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视野下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汤克勤

近代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传统之士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我们称之为士的近代转型。在士的近代转型中，晚清小说家显得十分活跃，在士之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李欧梵曾指出:“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终结，知识分子已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参与办报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1]参与办报撰文的晚清文人其实大多数是小说家，正是他们较早地由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由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2]的口号已深入人心，士不再轻视小说，许多士人敢于公开以小说家自居。“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3]在士的近代转型视野下，我们尝试考察学界较少注意的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并以他们为中心，试图描述出士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种鲜活生动的状貌。

一、晚清留学生小说家

清代求学于外国的中国学生，起初被称为“游学生”，后来统称为“留学生”。本文的“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特指中国晚清时期那些在国外留学时或在留学归国后创作过小说作品的人。如果小说家在出国之前写过小说，但留学以后不再写小说，例如孙景贤(留学日本前曾创作小说《轰天雷》，署名“藤谷古香”)、蔡元培(留学德国前曾创作小说《新年梦》)，那么我们不拟再视之为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晚清留学生小说家主要有罗普(创作小说《东欧女豪杰》)、张肇桐(创作小说《自由结婚》)、陈独秀(创作小说《黑天国》)、徐卓呆(创作小说《分割后之吾人》等)、陈天华(创作小说《狮子吼》)和陈墨峰(创作小说《海外扶余》等)等知名人物^[4]，还有陈景韩(作小说《刀余生传》等)、陶报癖(又名陶祐曾，作《恨史》、《新舞台鸿雪记》等小说)、沈翀(作小说《好梦醒来》等)、春晖(作小说《魍魉世界》)等。他们都是留日学生。

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是清季留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出于救亡图强的需要，留美、留欧学生陆续被清廷派出;中国甲午海战惨败后，为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20世纪初掀起了一股留日热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5]公费、自费等多种留学形式也随之出现。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士人读经、科考、出仕的荣身之路被彻底切断了，出洋留学成为当时士人最好的出路之一。清廷曾于1903年向全国发布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具体规定:留日归国学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凡由高等学堂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凡由日本国家大学堂毕业持有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再给予翰林升阶，并分别录用为官。并早在1901年提倡各省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凡学成“有优等凭照”，经回国复试，一律分等级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赐予官职^[6]。清廷采取这些措施，用意有二:(一)可以刺激广大士人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二)为笼络留学生，为其所用。这些措施虽然产生过一些效果，但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留学生，已经与传统之士显著不同了。首先，两者的知识结构不同，留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中西结合，而传统之士的知识以《四书》、《五经》的儒家知识为主;其次，留学生受到国外各种思想的启蒙，较早地摆脱了传统之士依附君王的非独立的品性，而率先向较为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转型了^[7]。这些差异，都在晚清留学生小说家身上打上鲜明的印记。

晚清留学生小说家起初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一度成为留日学生的精神导师，其《新民说》几乎被奉为圭臬。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留学生积极响应，热情地投入新小说创作。中国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创办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河南》、《四川》、《关陇》、《汉声》、《直言》等，登载了一些留学生创作的小说作品。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的小说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特色。他们的小说作品又鲜明地体现出晚清留学生们逐渐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特色。

(一)晚清留学生小说家通过小说创作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之士的知识体系。晚清留学生小说家们在出国之前基本上受到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教育，有的还进学成为秀才，但是他们在走出国门以后，耳闻目染世界各国纷纭多样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新知并融会其中。晚清留学生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9]先略举数例:罗普，曾是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及万木学堂讲学时的嫡传弟子，1897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当时还未改称大学)，为该校第一名中国留学生。罗普曾指导过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学习日文，还翻译了《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一书，于1898年出版。第二年，梁启超写下《东籍月旦》一文进行推荐，称该书为“实近史中之最适于我学界者也”^[10]。陈景韩，出生于塾师家庭，曾为清季秀才，后抛弃科举，进入武昌武备学堂学习。因加入革命党，被清廷通缉，1899年底随姐夫雷奋(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官费留日学生)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自费留学，攻读文学专业。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陈独秀，出生于官宦家庭，1896年考取秀才，1897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开始接受康梁维新思想，1901年去日本留学。陈墨峰，少时爱读书，博览经史诸子百家书籍，涉猎古文诗辞，善作文，文一出，语惊四座。1901年入石门县学，1903年为邑庠生，1905年就读于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随徐锡麟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准备学习军事，却被中国驻日公使阻挠，愿望落空，设法改学警察。陈天华，其父为乡村塾师，家境贫寒。他22岁受族人资助入资江书院读书，1898年考入新化实学堂，1900年受人资助去长沙岳麓书院求学，第二年到求实书院就读，1903年以官费游学师范生的名义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留学期间，他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二书，书中显示出他已掌握了许多西学知识。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创作的小说作品，表现出作者融会西学的新知识体系。罗普在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刊，又创作小说《东欧女豪杰》(五回，未完)，署名“岭南羽衣女士”，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小说界革命”。《东欧女豪杰》写在瑞士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华明卿，与俄国留学生朝夕相处，结为深交，小说通过她的眼睛和心灵，充满激情地描叙了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真切生动地塑造了女英雄苏菲亚等人物形象，并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现实。小说包含了许多外国新知，如俄国社会、虚无党革命等内容，第二回描写俄国留学生莪弥的办公室:“东边放着一个书架，架上齐齐整整插着黑智儿的《权利哲学》、卢梭的《民约论》、耶尔贞的《谁之罪》(小说书名)、遮尼舍威忌的《如之何》(小说书名)。”小说眉批道:“黑智儿唯心派哲学是虚无党经典，《谁之罪》、《如之何》两小说皆开出虚无党宗旨者。”^[11]这些内容足见罗普拥有了较丰富的西学知识。陈天华的小说遗稿《狮子吼》(除楔子外八回，未完)，更表现出他具有渊博的中外知识。小说以英国达尔文《进化论》和赫胥黎《天演论》的理论开头，介绍了世界上五大种族(黄种、白种、黑种、棕色种、红种)和俄国、英国等各国的概况，接着叙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剖析了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下的黑暗腐败。由此可见，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拥有了亦中亦西的知识结构，与传统之士以儒家知识为主体的单一结构迥然不同，因此，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已不再是传统之士了。

(二)晚清留学生小说家通过小说创作表明他们已拥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品格。“在古代专制社会里，士往往依附于统治者，尤其在科举时代，士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深受君王控制，其靓丽的道德规范和信仰追求就是忠君。于是士一直生存在道统和政统的夹层中。‘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12]士在维持道统和服从政统之间达成了苦涩的‘和谐’。”^[13]“忠君”，使传统之士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品格。而知识分子，已没有了忠君的规范，其人生追求和职业选择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晚清留学生小说家都服膺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思想，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大多已抛弃了梁启超的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而去积极宣扬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想。他们完全清除了头脑中存在的忠君思想，而主动以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以宣传革命为指归。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中国留学生张肇桐，曾发起组织东京青年会，担任《江苏》杂志(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编)的记者，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自由结婚》(“政治小说”，二编二十回，题为“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卷首《弁言》交代写作计划:“全书以男女两少年为主，约分三期。首期以儿女之天性，观察社会之腐败;次期以学生之资格，振刷学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作者原打算写成三编，可惜没有写完。《自由结婚》以犹太人亡国为引子，写爱国被强国所侵占，英雄黄祸和关关为复国而四处运动，两人相爱，关关说:“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14]陈独秀留学日本时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倾向于反清革命，1902年冬与张继、冯自由等组织了“中国青年会”。1903年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陈独秀激愤地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后被迫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他在安庆发表反清演说，遭到清廷密令缉捕，被迫逃往上海，后来与章士钊、何梅士等创办了《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又返回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以启迪民智、激励爱国精神为刊物宗旨，刊文抨击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残暴，尤其以揭露俄国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为主要内容。他动笔创作了小说《黑天国》(四回，未完，作者署名“三爱”)，小说叙述俄国革命志士荣豪的经历，表现了俄国西伯利亚暗无天日的生活。陈墨峰留学日本时，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学习制作炸药的技能，“习炸裂弹，尽其技，始回国”^[15]。1906年11月，他在上海协助秋瑾筹办杂志《中国女报》，任主编。1907年1月和3月刊出《中国女报》第一、二两期，上面刊发了他的小说《女英雄独立传》二回，表达了伸张女权、赞扬女性的意图，未完。他还创作了小说《海外扶余》(四卷十六回)，借郑成功抗清复明的历史题材，将国家、种族利益置于个人身家之上，宣扬了爱国精神和种族革命思想。1907年7月6日，陈墨峰协助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击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他自己在军械局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陈天华在晚清留学生小说家队伍中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留学日本时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在本部担任办事员;啮指写下血书《敬告湖南人》，寄到湖南各学堂，号召湘人起来爱国救亡;还写作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激情澎湃地揭露了洋人和清廷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洋人和“洋人的朝廷”;又自荐为“归国革命运动员”，1903年冬回国策动反清武装起义。1904年2月，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参与谋划湖南起义，事败后逃到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6月，与宋教仁等在东京创办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专以鼓吹革命为事”^[16]。他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起草了会章，并担任《民报》撰述员。约在此时，他开始创作小说《狮子吼》，集中宣扬了武力推翻清政府的思想。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留学生作出种种限制。陈天华积极投入到取消“取缔规则”的斗争，为了表明中国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他决心“以身投东海”，以警醒留学生和国人。在临死之前，他撰就了万言《绝命书》，然后赴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在晚清留学生小说家中，就连是改良主义者的罗普，也在其小说《东欧女豪杰》中赞扬了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斗争，宣传这样的思想:“若不用破坏手段，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断难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因此我们欲鼓舞天下的最多数的与那少数的相争，专望求得平等、自由之乐。最先则求之以泪，泪尽而仍不能得，则当求之以血。”^[17]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大多发动、参与了反清的种族战争，这体现出他们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的品格。

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已截然不同于国内受八股科举熏染的士，他们是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了。在中西文明碰撞和融合的大潮中，他们彻底地抛弃了忠君观念，而更多地关注祖国的生死存亡和反清反帝的大事业。崭新的知识体系给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灌注了新鲜的血液，促使他们在清廷日暮途穷时，主动地挑起了寻找光明的大任。他们归国以后，基本上没有进入清廷给予留学生的功名行列，而是冲在反清革命的最前线，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掘墓人。创作小说只是他们宣扬种族革命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潮中，他们更愿意做政治家、革命家或宣传家。于是，在晚清留学生小说家身上，显示出近代知识分子与圣贤意志越离越远，而与豪杰意志越趋越近，“在晚清最后十年里，一面是学理与学说的激荡播扬，一面是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焚烧出一团一团的烈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18]。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具体地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豪侠思想的搓揉和淬砺中开始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了。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在抛弃传统方面，比晚清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和以报人身份为主的职业、半职业小说家(其主体为普通士人)做得更为彻底;所展现的新，也更令人瞩目。

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晚清小说涉及留学生的作品大致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罗普的《东欧女豪杰》、佚名的《破裂不全的小说》、轩辕正裔的《瓜分惨祸预言记》、张肇桐的《自由结婚》、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侬更有情的《爱之花》、佚名的《黄人世界》、旅生的《痴人说梦记》、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吴蒙的《学究新谈》、杞忧子的《苦学生》、陈天华的《狮子吼》、南支那老骥氏的《新孽镜》、春帆的《未来世界》、潭溪渔隐的《新贪欢报》、雁叟的《学界镜》、姬文的《市声》、尗夏的《女学生》、履冰的《东京梦》、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和静观子的《六月霜》等，尤以《苦学生》为典型。这些小说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中国留学生在域外的生活、思想情感和出国前、归国后的生活状态等丰富的内容。在晚清小说留学生形象的群体中，有救民于生死、挽国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也有生活腐朽、平庸无能的凡夫俗子，还不乏数典忘祖、奇装异服的跳梁小丑。他们显示出与居守家国的传统之士截然不同的风貌，他们的身影一旦进入小说殿堂，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凝聚了当时中国人对留学生的期望和想象。

(一)晚清小说中留学生的主流形象，代表了士的近代转型的一个前进方向，是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典范形象。晚清留学生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下负笈海外的，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知识，以强大祖国，挽救民族危亡。艺术反映生活，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大多怀抱崇高的目的求学于海外。《狮子吼》^[19]第三回开头介绍:“民权村有几个名人，游历英、法、德、美各国回来，细考立国的根源，饱观文明的制度，晓得一味野蛮排外，也是不行。必先把人家的长处学到手，等到事事够与人平等，才能与人争强比弱。”后来民权村青年孙念祖、孙肖祖等出国留学，选择最富“长技”的国家。念祖说:“弟想日本的学问，也是从欧美来的，不如直往欧美，到省得一番周折。世界各国的学堂，又以美国为最完备，且系民主初祖，宪法也比各国分外的好，所以弟有想要到美国走一遭的志愿。”肖祖则首选德国，说:“听得德国陆军天下第一，弟甚想往德国学习陆军。”留学生们理想远大，国人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例如《苦学生》写湘潭人黄孙，自费留学日本，于东京宏文学校毕业后，“为欲受完全教育”，又往美国求学，杞忧子对他祝愿道:“祝汝学成而归，挈大西洋的潮流，制造我中国伟大的国民。”^[20]有的留学生怀抱为国为民效力的理想出洋，又有建功立业、立身扬名的“私心”。例如《瓜分惨祸预言记》，黄勃下决心:“去外洋游学一回，练成一个智勇兼全之士，回来为国家办起事来。那再造中国的大英雄，恐怕便是我了。”^[21]救国的宏愿与扬名的私念糅合在一起。

晚清小说对留学生干出了一番伟业作了充分的想象和描述。《东欧女豪杰》视留学美国和瑞士的18岁中国姑娘华明卿为“女豪杰”，认为她是二万万同胞姊妹里头“一位被时势造出来的人”^[22]。《市声》写留学生归国后为振兴民族工商业，与洋人“实行工商战”。小说结尾写到留学生提倡实业的功效:“工商两途，大受影响，外国来货，几至滞销，都震惊得了不得。”^[23]《狮子吼》记叙孙念祖成了留美学生领袖，孙肖祖成了留欧学生领袖，并与留日学生领袖宗孟、祖黄联合，“东西洋的留学生都联为一气”，他们又和国内的反清革命势力联系上了，将要大展宏图。《新中国未来记》^[24]叙写留学生的丰功伟绩尤为突出。“从小自备资斧，游学日本、美、英、德、法诸国”的孔弘道在维新时代为国事奔走，下狱两次，新政府成立后，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为国操劳，以病辞职，后来专心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被公举为教育会长。在英国恶斯佛大学(牛津大学)留学三年，学习政治、法律、生计等学科，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一年半的黄克强，他在归国后组建了“立宪期成同盟党”，颁布了一系列建国理念和建国方针政策，联任了“新中国”第二、三届大统领。可以说，留学生为国为民作出的贡献以黄克强之形象为极致。

晚清小说还刻画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已受到了良好培养，奠定了学问基础。他们往往品学兼优，自立自强，又符合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浓重的孝亲观念。《新中国未来记》写黄克强和李去病，一个是理学大师琼山先生(受业于南海大儒朱次琦)的儿子，一个是琼山先生的得意门生，两人留学前都“在家研究有素”，受过良好的理学教育，因“立意要讲求那世界的学问”，便自学外国语言;到达英国后，学费不足，两人“都是半日做工，半日读书，到暑假时候，向人佣役，因此便就敷衍得过去”;学成归国后，黄克强在上海接到母死父病的电报，“哭得泪人儿的一般”，李去病也“陪着呜呜咽咽悲痛起来”，并当面斥责了无家庭伦理观念的宗明。《狮子吼》中的孙念祖、孙肖祖等在出国前就十分优秀，他们师从中学堂总教习文明种(留学生)，接触了新学，成绩出色，在毕业考试中，念祖第一，肖祖第三;他们成立了自治会，严格要求自己，制定了自治规则，各项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嚣张之气，一扫而绝”;他们坚持锻炼身体，强健肌体，“非入病院，每日体操、军事讲习、野外操演，皆不准请假”。他们还具有孝亲恭友的品德，对朋友的丧父之痛，给予了慰问，念祖生性最孝，其母暴得重病，他“日夜侍药，衣不解带，把那出洋的事，暂搁一边”，直至四、五月后母病大愈，方才动身出国。留学生的这种形象，说明他们并非是无根之人，而是扎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

留学生走出国门，站到中西文明的交会点上，投身于世界文明的怀抱，较宽阔的视野让他们如饕餮不择粗细地吞咽他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知识，因此他们更早更深刻地感受到全球近代化的趋势。《未来世界》中浙江杭州民智学堂的总教习陈国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个时下的大名家，学贯中西，兼通物理，声光化电，无所不通，东西文字，无所不习，最专门的是英、德、法三国的语言文字”^[25]。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被无情摧毁，而代之以新的知识体系。《狮子吼》中的文明种，可谓留学生涯让人转变迅猛的典型人物。他原本是一个守旧先生，申明古制，提倡忠孝，视讲洋务者若仇，被守旧党推为头领。后因一个留学日本的门生劝说:“直往日本，在师范学堂听了几个月的讲，又买了一些东文书看了，那宗旨陡然大变，激烈的了不得，一刻都不能安。回转国来，逢人即要人讲新学。”原来守旧党的同志看见文明种改了节，便蜂起而攻之;同县的八股先生打开圣庙门，祭告孔圣，出了逐条，将他革出名教之外。文明种到民权村担任中学堂总教习，以开通民智为己任，宣扬革命和民族主义。他说:“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行了国民的责任。”“(国家)即不幸为异族所占，虽千百年之久，也必要设法恢复转来，这就叫做民族主义。”当民权村的“种”下了后，他又往别处“下种”了，他说:“或可再能开通个把人，也算我文明种稍尽一分国民的义务了。”文明种由原来的一个守旧先生，一个顽固的传统之士，通过留学，而转变成一个“国民”，一个知识分子了。留学生涯竟让人的思想转变得如此之快之大，当然与作者陈天华的创作思想不无关系，但这同时也说明:留学，的确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晚清小说众多的留学生形象中，《学界镜》^[26]中的方真可谓是留学生形象中完美的人物。从他的名字，姓方名真，字完民，可见作者意欲塑造他为完人的形象。上海务本学堂的优秀女生郑是，字子范，“立意要嫁个学界里完全人”，后来按照文明结婚的方式，嫁给了他。作为“完全人”的形象，方真被着意塑造为:天分高，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至性真纯，极重伦理，外表庄重，遵守传统道德;专心留学，热爱教育，见识卓越。他在日本留学时穿西装，一归国后即要改装，穿回中国衣裳，买条假辫子装上。他说:“在日本……要不改装，不但不能与外人合群，实在也真不便当，被外人讪笑，尚是余事。至于归国后，则必需仍还原装，方算得是本国的国民。这是与道德上有关系的事。”他的灵活变通由此可见一斑。在日本，他悉心研究各种学理，与日本人士交游，“以调查其国家社会一切之现状，并力考其所以隆盛致强之原因”。他认为国家实力来自教育，于是将一腔心血付注在教育事业上，以教育家自任，翻译了许多关于教育的书籍，发表了许多论说。他说:“我的宗旨，办学堂，要先就各种学堂的性质上注意。譬如蒙小学堂，则先去其遗传的劣根性，养成其种种道德心。军事学堂，则振其尚武的精神，而发其爱国心。工商各学堂，则导其合群的思想，而动以竞争心。而又教授合法，课程完全，加以形式整齐，规则慎密，何愁这学堂不办得精神完满?”他认为，社会上不能进学堂学习的各色人等才是教育的难点，“但愿他们都能有点道德，可以称得上有国民的资格，这才算得教育普及，这就是我的目的”。方真以普及教育，让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国民的资格为己任。他赢得了人们的惊叹和崇拜。作为留学生，方真集传统、新知于一身，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完人形象。在他身上，新旧杂存，传统与新知共生，这体现出转型时期知识人的特点。方真高卓的理想和卓越的能力，更体现出他作为留学生——新兴知识分子的风采。

晚清小说中有的留学生形象虽然仍具有传统之士的特点，如忠君、孝亲、重视传统道德等，但是，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崭新风貌，是传统之士无法望其项背的。留学生与传统之士存在着某些共性，这是符合士的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的，也是晚清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

(二)晚清小说中留学生的非主流形象，昭示了士的近代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复杂多样的。晚清小说有些作品揭露了少数留学生得过且过、不学无术、品质败坏的形象。在晚清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如饥似渴地吸纳外国新学，有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只是混日子而已。他们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与留学生应该承担的国家使命格格不入。正像鲁迅《藤野先生》所写“清国留学生”学跳舞，把地板踩得咚咚咚震天响一样，晚清小说也叙写了一些留学生极其平庸的形象。

《痴人说梦记》中的北洋大学堂总教习韩康伯，因新学知识缺乏，受到了学生和同行的冷眼，蒙羞而走，后来出洋留学，“到得东京，进了速成师范学校。康伯在这学校里，别的倒也没甚不便，只因不肯改装，被东洋人唤他做猪尾客，心中愈加气愤。好容易混过一年”^[27]。在海外留学只是“混过一年”，韩康伯归国以后实际上与出国之前并无二致，依然故我，他就谈不上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了。《学究新谈》中的留学生邵杞如，介绍自己在日本宏文学院留学三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说:“我去了很是后悔。那费用不必说，就是饮食上，我也弄不惯。每天吃些腌菜，饭又是扣准了吃，多吃了，人都笑话我们。他那里上等的好饮食，叫做什么哈嘻垆。只不过一个小炉子，加上个小铁锅儿，烫那生牛肉、生鸡片吃罢咧。这在我们中国，也不为奇。他们觉得非常贵重，轻易没人肯吃。其实花费不多，我有时吃不下饭，就去买个哈嘻垆吃。他们猜我是中国的贵族，又说中国人实在有钱，怪不得一次赔款，就是几百兆。你说可气不可气?我好容易学会了日语，能和他们会话。谈到科学上，我应付不来。他们便笑我说，你们中国人只会吃哈嘻垆，没别的本事。这话就合我们上海骂人家饭桶一般，把我臊得没法，只愁没个地洞钻下去。然实在自己的学问不兴，那里敢和人家反对?那学院里规矩非常认真，到十下钟一律熄灯。我有时功课没温熟，或须写封家信，私下点一枝洋烛，照着看时写时，他们就有人巡查到来，不知不觉的被他吹熄了。那敢啧声，只得睡觉。我在那里学了三年，卒业后想进高等师范学校，遇着取缔的事，没见成功。闲住在那里没味儿，只得回来了。”^[28]像邵杞如这样的学习、生活状态，就是他是处于中西交会处的留学生，也不能转型为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

晚清小说还叙写了一些留学生既不学无术，又品质败坏，是以吃喝嫖赌、敛聚钱财为能事的卑劣形象。《文明小史》写“从东洋回来”的刘学深即是这类人。他以“婚姻自由”为幌子，下窑子，嫖妓女;在讨论成立不缠足会时，他当着众人的面忘神地盯看“一只野鸡”，说:“妙啊!脸蛋儿生得标致还在其次，单是他那一双脚，只有一点点，怎么叫人瞧了不勾魂摄魄?”^[29]丑态可掬;他对朋友或刚认识的人，总要揩油，曾经为了四角钱与朋友翻了脸，打了起来。

综上所述，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良莠不齐，实际上这正是晚清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在晚清小说中占主流的留学生形象是积极进取、爱国爱民、融会中外新知的，他们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中，是一种典范，代表了一个前进方向。而晚清小说中占末流的留学生形象则平庸无奇，他们在士的近代转型中可谓无足轻重，甚至起到了反面阻力的作用。晚清小说中留学生的多样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士的近代转型过程的复杂状况。

三、结语

季羡林说:“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30]留学生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报春鸟”、“普罗米修斯”。留学生摆脱士的忠君意识和依附性格，是迈向近代意义知识分子的起点。晚清留学生小说家通过小说创作，宣扬了反清反帝思想，表明了他们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晚清留学生总体说来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才子。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无不重视留学生，留学生也自视甚高，自认为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晚清小说家面对晚清内忧外困的危局，适应了国人对留学生的集体期待和想象，创作出一大批未来国家新主人翁的留学生形象。以晚清留学生小说家为代表的先进留学生的思想行为，正是这一形象的现实来源。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些留学生不学无术，晚清小说家们秉承着谴责精神，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晚清小说对留学生形象的刻画，为中国士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