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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哐—黄钟也有雷鸣时—始终是出《红灯记》

时间:2023-1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机务段人员大调整,蒸汽机车头全换成内燃机车,司机班大调整,老伍同小郭子被精简,架修车间和洗修车间拆了,小苏也被分流。老伍、小郭子和小苏听说要归入劳动服务大队,想闹。几个列车上做买卖的凑在一起,会门背后吊颈——自宽自解:看来铁路这碗饭要吃到转世投胎,以前是“手提红灯四下看”,现在是“提篮小卖拾煤渣”,始终是出《红灯记》。

高兴的是母亲终于获得平反。要是她活到今天,会同意我同王娆的婚事吗?

所谓结婚,就是女人撒娇,男人屈从。王娆虽是结第二次婚,撒娇依旧;我是头婚,的确头昏。她每晚排练,要接送,甚至要陪。在歌舞团,见到一些老面孔,那年清明在烈士陵园,这些人参加过一阵演出,后来溜之大吉,但现在又是情绪激昂。王娆也激昂,又领歌又领舞,有时还要批评人家排练不卖力。看到他们排练舞蹈洞庭号子,苗寨花鼓:咳喝咳喝、咚咚哐哐。文革中他们咳喝、咚哐,拥护谁谁谁也咳喝、咚哐,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是咳喝、咚哐,莫非历史总在咳喝、咚哐中前进?高兴的是遇到吴桐,老先生被请来作乐队指挥,笔挺的黑色西装,红蝴蝶领结,神清气朗。看他指挥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唱,指挥的风格严厉、肃杀。王娆领唱《绣金匾》时,被他批评两次:

——原声,原声!别做作。莫用颤音!

——原声,莫用下滑音,感情是唱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王娆尴尬,眼里憋着泪,吴桐不理会,继续果决有力的指挥。

又是《绣金匾》,那年清明,烈士塔下,吴桐、果子和海音搂在一起,泪流满面地歌唱周总理……而现在,王娆也动情;但那次本来说得好好的,她同去演唱,后来借故没到,现在虽说也哭,多是表演成分。

休息时吴桐拉我到一边,得意地告诉我,几个月后将演出大型的“欧洲音乐作品欣赏”,由他指挥。其中就有无标题音乐作品,要我留意。

“好啊,还想听您演奏敲瓦罐子。”我说。

他兴致来了,大笑:“瓦罐子?现在是‘瓦釜毁弃,黄钟雷鸣’。

回到机务段,老潘不食言,让我当上第三产业办主任。上任前,他舌战群儒,为我扫清障碍。不能不佩服他对时势的悟性。

机务段人员大调整,蒸汽机车头全换成内燃机车,司机班大调整,老伍同小郭子被精简,架修车间和洗修车间拆了,小苏也被分流。老伍、小郭子和小苏听说要归入劳动服务大队,想闹。老潘说:“闹什么闹,‘分流’是顺应形势,甘愿挤在五六十度高温的炉膛里撬炉渣,还是锅炉前烤腊肉?”

小苏说:“不怕,不是提倡‘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为什么要精简我们?”老潘说:“什么年代了,还唱这支歌?命不要紧?”

小郭子说:“劳动服务大队属第三产业,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工人,要去生产一线。”

老潘说:“你懂什么?发达国家搞产业调整,都是第一产业的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服务行业就不是工人了?知识分子都属无产阶级。”

老伍说:“归到劳动服务大队,奖金不说,工资都没保障。”

老潘说:“没错。有拿没拿,拿多拿少全靠自己。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小苏叫屈:“坐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劳’个什么?跷起二郎腿抽烟喝茶,奖金高好几倍?”

老潘说:“脑力劳动不算劳动?他们劳动的含金量高,自然拿得多。俗话说‘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内燃机车你推得动?红眼病!”

众人被抢白一番,偃旗息鼓。小苏气不过,不报到,自找门路,去了广东北部山区铁路工地。我太太平平当上第三产业办主任。说太平也未见得,马上要同列车段联系,安排老伍、小郭子等上客车做小买卖,卖香烟、瓜子,还卖茶;有时也卖水果。这些人坐等我进货,我哪有时间跑下河街进瓜子,跑茶庄进茶叶。对不起,一概承包,我只提供工作环境。时间长了,老伍几个倒也乐意,收入并不差,只是惹得列车员不高兴,他们什么好处也没得到,自然闹矛盾,先是嘀嘀咕咕,而后捱捱擦擦,最后干脆以整顿列车秩序为名,将老伍他们掀下车。又是我的事,找列车段头头商谈,来个好处均沾,三七分成,订条约,不管是“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再吃亏的事,写上条约就按条约执行。不过,千万不要低估众人的智慧,小郭子同列车员一串通,车上不供应开水或少供应开水,旅客渴得嗓子冒烟,自然要买茶喝,买水果;生意好做。有钱赚,老伍同小郭子不再啰嗦。开始,刘哥的老婆在劳动服务大队被人嫌臭狗屎,后来她要求去列车上销货,女人不吝笑容,做事殷勤,时不时塞个香蕉或是甜瓜给列车员,所以货卖得快。她脸上笑容增多。几个列车上做买卖的凑在一起,会门背后吊颈——自宽自解:看来铁路这碗饭要吃到转世投胎,以前是“手提红灯四下看”,现在是“提篮小卖拾煤渣”,始终是出《红灯记》。

个多月后,小苏回来,穿戴一身新,他在铁路工地当施工员,收入不错,也是一出《红灯记》。

这一段,我乐得腾出时间读书,边读边想:

工人哪,工人,如老伍、小郭子一样,幸运还是不幸?说不幸?每月的收入翻番,人也越学越精明,使出周身解数,一门心思赚钱。说幸运?以前顶着个领导阶级的虚名,走路雄赳赳气昂昂,提盏红灯或饭盒上班,哪怕是“猪腰子饭盒”,但总觉得是堂堂正正的工人老大哥。现在什么都不是,做生意还得态度好。细一想,以前他们的坐标位置是“钦定”的,记得那年誓师会上,站火车头要经领导批准,现在可以自由选择生财之道,生活之道,有什么委屈的?布莱尔·贝洛克说过: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现在,哪个还愿戴着枷锁跳舞?人哪,总是受口号指挥,自身潜力得不到发挥,到头来得一个“我把青春献给厂……工人急得发干喊”的轮回,何苦?

众人盼着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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