海遗留势力未能实现全面而有效的控制。875年，“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在此前后，渤海人乌铉明又据鸭绿府而自立定安国：1029年，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起兵反辽，建“兴辽国”。这些使得长白山地区难有一个稳定的秩序环境。再就是大批的人口迁移造成长白山地区人口民族构成的重大变化：渤海居民被大批迁往辽河地区以后，女真人大批南下，进入长白山地区，如活动于鸭绿江到清川江之间的鸭绿江女真，辉发河流域一带的回跋（回霸、灰扒）女真，辽东半岛的南女真，朝鲜咸镜南道一带的蒲卢毛朵女真，长白山周围的长白山女真等。女真主要源于黑水靺鞨，其社会发展程度还不高，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状态之中。他们的到来，对长白山地区教育的发展一时还难有高水平的贡献。

契丹的统治者在维持其统治的过程当中，倒是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群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太子耶律倍对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儒学在辽那里得以受到尊崇。太宗耶律德光时，在上京置国子学，在南京（今北京）设太学；道宗清宁五年（1060），各京皆设有学校，合称“五京学”。在东北地方上，辽还设有地方官学，如黄龙府（吉林农安）等地的州和县的地区也设学，同时设有博士、助教等教育官员。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覆盖到整个长白山地区，但是对长白山地区一些地方的教育发展还是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的。

在辽对外的征服过程当中，在河北、河东及黄河以南地区俘获了二三十万的汉族人口，其中有部分人被安置到东京道之南部地区，即长白山西南地区的辽东半岛一带，部分被安置到鸭绿江下游的宋州、保州一带，他们对长白山地区的教育发展会有一定的作用。有辽一代，一些腹蕴学才的契丹贵族曾在长白山地区生活居住，此中最为突出的是契丹皇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史载：他“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燕之术，工辽、汉文章”。他的画亦是艺绝当时，“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多写贵人酋长，胡服鞍勒，率皆真华”“笔法圆细，人马劲健，其有盛唐风韵，故可宝也”。这虽然不能说是长白山地区人文教育的结果，但却透露着师法长白山自然风俗的痕迹，从而为长白山教育附上了一份特有的光彩。

二、金代的教育

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建国之后便开始了迅速的对外扩张，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从而确立起对淮河以北地区、包括整个东北的统治，而且，东北作为其渊源之地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金建国之前的女真人经济落后，文化原始，没有文字，不知纪年，只以草青几度计岁。随着对外扩张的不断进展，女真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文化的重要，十分注意对其他各族，尤其是汉族文化、制度、典物的吸纳。在攻打辽中京时，阿骨打曾下令：将“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运往京师（会宁）。灭亡北宋时，又将北宋的文物、图书、档案、天文仪器、礼器等运往北方。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还积极延揽、收罗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功底的文人雅士。于是就给比较荒芜的东北带来了文化的生机和活力，随之使东北的教育也就出现了新的气象。

就官学而言，金朝建立了较为齐整、完善而有效的学校教育系统。一方面是中央官学。一般是设在诸京之地，如上京（会宁）、东京（辽阳）等。具体则设有太学（世宗大定六年，即1166年设）、国子学（大定十三年，即1173年设）。国子学之教师有博士、教授、助教之差，太学亦有博士、助教之别。为了管理这些教育机构，还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关——国子监（海陵王天德三年，即1151年设）。在中央官学里还附设有小学，以满足年龄较小的贵族子弟的学习要求。中央官学还仿照唐制建立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学。金在东北的行政建制有府、州、节镇州、防御州等，其中大部分都设有学校，如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此外，金在各地还设有女真族学校，其中有国子学、府学、州学等，它们主要是针对女真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官学的教学内容是比较规范的。《金史·选举志》载：“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呙疏；《孟子》用赵岐注、孙爽疏；^[2]《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胭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惊注；《杨子》用李轨、宋威、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另外，女真学校的课程除上举的以外，还包括民族语言文字，课本是翻译成女真文字的《太公家教》《文选》等，《金史·世宗本纪》载：大定四年（1164），“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

这套比较系统而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据《金史·选举志》载：“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府州学二十二，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人。”此外，各地女真族学校所招学生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学生数量约有500多人。

金代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私学，私学在金朝的教育中举足轻重，而那些汉族的文人、使臣、官员等是私学得以开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燕京人韩防以其博学善文而被金朝所用，他曾任熙宗完颜亶的老师，使完颜亶“稍解赋词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3]《大金国志·熙宗本纪》载：“宛然汉户少年子也。”汉族儒士张用直曾任海陵王完颜亮的老师。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国，因有才学而被扣留金国十余年，其流放地便是处于吉林境内的“冷山”，女真大贵族完颜希尹赏其学问，使其教授子孙儒学。宋徽州婺源人朱弁，使金被扣，劝降不从，“使就馆，守之以兵”，“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4]宋上舍太学生张邵使金亦遭扣留15年，被流放会宁府，他便以教读为生，金人多从其学。金国统治者还尽可能地利用家庭中的文化氛围、因素等条件对子孙加以文化上的熏陶和培养。金国兴平军节度使耶律德元之子耶律履从小受到家学的严格教育，精通儒学和女真文化，他发扬家学传统，刻意教育后代，诸如耶律辩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等，后来都成了博学多才之人。如此规模、如此多样的教育必然使得东北（当然包括长白山）地区得播文明之种，得沐文明之风。

三、元代的教育

元朝建立以后，其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因而极力倡导实行了尊孔读经、设校立教的政策。忽必烈就认为：“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源也。”^[5]于是就有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建设。1313年，在东北的辽阳行省设立了儒学提举司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构，于是开始了东北地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在吉林省扶余县大三家子半拉城子出土元代铜印一方，印文为“都提举使朱记”，可以推测是元代辽阳儒学提举司长官之印。如此说来，辽阳行省的教育长官与长白山地区已经有了关联。按照元制，在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亦设有学官，相应地各地亦都有学校之设置。有据可查的与长白山区有关的学校有“辽阳路儒学”“开原路咸平府儒学”等；在辽沈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内亦建有儒学。

在官学之外亦有私学之设，而且是在官府的指导之下设立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政府就曾下令：“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请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6]

各类学校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另外还有蒙古语言文字。此外元朝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其学习内容是属于较专门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