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师的教学风格

老廖说，组织上在考验我。察觉到，先是工作量上增压，已教两个高三毕业班语文，兼班主任，临时增加代课任务。我同海音任教的学生高考成绩都不错，可是奖金分文没有，说不能搞“唯升学率论”。其实，有奖励，教育局奖一个名额去北京参观学习，老廖当仁不让。领导带头学习，我哪能嘀咕。但海音打听到，这个学习名额讲明给教学一线的老师。她毫不犹豫，向支部反映意见，老廖只好推辞说，学校事情多抽不开身，让海音顶替自己去北京。海音从北京回来，说听教育部请来的专家学者讲课，收获大；报告内容深奥，老廖不一定爱听。老廖听说这话，对海音很有看法，于是对我恩宠有加，也不失转达“群众意见”，对我的“个人修养”零打碎敲：

——不知犯什么案，公安厅总找他。

——在学农基地劳动时，就看不起贫下中农，同贫下中农打架。

——盛气凌人，有机会就想翘尾巴。

——自以为是，对老教师的教学方法说三道四。

我想申辩，但每次总被打断。后来路老兄道破天机：“要忍，先当小媳妇，多年媳妇熬成婆，你半年都不到。”只好熬。郑老师也告诫我：每个月应写思想汇报。

从此，我成谦谦君子，见人打哈哈，只认埋头做事。理应有的代课费不发，我也不要。我远比不上海音勇敢，当她听说代课费被领导借作旅游费后，毫不客气地要求归还。

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给百分之四十的职工增加工资。顿时，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众人铆足劲，为升一级工资跃马拧枪。

这次加工资的办法似乎民主，不停地评议——先由自己申报业绩，众人评过议过，然后投票表决。路老兄说：评议评议，就像演戏。冬不拉看法不同，说是人性本质大表露。

评议会上，苏老师吃力地提来两大捆教案，摊上长会议桌，书写教案的纸张发黑、发黄，有的被虫蠹，有的起霉斑；有的扉页中夹只带翅的虫子，几成标本；有的页面题头印着列宁语录“学习，学习，再学习”，或印着“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堪为文物：似乎，教案纸页在展示湖南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状况。跟着，她发言，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四人帮”对她的人身迫害。说到她如何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坚守教学一线，让人们俨然看到了江姐、许云峰的形象，只是英雄流血不流泪，她却声泪俱下。她继而从当年公开课《一块银圆》讲起，讲到“口诀歌”，说到自己对教育教学的贡献；又从民盟执委的组织发展工作讲起，讲到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考虑个人问题。并且声明，这次如不在百分之四十之列，她将步行到教育部告状。

小组会上，海音的发言简短，说“钱不钱是小事，关键是要获得对自己多年工作的肯定”。

郑老师花大半个钟头算明细账。说起，这么多年他不单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做人民的老黄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说几十年没请过假就不容易。海音插话：“这么多年，哪个请过假？”苏老师顶她：“产假呢？产假不算假？”海音冷冷地说：“法定假，你眼红？”苏老师说：“反正是请假。”

魏兄进会场时一瘸一拐，众人问为何，他只是笑，不吭声，那条瘸腿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他从参军服役讲起，讲到执行任务腿被石头砸伤，留下疤痕；又说起家庭困难，上有岳母娘看病服药，下有双生子入托入学，经济上打背躬，用钱捏住一寸，不放一分，用电用水，都节俭到最低限度。最后捋起裤脚让众人看脚杆上的旧伤。这一套众人似曾相识，都不作理会。馒头反倒私下议论：“偷电，偷水，他家电表水表长年不转动。”

之后众人藏藏掖掖写票，躲躲闪闪投票。

投过票就投诉：

海音姓张，按姓氏笔画排列“张”与“苏”笔画不同，海音的名字排在苏老师之前，得票高两票。苏老师大嚷有阴谋诡计，说名字排列不公平，“苏”应排在“张”之前；如果按繁体，“张”排得更后，就没数“苏”字的繁体几多画。郑老师更抱怨，投票不拣日子，本来约定了一些人，偏偏那天拉肚子，憋不住，去趟厕所，回来后，约定的几票落空。他唉叹，真是人在人情在。

票数公布后，我入围，路老兄入围，海音同苏老师也入围，馒头是学科组长，在入围名单上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老廖。学校平地起波澜，意见冲着馒头和海音来，纷纷说好处不能落一家，要搞点利益均沾。廖书记只好“依群众意见”，将馒头拉下马，从此，廖书记家中添位常客。不等下班，馒头捧个保温杯，自备小板凳，坐到廖书记家中，不抽他家的烟，不喝他家的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向书记诉苦。老廖不堪其扰，几天后馒头名字重新入围。这办法见效，郑老师也仿效，去到第二天，廖书记召开党员紧急会议，建党对象也列席。会上廖书记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点名地批评了郑老师。第三天，郑老师请病假，病症是“心绞痛”。

馒头重新入围，正待弹冠相庆，却被海音一通数落：“没志气！何必让人瞧不起？”馒头嘻皮笑脸，说：“挟到碗里就是菜。”海音骂他同魏兄是一窑货。两人关起门开打，惊动四邻。

路老兄笑话馒头：“一级工资不就八九块钱，何必那样计较？”

魏兄背后“画符”，说：“看她，这不翘起来了，还打算入党，老廖未必喜欢这种人。”

苏老师也说：“她呀，清高得很呢，馒头过于老实。”

只有冬不拉为海音主持公道：“知识分子少的就是这份清高，党员中的知识分子更需要这种清高。”

话没讲完，苏老师缠住冬不拉，又是一通好吵。

已入围的都在战战兢兢中度日，只盼早些一锤定音，夜长梦多哪。

据说，老廖已找海音谈话，仍是反映“民意”：一家两口子不能都上，问她要工资还是要党票。海音回答：要公道！说罢扭头就走。

廖书记又找我谈话，肯定进步的同时，谈到当一名共产党员应不计名利，最后兜个大圈子说起郑老师的病情。

老廖语重心长：“唉，心绞痛，心病还得心药医。如果给老徐让个名额，他的病好得快。”

我不清楚是老廖要放弃名额而垂范于我，还是动员我放弃名额而成全郑老师，只好唯唯。他又说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连续工作多年，环境如何艰苦，好不容易盼到今天。我又唯唯。后来有人敲门。

老廖再一次语重心长：“这次加工资是对人的考验，更是对你的考验。”

明白不过，又是对付海音的那一招：要工资还是要党票？他再一次提到郑老师的病情，我硬着头皮告诉他：名额我可以放弃。

我感受到老廖热烘烘的大手落在我肩上的温暖，心上却一片冰凉。细想：为什么找我谈话？为什么反复谈他的革命经历？雪泥鸿爪，草绳灰线，这意思能不懂？我断定自己：不是听不懂，而是想不通。

愤懑的是我，潇洒的是冬不拉，他工资级别全校最高，对调薪不作指望；还有路老兄，他说话仍是口无遮拦。

讲到调薪，路老兄说：“评议会，搞什么鬼，你方唱罢我登场，哪个不是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下扒？”

冬不拉说：“怪不得众人，这么多年工资无动静，敢于提出自己的生存需要有什么不好？”

我说：“为一级工资，什么脸面都撕破，犯得着？”

冬不拉说：“在报酬上敢于争取不违法，劳动的雇佣方和被雇佣方如果都可以自由选择，人的才智能充分发挥，社会才进步。而现在，是僵化的八级工资制。”

路老兄说绕口令：“八级台风九级浪。这次又百分之四十：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便宜了百分之四十，人心乱了是事实。”

冬不拉说：“全国一盘棋，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指标至上。抓右派，有指标；加工资，又搞指标。指标是先验的，人心是波动的，又是挑起群众斗群众。”

路老兄说：“愚弄，愚弄，指标愚弄。”

冬不拉也说绕口令：“指标的确定总是依确定者的确定而确定。”

绕来绕去，我不懂，他们就解释。我略有所悟，就说出老廖找我谈话的内容，冬不拉拍案而起：“党风就是这些人败坏的！”

路老兄也说：“什么组织考验，分明是利用组织进行欺诈。”

冬不拉安慰我：“安心工作。你说的情况我向局纪委反映。”

路老兄息事宁人，说：“没必要。师公子同鬼斗法——病人子遭殃；会有更好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依然一心扑在教学上。

每晚夜深，备完课，改完作文、作业，已是十一二点，还要刻试卷。头晕脑涨，就揉眼睛，瞌睡揉不走，越揉，眼皮越沉重。推门出外，夜气清凉，星光稀疏，不远处的高楼，近处的低檐，都熄了灯火，偌大片教师宿舍，只有一家倒是电灯彻亮，那是校办工厂厂长家，据说，老廖每夜同几位领导在他家夜战：打麻将。

凉夜促我清醒：

为什么要入党？我的初衷是履行自己的信仰，因为高品位的文化追求总同信仰相随。而现在，为入党我成了“小媳妇”，成了谦谦君子，成了虔诚的忏悔者，莫非有人将信仰等同于宗教？我也将变成思想僵化的信徒。这绝不是我的初衷。被冬不拉誉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彭德怀，他应成为我的楷模。海音在入党问题上都能镇定自若，我何不坦坦荡荡？

这几天，少爷同酸枣天天找上门。酸枣出狱后同少爷一拍即合：专攻“美术设计”。凡学问，总离不开资料的积累，他们手头的资料，很多是英文原版，而英语是他们的“死穴”。于是，这两个家伙央我找人“恶补”英语，又是麻烦冬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