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讨伐队长皮球，接受玉珍“规劝亲人下山投降”的保证的第二天，他便命令孙金富，逼玉珍写信，派人进山劝降。玉珍对孙金富和皮球说：“派两个保险，他们可以互相监视。皮球心里想，派几个都没关系，反正我的人在背后盯着，还怕你上天，但是叫他大伤脑筋的是，不但没见到一个回来投降的红军，而且连盯在进山劝降的两个家属后头的密探，也一去影无踪，没有回来。他们哪里知道，由于部队接到了金忠根同志的情报，事先做了准备和安排，皮球暗中派去的两个密探，早做了抗联的俘虏。皮球跑到警察署问孙金富，孙金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得不跑来问玉珍。玉珍皱着眉头，心里想，还有李大婶没有逃出去，便委婉地说：
“孙署长！你也能知道，抗日联军整天在深山老峪成年不见人的地方，不是去了就能够找到的。再说，‘归降’也不能大鸣旗鼓地明来，公开去‘劝降’，他们的连长能允许吗？办这种事，不能着急。我看再派去一个，一来去‘劝降’，二来还可以寻找寻找以前回去的那两个。你们要是不放心，不妨跟去一个。”
孙金富跟皮球合计了半天，也没有更好的道可走。本来嘛，要是抗日联军整天在露天广场里，讨伐队也不能摸不到影，长年剿不清。再者说，还有玉珍做押头，便把李大婶也派进山去。当然，皮球这次仍没有忘记派密探跟踪。她们刚走，皮球接到上司命令，叫他率领讨伐队，协同邵本良伪军，一块进攻盘踞在老龙顶山上的抗日联军。讨伐队一走，孙金富觉得自己人单势孤，对玉珍逼的也就不那么紧了。他想，只要我监视住玉珍，不让她跑掉，安田队长回来问我，也算不了大错误；再加上他这两个来月，也率领警察出去“讨伐”几回，没有经常住在警察署，这样，“进山劝降”这件事也就暂时缓和下来了。这天晚上掌灯的时候，玉珍接到丈夫有德一封密信，并装着一百元钱。信中说，还有七个战士没有换上棉衣裳，请她在可能范围内，用捎去的钱给做七套棉衣；做好了，送到小龙岗朱家坟。玉珍见信后，急得鼻子尖上直门冒汗。她想，“眼下穿棉衣裳猫在屋里，还离不开火盆，活动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士，不穿棉衣怎么能受得了呢？金忠根同志已经跟讨伐队走了，这个问题，责无旁贷，应当由自个儿想办法解决。”一宿，玉珍人也没有合眼，最使她苦恼的是：孙金富已经命令所有警察，不准她出村一步，而本村又没有出售布匹和棉花的商店。叫别人去买，叫别人去冒这个风险，她又有点儿不甘心。正在她左右为难的时候，王春生——即被敌人杀害的王志坚之子，给她送苞米煎饼来了。春生见她紧锁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问她，是不是孙金富又催逼她，跟她要人了，可是又见玉珍摇头。这可急坏了春生，他刨根问梢，一定要知道缘由在哪。玉珍被追不过，只好说出了自个儿的苦恼所在。春生一听，连项儿表示自己前往。尽管玉珍不大同意，说他是抗救会长的儿子，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架不住春生的一再恳求，最后竟说什么：难道你不允许给我爹报仇出气？就这样，春生夹上一条麻袋，手里拎着一把斧子，装做砍柴禾的样子，混出村口，大步流星地奔向了三十里开外的平顶村，去购买做衣裳用的布和棉花。没到晌午，春生走进了平顶村的福益号百货商店，他哪里知道，这时候便衣特务赵敬财正在商店里转悠着。赵敬财见他身上穿的破衣烂衫，竟从腰里掏出一张百元的绵羊票，买了一匹布和那么一大堆棉花，心里犯了疑惑，“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这年头，一个穷庄稼人，舍得买这些东西吗？”他想起了头些日子上面发来的公事，命令他们加强经济封锁，防止物资进山，把抗日联军冻死、饿死在山里。“这些东西是不是给抗日联军买的呢？”他想，“要是能破获一起通匪的案子，那运气可就来了，说不定会一跃而升为督察主任呢!”他决定追查一番。当春生付完货款，背起东西往回走时，他在后边暗中监视起来，春生快走，他也快走，春生慢走，他也把脚步放慢，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了起来，日头斜过西山，春生还在不停地往前走。这时，便衣特务赵敬财焦起急来，他想：“这样跟在后尾，白天还盯得住，日头一落、天头一黑，不就抓不着影了吗！”他决定把这个小伙子逮捕起来再说，但还没容他动手，春生便夹在捞着柴禾的爬犁当中，混进了围子，越敬财快步飞跑向前，待他追到村口时，望春生已钻进了一间小草房。他估计，这小伙子也许就住在那里；就是不在此村，看样子也要吃吃饭，歇歇腿，不会马上溜掉。赵敬财三步并做两步，急急忙忙跨进了警察署，立即向警察署长孙金富介绍了情况。孙金富听过介绍之后，料到买布的那个年轻人是进了玉珍居住的小草房，他心里非常纳闷：“难道是他男人回来了？不，不会，他男人不能回来投降，莫不是抗联下来买东西的？……”他一时想不出这男人是谁，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认为，这件事一定不平常。这不仅因为玉珍是监视的要犯，而且布匹、棉花都是抗日联军极端缺乏的重要物资。几个月来，他风言风语地听说，村子里常有人往外捣腾东西，可就是一回也没抓着。几个月来，为一次“通匪”的案子也没破获，他左一次右一次地没少挨讨伐队长的抠、训。但是他又想：“假如这件事真是这样的案子，跟赵敬财合干，事成之后，功劳最少也叫他夺去一半。”孙金富低着头这样想了之后，抬起头装模作样地说：“听赵兄介绍之后，我思索再三，这个汉子好像姓贾，他们家是个闷头财主，手里倒有几个大钱，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一匹两匹布可也用得着。不过，上面已经有过指示，叫咱们加强经济封锁，严防物资进山，我们不可不注意提防。我看赵兄您领我去看一看，那个小伙究竟进了哪个房子了，万一要不是他呢？”
特务赵敬财虽然已不像进屋时那么高兴，但内心里倒着实佩服孙署长办事精细。他领着孙金富走到西街，指着玉珍居住的那间草房说：“那个汉子就进那座房子了。”孙金富明知道不会说错，可他还是故意地问：“赵兄，确实看准了吗？”赵敬财傲然一笑：“咱们是干啥的！”孙金富装着颓丧的样子说道：“唉！这块肉白盯了！那间房子正是老贾家的住宅。”孙金富拿眼角窥见赵敬财信以为真，直勾勾地站在那里不动弹，连忙上前拉住赵敬财的手，笑嘻嘻地说：“赵兄！您今天跑的也够累了，走，到敝舍喝上两盅白干，今儿晚上就住在这，明天我要个胶皮车送您回去。”
孙金富陪着赵敬财喝完酒，吃完饭，安排了住处后，立即派人到玉珍家搜查，然而，不仅小伙子不见，连布匹棉花也一点儿没有，玉珍一口咬定说没有人到她们家，更没看见过什么布匹棉花。孙金富听了之后，眼皮一卡巴，连夜把叛变投降的李福贵找了来，命令他到玉珍那里，套出来人是谁，布匹何用。最后，孙金富声色俱厉地说：“李先生！几个月来你可是啥也没给我探出来呀!这回要是再弄不出个子午卯酉，可别怨我孙某无情了！”
在孙金富和便衣特务赵敬财勾心斗角、喝酒吃饭的时候，玉珍跟春生迅速地把买来的棉花和灰布匀开，连项儿送给了西院刘大叔等最可靠的几家，告诉他们抓紧制作，按照送单衣的办法——新棉衣穿在贴身，外罩自己的衣裳，把棉衣送到小龙岗朱家坟。
第二天清早，玉珍正要找个背静的地方去做棉衣，这时候，李福贵走了进来。
“大嫂在家吗？
玉珍一边让坐，一边说：
“大兄弟你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
李福贵立刻把眼角耷拉下来，愁眉苦脸地说道：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大嫂！你兄弟哪天不得闲呢？你兄弟不是没有空儿，是没脸见人哪！”李福贵接着自言自语地叨咕起来，“秋天孙金富那家伙回来后，我跟王志坚一块儿被抓了进去。他们不容分说，就把王志坚整死。当时我想，既然落到人家手里，就不能硬拼，古人不是说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当时我就抱定了这个主意，心里想，只要不被他们杀死，早晚也能逃出虎口，报上这个仇。所以，我和孙金富说，以后不再反满抗日了。他以为我真低了头，便叫我找个保，把我放了出来。”说到这，他停了停，然后又道：“唉！哪曾想，如今好几个月了，抗日联军影信皆无，叫你有亲难奔，有国难投。自己的心愿不能实现，怎么能高兴呢！这还不算，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乡亲们背后议论我，说我李福贵贪生怕死，是一块软骨头。孙金富那家伙呢?又三天两头把我提溜去，叫我汇报干了些什么，弄得我劁猪割耳朵——两头受罪，真是熊瞎子照镜子——里外不够人！”说到这里，他使劲儿卡巴卡巴眼皮，挤出了两滴眼泪，并且迅速地用眼角溜了一下玉珍，他发觉玉珍似乎也有点难过，他见时机差不多少，愤慨地说：“于大嫂！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算过够了！今天你大兄弟来这里，就是想请你给想个办法。拿个主意。”他压低了嗓门，又像问玉珍，又像问自己：“难道咱们九连，真的都抬腿走了个干净，抛掉咱们不管了？”
玉珍在李福贵进屋那时，曾想起金忠根告诉过她的话：“李福贵被抓起来，没和王志坚一起被杀，是不是他已经向敌人自首叛变了呢？在没有弄清楚以前，暂时不要拿他当同志看待。”可是当她听了李福贵满含苦痛地对她述说的这一席话之后，心里竟软了起来。几个月来，她没见李福贵干过什么坏事，金忠根准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高度警惕性，对他发生了怀疑。不知为什么，玉珍她此时竟觉得，过去对李福贵是误会了，便劝慰地说：
“大兄弟，你也不用难过，你也不用伤心，真金不怕火炼，有心抗日救国，早晚一样。”斗争经验不足的玉珍，接着就把九连没有走，她们正在给战士们缝制棉衣这些事，简单地告诉了他。玉珍最后对他说：
“你要是真心走，就回家准备准备。后个清早上我这来，顺便你也给捎上一套。”
李福贵本想再打听打听，又怕追根问底引起玉珍的怀疑。他想，反正事情是探出来了，至于细情，不怕孙金富逼不出来。遂说道：
“这可太好了！我后天清早一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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