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有一位皇帝器重、首辅倚重和众官敬重的名臣，万历皇帝从不直呼其名，始终称其为“先生”。他去世时，皇帝还“辍朝一日”，致哀一天，以示对他尊敬和怀念。他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榜眼——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吕调阳。
吕调阳（1516—1580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官宦之家，为明嘉靖年间翰林院编修吕璋之后。吕调阳自幼聪明好学，6岁便离家读书。嘉靖十三年（1534年），18岁的吕调阳乡试中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34岁的吕调阳高中廷试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翰林编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他出任会试分校官。不久，其父母相继去世，吕调阳回乡守丧。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吕调阳才重回翰林，任国子监司业。隆庆年间，吕调阳先后出任南北两京国子监祭酒。因其曾从师于国子监祭酒、阳明学派学者“永康学”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学教授诸生。
吕调阳与张居正合著的《帝鉴图说》
万历元年（1573年），受张居正的举荐，吕调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与机务，成为次辅。同年晋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十一月晋太子太保。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次年二月，他又晋为建极殿大学士。
吕调阳深谙大明朝典章礼仪，加入内阁后，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之一，“若大丧，若大婚，若崇祭，若荐号，若降夷、受俘，诸臣仪旷典事，咸藉公相成以当上心”。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性尤淡泊。他在讲解时，引经据典，切规时政，从不故弄玄虚，夸夸其谈，深得百官敬仰。
当时，张居正为了挽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改革要处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触犯了权贵的利益，需要绝对的权威。作为次辅的吕调阳，始终全力支持和协助张居正进行改革，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吕调阳性格温厚，办事公道，坚持原则，从不拉帮结派。他所处年代已是官场腐败，但是他却始终保持一身正气，“门无私谒”。明朝末期，政治重心转至内阁，谁当首辅，谁就能主宰国家大政。万历五年（1577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员丧父母，要辞官守孝27个月。政敌们认为夺权机会到了，只等待张居正离职去守孝。内阁中也有人认为吕调阳可以顺理成章当上首辅了，甚至已有人到吕调阳处贺喜。然而，吕调阳却向皇帝上疏，力说张居正肩负先帝托孤重任，无论如何都要留任。他引用先朝杨溥等旧例，请求皇上让张居正“坚守岗位”。这样一来，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两京各院部官员也纷纷向皇帝提出请张居正留任的意见。对此，皇帝很快下谕，只准张居正回家尽孝49天，“不必具辞”。吕调阳等人的所为，既留住了张居正，又稳住了动荡的局势。
即使在张居正回家安葬父亲期间，吕调阳也从不越权。他为国家办事，有成绩从不炫耀，也不愿意听别人对他歌功颂德。“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藉以颂公”。他去世后，张居正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丙吉（西汉名相），称赞他“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在汉丙吉，今也则公”。
吕调阳历仕三朝，职务只升不降。嘉靖年间，有大奸臣严嵩父子当权，吕调阳却能清者自清，不随浮沉。严嵩也曾想拉拢他，但他“固谢不往”。万历年间，内阁高拱与张居正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吕调阳辅佐张居正改革而不为政敌所忌。后来，为避揽权之嫌，他连上十疏，称疾难愈，要求回家养病。万历帝只好以吕调阳“久疾未痊，特准回籍调理”，让其于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致仕（辞官退休）。吕调阳逝世后，赠官太保，谥“文简”。
吕调阳的著作不多，除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外，还参与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他偶尔也作诗。后人评论他：“为诗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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