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民俗

林　岗

戊戌维新失败后，进步的政治潮流为之一变，从进行具体的朝政改革转向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梁启超亡命日本，总结维新失败的教训，首倡“新民说”: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新民议》)

这个根柢处就是塑造具有近代头脑的新一代国民。

未有四肢已断，五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固，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叙论》)

梁启超自号“新民子”又号“中国之新民”，创办《新民丛报》。中国的先觉者们至此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非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无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次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诚如梁启超所说，就是:“新民”。从此，时代思潮和进步的文学创作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二十世纪初叶，《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应运而生，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相继登上文坛。在当时众多的文学流派中，谴责小说是创作数量较多、成就较大的一派，成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有力的一翼。他们的创作渗透着世纪初的时代精神——启蒙;融会着梁启超标榜的理论纲领——新民。

谴责小说从两个方面——开启官智与启迪民智——来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启蒙的使命，形成了它的两大主题:官场谴责和风俗纠弹。关于谴责小说对官场的具体描写和批判，已有不少文章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但它的风俗主题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拙文只就谴责小说的政治批判深度和政治批判的时代特征，就它的风俗主题以及这两大主题与清末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关系提点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一

要把握谴责小说的批判深度，就必须了解传统思想与文学创作中的批判精神的关系，就必须对古代文学史中批判现实的创作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一个整体性认识。中国的文学受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甚深，尤其是批判现实的文学创作，其批判精神是和儒家正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一脉相通的。儒学讲求经世致用，力主求实避虚，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作用，要求文学“载道”，对乖离传统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的现象提出批评。诗可以怨，就是可以批评统治者的不良政治，即所谓“怨刺上政”。传统诗论要求:“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岂若后世之为诗者，于朝廷则功德祥瑞，于草野则月露风云，而甘于出无用者哉。”^[1]当然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谓批判现实，并非责备或否定构成现实关系的那些法则和共同规范，而是要否定违反这些法则和共同规范的现象，也就是说要纠时政之偏颇。孔子总括《诗经》的内容曰:“思无邪”。杜甫明白说过，他做诗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应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负起“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使命。他的《新乐府序》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古典文学的批判精神不是对传统的叛逆，而是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的自身要求。文学的命运早已和儒家的命运以及封建阶级的命运相依为命，密不可分了。无论作家对现实政治作了多么深刻的批判，归根结底，总要“止乎礼义”，就是说，其出发点不是敌对的，而是善意的。

具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的谴责小说，它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包容了它们的成就和局限，就它的批判精神来说，谴责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这个深度就是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所允许的最高限度和临界点，超越这一临界点，便是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所作的全面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儒林外史》以前具有政治批判色彩的作品，大量地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其中杰出的作家如杜甫，表现了热爱生活、哀怜生民的博大情怀。他描写安史之乱的诗篇能够万世传诵，原因就在于他怀有悲天悯人的精神，感时世之不幸，哀生民之多艰，使后世的读者从这些作品中得到对史实的形象认识，培养起圣洁高尚的情怀，使感情得到净化和升华。另一方面，当作家们的作品涉及具体的批判对象的时候，情形就有一些不同，政治批判和道德谴责的色彩要强烈得多。例如白居易的讽谕诗、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元曲《窦娥冤》，都是这方面的杰作。一般来说，那样一个时代还不是完全绝望的时代，封建王朝还具有生命力。作家所写的虽是悲惨的事件，但不像谴责小说那样渗透着强烈的感伤情绪，作家对王朝的自我更新能力显然还没有失望。同时也没有形成像清末启蒙时期那样有众多艺术见解一致的作家参加的作家群和产生出创作特色基本一致的作品和流派。这就说明，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内，作家批判现实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并未把自己笔下的不幸事件和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柱——官僚集团——联系起来。不过，作家们的艺术勇气，给后继者留下了正视现实，关心民瘼的传统，使他们在时代条件多少起了变化的时候，把批判现实的精神发扬光大，启发后继者进行新的探索。

《儒林外史》的问世，把政治批判和道德谴责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吴敬梓已经不再把迷恋功名的士大夫们的种种丑态看成是反常的个别现象。他清醒地描写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一代人才、社会的精英，被科举制度坑害成良心泯灭、人格丧尽、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名士”。科举取士起于唐朝，这项制度曾经为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网罗人才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度的生命力正在趋于衰竭，统治者但知守成，不思改善。一切独创精神和治世才能，对于统治集团来说，都变得多余了。这时候的科举制度，也就随之失去它昔日的生命力，变成禁锢思想的枷锁和谋取名利的进身之阶。吴敬梓以敏锐的现实主义洞察力，感受到时代氛围的最新变化，追根溯源，剖析那些被毒害的灵魂，在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怡然自乐的时候，就写出振聋发聩的杰作，宣判了科举制度的死刑。

谴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不如《儒林外史》，可是在政治批判的深度方面，则在《儒林外史》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又跨出了一步。在谴责小说的描写中，虽不乏科举丑态，然而主要的描写对象已是官场和官僚们。描写侧重点的这种变化，表明它的政治批判深度已达到了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所允许的极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谴责小说作家对朝廷政治的腐败有了以往作家所不可能有的理解，他们认识到了统治集团已经全部腐烂了，从衙役佐杂到军机中堂，全是“千里为官只为财”的贪官污吏。李伯元在《活地狱》“楔子”中这样表明自己的创作思想:“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为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谴责小说里鱼肉人民、饱中私囊、荒淫猥亵的官吏，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整个集团。他们作为千秋罪人，被推上了历史法庭的被告席。那些原来对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深信不移的作家，现在看到自己的信念与现实生活水火不容而感到彻底的绝望了，以政治批判为己任的谴责小说，就是他们悲愤而感伤的抗议。

二

谴责小说家怀抱着古老的信念和道德理想，选择了一群他们憎恶的官吏为刻画对象，从而形成了这些作品独具的审美判断特征。

要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的价值判断，必定受到判断者的信念和道德标准的制约。由于谴责小说家的信念和道德标准仍是传统的，因此，在以古老的信念和道德理想为精神支柱的封建王朝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一齐崩溃的时候，他们无法像新文学作家那样撇开光怪陆离的丑恶行为，专注于对整个传统的深刻的反省。他们只能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人心不古、世道浇漓所致。吴趼人的《庆祝立宪》不是悲叹非把四万万中国人开膛破肚挖出心肝拿到太平洋去洗个干净，中国便无可救药吗?基于对社会生活进程的这种理解，他们在“警醒世人”的小说中，就只好描写与文铁仙笔下的“儿女”“英雄”相反的人物，记录下他们所见到的种种丑恶行径。由此也就形成了谴责小说暴露现实时的审美判断特征:每一个被谴责的人物及其行为的反面，就是作者道德理想的正面。为作者赞许的道德理想不是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隐藏于登场人物及其行为的审美判断之中。

《官场现形记》四十八回至五十一回，写了刁迈彭的升官发财记——从候补知府爬到三品卿衔的出使大巨就是一个例子。这四回小说由三个情节组成:其一是写他如何巴结上司，毫无官德。其二是写他如何“忍绝良朋义”，人格卑劣，良心泯灭。其三是写他如何哄骗张军门妻妾的钱财，贪财好利。作为性格描写，这些刻画跟其他谴责小说一样过于类型化而缺少个性，显得孤立化而缺乏历史感，平面化而缺乏立体感。但如果我们把刁迈彭的形象，与作家的刻画作相反的假设，那就会得到一个高风亮节、诚实敦厚、两袖清风的清官形象。几乎所有谴责小说中的贪官污吏形象，都可以作类似的反面假设。可是，杰出小说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是不能全都纳入道德判断的狭窄范围的，在这里只能借助深邃的哲理眼光和现实主义的洞察力。谴责小说家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他们只用道德价值判断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先导的两股先后活跃的时代潮流，并且都斥之为“沸反盈天”，在他们的眼里世道一概是浇漓;人心一概是不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谴责虽然很强烈，很悲愤，然而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理解却很简单:善便是善，恶便是恶。小说中被谴责的贪官污吏的性格和行为全都带着浓厚的道德色彩，他们的言词和行动与作家头脑里的理想官吏截然相反。这种现象的所以存在，与其说是实际生活中官吏们的行为仅仅意味着违反传统的道德标准，还不如说是作家先戴上了传统道德标准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现实。正因为这样，谴责小说虽多为长篇巨构，但容量却很有限。

由于谴责小说里的反面形象，全经过作家道德理想的过滤，读者除了从中感受到强烈的善恶是非以外，很难体会到现实主义杰作所具有的深刻寓意，引导人们作更深一步的思索，让人激起美好的感情，更加热爱生活，鼓起为改变不合理现象而斗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指出:“中国之谴责小说有通病，即作者虽亦时人之一，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倘置身局内，则大抵为善士，犹他书中之英雄;若在书外，则当然为旁观者，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于是‘嘻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惜意不真挚，感人之力遂微矣。”^[2]

三

一九二二年，鲁迅写了一篇散文诗式的小说《社戏》，回忆自己在童年时代外祖母家和小伙伴一块看社戏的经过，表达了作者对宁静、淡泊、融洽与和谐的乡土生活的深深眷恋之情。看社戏的过程在小说中的地位仅仅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描写，通过它来寄托作者的心情。作者并未想到要对这种风俗习惯作功利和道德的估价。

一九〇五年，《绣像小说》刊登的壮者的《扫迷帚》，同样写了江南乡村看社戏的风俗，但在这篇小说中，作家笔下的这种风俗却成了直接谴责的对象。

各乡由会首计田派捐。……有兼演秋剧者，惟春时搭台，而秋日则用舟。届时无不女罢织机，男抛耒耜，废时失业，相习成风。其本村人家，则曰“当方”，则必邀亲觅友，沽酒烹肥，谓之“留吃戏饭”。至各镇戏剧，较乡村更多，有诞日戏，有开印戏，有罚款了愿戏，有谢火神及店家齐行戏，又有各种特别之戏。其款或抽米捐，或由公集，或一家独任，或数人纠合，一岁所费，为数更大。(第十九回)

壮者和鲁迅分别属于两个时代的作家，他们对于同一风俗习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感情色彩。鲁迅和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成功地运用了特定的风俗场景和细节，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实感。风俗描写在鲁迅的作品里是为渲染、烘托所要表现的心境、气氛和意图服务的。但风俗描写并未提升到作品主题的高度。谴责小说便大不一样，一定的风俗成为他们解剖的对象，成为暴露和谴责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谴责小说的另一主题是风俗纠弹。

风俗问题像官场腐败问题一样，引起清末众多谴责小说家的极大关注。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就发表了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缘》等写得较好的作品。李伯元也以讴歌变俗人为笔名，写了六回弹词《醒世缘》(未完)。吴趼人有关这方面的作品则有《瞎骗奇闻》、《九命奇冤》、《糊涂世界》。在《小说林》上发表的有铁汉的《临镜妆》、南支那老骥氏的《亲鉴》。这些小说或者以先觉者的改变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或者以执迷不悟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震惊着误入迷途的人们，向千百年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风俗习惯发出了有力的挑战。谴责所及，几无所不至。凡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背离，与愚味、无知、麻木相联系的恶劣习俗，例如女子缠足，不读书，不能再嫁，例如参禅拜佛，迷信风水，占卦算命，抽鸦片烟，嫖赌……均在谴责纠弹之列。

这些小说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叙述故事时注重情节更甚于注重人物性格，而结构则大体雷同，或者描写一个因旧风俗而造成的悲剧，或者再加上一个因不迷信而得到善果的喜剧，小说家便在这些故事中寓着惩恶扬善的道德教训。他们不善于刻画旧的习俗对人的心灵的束缚与残害。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既然选择了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则，就必定要与这些秩序和法则的共生物——各种风俗和习惯——相依为命;一定的习俗的可悲性不仅在于它残害了人，更可悲的是人选择了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谴责小说家却不太关心人本身的可悲可怜，更关心的倒是这些习俗给生产、财富、家庭带来的物质性破坏。

四

在《扫迷帚》里，壮者开宗明义地阐述了风俗启蒙的必要性:

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中国之民智闭塞，人心腐败，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气索然，几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竞之新世界。视西人之脚踏实地，凭实验不凭虚境，举一切鬼神狐妖之见，摧陷廓清，天可测，海可航，山可凿，道可通，万物可格，百事可为，卒能强种保国，殆判霄壤。故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

壮者的这种见解，在当时的时代先觉者中是普遍存在的。吴趼人晚年提倡“教育救国”，并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受到近代科学潮流的冲击，认为若不革除旧俗，便无法“更始”。

数千年封建统治的积弊，使这个社会在临近崩溃的时候产生了严重的风俗危机。西周生的《醒世因缘传》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已经注意反映社会底层的风俗问题。尤其是《镜花缘》对死人殡葬，生子女之铺张礼仪，民事争讼，三姑六婆，女子缠足等恶俗颇有微词。这些小说的产生显示了文学创作的新倾向，风俗问题将日益为作家所重视。因为它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不过，西周生和李汝珍把自己所描写的风俗积弊仅归结为乖离了正统的文化理想，他们对以文武周孔之道拯救这个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的世界还有充分的自信心。在他们看来一旦能够复古光大，一个民风淳朴的世界就会到来。比他们晚些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谴责小说家，当中一些虽仍然恪守祖训，但由于受到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却已失去了那复古拯世的自信心。因此，同是描写风俗题材，眼光便看得远些，他们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观察和掂量风俗问题，指出各种恶俗的弊端与危害，不再认为风俗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乖离了正统的文化理想，而是从科学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中寻求答案。这些“发蒙”小说尽管文学价值不高，但有了前所未有的科普性，在启发人们革除恶俗的同时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从这一点来看，它们可算是五四赛先生的先导。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清末谴责小说的特征:把社会进步提出的改革课题当做文学的表现。

谴责小说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繁荣起来的。中国社会在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在旧民主主义阶段，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是随着被异族欺凌、压榨、勒索的历史同时记录下来的。中国人从认识到自己也有不足之处需要革新的那一天起，就深切体会到本国国力贫弱和西洋国力富强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对物质上富强的热切盼望压倒了一切，以致连任由驰骋的精神空间，也被有限的物质框架框住了。一切本来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和创造的精神活动，都被纳入通向“富强”的轨道。西方的工业科技文明，吸引了所有先觉者的兴趣，他们用小心翼翼的态度对待这种文明的基石:个人权利原则和自由主义思想。严复把穆勒的《On Liberty》译成《群己权界论》，把包含了人的权利的“liberty”一词，偷脱为个人行为道德准则的界说不是偶然的。在这股时代风潮的影响下，谴责小说之不可能对人生、社会、历史作哲理性的发掘与沉思，也就可以理解了。时代把文学推到幕前，要它演出社会改革实践的序曲。谴责小说家对阻碍科学传播的迷信风俗当然要深恶痛绝，起而谴责了。

谴责小说的风俗纠弹，反映了当时盼望“富强”的时代思潮，但也表现了小说家对风俗问题认识的浮泛肤浅。这些小说家往往以真理掌握者的口吻教训别人，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被教训者，而实际上他们的小说所能达到的有限成就只是完整有趣的故事情节，惹人一笑的漫画式讽刺，以及他们自以为正确的行为准则，却塑造不出有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最高审美目的是关于风俗的教训。这样的作品只要作家能熟练地编造一些悲剧性的故事就能做到，而不必深入去解剖人物内心世界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但是谴责小说家生当中国首次思想文化启蒙的时代，他们为启迪民智而创作的小说，其识见与文学价值虽感不足，却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并为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作用，不失为一份有意义的遗产。作为后人，我们是不应忘记他们的劳绩的。

五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规则的现象:改革实践和思想启蒙交替出现，思想启蒙是上一次改革实践失败的结果，但又孕育了下一次的改革实践，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弄明白作为思想文化启蒙一部分的谴责小说的主题——官场谴责和风俗纠弹，就不能不弄清楚上一次改革实践——戊戌维新的历史特点。

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是一场上层的和平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始终把目光对着上层的王公大臣，他们没有想到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他们走上层改革的道路，固然与他们的指导思想和阶级渊源有关，但也很鲜明地显示出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特殊原因。众所周知，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建立后，时间一久，总要生出腐败弊端来，可是老百姓和有识之士，却常常是不用激烈对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把希望寄托于王朝政治的自我更新，也就是希望出现老百姓称为“清天大老爷”或正史标榜为“清官”的人出来刷新吏治，改变民众的境遇。只有到了封建王朝腐败不堪，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戊戌维新正是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这种时代精神——对朝政腐败的强烈不满以及要求政权机构自我更新的热烈希望。

戊戌维新失败后，人们并不马上认为这标志着上层改革道路的破产。相反，对那些先觉者来说，它仅仅意味着思想文化启蒙的不足。补上这一课，中国就会大有起色。不过这时已不单是要开官智，而且还认识到要开民智，两者并重。官智民智一齐开，这就是梁启超的所谓“新民”。

于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译介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变革的历史;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大量介绍西方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知识;鼓吹种种救国富强之路，都属于当时思想文化启蒙的一部分。据林语堂的统计，一八九五年仅有报纸十九种，一九〇七年便增加到一百二十三种。现实生活中的朝政腐败和启蒙理论，共同启发了谴责小说家的创作灵感。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加入这股时代潮流之中。暴露官场丑态以开官智，指斥恶俗以开民智，双管齐下以救时弊。文学表现的主题与启蒙理论不谋而合。这种共振现象，当然不能解释为思想家与文学家有意识、有计划的配合，只能理解为各个演奏家奏出的和弦汇集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对于官场的腐朽和民众的愚味迷信感到痛心疾首，希望他们能够改恶从善，这确实是同盟会的势力未曾壮大前的时代情绪。一方面现实已经黑暗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另一方面除了官场和民众的自我更新之外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谴责小说的官场暴露和风俗纠弹这两大主题，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情绪。从这一点来说，谴责小说正确地反映了他们的那个时代。作家们在无可奈何的事实面前，只好愤怒地控诉它，强烈地谴责它，但并不去沉思它和探索它，这就造成了谴责小说批判性强而现实感肤浅，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作家们的写作技巧也较差，准确地说，他们无法运用前人成功的写作技巧，因为作家还没有找到能够深刻地解剖现实的思想武器，其现实主义是打折扣的现实主义，他们只能用过时和浅薄的传统道德标准来理解和评判现实，区别善恶，区别正义与非正义，至于恶人恶事怎样产生，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不加深究了。有了劝善惩恶存于胸中，便只注意从社会现象中搜罗弊端，用道德教训去支配取舍剪裁，不再需要求索其他了。借用海明威的比喻，就是不用发现冰山沉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只看见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就足够了。清末时期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当时浅薄的时代情绪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