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1909—2002年），浙江省武义县人，笔名钱磊。著名经济学家，以敢于直言著称。于1926年（17岁）考入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和《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著作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广西经济概况》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千家驹是这些文化人士中的大忙人，经常活跃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当时，千家驹既在广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理论，又常在市内为各界发表讲演，呼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既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不时到农村做经济调查，著书立说，又经常组织参与学生的抗日游行，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
千家驹
1944年10月，桂林沦陷。欧阳予倩、张锡昌、千家驹、梁漱溟、徐寅初、莫乃群（广西藤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一批文化人又从桂林去到广西昭平县的黄姚镇。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等人也同时从昭平县城撤退到黄姚镇。当时，从各地疏散来了五六千人聚集到黄姚这个小地方。顿时，黄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和繁荣的景象。
大批文化人士来到黄姚，当地群众欣喜若狂。他们急切地想借文化人士的东风为当地办一所中学，并且派出乡绅和群众代表分别拜访了欧阳予倩、张锡昌、千家驹和莫乃群。欧阳予倩等人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很快成立了由欧阳予倩、张锡昌、千家驹、莫乃群等20多人组成的董事会。在办妥办学手续后，校董会推举千家驹先生担任校长，欧阳予倩、秦宗汉、张锡昌、过长寿、云风等文化人士担任教师。
1945年4月1日，临江中学黄姚分校在这里挂牌开学，千家驹还亲自题写了“临江中学分校”牌匾。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把握时机，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疏散来的文化人士身份进入黄姚中学，他们有的做教师，有的做职员，有的做学生，有的做炊事员。
千家驹校长治学严谨。他每逢星期一早上，都在全校总结上周的学习、生活情况，布置本周的学习任务，还讲一些国家大事和国际时事。他强调学生们要养成天天读书看报的习惯，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还经常和老师到学生家里串门，关心他们的生活，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千家驹除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外，还担任一班、二班的语文教学。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严肃认真又幽默风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他每次批改作业都很认真细致，每一段都有眉批，最后还有总评。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进步很快。此外，每逢星期六下午，学校还定期举办“青年讲座”，聘请社会名流、学者主讲。当时应邀轮流到校主讲的有欧阳予倩、张锡昌、莫乃群和徐寅初等人。由此可见，当时临江中学分校的办学质量是很高的。同时，一批中共党员在学校担任教职员工，他们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后备力量，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这批文化人士于9月返回桂林，千家驹也离开了他热爱的临江中学分校。
虽然临江中学分校办学时间不长，但是，当时这批文化名人影响之大、师资力量之强、教学质量之高，不仅在广西的中学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在全国也属罕见。他们对广西中学办学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当地广大群众至今仍念念不忘他们。
广西贺州黄姚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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