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侠五义》札记

吴小如

一、略论我国侠客的传统及其特征

我国的侠义故事和侠客型的人物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文里虽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意思说:秦代以前侠客的事迹没有传下来，真遗憾。)但像《史记》里所描写的曹沫、专诸、鲁仲连、荆轲之流，实际上都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带有侠气的人。《韩非子》《五蠹篇》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见当时的任侠之士的立场一般是同统治阶级对立的。游侠、刺客这类人物到了《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笔下才得到真正的表扬。他所歌颂的是“修行砥(磨练)名”的“闾巷之侠”，他给曹沫、专诸、聂政、荆轲等人写了《刺客列传》，又把汉代的侠客朱家、郭解等写入了《游侠列传》。这些侠客都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替别人排难解纷、报仇雪耻，等到真的把别人的困厄解除，却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意思是:不夸扬自己的本领和功德)。所以司马迁称赞他们说:“侠客之义，又曷(何)可少哉!”

司马迁更指出了游侠之士与“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是有区别的。前者固然动辄“以躯借交报仇”(意思是拿性命去交结朋友，替人报仇)，但同时又“逡逡(严谨厚道)有退让君子之风”，使天下不论“贤与不肖”或“知与不知”之人，都对他们仰慕尊敬;而后者则是“盗跖(人名，春秋鲁国柳下惠之弟，是个横行天下的大盗)居民间”，成为真正侠客的羞耻。可见侠之所以为侠，主要还在于他们是真能对人民有好处的人。

侠义的传统到了唐人传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侠客成为人民大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的行动同人民的愿望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和正义感，而且还具有神出鬼没的超人武艺。像唐人传奇中所写的昆仑奴、红线等人，无论是深宅大院或千军万马都不能阻止他们出入，这就比《史记》里面所写的刺客和游侠更加理想化了。

由此可见，所谓侠客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一、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有超人武艺。缺少任何一项，都会影响他做侠客的资格。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侠客虽力求不受当时社会法制的约束，却终于不能超阶级而存在。他们的立场不外:一、与当时统治阶级对立，即恃“武”而“犯禁”，做出一些同封建统治者的政令法制正面抵触的事来;二、从属或依附于统治阶级中某一正派集团或正面人物，同统治阶级中另一反派集团或反面人物对立。前者如汉时的朱家、郭解，后者如战国时的荆轲和唐人传奇中的红线。有些故事中的侠客，立场虽不鲜明，但大抵不出这两种类型之外。假如一个有武艺的人既依附于统治阶级而又同人民对立，那他就不是侠容而是帮凶了。

二、略论侠客和公案故事的关系

从宋元以来，小说和戏曲里的公案故事一直是相当发达的。公案故事中的主人公十之八九是清官。所谓清官，应该是既清廉正直而又贤能明达的人，他们虽身居于统治阶级，却比较肯替人民办事。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后期，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而严重了，于是他们把理想寄托在清官的身上，希望凡是“为民父母”的人都能“爱民如子”，从而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公案故事所以广泛流行的主因。

在封建社会里，破坏法律秩序和危害人民安全的，主要是侵凌孤寡的“豪暴之徒”，其势力所及，往往弄得人民含冤负屈，抱恨终身。而清官的职责则是除暴安良，抉隐发微，使负屈含冤的人得到平反昭雪。这样就会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相对的安定，人民的生活在一定限度内得到保障。当然，在阶级社会里，由清官出来维护社会秩序，对统治阶级会有一定的好处;但只要这对人民也有益，我们就应该予以肯定。事实上，清官既想替人民做一点事，就必须同一些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或皇亲国戚做斗争(这些人与清官是属于同一阶级的)，他的立场已倾向于人民这一边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官和侠客在某些方面是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的。清官和侠客所斗争的对象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人民寄希望于清官，也寄希望于侠客。清官也和侠客一样，必须有血性，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不同者，清官只有“才智”而无“武艺”，侠客则不但有武艺，而且有时还“智勇兼全”。清官在断狱或除暴时，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做为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一的清官，在抉隐发微时往往得不到人民的全面支持(清官私访的用意就在于隐藏其统治者的面目而深入民间);而当他一旦遇到强横不法的地主恶霸或皇亲国戚时，如单靠“才智”而无“实力”，也不易彻底地为民除害。在一些艺术手法比较差的小说戏曲中，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往往由作者依靠鬼神托梦显灵或因果报应的情节来帮助清官揭晓破案，使豪强的坏人伏法。而更好的方式则是由惯打人间不平的侠客挺身出面，凭武艺来剪除这些有实力的“豪暴之徒”。所以公案故事到了后期，就逐渐同侠义故事结合起来，形成侠客和清官的合作。像晚清的《三侠五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

三、略论《三侠五义》的思想和艺术

《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昆，大约是咸丰年间一位说评书的民间艺人。据此书初刻本的序文，我们知道这部作品是由清代章回体的《龙图公案》演变而成，而章回体的《龙图公案》则渊源于明末杂记体的《包公案》。因而此书亦以包公为中枢人物。书中收集了很多来源悠久的民间传说，像乌盆和李后的故事，在元曲里即已出现了。“五鼠”本是五只成了精的老鼠，“御猫”是一只名叫“玉面猫”的神猫;“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明代神怪小说《西洋记》。但到了《三侠五义》，这些妖怪都变成了行侠仗义的英雄。根据鲁迅的推测，书中襄阳王谋反的故事可能是后人依照明正德年间宗室宸濠之乱附会出来的。可见这部小说虽写定于晚清，实际上是继承了从清初以来评书艺人积年累月加工创作的传统，有着更深厚的人民性。鲁迅说:“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对《三侠五义》来说，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

北宋时代，市民阶层已正式抬头，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中下层知识分子做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一般士人在市民阶层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大批爬上政治舞台，分享了政权。所以从历史上看，北宋的贤士大夫的人数相当多，像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直到王安石、苏轼，尽管政见各有不同，但立朝都以清明正直著称，在政治方面都力图有所建树，特别是他们都一致关心民生疾苦。其中的包拯则更是几百年来民间盛传的清官典型。《三侠五义》选择了这一时代作全书的背景，并以包拯及其门生颜查散等做为侠客们所环绕的中心，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总的倾向性。就连宋仁宗在人民心目中也还算好皇帝，至少要比任用“六贼”的徽宗和听信秦桧的高宗强得多。因此，书中虽把这些侠客算做依附于包公和颜查散的属下，甚至充任皇帝的护卫，但在立场上并不等于背叛人民。况且这些侠客或出身于宦族，或出身于商贾，他们并非绿林豪杰。所以品评这部作品是否有进步意义还要看这些侠客们的具体行为。

书中前二十七回主要写包公断狱，而做为反面人物出现的则是国丈庞吉和他那个专门以克扣赈金抢夺民女为能事的儿子庞昱。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我们自然同情包公，反对庞吉父子。包公最先遇到的侠客是展昭，两人一见面就成为知心的朋友。后来展昭帮助包公破获过案件。庞吉派人暗害包公，展昭却救了包公的命。尽管作者后来把展昭写成一个“奴才相”比较浓厚的人，但展昭在总的行动上对人民并没有害处。作者说展昭，“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第十三回)，这话并不算溢美。与展昭几乎同时出现于书中的是白玉堂。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相当成功。他不但具有急人之难、扶危济困的优点，而且还有逞强好胜、目中无人的缺点。他同颜查散的交谊正足以说明清官和侠客彼此肝胆相照的特征。他在东京的杀人题诗、留刀寄柬，都是他有血性、有正义感的表现。正如宋仁宗所说，他是用“隐隐藏藏”的手段来行“磊磊落落”的事情(第四十四回)。他对宋仁宗和包拯实际上起了监督的作用。它如智化、艾虎的盗冠出首是为了救清官倪继祖、铲除恶霸马强。蒋平对李平山的态度前后不同正说明侠客对于是非爱憎的一丝不苟。这些侠客所持的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第四十四回)的处世态度，他们斗争的对象都是人民的仇人而不是人民。这就是《三侠五义》一书所反映的积极意义。

无庸讳言，这部作品的缺点也并不算少。首先是作者对封建社会的道德、秩序表示了衷心的拥护，特别对等级观念更是无条件地遵守:男女之间，男高女下;君臣之间，君尊臣卑;主仆之间，主贵仆贱;官民之间，官大民小。就是侠客，作者也只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活动而不敢稍有逾越。甚至作者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也远不如《今古奇观》或《聊斋志异》里所表现的那么健康、大胆。无论颜查散或施俊，都是谨守礼教、恪遵古训的君子;无论柳金蝉或金牡丹，都是久处深闺奉行三从四德的淑女，即使婚事难成，也只能安分守己地静候家长裁决。可见作者的思想深处，对三纲五常的教条是丝毫不敢背叛的。其次，作品的前半部充满了鬼神显灵托兆或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情节。这充分暴露了作者世界观方面的弱点。此外，作者对广大的劳苦大众或农村妇女多少带有轻蔑的歧视心理，而对于社会上层的达官显宦，则随时随地流露出十分歆羡的情绪，往往津津乐道，迹近谄谀。这不能不说是此书落后的一面。

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细较此书的优缺长短，它毕竟应该算是一部可肯定的作品。它之所以拥有广大读者，也决非偶然。作者虽歌颂封建道德，但在五伦中却特别突出地描写了朋友的义气。作者所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而对见利忘义得势忘恩的卑劣小人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作者的世界观虽不免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全书始终贯穿了“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的福善祸淫的精神，这就使广大的善良而正直的人民大众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它不愧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的书。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三侠五义》的艺术成就。《三侠五义》是评话小说，作者又是民间土生土长的评话艺人，所以评话的艺术特点几乎十之八九体现在这部作品里面。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除几个主要角色如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等写得非常生动逼真外^[1]，更使人感到心折的是作者细致而深刻地描绘了大批的善良而正直的市井小民和奴仆丫环的群像。即使寥寥数笔，也给人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像张别古、范胜父子、汤圆张老、渔民张立以及书僮雨墨、锦笺、丫环佳蕙等，都写得十分纯朴可爱。在智化盗冠的故事中，作者写了一个工头王大。由于他自己是穷人，所以他懂得体贴穷人，照顾穷人，亦庄亦谐，善良而热情。有了这个人物，才更显得智化的机警、沉着。这些人物都是“寻常百姓”，而作者恰恰对他们了解得最深刻，最能把握住他们的感情思想。这是作者从现实生活的海洋中把这些人物的感情思想加以汲取提炼，然后进行加工的结果。作者除了用十分气力写白玉堂、蒋平和智化外，也写出了卢方的忠厚，徐庆的耿直而粗鲁，特别是写出北侠欧阳春的狷介。欧阳春是《三侠五义》中最能洁身自好的人，他自始至终不做官不受赏(书中已暗示给读者，他的结局是出家为僧)，甚至连东京也不肯到。这个人物形象给予读者的客观效果实际上已超越了作者主观中的思想局限。

《三侠五义》在故事情节和全书的结构方面也有它的特色。有些故事的情节是错综变幻，令人莫测的。书中将近结尾处写蒋平因为救人以致同艾虎分了手，紧接着却写他因偷听了船家暗中算计李平山的话，就故意要和李平山搭伴同行，目的是为救李一命。及至中途发现李的品质恶劣，他竟坐待船家把李平山弄死，再把船家杀掉。看去好像离奇，其实却入情入理。这正是故事发展中逻辑性和传奇性巧妙的结合。问竹主人的序上有云:“无论此事有无，但能情理兼尽，使人可以悦目赏心，便是绝妙好辞。”正是非常中肯的话。

由于此书故事情节的变幻多端，在结构上因之也就有了特殊的处理手法。比如“五鼠闹东京”是此书前半部的中心故事，破军山收钟雄是此书后半部的中心故事，但在正面写这中心故事的前后，作者仿佛信手拈来一般，穿插了若干中型故事，而在某一中型故事中又夹写了若干小故事。这就造成了大结构中间套小结构，而每一小结构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特殊场面。一个中心故事完了，则一切中、小型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也都交待清楚。作者完全有把握控制这些人物和情节，随放随收，能擒能纵。有时几个人物虽同时出场，但因时、地之不同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转变，往往重心屡易。像白玉堂闹东京的故事里面就套着颜查散被柳洪诬告的中型故事，白、颜虽同时出场，但在叙颜查散时，重心就由白玉堂移到颜查散身上，然而白玉堂的形象也并未被冷落抛弃。这正是问竹主人所说的“接缝逗笋亦俱巧妙无痕”的长处。这种长处虽是评话文学的惯技，但在《三侠五义》中却写得格外出色。

四、略论其他侠义公案小说的缺点

《三侠五义》中并非没有写到站在同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的人，像飞叉太保钟雄就是个声势浩大的绿林领袖。这个英雄人物为了同宋王朝分庭抗礼，就无心中堕入襄阳王的术中，被他收买过去，做为羽翼。而襄阳王则显然是个被否定的统治阶级人物形象。他同宋仁宗的矛盾应该是上层统治者的内部纠纷。因而智化、欧阳春等用尽心机使钟雄脱离襄阳王投降宋仁宗，自与宋江等人受招安不同。而且作者笔下所塑造的钟雄，是个光明磊落、从善若流、有魄力有肝胆的侠义人物，丝毫没有歪曲污蔑的成分。所以《三侠五义》写侠客与绿林豪杰的关系也是比较健康的。

而在晚清的其他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书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这些书中，虽然也写侠客和清官相结合，但其中所谓的“侠客”如黄天霸之流原本是绿林出身，他们在投降了统治者以后，却翻转过来帮助“康熙老佛爷”去镇压其他的绿林豪杰。当然，这些书中也写到除暴安良，但其所除之“暴”，除恶霸地主如《施公案》中的黄龙基或《彭公案》中的武文华外，更多的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永庆升平》即写康熙皇帝除“邪教”、平“逆匪”的故事)和啸聚山林的英雄好汉(如《施公案》中的窦尔敦)。其最大的反动性即在于把人民的敌人如恶霸地主之流与反抗统治者的人民本身等同起来以混淆视听，使人民分不清敌我。于是统治阶级趁此浑水摸鱼，一面麻痹了人民的思想，一面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同时，以清代本朝做为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更不无粉饰太平、麻醉人心的用意。这就对统治阶级起了歌功颂德的作用。当然，这种属于糟粕性质的东西在《三侠五义》中也并非没有，然而它们却不占主要地位;相反，在其他的公案小说中，凡是《三侠五义》中所表现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反倒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不见了。而在这些书中，读者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属于《荡寇志》性质的描写。无怪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今天，这些作品自然要被唾弃、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