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头记》的文化解读

陈文新　王同舟

一

《新石头记》是晚清小说家吴趼人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〇五年在《指南报》上连载至第十一回，一九〇八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四十回单行本。顾名思义，这部书该是曹雪芹《石头记》的一个续本，实际上却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所说:“此书特借贾宝玉之名，幻设事迹，使宝玉与二十世纪相见，非言情之书，亦与《红楼梦》无关。”准确地说，是与原书情节基本没有什么关联。

此书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部分。前二十回，叙贾宝玉凡心再起，为了遂自己的补天之愿，进入二十世纪初的清末“野蛮社会”。他先到上海，遇到粗鄙的薛蟠，在后者的引导下，看遍这汇集了欧风美雨的十里洋场。接着，又来到北京，适逢义和团之乱。在湖北，因为发表维新言论，被诬为拳匪余党，险遭不测。后二十回写贾宝玉为寻找“自由村”无意中来到“文明境界”的经历。在这里，贾宝玉由老少年引导，四处参观游历，目睹了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尽善尽美的制度设施，更体验到这里科技的极端先进发达，见识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发明创造。最后贾宝玉发现“文明境界”的缔造者，竟是《石头记》里的甄宝玉。贾宝玉见补天之愿已为他人所先，遂怅然归隐。临行留下的通灵宝玉，化为巨石，上面刻的就是这《新石头记》的内容。

从题材上看，此书前一部分像谴责小说，后一部分又接近科幻小说，内容相当复杂。加上又延续了《石头记》里的神话结构，更使全书显得光怪陆离。

《新石头记》全书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吴趼人本人在《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中称此书为“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1]，只说出了作品涉及的题材。实际上作品的宗旨在全书的结尾有明确的交代。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落到了“灵台方寸山”，化作怪石，上面刻了一篇“绝世奇文”，被老少年改成演义体裁，“纯用白话，以冀雅俗共赏，取名就叫《新石头记》”。(第319页)^[2]这种内容，发挥了传统小说中“楔子”的点题作用。《石头记》开头就有类似的写法，《新石头记》只是把它置于全篇结尾罢了。这段文字有助于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全篇宗旨。

从此，女娲氏用剩的那一块石就从大荒山青埂峰下，搬到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看官如果不信，且请亲到那里去一看，便知在下并非说谎。然而，必要热心血诚，爱种爱国之君子，萃精荟神，保全国粹之丈夫，方能走得到，看得见。若是吃粪媚外的人，纵使让他走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全然看不见那篇奇文。(319页)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主旨在于探讨如何爱国爱种，如何保全国粹的问题。爱国爱种与保全国粹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补天”就化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让中华文明的精华延续、重生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评论这种观点是不是狭隘的、保守的，但是依据这个观点去看《新石头记》，我们就会发现作品中看似庞杂的材料其实是按照一个完整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对于作品中的一些叙述方式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品的叙述方式与作品中的文化心态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一定的叙述方式反映出某种特定的文化心态，而某种文化心态也会反映到叙述方式中。本文拟侧重从后一个角度来对《新石头记》进行评价。

二

《新石头记》所采取的拟旧形式，受到过不少批评。阿英的批评也许是最严厉的，他在《晚清小说史》里说:“他的目的，‘是要写写自家的怀抱’，这意图似未可厚非。如利用此书的写作，以发表其政治思想，解释人生问题，介绍各种知识，都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要传达这一切，又何必定要利用旧书名、旧人物呢?”并且称吴趼人的这种拟旧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3]。这里，阿英列出了对《新石头记》主题的几种解释，但都不准确。因而他对于作家利用旧书名、人名的做法，也不能理解。如果联系到作品的主旨——那种特殊的文化心态，我们就不难看到:《新石头记》里的人物、结构、细节在与《石头记》的对比照应中，实际上具有一种深层的含义。下面我们就全书第一部分来分析这一问题。

总的说来，贾宝玉、薛蟠、焙茗这几个人物，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心态(观点、立场)的象征，而许多场面、细节，甚至这一部分的整体都是寓意式、象征性的。

《新石头记》的开头的引子里说:“大好的日光、月光，只可惜隔着二三百层魔和障”，“猛回头，前事尽荒唐!甚的是文场、战场，名场、利场，算将来，不过是五千年的一本糊涂账”。显示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首先是通过对贾宝玉、焙茗和薛蟠再入尘世前的生活状态的描述展现的，利用《石头记》和《新石头记》的时代上的差距，作家把这三个人视为进入清末社会以前的那种古老的文化传统的隐喻或代言人。再入尘世前，贾宝玉在大荒山青埂峰下苦修，“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第2页)焙茗在一座道观里，一睡不醒，薛蟠则是和朋友们逛陶然亭，吃醉了酒，就在那里睡到了二十世纪。这些都隐喻着在清末巨变前中国与世隔绝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寓意式的叙写在故事的开始非常集中。进入尘世前，贾宝玉在一座破庙里巧遇昔日小厮焙茗。对破庙的描写也是寓意式的。这座庙山门已倒，门下已势难避雨;周围是参天古树，把那殿上遮得黑魆魆的。景物带着残破而阴森的色彩，隐喻着巨变后的中国，国门洞开，列强威逼。接着又通过对比来描写，原来的玉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显焕，有一百多道士”，现在的玉霄宫“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却是剥落不堪，两廊多已倒了，两旁神像，也是七歪八倒。出得山门，回头看时，那敕建玉霄宫的匾，还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来”。对比的描写，暗示着中国的衰落、凋敝、混乱。最后，作者点明这神庙坐落在“无为村”，用寓意式的方法，暗示中国的衰落，正是由于无所作为的文化心态造成的，心如槁木死灰的“苦修”，陶然而醉和昏睡不醒，也都只是不同形式的“无为”而已。作者通过“破庙”这一象征性意象的描写，对传统——旧的文化心态作出了批判。

贾宝玉凡心再起，一心要去完成补天之愿，意味着传统文人开始了一种转化。贾宝玉在尘世的经历，仍具有寓意性质，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重生、延续的道路和方式。

对贾宝玉离开青埂峰走向尘世的路，作者这样描写:

出了茅庵，不辨东西南北行去。心中只盼遇见了人，可以问路，谁知尽着行去，偏偏一人不见。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喜得脚力尚不见乏，回头看时，连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见了。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正在彷徨之际，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愈散愈大，不一会便洒下雨来。

贾宝玉的遭遇和心理活动，寓意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觉醒后的最初感受:他们走出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却发现这世界已经变得很陌生，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文化格局;他们告别了过去，却又不知路在何方。他们因日暮途远而焦灼彷徨，而头上的一片乌云却明确提示，迎接他们的将是种种磨难。

第一回用寓意式、象征式的方法预示了全书的情节指向，这一回之后，这种方法仍在继续，一直到第六回，作者反复写到贾宝玉对自己的身世、自己身处何世这两个问题的追问。他不断地观察、求知、思考，开始时是“回想往事，有如隔世”，“印证今日的境遇，还似做梦”，后来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他可能已经无法回到原来那个家里了，最终他认识道:“原来我是若干年前的人重新出世的。”与此同时，通过观察、求索，他也逐渐意识到眼前的世界已是处在另外一个时代。贾宝玉的隔世再生，他所采取的态度、方式，暗示着传统文化的重生所应采取的方式。

如果不从作家创作的文化心态出发，就无法对作品中采取的叙写方式作出深入的理解，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书中关于焙茗的叙述。作者对焙茗的命运安排是，在进入“文明境界”前，他中了冷箭现出原形，变成了一具木偶。在第二十二回开头，作者提醒读者注意这种离奇的安排:

却说上回书中，说到焙茗中了一箭，忽然变成一个木偶，当此文明开化之际，我做书的，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荒唐话，岂不是自甘野蛮被看官们唾骂么?不知此中原有个道理，是我做书人的隐意，故意留下这一段话，令看官们下个心思去想一想。

如果只把焙茗当作一个线索人物，或者只把他当作在作品中制造谐谑的小插曲似的人物，我们就无法理解作家的这一安排。毫不牵强地说，作者写焙茗同样用的是寓意式、象征式的方法。

这种结局作者早作了预示。和宝玉一样，焙茗也是再世为人的，但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不过是睡了一觉罢了，而且还指望着“回到京里”，那个原来的家中。他的形象，象征着那种对于新的历史环境、文化格局麻木不仁的一种文化心态。作者描写了他的“原形”:“面看焙茗时，那里是什么焙茗，竟是一尊木偶的仙童偶像，面目都剥落不堪了”。这实际上是对那种文化心态的描写:它在精神上已经衰朽了，丧失了活力，本质上已经形同木偶，没有了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因而，它不仅无缘进入“文明境界”，而且无法生存于变化了的现实世界。焙茗、薛蟠与宝玉之间存在着对比的关系:它们都来自过去的时代，只有宝玉不断地学习新知，又坚持自己的原则，最后能够理解维新的主张——作者认为的最高的、最合理的主张，因而，他的经历标示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重生之路。

第一部分中这种象征、寓意的方式，对比性的情节安排，共同完成了作者文化观念的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生，就是要刮去那层层魔障，让它重放出日月般的光华。

三

对小说第二部分关于“文明境界”的描写，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作者在发挥想象力的时候，在哪些地方产生了错位，以致造成与作者预想的结构、宗旨之间的矛盾。

贾宝玉在寻找“自由村”途中，无意起了登泰山游孔林之念，又无意中进入了文明境界。这暗示“文明境界”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地基上。“这‘孔道’两个字，大约就是‘大路’的意思”，作家巧妙地借助双关手法，进一步暗示这层意思。文明境界辽阔广袤，幅员之大，几乎拥有地球一半以上的陆地，境内分成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分成四个大区，每个大区用一个字作符识。作符号的字，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节廉”。这哪里是政治版图，分明是文化版图。说东方是“仁义礼智”，西方“刚强勇毅”云云，这种想象是来自古代五行五方的观念呢，还是根本是一种随意的安排，或者是作者无意中把现实世界的东西方搬入了小说中?答案虽不可知，问题却值得玩味。

作者为文明境界想象出了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称为“文明专制”，远超欧美诸国之上。“举国一切政治，只偏重教育一门，教育之中，却又偏重德育”，以至人人都把“不明公理，不修私德”作为“人生的第一件耻辱”。

按照这一线索发展下去，作者的想象力似乎应该集中在表现文明境界的“德育”的先进，像《镜花缘》那样，写出想象中的君子国来。但正是在这里，吴趼人的想象发生了错位，文明境界中的道德风俗的描写，被作者置于次要的地位，作为背景穿插在对于想象中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描写之间，先进的发明创造成了闪亮的主角，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居于“文明境界”版图中央的“礼乐文章”被置于叙述的边缘，而在“文明境界”边缘的“强”字区里的科技发明却成为叙述的中心。

贾宝玉来到“文明境界”，首先就落脚于“强”字区，他曾乘飞车追踪大鹏，一直到了非洲，也曾乘潜艇航行数万里到过南极。但“文明境界”中，别的区域，他却从未到过。作者在后来的叙述中，仅有限的几次提到“文”字区，“礼”字区，其他如“仁义礼智”、“友慈恭信”等区，再未提及。

这种想象的错位意味着什么呢?晚清一代，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潮，认为中国政教昌明，文武周孔之道远逾西方，只是“器数工艺”落后于西方罢了。说中国的政教优于西方，未必没有崖岸自高的成分，承认西方的器数工艺的先进，却是由一次次苦痛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只是道德虽优，毕竟不能马上落到实处，强国保种，还得仰仗先进的器数工艺。吴趼人在这里的想象错位，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无意识的流露。

然而如前所述，吴趼人心目中“爱国爱种”又是和“保全国粹”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国粹，字面上看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一味地驰骋想象，渲染“文明境界”里的器数工艺，不是相应地贬抑了我们的“国粹”吗?

我们回到吴趼人关于文明境界的政治体制的想象中来看这一问题。“文明专制”，实际上是超越了共和制、立宪制的一种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它当然只能是个理想或空想，然而这种想象的材料却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在小说中，“文明专制”的思想源头被归结到《大学》，“文明境界”里的一切施政方针只用《大学》中的一句话就包括净尽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粹”是没有缺陷的，一切先进的理念，都无须外求，只消我们把它们从“国粹”里引申出来罢了。从全书看，这也就是他所主张的“保全国粹”的方法，也就是让传统文化延续、重生的办法。这与第一部分里表达的思想依然是一致的。

于是，在展开想象，描写“文明境界”里种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发明创造时，力图把它们纳入“国粹”的固有框架，说明它们早已存在于古人的理想中，现在只是实施而已。不难看出，作者的想象又一次产生了错位:他把自己的科学幻想与中国古代的神话、神魔小说可笑地并列在一起。

“文明境界”里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验气质镜”，“这也是先由理想发出来。古人小说……谓善人顶上有红光数尺，恶人顶上有黑气围绕。又说人有旺气，有衰气，人不能见，惟鬼神可见。……不过是个理想而已。既有此理想，便能见诸实行。”飞车(想象中的飞机?)则能在《镜花缘》描写的周饶国里的飞车中得到启发，军队的飞车大战(空战的想象?)则得益于神魔小说中云端大战的描写。而且“还欠一样斗法宝，什么飞刀、捆仙索之类，我看将来也要据了这理想见诸实验呢”。

宝玉乘潜水艇航行海底几万里，是全书的高潮之一，王嘉《拾遗记》写到沦波舟，已露潜水艇端倪;而且，这艇上涂了一层“软瓷”，刘越石诗里说过“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可见也是“古人早已有的，不足为奇”。航行中，宝玉一行人猎获了长五六十丈的“海鳅鱼”，和“三尾、六足、四目，其音如鹊”的“儵鱼”，居然又印证了《山海经》里的记载。作者又趁机借老少年之口议论说:

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达时务的人……不过从两部译本书上看了下来，却偏要把自己祖国古籍记载，一概抹煞，只说是荒诞不经之谈。我今日猎得儵鱼，正好和《山海经》伸冤，堵堵那通达时务的嘴。

作者这里的科学幻想，与古代神魔小说相去何啻千里，他的想象多半来自他所掌握的近代科技知识和外国科幻小说。他对此秘而不宣，却在小说中把这些想象归结为中国古代神话或小说影响，用心可谓良苦。

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上述处理与小说第一部分的矛盾。第一部分写义和团的愚昧，作者从他们对神魔小说等的迷信这一角度着墨不少:他们相信可以剪纸做马，撒豆成兵，因为有小说作证;一根姜太公封神时传下来的打叫化子棒，祭起来，妙用无穷，亦有小说可据。团民被封为“薛仁贵”，便有了九牛二虎之力;被封为“孙悟空”，只要学起来，还能有七十二般变化——这都有《东征记》、《西游记》为证的。最后，按照《封神演义》里的旧例，义和团只要召齐了天兵天将，就可一举而杀尽洋鬼子、“二毛子”……一样的小说，功用竟有如此之别，一边是启发了科学，一边是助长了愚昧。这是作者有意造成的对比，说明“文明境界”的人们会读小说——善于发扬“国粹”呢?还是作者无意中留下的矛盾?我们相信是后者。

从作者特殊的文化心态出发，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叙述方法形成了更深入的理解。反过来，我们从叙述方式的分析中，也能得到一种颇有意味的联想:“中体西用”也罢，“保全国粹”也罢，这些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在用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国”时，已经不免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要是在现实中加以实施，该是什么样子?这也许又是作者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