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代社会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他没有受过现代大学教育，也没有留过洋，甚至没有系统读过“四书五经”，但是他却能站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台上，为我国一批批最聪明的人传授知识；他曾一度想出家为僧，却又两次成婚，并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时，全国掀起“打倒孔家店”的高潮，他却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人处世，并期望能够凭借儒家文化改造中国；正当军阀混战，国共激烈对峙阶段，他却从事起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国家安危，他奔走于共产党、国民党两党之间乃至于战场之上，并且乐此不疲；新中国成立后，他敢于讲真话、说实话，虽屡遭批判打击，但依然我行我素，不遗余力地传播新儒学。
他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现代儒学（或者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他生于1893年，于1988年逝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
梁漱溟少年时期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未曾系统读过“四书五经”，中学时秘密参加革命组织，青年时代思想激进，坚决拥护共和制度。1912年，他开始信奉佛教。但从1921年起，又放弃出家的向往，归返于儒家的生活方式，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社会改造的实践之中。
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早年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内容上属于比较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中年代表作，在内容上偏重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研究。而晚年代表作《人心与人生》，在内容上集中于人类心理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特征。在这几部著作里，他分别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国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应该被世人所用，应该走向世界，实现文化多元化；要充分认识了解中国问题，逐渐改良解决实际问题；要不断并且善于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等。他的名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醒》中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漱溟不但在理论研究上有非凡的成就，同时更是一个改良实干家。他专注于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出路，当从乡村建设入手，先推行乡村自治，逐渐养成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进而扩大范围，最终确立我国民主政治。从广东的“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到河南的村治学院，再到山东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他的乡村建设理论逐渐明朗，逐步完善。在广东，他作“乡村十讲”演说，训练地方武装工作人员；在河南，他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发村治学院的宗旨；在山东，他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纵谈他的乡村建设的构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把停止内战当成他平生一项重大任务，活跃于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人士之间。抗战胜利后，谋求国内和平、建设新中国便又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梁漱溟是一个性格鲜明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学者。他一生高傲、率直、勤奋刻苦、坚韧不拔……他逝世时，冯友兰先生所赠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是对他一生最精辟的概括。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他书生意气十足，也非常自傲和自负。他曾经说过，孔孟之学，伦理思想的阐明以及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的位置，只有他能做。“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只有他一人最亲切。单就这一点来说，近代以来，也只有“康圣人”（康有为）和“章疯子”（章太炎）可与之相比了。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构建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左）与毛泽东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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