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戚萧瑀入朝

后梁天保十三年（陈太建六年、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的一天，在江陵东城的后梁嗣君萧岿的皇宫里，又一个皇子呱呱坠地，这使年仅33岁而且已有七个皇子的萧岿感到无比兴奋和欣慰，他传谕赏赐后宫，赐宴群臣。一时间，整个皇宫充满了喜庆和欢乐。

人们不禁要问，在妻妾成群、妃嫔如云的皇宫里，一个普通皇子的降生，何以如此喜庆？这得从萧氏的历代祖先说起。萧岿的曾祖梁武帝萧衍有兄弟10人，得有天下；萧衍生有八子；萧岿之父也生有八子，得在江陵即皇帝位。萧岿认为“八子”之数，是其家兴旺的吉数，所以，他对这第八子的降生非常看重，祭告祖庙，焚香祭天。

这第八子，就是萧瑀，也是萧岿最后一位皇子。萧瑀的生母是谁，史书无载，我们也无法知道了。

江陵后梁小朝廷，虽然统治的区域不过数百里，可在皇宫之内仍然是皇家景象。萧瑀在父母的呵护下，在无比优越的皇城中一天天长大。作为皇子，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保二十一年（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他在9岁（实龄8周岁）时，被封为新安王。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改变了生活环境，从江陵这座长江中游的沿江重镇，来到西北隋王朝的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其身份是为出嫁到隋朝为晋王（杨广）王妃的姐姐压轿，是送亲成员之一。

萧瑀的这位姐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的萧皇后。这是萧氏家族发生变故后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而她和小弟弟萧瑀的姐弟之情似乎最深。

萧皇后，比萧瑀约大8岁，约生在后梁天保五年（公元566年）的二月间。江南有一个很古老而又很奇怪的风俗，认为二月生下的女孩很不吉利，被称为“二月女”，不能放在家里抚养，所以被她的六叔父萧岌抱去收养，以免给家庭带来灾祸。史称：“未几（萧）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而萧岌卒于天保五年，时在收养萧皇后不久，据此可知，萧皇后约生在天保五年。舅舅张轲家不仅不富裕，而且是“甚贫窭”。民间习俗认为，萧皇后“命硬”，只有送到贫寒家抚养使其“命贱”，方能免灾。由此也可推知，其生母张氏只是选自民间的一般宫女，出身卑微，但能被选入宫中，长得一定很美貌。

萧家这位“二月女”，在贫穷的舅舅家果然顺利地长大，为了维持生计，她也经常参加劳动。但她毕竟是皇家公主，在劳苦之中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是由皇室派专人进行，只是生活环境没有皇宫荣华富丽，这也使她身上更少几分贵族之气，把亲情看得较重。贫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影响她的正常成长，到十几岁上，不仅出落得美丽端庄、娴静温柔，而且还颇有才识，尤善文墨。

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篡北周称帝，对江陵后梁萧氏小朝廷格外笼络，以此来收买江南人望。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已14岁，按古代的婚俗，已是婚娶的年龄。隋文帝和皇后独孤氏出于三点考虑：一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当时隋朝已经统一了北方，盘踞江南建康（今南京市）的陈王朝是篡位于萧梁王朝，为了笼络萧梁后裔，争取江南人心，有利于统一全国；二是出于世俗的考虑，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杨氏是新皇室，萧家是旧皇族，而且是依附于隋朝的旧皇族，他们对隋杨王朝统一全国不构成障碍，又是门当户对；三是萧岿姿容俊伟，自其祖父昭明太子萧统以来，父子兄弟多有文才，可谓文武兼备。出于这三点考虑，他们决定与后梁结亲，从萧岿的女儿中选择晋王妃。于是，派陈中为特使，带着占卜相士赴江陵。

早有信使先行到江陵。后梁帝萧岿更是乐意，一接到通报后立刻召集皇室成员，商议准备。陈中到达后，萧岿在宫中亲自宴待，并表示感谢隋帝美意，慰问特使一行人等辛苦，厚加馈赠，安排游乐休息，观赏江南景色。

三天后，在皇宫召齐几位公主，写好生辰八字帖，在庄重祥和、宁静喜悦的气氛中，几位公主一一出场，供特使陈中和占卜相士择选。几位公主也是精心装饰打扮，渴望自己能被选中。陈中等看过容貌、试过才学修养，从中选中了二位，可占卜相士一算生辰八字，都与晋王杨广的生辰八字不合，大家都很失望。这时，萧岿又拿“二月女”的生辰八字帖，对陈中等说道：

“此女生辰不好，养于她舅舅家，所以不敢先推荐择选，但也不敢隐瞒，请陈特使定夺。”

陈中把生辰帖交给占卜相士，对萧岿说：“那就先算一算生辰八字是否与晋王殿下相合吧。如果相合不妨召来让在下一试。不知这样可好？”

萧岿道：“一切由特使做主。”

占卜相士奉命推算了半天，脸上露出了喜色，最后兴奋地说道：“这位公主命相天贵，与晋王相配一条不克！”

萧岿立刻派人去张轲家接回“二月女”。陈中见她粉面芙蓉，唇红齿白，眼澈眉秀，头发青亮，体态杨柳，虽不如其他几位公主鲜亮珠光，却天生丽质，国色仙姿，而且举止典雅娴静、端庄大方。一试才学，更是令人惊叹。当即选中，返回京城复奏。隋文帝、独孤皇后也十分欢喜，择日迎娶。然后再遣使江陵，宣达旨意。一方准备迎亲，一方准备嫁女，双方都派出了级别很高的迎、送代表使团，又派遣禁军护从，沿途所过州城府县，无不大力奉迎。

萧瑀在诸兄弟中，年龄、行第最小，被选为“压轿”郎官。在浩浩荡荡的迎亲、送亲队伍的护从下，随姐姐一路赶赴长安。经过千里劳顿，20天左右到达长安。长安城池之宏大，宫殿之富丽，人口之稠密，绝非江陵可比，这令年仅9岁的萧瑀和17岁的姐姐，感到无比的新奇和美好，而塞外的风沙和干旱也使他们有点不适。

晋王杨广，时年14，小萧氏女3岁，可他已官拜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好学善文，深得父皇杨坚、母后独孤氏偏爱，婚礼极其隆重。杨广见王妃萧氏果然美貌异常，一见钟情，非常喜爱。相处一长，发现她颇有文才，喜爱之外更增添了几分敬重，她比他大3岁，自幼长在贫寒人家，特别善解人意，会体贴关心人，所以对小3岁的丈夫有一种姐姐对弟弟般的爱抚，杨广对她也有一种弟弟对姐姐般的依恋，喜爱、敬重之外又多了几分情恋，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二人恩爱日深。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但是萧妃一想到自己远离家乡父母兄弟，将孤身一人在异地他乡生活，一种难以抑制的孤独就在心头紧紧萦绕，悲苦伤感之情使她泪流满面。大婚之后不久，独孤皇后很快就了解到了她的这种心情，一种女人特有的怜悯情怀使她想到，何不把晋王妃的小弟弟萧瑀留下来，一是姐弟相伴，可以略免思乡之情，二是她也想让萧瑀接受隋朝的皇室教育，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盟。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隋文帝杨坚。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最惧内的皇帝，独孤皇后在世时，他的后宫里没有第二个女妃，只有皇后一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了。对皇后的意见他自然采纳，而且他有更深一层的政治考虑，即把萧瑀留作人质，以更有力地挟制后梁。

当即召来侍读学士，写下一道谕旨，又给后梁皇帝写了一封家书。就这样，9岁的萧瑀被留在了长安，住在晋王宫，一边陪伴姐姐，一边在隋朝为皇室及大臣子弟们设置的太学里接受教育。所以，萧瑀从9岁开始就住到了长安，和姐姐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也和自己的姐夫，后来的隋炀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情。当然，这种友谊并非普通人家的亲密友谊，而是随着年龄和地位的变化保持着皇室和臣民距离的友谊。在萧氏入隋、杨广即帝位后，萧瑀在萧氏诸兄弟中年龄最小，可居官却最为机要，其中既有才能的因素，也有这一段朝夕相处的原因。这样的生活大约有5年多，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萧瑀早熟，也使他对人生、社会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在萧瑀14岁这年，即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这对萧瑀等萧氏家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这年八月，萧瑀的大哥、后梁皇帝萧琮率其朝臣和皇室成员200多人，奉隋文帝之召，来到隋京长安，九月中，萧瑀的五叔萧岩和三哥萧瓛，在江陵降奔陈朝，十九日，消息传到长安，隋文帝异常愤怒，立刻传旨，萧琮等多人被留京，废除江陵后梁的国号，降封萧琮为莒国公，授为柱国，在长安赐宅第安置。

隋开皇七年九月十九日，对萧氏家庭成员而言，是一个黑色的时日，是耻辱的象征。

从此，萧氏的宗室成员中很多人开始消沉了，他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他们也只能如此，只有这样生存才能得以保全。可他们内心的痛苦、心灵的悲伤，只能伴着深夜的泪水偷偷地流淌，当夜色退去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自擦干脸上的泪水，又装出一副高兴愉快的样子出现在别人面前，他们只能把忧愤郁结在心里。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四月间，隋灭陈后，陈朝的君臣被押送到京城长安，其中就有萧瑀的五叔萧岩、三哥萧瓛等萧氏族人，俱被在市中斩首。这一事件对萧瑀及其族人心灵的打击，绝不亚于废除梁国时的震撼，整个家族都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每个人的举止言行都更加谨慎小心。当然，作为胜利者的隋文帝杨坚自然要施舍一点怜悯，对萧瑀兄弟给予恰到好处的安慰。可这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恐惧，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小心。倒是独孤皇后亲自提亲，把自己娘家的一位女孩嫁给了萧瑀，使沉闷的家族生活多少增添了几分欢乐。

史称萧瑀喜欢佛教，经常研读佛经，而且时常与僧侣们在一起讨论佛学。现实生活失意的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释道，欲从中寻求解脱。萧瑀经常读梁代刘孝标的《辩命论》。

刘孝标，名峻，字孝标，山东平原人，素有才名。梁武帝萧衍，曾招天下有文学之士，凡高才者多被引进，超次任用。刘峻任情行事，不肯随众从俗，因此武帝不喜欢他，终不肯加用，刘峻于是作《辩命论》一篇，以寄情怀。

转眼到了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间，在独孤皇后、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的长期蛊惑下，隋文帝杨坚终于废太子杨勇为庶人，册立晋王杨广为东宫太子，晋王妃萧氏为太子妃。这一突然的变化，使在阴影中生活了十余年的萧氏兄弟，终于看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

果然，自杨广被立为新太子之后，萧氏兄弟的命运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萧瑀被召入东宫，任命为太子右千牛，这是太子府的带刀近身侍卫，属从七品。又过四年，即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杨广杀死父皇杨坚，即皇帝位，萧瑀的姐姐被册立为皇后。萧氏一族由隋朝的一般皇亲，骤然变成了当朝外戚，他们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急遽变化。史称：其宗族凡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在隋炀帝年间，萧兄弟位官如下。

萧琮，萧瑀之大哥，入隋后被文帝政策性地封莒国公、柱国，只是在朝廷领一份俸禄，并无具体职任。隋炀帝即位次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被任命为内史令，改封为梁国公。内史省就是中书省，是国家的决策机构，凡一切政令决策皆由其承担，其最高长官称内史令，是朝廷的宰相之一。

萧琢，萧瑀之四哥，在后梁封晋陵王，入隋无载，似乎已死。

萧璟，萧瑀之五哥，在后梁封临海王，隋炀帝朝历官朝请（散）大夫、尚衣奉御。后入唐有名。

萧珣，萧瑀之六哥，在后梁封南海王，入隋后授为迁州刺史，隋炀帝朝似已死，被追封为梁国公。其长子萧钜，授为千牛，最得炀帝亲昵，出入宫掖，视察内外，炀帝每次出游、设宴，没有一次不随侍左右，在宫中多行淫秽；萧琮死后，承袭梁国公，隋末，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与炀帝同时被宇文化及所杀。珣之次子萧钧，入唐有名。

萧玚，萧瑀之七哥，在后梁封义安王，入隋，炀帝即位后历官卫尉卿、秘书监，封定陶侯，亡于隋。

而萧瑀被擢升为尚衣奉御，这也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职，属内侍省，负责管理皇帝和皇后服饰，很快又兼任左翊卫鹰扬郎将，这是统领皇帝近卫军的中高级官职。

这突然降临的显贵和荣耀是一样的，可在家族不同成员心中产生的反响却极大的不同，反映到行为上也大相径庭，而最后的人生结局也就大不相同。乘机趋炎附势者如萧钜、萧玚，得志于一时，然不得善终；修品自好者如萧璟、萧钧虽未能一展才志，却得幸存。入唐后萧璟因“有学行”，历官黄门侍郎、秘书监，封兰陵县公，贞观中寿终，赠礼部尚书；萧钧“博学有才望”，历官唐太宗、高宗两朝，数以刚正谏言深得皇帝嘉赞，官至太子率，更令兼崇贤馆学士，而其子孙后代繁兴显名，八人得入相位。

作为这个家族核心的萧琮，又是一种心态和言行。虽被任用为宰相，改封梁公，但他已看破人生，消极度日，并不看重官职，每天退朝回府，只是任情纵酒而已，完全不以朝政为念。隋炀帝见他整日如此，便让另一位内史令杨约传其口谕，劝诫勉励，杨约又以私情相劝，萧琮笑着说道：

“如果我萧琮再热衷于权力和政务，与您杨公有何差别呢？”

其隐意是我萧琮曾是一国之君，我曾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处理过无数的政务，现在如果我和您杨某人一样，仍然热衷于朝廷政务，而且是为他人奔忙，那么一个曾是国君的我和身为臣子靠钻营奉迎的你又有什么区别呢？

杨约笑而不再言。在家族成员婚姻的处理上，也能反映出萧琮的人生态度。当时，中原贵族的女儿是不肯嫁给北方少数民族的，而是寻求门当户对，可萧琮却把自己的亲堂妹嫁给了羌族的钳耳氏，尚书令杨素劝他不要这样，说：

“萧公是帝王之后，名望高贵，国亲至尊，怎可嫁妹于钳耳氏呢？”

此前，萧琮曾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陈朝皇室的后裔。于是，萧琮对杨素说道：“前已嫁妹于陈氏，再嫁妹于钳耳氏，杨公何必多虑！”

陈朝篡夺了萧氏的梁朝，可谓世仇。可隋朝灭陈后，萧氏之女却能嫁给陈氏之男，如果不是出于隋文帝的安排是绝对不可能的。杨素复说道：

“钳耳氏是羌人，而陈氏不过是俘虏而已，怎能相比呢？”

杨素认为敌国之虏比羌人高贵。这话严重地刺伤了萧琮，因为他也是亡国之后，与敌国之虏同命运。可他压住内心的愤恼，很随便地答道：

“羌人异于俘虏，没听说过。”

杨素也自知失言，含愧而去。萧琮虽然不思进取，人生态度消极，可他在隋朝名门权贵面前从不降低自己的人格，不仅不肯低三下四，有时还有一点清高和傲骨。炀帝素忌光禄大夫贺若弼，而萧琮与他却极为密切。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贺若弼因私议炀帝而被杀，不久京城又有“萧萧亦复起”之童谣盛传，炀帝于是心有疑忌，罢其内史令，不再任职。不久，萧琮就含愤而死。萧琮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人生。

时年已经30余岁的萧瑀，对人生却另有一心态。他早熟有志气，性情刚烈，隋文帝时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倒也不敢胡思乱想，可一旦放松，积郁多年的忧愤心态更加强烈，可总得不到发泄，恰在这时大哥被罢官，忧愤而死，他更加愤闷怨恨，郁结成疾，竟然神情失常，大哭大闹，大喊大叫，颠狂发泄。萧府上下急得团团转，请来医生，他不让诊治，煎好的草药他也不吃，狂叫道：

“如果老天还让我活着，我也只不过等死而已？活着干什么？干什么呢？”

萧皇后刚刚丧兄，又闻小弟疯了，顿时心如刀绞，立刻摆驾前往。坐在御辇上一边走一边想，难道上天真的要灭我萧家不成吗？想到这不禁泪流满面，抽泣不止。姐弟相见，萧皇后流泪劝道：

“小弟，以你的才智足可扬天下，光耀家门，岂可作践自己，损毁身心，自暴自弃！姐姐知道你胸有大志，自我家亡国以来，你不甘心居任小官，心怀郁闷，故而口发狂言怪语，如此下去将有不测之祸，那时遭难家败，后果不堪设想！”

萧瑀只是一时心绪郁结，并非精神分裂，闻姐此言不免放声痛哭，心情顿时好转，拉着姐姐的手点头称是道：“个人一死事小，殃及家门小弟不敢。”

自从服药之后，病情很快痊愈。又经姐姐屡次劝慰，更加潜心自励，积极进取。隋炀帝对他仍十分眷顾，不久，就任命他为内史侍郎，是内史省仅次于内史令的副长官，参与机要，定策朝堂，侍伴帝侧，是朝中的显职，加银青光禄大夫。萧瑀担任此职多年，本欲忍性情，专心仕事。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萧瑀性情耿直刚烈，隋炀帝骄奢无道，常有怪异之事，萧瑀渐渐忍耐不住，屡次劝谏忤旨，隋炀帝大为恼火，渐渐疏远，多次斥责。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初，炀帝巡行北边关塞。突厥始毕可汗率几十万骑兵图谋袭击隋炀帝的车驾。隋文帝时，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和亲嫁到突厥的隋宗室女义成公主先派使者向隋炀帝报告。隋炀帝车驾于是驰入雁门城（今山西代县），派齐王杨暕率领后军防守崞县（治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突厥大军包围了雁门城，又四处攻击雁门郡各县，隋军上下惶恐惊惧，拆毁民房制作守城的用具，城军民15万人，粮食仅够支持20天，雁门郡所属大小城池41座有39座失守，只有雁门和崞县被隋军坚守。突厥大军急攻雁门，箭矢都射到了隋炀帝的面前，他吓得抱住幼子赵王哭泣，眼睛都哭肿了。随行群臣议论纷纷，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炀帝挑选精锐骑兵数千突围出去，纳言苏威反驳道：

“守城我们尚有余力，而用骑兵则是敌方的长处。陛下乃万乘之尊，怎可轻举妄动？”

民部尚书樊子盖也不同意突围，他说：“让陛下赴身危境而心存侥幸，一旦失败后悔莫及。不如固守城池，征召各地兵马前来救援，陛下亲自抚慰守城将士，再增加赏格，一定人人奋勇作战，何愁不能退敌？”

萧瑀则认为：“突厥的习惯，可汗的妻子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况且义成公主以皇家女儿的身分远嫁外夷，一定需要大国为靠山，如果派一个使者告诉她现状，她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不会有什么损害。另外，将士们顾虑的是陛下一旦退去突厥，又要征讨高丽，如果陛下颁诏，公开宣布赦免高丽，专心征伐突厥，那么将士就会安下心来，人人勇敢作战，定可击退敌人。”

炀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下诏停止征伐辽东，派使去见义成公主，又向全国征召军队前来勤王。

且说使者秘密会见义成公主，向她求救。公主派人报告始毕可汗说：“北部边疆发生了紧急情况。”

九月中，始毕可汗解围而去，而隋朝的援军也相继到来。隋炀帝这才安下心来，可他素来想征服高丽，萧瑀的建议使他下诏免征辽东。现在他非常怨恨，加上原来的积怨，于是对群臣说：

“突厥狂妄悖逆，能有什么作为呢？突厥人一时围来，萧瑀却表现得恐慌动摇，不可宽恕！”

当即免去内史侍郎之职，调任河池郡（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太守，而且令其即日动身赴任。时萧皇后也在那里，闻讯后想送一送自己的小弟，恰在这时，萧瑀过来与姐姐辞别。一时间无话可说，萧皇后流了一阵眼泪。史书说萧皇后“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侯”，就是会占卜观测星象，知道时运变化，当时天下乱端已露，自知大乱将至，便对弟弟说：

“祸福相依。我看天下将乱，留在京城未必是什么好事。河池非逐鹿之地，正可避乱待时，或有大福降临。”

河池，在大散关外，西接甘肃，南邻四川，东接终南山（秦岭），确实是一块避乱之佳处，又距隋京长安不过400多里。后来的历史证明，在隋乱之前，萧瑀被贬到河池确实是一件幸事。

当时，天下已乱，各地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起义，河池也有山民万余组织起来了，只是为患地方，“寇暴纵横”。萧瑀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勇敢之士，组建地方武装，经过训练后很快进行征剿，又设奇兵而击之，山民几经战败，最后在阵前投降，所得财物甚多。萧瑀分毫不取，全部赏给有功的将士，从此，其部众无不竭力效命。

时西北有薛举者，大业末起兵反隋先占据兰州，又相继攻下陇西诸州之地，有兵十余万众。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兴州建国号“秦”，自称秦帝，为隋末36路反王之一。薛举据有陇西，称帝后又欲东进关中，分兵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河池。攻河池一路数万人，由薛举的小儿子晋王薛仁越统领，萧瑀严加防御，以自己的私家产业激励将士，击退西秦之兵马，西秦兵马只好改路而进，不敢再入河池郡之境。在隋末大乱之际，郡中始终安然无事。

这年，萧瑀44岁，已过不惑之年，开始真正地步入了人生的成熟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