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小说的演变

裴效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我国曾经产生过大量的小说作品，一度出现过空前繁荣的局面。可惜艺术水平普遍不高，且又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因而欣赏价值不大，以致随生随灭，流传较少。然而由于近代小说产生在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又受到外国小说的深刻影响，所以无论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理论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我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可以归结为一个特点，一种作用，即既不同于古代小说、也不同于现代小说的过渡性特点和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作用。因此，对近代小说的演变过程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近代小说，而且有助于正确划分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

一　封建小说的延续时期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六十年内，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无耻卖国，使我国由封建独立的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事变中的惨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和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不断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从而又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近代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在文学中有所反映。然而这种反映在文学的各个部门是很不平衡的，既有积极的反映，也有消极的反映。

我们知道，在本时期内，我国曾经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改良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他们在进行启蒙宣传和改良运动的过程中，无不借助于诗歌和散文，从而推动了诗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变革，产生了一大批具有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爱国精神的优秀作品。比如本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就都在他们的诗文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阿英所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中可以略窥一斑。这些资产阶级启蒙作家和改良作家不仅在诗文的思想内容方面进行了空前的革新，而且在诗文的表现形式方面也作了大胆的探索。譬如: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诗歌革新主张，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了这种主张。王韬为了适应报纸的需要，创造了“记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的报章体散文。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创造了“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的“新派诗”。梁启超等人发起了文体改革运动，创造了“平易畅达”、“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裘廷梁认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陈荣衮认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报章宜用浅说》)，从而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创办。这一切说明，在本时期内，由于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爱国主义和政治改革思潮的发展，诗歌和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一股资产阶级进步诗文的潮流，从而打破了封建复古主义的“同光体”和“桐城派”垄断诗坛和文坛的局面。

可是本时期小说的情况，却与诗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本时期的小说既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也未能与诗歌和散文同步发展，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资产阶级的或是爱国主义的作品。比如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就在本时期的小说里找不到任何反映。综观这一时期的全部小说，除了《三侠五义》因为出于民间艺人石玉昆之手，且较多地吸收了民间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之外，其他作品都很少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当时从事小说写作的人全部都是封建的没落文人或反动文人，他们所热衷的主要是两种小说:一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种——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等);一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杂种——公案侠义小说(如《于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儿女英雄传》则不过是才子佳人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的杂种。这些小说或者渲染封建名士与男戏子的同性恋爱(如《品花宝鉴》)，或者专写没落文人荣华富贵的美梦及其爬不上去的悲哀(如《青楼梦》和《花月痕》)，或者欣赏嫖客玩弄欺骗妓女的把戏(如《海上花列传》等)，或者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如《儿女英雄传》)，或者把人民心目中的清官和侠客歪曲为皇帝的奴才(如《彭公案》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出现了我国小说史上最反动的作品《荡寇志》。它的宗旨异常明确:一是发泄封建统治阶级对起义农民的刻骨仇恨，一是妄图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本时期的小说界，依然是封建的落后小说乃至反动小说的一统天下，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反帝反封建的强大社会思潮，在小说领域没有引起任何积极的反映。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本时期的小说与鸦片战争前的小说作一点简单的比较。

如所周知，我国古代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红楼梦》达到了它的顶峰。从此一落千丈，进入了衰落时期。从《红楼梦》的问世到鸦片战争的发生，时间大约也是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将其前后各半个世纪的小说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确实极其相似。第一，前者只出现过一部较有价值的《镜花缘》，后者也只有一部《三侠五义》。第二，前者的主要小说流派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燕山外史》以及一大批狗尾续貂式的《红楼梦》续书)，后者的主要小说流派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种狭邪小说。第三，前者将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加以合流，产生了第一部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后者更依样画葫芦，产生了一大批公案侠义小说。如果说第一点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那么第二、第三两点却完全可以说明两者的天然联系。因此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近代头六十年的小说，完全是古代末期封建小说的延续，它们在题材、内容、形式诸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近代头六十年的小说既是古代末期封建小说的延续，而又更趋腐朽和反动。这不仅表现在反动小说《荡寇志》的出现，而且表现在才子佳人小说向狭邪小说的演化。应该指出，《红楼梦》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尤其是众多的《红楼梦》续书，实际上都是对《红楼梦》的反动。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红楼梦》的悲剧结局，维护“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可见它们所反对的，正是《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反封建意义。然而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些才子佳人小说毕竟是比较干净和单纯的，其男女主人公既是封建阶级当中的一般青年男女，其具体描写也往往不涉猥亵。因此它们虽然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却也不见得有多大有害影响。狭邪小说则不然，它不仅把男女主人公换成了封建名士和娼优，而且以污秽的笔墨，极力渲染没落封建阶级最肮脏的生活。因此，狭邪小说既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延续，又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堕落，不仅毫无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确有严重的有害影响。

以上分析说明，在近代头六十年内，小说界表现得最为保守，它既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又大大落后于诗歌和散文，从而出现了两个不平衡，即小说与时代发展的不平衡和小说与诗文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种现象，有人曾经作过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曰“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二曰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一时还提不出先进、明确的要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曰“当时社会黑暗”，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文化上的绞杀”(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我以为这三种解释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一，在本时期内，不仅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阶段已经过去，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也已进入尾声。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种领导力量。从而否定了上述第一种解释。其二，从上面的论述中已经知道，资产阶级在本时期内曾经对诗歌和散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并产生了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在形式上也有所变化的优秀作品。这证明资产阶级在本时期内不仅在文化上提出了“先进、明确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些要求。从而否定了上述第二种解释。其三，认为本时期社会“黑暗”和封建统治者在文化上进行“绞杀”当然不错，不过这只是封建的落后小说乃至反动小说在本时期泛滥的原因，而不能解释本时期没有产生资产阶级进步小说的现象，因为资产阶级的进步诗文就是在这样的“黑暗”社会和封建统治者的“绞杀”下产生的。如果说封建统治者只“绞杀”进步小说而独宽容于进步诗文，当然是无稽之谈。况且封建统治者要“绞杀”进步小说，首先必须有进步小说出现，而事实上本时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小说，又何从“绞杀”呢?这说明上述第三种解释也不能成立。

我认为，既然小说与诗文的不平衡现象产生于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可见其原因不在社会方面，而在文学观念。

我们知道，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的态度是有过变化的。起初，他们以重“经”轻“文”的腐朽成见，对小说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认为它是“君子弗为”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然而劳动人民也针锋相对，对这种蔑视小说的态度同样采取了蔑视的态度，不仅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使已有的小说不胫而走，而且用他们的集体智慧不断创造新小说，加上一部分进步文人的推波助澜，从而促进了小说的大发展。终于在明、清时代逐步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样式，不但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甚至连封建“道学先生，亦无不对人则斥之，独处则玩之”(别士《小说原理》)。这种情况使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的态度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即由蔑视而转为仇视，既以“诲淫”、“诲盗”加以诬蔑，又以官府严令加以“禁毁”。然而诬蔑或禁毁一概无济于事，小说依然风行海内，不胫而走，甚至《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居然成了农民战争的教科书。小说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作用，终于使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越是小说闲书，越发传播得快。”(俞万春《荡寇志·引言》)“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只有“并其心而禁之”，才是“不禁之禁”的好办法(钱湘《荡寇志·序》)。这种所谓“禁心”的办法，也就是杜撰反动小说和篡改进步小说。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荡寇志》，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为公案侠义小说。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态度的第二次转变。而这个转变又恰恰发生在鸦片战争前后。因此，以鸦片战争为中心点的前后百余年内封建的落后小说乃至反动小说的大量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本来就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遗憾的是，当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并且极力加以利用，以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时候，资产阶级却依然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对小说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没有片言只语谈到小说问题。直到1896年至1900年，他们才开始对小说有所注意。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专门有一节《说部书》(1896)，并进而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的专门论文;严复和夏曾佑也发表了《〈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1897)的长篇专论。然而事实证明，此时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从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完全摆脱出来，因而使他们的理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譬如:严复和夏曾佑一方面说:“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另一方面又说:“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梁启超则更进一步。一则说:“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一则又说:“中土小说，虽列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只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初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说加以“教之”、“谕之”、“治之”;二是小说“终不可禁”，因此不如“从而导之”。这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真正“美”的文学还是“六经”，小说不过是“愚人”和半文盲的下等文学。也就是说，小说只可以利用，而并没有任何文学价值。老实说，这些观点同上述封建文人俞万春、钱湘的观点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从时间上说，却又晚了半个多世纪。

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问题也就十分清楚了:既然封建统治阶级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充分认识了小说的社会作用，而资产阶级直到戊戌变法前后才达到与封建统治阶级差不多的认识水平，那么近代头六十年的小说界被封建小说所垄断，而完全不见资产阶级小说影子的局面，岂不是很自然的吗?

二　资产阶级小说的兴盛时期

在近代头六十年表现得异常保守的小说界，终于在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大变化，即资产阶级小说(包括资产阶级改良小说和革命小说)对封建小说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其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宏大，既为我国小说史上所罕见，也与近代诗文的缓慢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场变化大约开始于1902年到1903年之间。仅在这两年之内，便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重要作品，如资产阶级的改良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邻女语》、《负曝闲谈》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小说《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洗耻记》、《惨社会》等。这些小说既是资产阶级小说的号角，又是资产阶级小说的样板，在它们的影响下，大批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很快形成了一股气势磅礴的洪流，不仅冲垮了封建小说垄断小说界的地位，而且使自己在整个文学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以致出现了“经史不及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康有为诗)的繁荣局面。这种繁荣局面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小说的阵地空前扩大，不仅数十种专门的小说杂志相继问世，而且其他各种刊物无不竞相刊载小说，甚至出现了以小说代替商品广告的现象。二是专业小说作家逐渐增多，以致形成了我国小说史上第一支专业小说作家队伍。三是小说作品数量大增，仅阿英《晚清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成册的创作小说达四百余种，翻译小说更达六百余种。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可是要知道，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也只有“三百多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因此不能不说这十年的小说数量是何等惊人了。

本期小说的革命性变化，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小说战胜封建小说，也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小说的繁荣，尤其表现在小说观念、小说内容、小说形式等许多方面的革新。

其一，改变了传统的小说观念。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在小说观念问题上发生过变化，但有一点根本未变，即始终把小说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他们在封建社会后期对于小说的重视，也只是把小说当作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其证据之一，就是小说理论的贫乏。正如梁启超在《小说丛话》小序中所说，中国“诗话、文话、词话等”“汗牛充栋”，“惟小说阙如”，其原因在于“士大夫鄙弃不道”。梁启超正是有鉴于此，才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小说理论文章，并在《新小说》杂志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专门发表有关小说理论的文字。在他的影响下，很快形成了研究小说理论的浓厚风气，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重要文章。这种风气的出现，已经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于小说的重视。

但是，正如封建统治阶级的小说观念有过变化一样，资产阶级的小说观念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前后看作是资产阶级小说观念的第一次转变的话，那么1902年以后则是资产阶级小说观念的第二次转变。仅以梁启超为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梁启超在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一方面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作了充分的估计，一方面又把小说贬低为“愚人”和半文盲的下等文学，从而使他陷入了既想摈弃传统的小说观念而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小说观念的矛盾困境。直到1902年他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才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篇文章与《译印政治小说序》相比，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发展:第一，它进一步论证了小说的社会作用，认为小说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甚至认为小说家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第二，它从分析小说以形象感染读者的艺术特征(即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以及小说的两种创作方法(即小说既可以“和盘托出”“现境界”，又可以“导人游于他境界”)入手，论证了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之最上乘”的道理，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有力地批判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第三，它对小说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认为坏小说固然可以败坏风俗、“陷溺人群”，乃至成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好的小说却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乃至“新一国之民”，从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由此可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译印政治小说序》相比，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前者可以促进中国小说的改革和发展，后者却很容易助长只要翻译小说、不要中国小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承认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小说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那么上面的论述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间题。第一，资产阶级的小说观念虽然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但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阶级，所以这个过程相当短促，并且终于摆脱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对小说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第二，资产阶级的小说理论，显然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有的观点更带有理论上的错误，即如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就是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然而它摧毁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打击了封建小说的泛滥猖獗，促进了资产阶级小说的兴旺发达，并对后来的新文学作家不无启发作用，因此它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况且不成熟和不完善正是一切新生事物的共同特点，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小说理论求全责备。

其二，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范围。

题材范围的扩大，当然不始于近代资产阶级小说，而是我国小说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概括地说，就是由“志怪”而“志人”，由历史题材扩大到现实题材。然而总的说来，一直到庚子事变前，小说的题材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写劳动人民少;写历史多，写现实少。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产生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小说考据学。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使小说完成改革社会的重大使命，首先在小说的题材问题上进行了革新。第一，尽量扩大小说的题材范围。凡是有助于唤醒国民的爱国之心，有助于宣传社会改良或政治变革的主张，则事不论大小，人不分高低，时不限古今，地可兼中外，均可以成为小说的取材对象。因此，从国家大事到社会风俗，从帝王将相到各式细民，从历史陈迹到当时新闻，都在小说中有所反映。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小说分类中可以略窥一斑。比如《新小说》将其所载小说分为十三类，《月月小说》分为四十类，《小说时报》分为二十四类。从小说流派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然而由于它们主要以题材为划分标准，因此倒可以很好地反映当时小说题材的广泛性。第二，资产阶级为了贯彻是否有助于唤醒国民和社会改革的宗旨，因此小说题材既非常广泛，又有所侧重:就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以现实题材为主;就现实题材本身而论，以重大题材为主;就历史题材本身而论，又以近代的历史事件以及古代富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为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期谴责小说、政治小说以及反映南宋、明末、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小说大量产生的原因。

资产阶级小说在题材上的广泛性和选择性，至少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助于把小说从“闲书”的卑贱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积极力量;一是有助于提高小说的认识价值，使它成为形象的历史。

其三，加强了小说的政治倾向性。

政治倾向鲜明的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并非完全没有，比如《水浒传》就具有鲜明的农民革命倾向，而《荡寇志》则具有鲜明的封建反动倾向。然而在庚子事变前，这种小说毕竟是极少数，大量存在的乃是“娱心”和“劝戒”小说。庚子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充分认识了小说的社会作用，甚至把小说看成了改良社会和变革政治的万能法宝，才促使这种小说大量出现。这种小说的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往往千方百计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为此甚至不惜违背历史事实，或损害小说的体例。比如: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就把一场本来是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描写成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运动，以便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撰写《新中国未来记》，更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所以书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虽然自知“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也自知“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然而“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因此还是“夙夜志此不衰”，甚至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一种共同看法，因此这类小说在本时期大量出现，如资产阶级改良小说《立宪魂》、《女子权》，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狮子吼》、《卢骚魂》、《自由结婚》、《洗耻记》、《瓜分惨祸预言记》等，都属于这种作品。可见当时的不少资产阶级小说家，几乎把为政治服务看成了小说的唯一目的。

应该说，这种密切配合政治的小说，无论从小说史还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都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它们标志着小说从“闲书”的卑贱地位中摆脱了出来，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武器，从而有助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然而由于它们违背了小说以形象反映生活的原则，变成了徒具小说形式的政论文或作家政治观点的传声筒，结果又降低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从而也损害了小说的社会地位。这也就是它们在当时影响很大，却不能流传后世的根本原因。

其四，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主题。

我们在前面己经说过，在近代头六十年内，由于资产阶级被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所束缚，所以他们只借助于诗歌和散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而忽略了小说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以致根本没有出现反帝反封建的小说作品。庚子事变以后，他们摆脱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充分认识了小说的社会作用，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观。他们好像要弥补过去的损失似的，不仅回过头来大写前六十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在其他各种题材的作品中无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进步作家也纷纷而起，或者反对迷信、缠脚等封建恶习，或者提倡科学和妇女解放，或者揭露官场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从而使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成为本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

我认为，本时期反帝反封建小说的大量出现，是近代小说的重大进步。首先，它们标志着近代小说经过了六十年的沉睡之后，终于猛然觉醒，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其次，它们使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各派进步作家，特别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在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统一了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派进步作家的积极性，促进了本期小说的大繁荣。又其次，小说与诗文相比，具有叙事具体、形式自由、容量很大、语言通俗等特点，因而更能充分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能详尽地记录中国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更易于被群众所接受，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价值。因此，尽管这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性，却仍然不失为整个近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

其五，丰富和发展了小说的表现形式。

任何事物的存在形式，总是比它的内容本身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因此本期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变化很大，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变化较小，以致形成了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的基本特点。比如传统的章回体，仍然是本期小说的基本形式。然而当时的某些进步作家已经意识到，旧形式毕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内容的需要，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了对旧形式加以改造的要求。恰好大量的外国小说被翻译了过来，给这种要求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在基本上保留中国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向外国小说吸取了不少表现手法，如倒叙法、插叙法、补叙法、第一人称叙述法以及不同于中国小说的人物外貌、人物心理、自然环境的描写法等等。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可以作为典型例子。梁启超明确意识到，传统的小说形式，使他无法实现“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宗旨。因此他在写《新中国未来记》时，不得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创造了一种“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的特别形式。一方面，他依然采用了典型的章回体，书前既有“楔子”，每回又有对仗工整的回目，开头常云“且说”，结尾往往“且听下回分解”。可是另一方面，他又采用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手法。其一，全书采用了倒叙结构。即先叙作者幻想中国“维新五十年大祝典”时世界如何“太平”，中国如何强大，庆典如何“热闹”;然后倒叙此前六十年内中国“可惊、可恼、可悲、可喜之事”。其二，全书采用了复叙法。即以书中人物孔觉民演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而以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为辅，作者犹如一个速记员，他一边记录别人的演说词，一边又不时加上解说词。其三，书中不厌其烦地大段抄写法律、章程、辩论乃至论文。比如作者在第三回设计了一场“论时局两名士舌战”的大辩论，让黄克强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李去病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两人就中国究竟应该通过改良道路而实行君主立宪，还是采用革命手段而实行民主共和的大问题，来回辩驳了“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其结果是李去病“服了”黄克强，对黄克强的观点“点头道是”，从而证明革命“万不能做到”，改良却是“速成的妙法儿”。除梁启超外，其他作家也在这方面作过探索。如吴趼人的《九命奇冤》也采用了倒叙结构;陈天华的《狮子吼》更在结构上与《新中国未来记》极其相似。这里重要的不在于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而在于能给人这样的启示:随着小说内容的变化，小说的形式也要变化，否则就难以适应内容的需要。辛亥革命以后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变化，特别是五四以后新小说形式的欧化倾向，显然与这种启示大有关系。

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近代小说为什么在沉睡六十年之后，突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形成了如此繁荣的局面呢?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曾经作过如下解释:“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解放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大都重复了鲁迅先生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见解是很深刻的，他以文学制约于社会的原则，揭示了本期进步小说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说兴起和发达的社会原因。不过，这恐怕并非唯一的原因，因为“掊击”清政府与要求改革的文学，并不是庚子事变以后才出现的，早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甚至更早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时期，已经产生了这种文学，只不过不是小说，而是诗文。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可见本期小说的突然兴旺发达，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阿英同志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同意鲁迅先生的观点外，又作了两点补充:一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晚清小说史》)。阿英同志的第一点意见，只是本期小说繁荣的次要原因，完全不能解释本期小说阶级性变化的现象。因为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达，同样可以促成落后小说的繁荣，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就是明显的例证。他的第二点意见倒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又没有作任何具体论证，因此这里需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正如上期小说的异常保守是因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在作怪一样，本期小说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封建小说让位于资产阶级小说的阶级性变化，也与小说观念的突然改变大有关系。而促成小说观念改变的主要原因，则是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举大量事实加以证明。譬如:《国闻报》之所以“附印说部”，是因为编者认识到:“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始，往往得小说之助。”(《〈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之所以“译印政治小说”，也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天僇生之所以主张“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还是因为他认识到:“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利莎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摩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陶佑曾之所以视小说为“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又是因为他认识到:“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绣像小说》之所以创办，同样因为编者认识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由此可见，当时的资产阶级作家，正因为看到了小说在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才毅然摈弃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极力提倡小说的革新，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小说代替封建小说的大变化。可以设想，如果仅有庚子事变以后的社会条件，而没有外国小说影响下的小说观念的改变这个条件，那么本期小说能否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能否形成如此繁荣的局面，是很成问题的。

三　封建小说的复辟时期

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说，仅仅维持了十来年的繁荣局面，便像昙花似地消失了;而腐朽的封建小说，却又乘机死灰复燃，重新取得了小说界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近代小说推向了第三个时期——封建小说的复辟时期。

封建小说的复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如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具有严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而它的敌人却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势力和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便全线崩溃，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不仅实行了没有清政府的清政府路线，即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无耻卖国，而且进而帝制自为，加紧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封建小说的复辟，正是袁世凯封建复辟的一种反映。

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毕竟与庚子事变以前不同了。首先，清朝皇帝已被推翻，封建帝制已经结束，民主思想也已深入人心，因此任何复辟企图都不可能不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的终于垮台，就是明显的例证。其次，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在坚持反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也仍以小说为武器配合这种斗争。又其次，由于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除了极少数封建顽固派外，大多数封建作家也发生了各种变化:有的受到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熏染，带有很大的买办性;有的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市侩性;有的则较有爱国主义思想，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此，尽管封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复辟，却已经不再是纯粹封建小说的完全复活，而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大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对本期小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必须慎重地具体分析。

下面让我们先从小说流派、小说观念、小说形式三个方面看一看封建小说的具体情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近十年之内，小说界出现过如下五个主要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专指写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从性质上说，它们都属于封建小说的范畴。而从具体内容看，却又是相当复杂的。

关于鸳鸯蝴蝶派小说，我认为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分析得最为精当，因为他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而是从写情小说的流变中给以评价。鲁迅先生认为写情小说在近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流行于庚子事变以前的狭邪小说。其男主人公是“才子+(加)呆子”，女主人公是娼妓。其“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于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第二个阶段是流行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之间的狭邪小说。其女主人公仍为娼妓，而男主人公变成了“才子+流氓”。其内容则专写流氓式才子如何“制伏婊子的妙法”，如何“占了她们的便宜”，从而堕落为“嫖学教科书”。第三个阶段才是流行于辛亥革命以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其男主人公换成了一般封建才子，女主人公换成了“良家女子”。其内容则是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我们从鲁迅先生上面的分析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狭邪小说不是以“成偶”、“成仙”为结局，便是只配作“嫖学教科书”，因而毫无意义。第二，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一部分作品，与狭邪小说是半斤八两;可是也有一部分作品，却比狭邪小说有了“一个大进步”，即才子和佳人的爱情婚姻，往往由于封建势力的作梗，而酿成“悲剧的结局”。这就是说，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可见不能把鸳鸯蝴蝶派小说与狭邪小说等量齐观，一概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

武侠小说是在我国传统的侠义小说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武侠小说的某些描写手法而形成的一个小说流派，因此它的优缺点基本上与侠义小说一样。一方面，它只揭露社会上的个别坏人，而很少触及反动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制度;只是让被压迫人民等待个别英雄人物来解救他们，而不是鼓动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因此很容易产生消极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它毕竟是揭露社会的黑暗，而不是粉饰太平，毕竟是同情被压迫人民，而不是仇视他们或对他们漠不关心;毕竟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愤懑情绪和寻求出路的愿望，而不是欣赏他们的逆来顺受和安于现状:因此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再从小说流派的演变来看，它也值得肯定。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鸦片战争前夕，从《施公案》开始，将我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加以合流，形成了公案侠义小说。这显然是一种倒退，因为它把人民心目中的清官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又把侠客变成了清官的奴才。武侠小说既摈弃了皇帝，也摈弃了清官，而把民间的侠客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从而否定了公案侠义小说，而恢复了侠义小说的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侦探小说基本上是一个外来的小说流派。它的题材比较单纯，往往只写偷盗、凶杀等刑事案件。因此它的缺点也类似于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即只揭露社会上的个别坏人，而很少触及社会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然而它既排除了公案小说的“案不破，鬼神助”的封建迷信，又排除了侠义小说荒唐怪诞的幻想，而突出了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和逻辑推理能力，因而更具有现实性，对于破除迷信、启发民智或许不无益处，作为娱乐品也更为健康。

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是同源于谴责小说而各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两个小说流派。社会小说基本上继承了谴责小说的传统，对军阀横行的黑暗中国进行了揭露。其中的部分作品，内容更为广阔，不仅揭露黑暗现实，而且描写了正面人物。因此成为本时期较好的一个小说流派。黑幕小说却完全是谴责小说的堕落，变成了“丑诋私敌”的“谤书”;而且只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形同拙劣的笔记，根本算不上小说。因此无论从思想或艺术上看，都是毫无价值的。

以上只是对本期主要的小说流派最简单的概括，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即以作家而论，我们就很难把某一个作家仅仅归入某一流派。譬如:李涵秋一生写过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举凡社会小说、写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样样俱全。周瘦鹃号称“言情小说专家”(钝根《周瘦鹃小史》)，可是他又写了一些颇有意义的作品。如反帝爱国小说《为国牺牲》和《真假爱情》，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檐下》等，他所翻译的《欧美小说译丛》，更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许。可见无论是本时期的小说流派还是作家本身，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我们既要看到封建小说复辟的事实，又不能抹煞复辟后的封建小说的变化。

本时期封建小说的复辟及其复杂性，同样表现在小说观念方面。

在本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小说观，可以概括为“游戏”说。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富有“趣味性”的小说作品，供读者“消闲”或“游戏”。譬如:《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认为小说“在文学中为娱乐品”;《眉语·宣言》认为小说为“雅人韵士花前月下之良伴”;《游戏杂志》以“供话柄、驱睡魔”(《游戏杂志·序》)为宗旨;《消闲钟》以“博人一噱，化去千愁”(《消闲钟·发刊词》为责志，《礼拜六》更登出广告，说什么“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即从当时小说杂志的名称来看，也充分反映了这种庸俗的“游戏”倾向。除上面说过的《游戏杂志》、《消闲钟》、《礼拜六》、《眉语》之外，还有《香艳小品》、《香艳杂志》、《快活世界》、《白相朋友》、《好白相》、《销魂语》等等。这种“游戏”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而是传统的“闲书”说的翻版。可见本时期的小说观念也进行了封建复辟。

然而这种复辟也绝不是完全回到了传统的小说观念。

首先，“闲书”说只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轻视小说的态度，而“游戏”说却反映了行将灭亡的封建阶级玩世不恭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游戏杂志·序》讲得最为明白:“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霸称王，一游戏之局也。楚、汉相争，三分割据，及今思之，如同游戏;朱、金互斗，半壁东南，及今思之，如同游戏;克复两京，功盖寰宇，及今思之，如同游戏;茅庐三顾，鱼水君臣，及今思之，如同游戏。……韩、柳奇文，喻马说龙，游戏之笔也;良、平妙策，鬼神傀儡，游戏之战也;风轮火，纵横九万里，其制作之始，不过游戏之具而已;祖德宗功，上下五千年，其肇造之初，不过游戏之偶而已。”这就是说，在作者们看来，古往今来，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不过是一场大“游戏”罢了，那么他们把小说看成一种“游戏”的工具也就毫不奇怪了。这说明他们不仅是看轻了小说，而且是看破了红尘。因此，这种“游戏”说既是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的继续，又带有更大的落后性。

其次，当时的小说家在极力宣传“游戏”说的同时，几乎无不强调小说的“劝戒”作用。譬如:《游戏杂志·序》强调“借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砭乎世俗，规箴乎奸邪”;《眉语·宣言》强调以“游戏文章，荒唐演述”，而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之“功”;《消闲钟·发刊词》强调小说作者必须“志在劝惩”;《中华小说界·发刊词》强调“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因而以“奋个人之志气”、“祛社会之习染”、“救说部之流弊”为宗旨，甚至《中国黑幕小说大观·序》也宣称，作者“必先具有悯世之心，惩恶之念”，才能写出“俾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的黑幕小说。这种不约而同强调小说的“劝戒”作用的风气，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在社会异常黑暗、政治空前腐败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出于爱国之心，企图用小说来挽救一二。有的却是在中国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得不打出“劝戒”的招牌，以兜售他们的黑货。这也说明，本期的小说观念，远非单纯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可比。

又其次，本时期的专业小说作家队伍更为扩大，出版事业也更为发达，从而加速了小说作品的商品化。不少人之所以创办小说刊物或从事小说写作，完全是为了赚钱。这就使本时期的小说观念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观念——金钱主义。因此茅盾先生把本时期的小说观念概括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一点更是传统的小说观念所没有的。

与小说流派和小说观念相比，本时期小说形式的变化较小，然而同样表现了复杂性，既有倒退的现象，也有发展的趋势。倒退现象主要表现在文言小说的增多，尤其是四六句式的滥调小说的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大批封建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科举做官的指望，退而以小说为谋生之计或消遣之物，而他们的文化教养，又完全来自旧文化甚至八股文，因此只能做文言小说或滥调小说。不过因为小说形式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既可以表现进步思想，也可以表现落后思想乃至反动思想，因此有一部分封建小说家并不排斥前一时期已经开创的新形式，甚至进一步向外国小说形式学习，发展了已有的新形式。茅盾先生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曾把本时期的旧派小说形式分为四种:一是“旧式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二是“不分章回的旧式小说”，三是“中西混合的旧式小说”，四是西洋式的短篇小说。虽然它们都有忽略乃至无视人物形象的描写，而专注于故事的“记账式”叙述的通病，然而除了第一种外，其他三种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国小说的形式，这比前一时期的小说形式更为丰富。小说形式的发展，甚至对专写四六句式滥调小说的徐枕亚也发生了影响，比如他的《雪鸿泪史》，就既是“不分章回的旧式小说”，又采用了按月分章的日记体。再从小说语言方面来看，后期也出现了由文言向白话转化的趋势。比如包天笑在1915年创办《小说大观》时，还采取“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小说大观·例言》)的原则;而他自己所写的小说，更是“文言夥而俗话鲜”。到了1917年，他已改变了主张，认为小说应“以白话为正宗”，因此又创办《小说画报》，“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小说画报·短引》)。

从上面对小说流派、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分析中只能得出下面的结论:本时期确实出现了封建小说全面复辟的现象，然而绝不是庚子事变以前封建小说的完全复活，它已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了极大的复杂性。这种基本上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而又充分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的小说，与当时处于革命低潮的那个黑暗社会是完全相适应的，它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又为那个黑暗社会所需要;否则，这种小说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就是不可解释的。

但是，我们仅仅看到本时期封建小说的复辟及其复杂性还是不够的，因为就在封建小说泛滥的同时，仍有进步小说在不断出现。其代表作有鲁迅的《怀旧》、叶圣陶的《终南捷径》和《穷愁》、待飞生的《黑籍魂》、企翁的《欧战声中的苦力界》、恽铁樵的《工人小史》、毅汉的《罢工人》、无愁的《渔家苦》、髯翁的《农家血》、韦士的《卖花女》以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等。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了前期资产阶级小说的进步传统，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其中不少作品更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渔民等提高到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并以满腔的同情来描写他们的痛苦生活。虽然这些作品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是不彻底的，在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也不完全正确，如只写他们的可怜，不写他们的力量，只写他们逆来顺受，不写他们反抗的一面，然而它们出现在封建小说泛滥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它们像污泥中的鲜花，使污浊的小说界透出了一点春天的气息。它们的存在，打破了封建小说垄断小说界的局面。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15年以后，一批激进民主主义的作家登上了文坛，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他们首先从文学观念方面向封建文学发起了猛烈攻击。譬如:1915年12月，陈独秀在答张永言的信中就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与此同时，还在《新青年》上就文学“采用国语”问题展开了讨论。1916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一文，他从新文艺在欧洲各国崛起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受到了启发，从而得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由新文艺为之先声”的结论。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从八个方面对文学进行改良，其中心意思是提倡言之有物，反对形式主义;同时把白话提高到文学“正宗”的地位。紧接着，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从文学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方法、服务对象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的观点:一、反对封建文学的“黑幕层张，垢污沉积”的思想内容，把封建文人一向推崇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斥之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加以扫荡。二、主张把文学改造成为“开发文明”、改善“国民性”的“利器”，提倡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为楷模，“赤裸裸地抒情写世”。三、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四、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包括小说理论在内的文学理论，几乎都与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一脉相承，比如都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了充分的估价，都对中国古典文学采取了轻视的态度，都以欧洲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为榜样，都以封建文学为斗争对象。然而这些激进民主主义作家的态度更坚决，口号更明确，理论更彻底。因此他们既是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继承者，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在资产阶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之间，起了明显的过渡作用。

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不仅从文学理论方面，对包括小说在内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突出的例子，当然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以它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既与封建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又与资产阶级小说划清了界线，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特别是新小说的奠基作品。

由上可见，在本时期内，封建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复辟，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可是前一时期由资产阶级所开始的进步小说潮流，却并没有中断，而且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终于出现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使这股进步小说潮流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为现代新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结　　论

综合前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一、近代小说有过两次性质不同的大变化:一次发生在庚子事变以后，是资产阶级新小说战胜封建旧小说的革命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是封建旧小说重新战胜资产阶级新小说的倒退性的变化。从现象上看来，近代小说以封建旧小说为起点，经过了短暂的资产阶级新小说时期，又几乎完全退回到原来的起点，似乎只有变化，而没有发展。其实，正如一切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难免挫折和反复一样，辛亥革命以后封建旧小说的复辟，也只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小说向现代新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挫折和反复。封建旧小说复辟时间的短暂及其内容、形式和理论上的混乱，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坚持斗争，尤其是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的终于出现，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我们绝不能抹煞近代小说在我国小说发展中的过渡作用。

二、近代小说的变化又表现出两种不平衡的现象:一是与社会的不平衡:它的第一次变化相当迟缓，直到近代社会经过了六十年之后才发生，而它的第二次变化却异常迅速，几乎与社会的变化同时发生。二是与诗文的不平衡:在近代头六十年内，诗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小说却几乎丝毫未变。这两种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观念。因此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示:社会的变化虽然是文学变化的根本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文学固然不能不反映社会，但是这种反映既可能异常迅速，也可能相当迟缓。

三、近代小说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只产生过资产阶级的改良小说和革命小说，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的启蒙小说;而资产阶级的改良小说和革命小说，又几乎是同时兴起，同时发达，同时衰落。这种情况与诗文显然不同。因此，现在流行的关于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法，即所谓“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文学”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时期的文学”的三段分期法，对于近代诗文来说也许是合适的，却完全不能反映近代小说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小说史之所以有必要加以分期，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近代小说的变化轨迹，从而进一步寻求近代小说的发展规律，那么与其泥守近代文学史统一分期的惯例，以致把近代小说的面貌弄得模糊不清，倒不如打破惯例，按照近代小说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加以单独分期，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分期的意义。

四、在近代八十年的小说史上，封建旧小说在前后七十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新小说从它产生、兴盛到衰落仅仅只有十年时间。可以说，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说根本来不及成长，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联系一下我国古代小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产生了几部伟大作品的事实，那么仅仅只有十年历史的近代资产阶级小说，其没有产生伟大作品又有什么奇怪呢?第二，正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一样，它在小说方面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然而又如资产阶级在我国历史上的功绩不可抹煞一样，它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抹煞的。它向封建小说所进行的猛烈冲击，为现代新小说运动作了一次预演;它在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小说形式诸方面所作的探索，又为现代新小说作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它对欧、美、日本资产阶级进步小说的介绍和仿效，更为现代新小说乃至当代小说的欧化倾向开了先河。因此，如果我们说近代资产阶级是封建旧小说的掘墓人，现代新小说的启蒙者，也许并不过分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作家金松岑曾经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夫新旧社会之蜕化，犹青虫之化蝶也，蝶则美矣，而青虫之蠋则甚丑。”(《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把这个比喻移用在近代小说史上，也是很恰当的。近代资产阶级小说正好比处于“蜕化”阶段的“青虫”，它虽然“甚丑”，却是美丽的蝴蝶——现代新小说的前身。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