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米或糖果要给他被告

果真应了“言多必失”，被告一恶状，闭上眼睛都能猜到告状的是哪个。

殷队长说我是“恶攻”，要开批斗会，路老兄打抱不平，告诉他：风向已变，反对“个人崇拜”不是空穴来风，姓殷的才同意批斗会改为说理会。会前，路老兄对我说：“君子坦荡荡，莫想不开，只当发言人放空炮。”我说：“当是放屁！”路老兄说：“他们由组织安排，其实也可怜。”

“可怜”的魏兄第一个跳上台，说我曲解《再版前言》。好笑，中央领导人的“亲密关系”能由我中伤？这家伙，说“跟风”是抬举了他，他连风向都不识。我发出嗤笑。

没想到，跟着上来的是苏老师。她的发言更不应点：“呀呀呀，平型关一仗打出了我党我军的威风……”然后她从辽沈战役说到平津战役，又说到淮海战役，三大战役歼敌多少万，数据准确。

我忍不住插话：“淮海战役建功的是刘邓大军。”

殷队长猛拍桌子，吼道：“真是嚣张，还敢为第二号走资派歌功颂德？”

他这一说，倒让我冒冷汗，的确犯了大忌，不再吭声。

馒头也上台“说理”，他除了背语录，只会重三倒四，鸡生蛋蛋孵鸡，鸡蛋做不成盐鸭蛋，寡鸡蛋孵不出嫩鸡崽，后来，干脆“牛胯里扯到马胯里”。

我暗自想，这些人也叫“说理”：理在哪里？既无来龙，又无去脉，缺乏了逻辑的推理和论证，站得住脚？

殷队长接着让郑老师上台发言。郑老师批评我太散漫，太没有政治觉悟，太不严肃，发展下去会犯太大的错误。

路老兄给我使眼色，只好唯唯又唯唯。

会开完。还好，没给我扣上“恶攻”帽子。魏兄见到我，依旧称兄道弟，还让我看他为海音拍的风景照，只是没有两人的合影，他说：“会有的，时机未到。”馒头更热情，见我必下自行车，问长问短，甚至递烟。苏老师语重心长，说：“以前你是学生，没经过政治运动，这次算走运，今后要十二分留意。”只有郑老师义正词严，警告我：“你那张嘴，若在学生中乱说，会犯政治错误。”我躲过一劫，却赢来这么多关怀，心安理得；只是问：何前倨而后恭？但是，一周后，安排我去沙坪建设“学农基地”，据说，担心我在学生中“放毒”。

“基地”离市区十多公里，地形如草帽，四面山坡上有些薄田，田中禾苗如稀毛癞子，这长几丛，那缺几丛。当中拱出一块秃岭，如同草帽顶。基建工地在“草帽”顶上，荒坪上堆些建材。我们的任务是看守木材、水泥，还有一车一车运来的红砖。

借住在农民任满爹家，一起守建材的还有董老头。他的故事我听说过，是地下党员，搞学生运动出身，带领一批学生迎接长沙解放；但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服气，又被打成反革命。他的生活难自理，饭菜不会做，不是米烧焦，就是菜洗不干净，从菜叶中吃出寸多长的青虫是常事；但他好学不辍，天天读英语，住户养的雄鸡发春骚，不依时打鸣，他用英语骂鸡，骂什么，听不懂。他喜欢朗诵寓言，读报时，会发出嗤笑，并来上一句：

“乌鸦叼着一块奶酪……”

就这一句，没有下文了。

有时，广播匣子里播新闻：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他又是一声嗤笑：“乌鸦叼着一块奶酪……”

除了英文和“奶酪”，他很少讲话。床前挂着一张炭粉画像，画的是他妻子，可能是他画的。我从城里带些花生米或糖果，要给他，他总是婉拒：“不啦不啦。”日子一长，我叫他“冬不拉”。

眯子来过一次，为他未来的舅子讨挽联，结合光脑壳“光荣就义”，我胡诌一联：

身学大庆人，争一片光明，勇悬危丝攀绝缆

心系大寨事，洒数滴氨氮，甘受电击听雷轰

眯子说：“行吗？怎么扯上‘大寨’和‘大庆’？”

我说：“不行也得行，要突出政治。”

眯子说：“那是偷电，能这样写？”

我说：“写了又如何？普罗米修斯盗火，光脑壳偷电，都是争一片光明。”

眯子说：“氨氮如何理解？”

我说：“尿就是氨，就是氮肥，哪怕只有几滴。笔法要含蓄些。”

眯子无可奈何，捧着这一联，向建妹子交差。

后来宁哥来学农基地看我，他认识“冬不拉”，说起，他北京的舅舅同冬不拉是朋友，解放前同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关过牢房。我同宁哥出门买鸡沽酒，冬不拉在家洗菜，我嘱咐：饭莫烧焦，菜要洗干净。

烹鸡煮酒，端起杯子叙时事。先说起《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可怜的布鲁梅尔》：前世界跳高冠军，苏联的布鲁梅尔竟不承认倪志钦刷新了他的纪录，不是好笑，不是可怜？

冬不拉说：“吃不到的葡萄总是酸的。”

冬不拉又说：“任满爹家断顿两天。”

我说：“匀点米给他。只是救得一时，救不得长久。”

冬不拉说：“等着上面的返销粮。”

风起于青萍之末，看来我快有出头之日，宁哥的话要能印证，林彪倒台时，老子要找到姓殷的论理，要让那些“跟风”的，说话口不应心的也懂得应如何“独立思考”。但转念一想：我懂得独立思考么？我何曾“独立”过，“思考”过？倒是冬不拉话虽不多，但句句扎实，也许坐牢都不怕的人才有“独立思考”的胆量。

冬不拉病了一场，脚软，不能走长路。他无儿女，侄女满子赶来沙坪。

阳历九月初，仍有“秋老虎”的余威，傍黑，屋里嗡成团的花脚蚊子，容不得人。我们搬椅子坐荒坡。地势高，有点风；枯干的辣蓼子燃起黄烟，熏退蚊子。我们摇蒲扇，喝茶水，仰银河，数星星。侄女儿在跟前，冬不拉的话多些。偶尔也说起当年一批文化人，对国民党的统治冷嘲热讽。由“冷嘲热讽”就谈起鲁迅，谈起鲁迅的文章《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隔膜》，这两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满子很沉静，也美丽，字写得好，不比我的“飞天体”。她是知青，抽农闲时节陪冬不拉，有时会练字，抄写王勃的《滕王阁序》。我自恃背功，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她马上接句“秋水共长天一色”，令我刮目相看。

我说：“你叔叔老是‘乌鸦叼着一块奶酪’，好像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故事。”

她说：“《伊索寓言》也有《狐狸和乌鸦》。你读过《伊索》？”

我说：“伊索是‘埃塞俄’的译音，他是个奴隶，又老又丑。我还听过广播剧《伊索》，太精彩，玻利维亚一位作家写的。可惜剧本找不到。”

她说：“我有印象，替你找。”

过几天，她从城里回来，带回剧本《伊索》的抄本，足足两本材料纸，字体不娟秀，有大气，并不十分工整。

我细读剧本《伊索》，这位又老又丑的奴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主人是克桑弗，女主人是克列亚。当他获得自由后，神庙中的祭器被窃，怀疑是他。依刑律，他若承认是奴隶，克桑弗可饶他一死；若坚持是自由人，将被推下悬崖，摔死。伊索宁可摔死，也坚持做个自由人。这个情节很诗化，让我感动：不自由，毋宁死。可惜，这样的殉难者太少。

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总有魔幻般的色彩，一如他们的足球一般神奇。现实中那里的人们生活如何？我想起了格瓦拉。他也是“自由的殉道者”。 “自由”，“自由”应当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说话。可是现在，我们“自由”得起来吗？莫说思想异端，稍不服从组织也是自由主义，我们跟前经常发生“乌鸦叼着一块奶酪”的故事。

感谢满子替我抄写《伊索》。不久，她被招工了。冬不拉虽是老右派，但他的哥哥即满子的爹是老工人，满子仍是“红五类”，招工招到电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