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
古代小说中，运用白话或浅近文言者称为通俗小说，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使用白话可使作品“通”俗，然而也正因为此，通俗小说难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自宋元以降，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光绪二十八年冬，《新小说》创刊，“小说界革命”拉开帷幕，小说地位陡然上升，通俗小说也随之被推置高位，可是白话的地位是否应同步急速提升呢?这已不是可从长探讨的理论问题，急迫的形势要求创作与传播两大环节迅速抉择。国家已至存亡关头，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唤醒大众，所谓“小说界革命”，也是想借小说改良“群治”。小说被当作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该如何权衡白话地位的问题便被凸显，若它仍被视为卑微，大家继续文绉绉地讲述救国救亡的道理，又何以能直接诉诸民众?
其实在此之前，提升白话地位的呼声已然渐起。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演义白话报》于上海创刊，其《白话报小引》声称宗旨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起看了有益”，这便是“演义白话”的含义。它又写道:“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很明显，该报创刊及使用白话的主张，是源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使用白话已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是出于启蒙并发动大众救亡的需要，该报创刊也可视为白话地位开始受关注的标志。翌年闰三月，《无锡白话报》创办，主办者裘廷梁与其侄女裘毓芳还以该报为发起单位，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光绪帝宣布变法的半个月后，《中国官音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之改名)第七、八期合刊本就刊出了《百年一觉》。李提摩太翻译的此书原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曾对维新派领袖人物产生了影响，这里又可看到白话与政治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将这种关系展示得更为清晰，它紧接着庚子国变问世，自第二期就开始连载描写这场事变全过程的小说《救劫传》，连载了三十期后，作者在“跋”中交代了用白话创作的原由:“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适同志创办《杭州白话报》，因陆续编次附刊报末。”时人论及《杭州白话报》时指出:“闭固之象，朝野一律，致新政不得推行”的原因，就在于“专政之君创愚民之法，驱天下人于顽劣无知之域”。若要救国，首先得“开民智”，宣传不能只是“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还须得让“阛阓之市夥与村落之耕夫”均能知晓。为此，“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的《杭州白话报》受到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与文字离，故报章虽极浅显，仍多未易领会者。《白话报》之创立，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报，盖无难矣。[1]
“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这就是《杭州白话报》的特点。提倡白话是希望解决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脱节，最初的意图是白话进入各种文体，取文言而代之，可是在推行时，惟有得到大众偏爱的小说相对较易。晚清时，以“白话”或“俗话”命名的报刊甚夥，“癸卯、甲辰之间，可谓白话(报)最盛时代”[2]。它们宗旨大抵相同，“演以普通官音，说理务求浅显，略识之无者即能了解”[3];或“以白话演新理新学，务期合于我国多数人之程度，障迥智识退化之恶潮”[4]。用文言来推广白话，这种矛盾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还是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讲得干脆:“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5]那些白话报多为短暂的闪现，未能像《杭州白话报》那般较为长久。其中原因自是繁多，而《杭州白话报》始终重视刊载白话小说，是其生存之道的重要关键。
小说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因素。《杭州白话报》所载，大致可分为三类:介绍导致中国沦丧的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如《中东和战本末纪略》、《救劫传》;以实例讲述国家沦亡后人民的苦难，如《波兰的故事》、《亡国恨》;宣传抗击强权凌弱的成功范例，如《美利坚自立记》、《非律宾民党起义记》。以通俗语言作宣传，是其主编林獬的一贯主张，他后来主办《中国白话报》时，甚至还自号为“白话道人”。《杭州白话报》的那些白话小说并不出色，称为通俗故事可能更为恰当，可是即便如此，它却能“风行遐迩”[6]，证明确是符合了相当一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的需求。该报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重要支柱，故而对小说稿源及质量一直较注重，它改为日报后还公开征稿，争取社会支持:“近因佳作无多，宁缺不滥，未敢以拉杂无谓之笔墨，致阻阅者之兴趣。兹拟加意扩张，力图精湛。拟征求短篇小说及插画两种，意取清新，文求简切。”[7]至于同时征集插画，则是为了提高它所锁定的读者群的阅读兴趣。
《杭州白话报》是“小说界革命”的先声与重要准备，影响虽不及后者，却醒目地突出了“白话”。由此反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发现它既没有提倡白话，对其地位提升也未置一语。其实，要借小说诉诸大众，须得运用白话;要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白话地位就须相应提升。《杭州白话报》旗帜鲜明的实践，已使人们明白这简单的道理，梁启超对此也很清楚，他曾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8];又列举各国实例，说明“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他还进一步断言:“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9]白话地位提升是必然趋势，其主要途径则是小说，梁启超的见识确已远超他人。可是在那篇论文中，只是论述“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之“刺”时，笼统地提及语言问题:“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倡导“小说界革命”必会遇到障碍，若同时又主张提升白话地位，阻力将更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采取了集中力量先攻其一点的策略。
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小说界革命”是一呼百应，顿成声势，可是白话地位的提升却非一帆风顺。即使赞同“小说界革命”者，不少人也以文言为圭臬。其时林纾的文言译作得到很高赞誉，包括他的语言风格，罗普就曾推崇道:“匪特凌铄元、明，颉颃唐、宋，且可上追魏、晋，为稗乘开一新纪元。”[10]罗普曾追随梁启超，积极为《新小说》撰稿，他的见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其时，翻译小说中数量最多且最为流行的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前者以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后者脍炙人口的是各种福尔摩斯侦探案，它们全都是用文言译成[11]。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创作界，还是翻译界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情形还不仅如此。一些理论上主张应提升白话地位者，写作却出以文言，梁启超本人即是如此。他清楚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可是一到实践环节，却是困难重重:“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12]他和普罗打算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译了几回，颇感艰涩笨拙，于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由是他感叹道:“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3]身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又清楚使用白话是“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梁启超却无法向世人提供一个白话小说的范例，他创办《新小说》时，只得宣布“本报文言俗语参用”[14]，这也证明了近代小说在转型过程中的艰难。
梁启超难以摆脱的矛盾和苦恼，其实是当时文学界较普遍的状况。提升白话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小说应使用白话的必要性，许多人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为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
文话的力量，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稍微识几个字，不通文理或是稍通文理的人，都不能懂得。如果全用俗话，不但稍微识几个字，不狠通文理的人能够懂得，就是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叫人念给他听，也可以懂得。[15]
当各种以“白话”命名的报刊纷纷问世之际，有人曾乐观地宣布:“如此递推下去，不上三、四年，定然成一个白话世界了。”[16]可是光明的景象并没有迅速出现，而热心提倡者自己却不怎么会用白话写作。勉力为之，手中笔似有千斤重，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满意。“病骸”曾为其“文字”而向读者致歉，并解释说:“原为初学白话体之所致，当有以进而教之也。”[17]艰涩不仅是限于写作，阅读也同样如此。这在今人看来似不可思议，在当时确是实情:
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入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18]
白话写作之难，竟然“百倍于文话”!据此易于理解，为何一些人理论上承认推广白话的必要性，但动笔时还是选择了文言。如“无竟生”与吴士毅合译的《大彼得遗嘱》舍白话而用文言，理由就是“如演成通行白话，字数当增两倍，尚恐不能尽其意，且以通行白话译传，于曲折之处惧不能显，故用简洁之文言以传之”[19]。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时也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这种观念当时为许多人所共有，“天虚我生(陈栩)”登报声明出售稿件时明码标价:“白话小说每千字二元，弹词每千字三元，传奇每千字四元，文言同”[20]，白话小说的身价甚至连弹词都不如，与文言相较，只值其一半。
当然，也有人坚决地推广白话，激烈程度正与其政治态度同步。如光绪二十九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主持《国民日日报》，连载了他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虽号称是节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但实际上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1]，意在批判本国的专制统治，故而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又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纯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且有意用白话表述。当“犹太遗民万古恨”与“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出版后不久，《国民日日报》便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
我一回一回细细读过，又有什么“杀贼”，又有什么“斩奴”，又有什么“倒异族政府”，又有什么“杀外国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说得透彻，说得痛快。好笔墨，好思想，回回好，句句好，真是好得不得了。我想列位最欢喜读小说，这部小说是一定不可不读的。[22]
这简直就是在号召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书评全用白话写成，直接诉诸中下层读者。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该篇无署名，其文风及政治立场与陈独秀相吻合，他又是报纸的主持人，这篇文字与他至少应有相当的关系。
光绪三十年，陈独秀又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其宗旨是推广白话，让那些“没有多读书的人”也能借此“学点学问，通些时事”[23]。他还亲自撰写小说《黑天国》，宣传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其开篇处即云:
原来俄国也是个专制政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国中志士如有心怀不服，反对朝廷的，便要身首异处。或者人犯众多，或者是罪证不确，无罪杀人，又恐怕外国人看了说闲话，便也一概发配到西伯里(利)亚，充当极苦的矿工，受种种的严刑虐法，便是暗暗的置之死地。
首句中“也是”两字的用意十分明确，读者一看就明白，所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云云，都是在影射中国。于是，小说就形象地传递了陈独秀所说的“学问”与“时事”。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文学主张，激烈的政治态度，而且又都用白话诉诸民众，此时陈独秀的活动，已为他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埋下了伏笔。
其时开始白话文学活动的又有胡适。在短短的五年间，他既创作，又翻译，还一度主编《竞业旬报》。如果除去续他人而译的《真如岛》，胡适最早翻译的小说是《暴堪海舰之沉没》[24]。他在篇首语中交代了翻译的原因:读到一篇外国故事，“真正可以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绝好的榜样”，最后他还特地声明:“所以把他译成白话，给大家看看。”胡适的自创小说《东洋车夫》也是通篇的白话[25]，而篇首语阐明了创作的宗旨:
我们中国人有一椿极可耻事情，那就是“媚外”二字。这“媚外”二字的意思，便是“拍外国人马屁”。你看我们中国，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小民孩子，那一个不拍外国人马屁。要是拍了马屁，外国人便待中国人要好了，或是拍了马屁，国家便可以保得住不亡了，或是拍了马屁，自己便可以得什么利益了，这么拍拍马屁，倒也罢了。只是在下看起来，我们中国人拍马屁可拍错了，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
如同前篇小说，辟头都是批评中国人的毛病，但这都是当时他所看到的现实，诉诸文字的宗旨是力图矫正，使用白话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当林纾与李世中合译的《爱国二童子传》出版后，尽管小说以文言叙述，胡适的评论却明白如话:
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这一部书狠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书了。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钞了一些来给大家看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26]
不仅拿外国与中国比，而且认为外国人的议论比朱子语录“好得多多呢”，这在当时实属骇人听闻，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应是后来“五四”时打到孔家店思想的准备。
自光绪二十五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以来，翻译小说出版渐多，且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文言，林纾的名声则似不可逾越。可是伍光建登上文坛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到二月，国学功底扎实、又因留洋而精通外语的伍光建以“君朔”为笔名，在《中外日报》上接连刊载了《母猫访道》、《瓶里小鬼》与《打皮球》三篇翻译小说，全都使用白话。接着，又接连翻译法国大仲马的小说，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与十一月，出版了《侠隐记》与《续侠隐记》，翌年四月出版了《法宫秘史》的前、后编。几部皇皇巨著，居然都以白话译成，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所作的广告也特地注明:“文笔纯用白话体裁，一洗沉闷之习。”[27]胡适后来在《论短篇小说》中推崇道:“吾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
那些作者、译者坚持使用白话，其原因各不相同。一类是借小说以开启民智、唤醒其自强救国意识，而文言无法实现诉诸大众的目的。“大陆小少年”翻译《云中燕》后在“叙言”中写道:“是书亦足为振起少年精神之一助，爰亟译为俗语，以饷我同胞诸昆仲姊妹。”[28]《世界豪杰美谈记》讲述西洋一专制国，“政事日迫，内忧外侮，相逼而处”，于是一批豪杰奋起，“保国护种，匡治政体，改革立宪，使其国卒为盟主，屹冠五洲”。这情形与当时中国十分相像，译者便急欲让国民大众知晓其故事，于是长达四十五回的小说就采用了“白话体例”，而且“译笔畅达，口吻别致”[29]。程宗启为普劝妇女改变缠足陋习而作《天足引》，为保证作品的社会功效，白话便为不二之选:
我这部书，是想把中国女人缠足的苦处，都慢慢的救他起来。但是女人家虽有识字的，到底文墨深的很少，故把白话编成小说。况且将来女学堂必定越开越多，女先生把这白话，说与小女学生听，格外容易懂些。就是乡村人家，照书念念，也容易懂了。所以我这部书，连每回目录都用白话的。[30]
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可让读者知晓亡国惨剧，促其奋起，自强自立，但满纸文言，难以通俗，彭翼仲就用白话改写为《黑奴传演义》。其篇首云:
(原书)只能给那通文墨的读读，识字不多，合那文理浅近的人，可就看不懂了。我们把他演成白话，附在报后，请学生们到处传说，照著原文到处念念，连那不识字的，亦可以叫他们知道知道。[31]
第二类人又从艺术上着眼，认为惟有白话方能准确地表达曲折复杂的意思，翻译外国小说时尤其如此，该见解恰与林纾等人相反。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鹤笙”翻译的《新恋情》出版，他在书首《闲评》中阐述的第一个观点，便是文言“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而白话则能使全社会上下人等均能知晓。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着眼于艺术:
况且翻译东西洋的小说，往往有些地方说话的口气、举动的神情，和那骨头缝里的汁髓，不拿俗话去描画他，到底有些达不出，吸不尽，所以我说文话不如俗话。
在此一年多前，小说林社出版的《母夜叉》书首“闲评八则”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这种侦探小说，不拿白话去刻画他，那骨头缝里的原液，吸不出来”。
至于第三类，则是通俗，甚至是鄙俚作品的撰写者。宣统元年二月，江阴香的《九尾狐》初集出版，此书洋洋洒洒共五集，直到翌年五月才出齐。两年多前，乐群书局已出过同题材小说《胡宝玉》，江阴香何以敢袭人旧套，何况前者出自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之手?原来，前书“略而勿详”，一些读者不能畅快尽兴，“且用文言，满纸虚字，毋怪取厌于阅者耳”，于是江阴香便“删文言而用白话”[32]。喜读这类作品的读者往往欣赏趣味不高，文化层次偏低，使用白话就是为迎合他们，以保证畅销。同样，《最近嫖界秘密史》出版时的广告强调“此书乃在场嫖界个中人揭其秘密之黑幕，用口吻逼真之白话撰成之”，书中内容则是“或男女颠倒，扑朔迷离，或衣冠优孟，变幻荒谬。使阅者如入众香国，声色宛然，如探百花丛目不暇给。”[33]书又配以数十帧图画以辅助阅读，使人了解到作者与出版者心目中的读者群。
趣味低下的作品也认同白话，似乎使白话运动的层次有所降低，但此现象正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小说出版是商业行为，为牟取更多的利润，就须得突破自古以来囿于文士的观念，而寄希望于广大的一般读者，而要使他们也解开钱囊，舍白话而无他途。因此，即使作品品味较为高雅，出版时也同样醒目地以白话为标榜。鸿文书局出版《网中鱼》时声明“是书用白话体叙述法国巴黎大猾马士加冷一生历史”[34]，出版《天足引》时强调“纯用白话，浅近易知，老妪都解”[35]。《预备立宪鉴》的出版广告突出“此书用白话章回体”[36]。小说林社出版《钱塘狱》时着意介绍其通俗性:“以简便之笔，用白话演出，洵足占近时著作之一席而无愧。”[37]改良小说社出版《北京繁华梦》，广告词是“纯用北京白话编成，人人可读”[38]。群学社推出《禽海石》时突出两个亮点:“纯用白话体编述，描写男女爱恋之情。”[39]商务印书馆宣传《珊瑚美人》时强调“全书纯用白话，描写得神，尤为爽心悦目”[40]，对《白巾人》则特地交代其语言:“全体用白话，其中书报文件，各具体裁，以文言出之”[41]，而介绍《文明小史》的第一句话就是“用白话体裁，演说中国社会腐败情状”[42]。商务印书馆还常在各报上登载所刊小说的清单，不少作品的价格前醒目标上“白话”二字，以便读者购买时选择。罗列了许多广告词，行文似为累赘，却可证明一个事实，即以“白话”招徕顾客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可吸引相当庞大的读者群，在各书局看来，这已是通向利润的重要桥梁。
出版商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传播领域的状态，陆士谔论及《新补天石》时曾说:“我因毛声山的《补天石》是曲本，很不宜于现今社会，想把他改演成白话小说，使妇女、儿童，都可以瞧阅。”[43]这位畅销小说家对作品的销路十分在意。出版商的态度还影响了一些人从习惯使用文言而改为白话。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的《时报》刊载了包天笑的“预告读者”:“《毒蛇牙》今日竣译。明日拟译登《销金窟》，用白话体。”为何既预告，又强调“用白话体”?这里不妨与《毒蛇牙》作一比较。那篇小说开篇即云:“我今开卷第一语，先告读吾书者曰:‘余名爱尔琴，余英国之医生也。’”[44]语句虽较浅显，但确然是文言。包天笑翻译《销金窟》时就全用白话，并且还登报预告，显然是受到了读者的压力。晚清时报刊登载小说，是借以扩展销路，而白话小说受众面远大于文言小说。办报者自然得尊重读者的要求，于是作者、译者便得如此行事。《销金窟》一例并非偶然的个案。鸿文书局曾出版《上海之维新党》初编，等二、三编面世时，便刊登广告宣称，“现在全书均已改为官话”[45]，所谓“官话”即白话。显然，初编发行后得到了读者的反馈，书局为保证销路才会要求作者改动。形势如此，有的作者不待书局吩咐，便自行动手。“梦花居士”的《奇遇记》原是文言，出版前他“改为白话浅说，以便一目了然”[46]。
不过，书局报刊并非从此只重白话而摒文言，它们的策略是白话小说的读者要抓住，文言小说的喜好者也不可放弃，何况那些文人达士有较强的购买力。而且，在传统观念里，一味只是出版白话小说似跌层次，若同时推出文言小说，恰可增助雅韵。总之，兼收并蓄，不可偏废。书商们的这番计较在各种征稿启事中反映得相当充分。商务印书馆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起在各报刊载“征文广告”，小说是重点之一，特别是详述旧时教育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的教育小说、宣传破除迷信的社会小说、叙述鸦片战争以来史实，且“能开通下等社会”的历史小说，以及“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的实业小说，而对语言的要求，则是“或白话，或文言，听人自便”。这是该馆始终坚持的方针，它连续刊载的小说广告中，几乎必有林纾文言翻译小说的介绍，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出白话小说。这两类书后来都纷纷再版，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含百种小说的“说部丛书”出齐后，商务印书馆照例登报宣传，而“其中有文言，有白话”[47]，则是被列于首位的特色;而远在北京的《顺天时报》介绍商务印书馆所出小说的特点时，也不忘写上“文话白话，色色都全”[48]。该馆所办的《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刊载的小说也都如此，后来创办新刊时也一再重申，如《学生杂志》创刊，欢迎“各校学生惠寄佳篇”，而关于小说又有说明:“无论短篇长篇、文言白话均可。”[49]
其实，这也是当时各书局、报刊的共同方略。改良小说社出版白话小说为主，所谓按“宗旨醇正，辞义浅显”，但鉴于文言小说的销路，征稿时就特地说明是“不论文言白话”，允诺一样“酬以相当之价值”。当然，哪位作者“志切开通，不取润笔”，将受到更热切地欢迎[50]。各刊物做法同样如此。《月月小说》经历一场风波后重又出版，声称将大加改良，其中一项便是“文言俗语相题参用，其俗语之中，纯用官话，一律语言”[51]。《小说林》创刊号的“募集小说”启事，明确声明“词句不论文言白话”，开列的三等稿酬标准只是按质论价，并未因语言使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当年陈栩的价码是白话小说只及文言小说的一半，两者比较，可知这些年间白话小说的地位已迅速提升，但文言小说仍有相当势力，足可与之相抗衡。宣统二年八月，《小说月报》创刊，第一期刊载的“编辑大意”宣称:“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收”，一年后又以“文言则情文并美，白话则诙谐入妙”[52]表示同等看重。即使着意宣传白话的《安徽白话报》，创刊号的“本报特色”中第一句话便是“宗旨正大，材料丰富，白话体”，可是就在同页刊载的“本社特别广告”中又明确宣布:“或白话体，或文言体，凡与本报宗旨相同者，当即刊登”。主打白话牌又要刊载文言作品，在当时形势下，办刊者认为这一点也不矛盾。有的报刊虽未有明确宣布，但实际操作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扬子江小说日报》的做法便是“一版登白话小说，二版登文言小说”[53]，不偏不倚，平分秋色，读者自可凭自己喜好各取所需。
争取读者是关系到书局与报刊生存与发展的头等大事，读者愈多，利润愈丰，也愈易于增强实力与扩大再生产。喜好文言者是不可得罪的读者群，他们代表了高雅层次与购买力强盛;只能阅读白话者也不可怠慢，人数众多，集腋成裘，利润同样可观。书局或报刊都宣称以开启民智、革除陋习为宗旨，执行程度实是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他们在争取读者、获取利润方面有共同交集，于是文言白话并举便成了普遍现象。在白话逐渐兴起、推广的过程中，书局报刊曾起过不同的作用。白话刚兴起时，反对者曾构成相当大的阻力，就连赞同者实际运用时也常因生疏、艰涩而畏难欲退。此时，书局报刊是冲击障碍、推动白话写作的动力。实际的销售使它们最先也最敏锐地感受到人们的需求，他们很快明白，有个巨大的潜在的读者群，而使用白话将使他们变为书籍报刊的实际购买者。尽管反对白话声不绝于耳，可这如何敌得上利润的吸引，而书局报刊的要求对作者有很大的约束力，迫使一些人终能较熟练地用白话写作。白话书籍或报刊纷纷面世，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积极推动了白话的逐渐普及。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的三四年里，白话小说数量不断上升，可是此后却是徘徊不前，与文言小说保持了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因为它的出版已可满足市场需要时，若再加大出版比例，就将超出该读者群购买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反而会导致亏本。有经验的出版者根据销售业绩的起伏，自会对临界点作出判断，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某家出版者对推广白话着了迷，不顾一切地使之一家独大，压倒甚至取代文言。出版者若要生存，就须得努力获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只要还有相当数量的偏爱文言者存在，白话文言并举的局面就不会改变。总之，出版者先是迅速推动白话小说的增长，而到了一定数量后，他们不约而同的经销策略，使出版界像巨大的调节器，维持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相对平衡的状态。
这种平衡状态当时还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同。陶兰荪是有志于白话著述的小说家，当“时贤所译福君之案，概出之以文言”之时[54]，惟有他以白话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可是他却认为，“文言白话，相辅而行”，这不仅合理，而且还是中国小说可以傲视他国的优点，“断非蟹行片假之文可与比伦者”[55]。“披发生(罗普)”是协助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作者，他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东欧女豪杰》全用白话，可是翻译小说时却用文言。对此，他搬出天演论作解释:“岂译本亦必循天演之轨线，有短篇然后有钜帙，有文言然后有白话耶?”[56]既然这些人都在认可甚至赞赏白话文言并举的局面，那么无论是小说界或是出版界，都还未能构成打破平衡的力量。
这种平衡状态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它什么时候发生突破或改变到怎样的程度，都已非作家或出版者所能左右。发生突破的先决条件，是白话小说读者群须得有极为显著的扩容，后来历史演示的进程表明，其完成经由两条途径。一是读者群内部成分比例的变化，即原先偏爱文言者观念发生改变，转为接受白话小说，进而认为小说的语言形式理当如此。一是已有的读者群拥有显著的新增量，而且他们是白话小说的读者。前者的实现须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舆论笼罩之下，即有赖于思想文化思潮的变化。至于后者，主要靠教育向中下层社会的普及，这类新增的读者对小说语言形式作选择时，无异议地倾向于白话。这两者都是渐进的过程，当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平衡状态才会被打破，这便是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看到的景象。不过，平衡状态被打破并不等于文言的退出，它只是受到巨大冲力而被严重挤压:要使之基本退出，还须继续积蓄力量，按上述两个途径渐次实现。概括地说，晚清时是论证了白话运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使其在文坛上已可与文言相抗衡，而自“五四”以后，白话才逐渐趋于定于一尊。
在古代小说范畴里，文言与白话是并列的两大系列，其地位一直是前高后低;可是在现代小说领域，已全然是白话的天下。很显然，即使在语言方面，承担过渡转换作用的仍是衔接两者的近代小说。白话小说的地位逐渐提升，它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广泛，以白话创作或翻译小说者也越来越多。这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件大事，可是发生的动因却远超过了文学范围，因为它是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教育诸方面条件的支撑以及促使下才得以发生与发展，而这些条件之所以在此时具有了这方面的刺激作用，是因为它们本身也正在过渡转换。总之，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过渡转换，它们又相互紧密联系，互为促进，小说无例外地也是如此，这也包括它所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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