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初三罢相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七月六日，李世民初掌朝政，便对宰相（三省长官）和六部尚书等重要官职做了重大调整，原天策上将府的主要官员都被委以重任：

高士廉：侍中；

房玄龄：中书令；

宇文士及：中书令；

长孙无忌：吏部尚书；

杜如晦：兵部尚书；

杜淹：御史大夫；

颜师古：中书侍郎；

刘林甫：中书侍郎。

而故相尚书左仆射萧瑀、右仆射封德彝、门下侍郎判侍中陈叔达三人，在重大的政治权力——皇权转移的情况下，由于他们各自的人品、性格、经历的不同，他们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其中尤以百官之首的萧瑀、封德彝二人的表现令满朝文武大臣瞩目，新君主李世民也极为关注。

封德彝为封伦，字德彝，以字显于世，隋信都郡蓨县（今河北年景县）人。隋开皇（公元581年—公元600年）末，江南作乱，内史令（即中书令）杨素奉命征讨，任命封伦为行军记室，时船在海湾中航行，杨素有事传召，封伦乘船往见，不料途中船翻，封伦被水手救起幸免于难，换上衣服往见杨素，杨素怒其来迟，可封伦终不言此事。过了好多天，杨素才知道此事，便问他为什么不解释说明呢？封伦答道：

“这只是个人的私事，所以不敢说。”

杨素大为欣赏，特别看重他的言行，便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杨素奉命建造仁寿宫，杨素表请封伦为土工总监，宫殿建得非常宏伟豪华，隋文帝杨坚怒道：

“杨素竭尽百姓的财力和人力，使天下怨恨我！”

杨素大惧。封伦对杨素劝言道：“不必害怕，皇后一到自然无事。”

次日，文帝果然召杨素入宫，皇后称赞道：“你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才把此宫装饰得格外华丽，难得你一片苦心！”

杨素受到褒奖，退而问封伦：“你何以料知？”

封伦答道：“皇上一生节俭，一见到必然恼怒。但皇上也素重皇后之言，皇后是女人，女人皆喜奢华，皇后高兴，皇上也就不生气了。”

杨素叹道：“我不及你思考得深刻呀！”

杨素居官显赫，盛气凌人，惟对封伦格外敬重，每与他讨论天下大事，久而不倦，手抚自己的床说：“封郎总有一天要住到这张床上！”

意思是说封伦将来也会官居相位。于是向文帝表荐，擢升为内史（中书）舍人，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制书。隋炀帝时，虞世基为内史，最得宠信，可他不精于官场之道，处事难免失当，封伦暗中为他谋划献计：对上一味顺从炀帝之意，凡有起兵、战败等让炀帝不高兴的奏表，一概压住不报。因此，虞世基宠信日重，而隋朝的朝政日坏。宇文化及叛乱时，命封伦面数炀帝之罪，宇文化及任其为内史令，随至聊城，见宇文化及将败，又结好于宇文士及，同出聊城去。以保护粮运为名，二人一同逃退出聊城，宇文化及败死，便和宇文士及一同投奔唐朝。宇文士及入天策上将府为骠骑将军，封伦也曾随李世民东征，深得李世民信重。又秘密上书献策，唐高祖李渊龙颜大悦。隋大业十一年前，封伦为内史舍人，其为人险佞奸诈，外表谨慎恭顺，深藏不露，人不能识破，时萧瑀任内史侍郎，对封伦也不能看清，而且看中他的才干，及封伦归唐，萧瑀在唐帝李渊面前极力保举，于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兼中书令，皆中书令萧瑀之力。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李世民矛盾激化，封伦多次向李世民进献忠言，李世民认为他极忠诚，厚加赏赐，前后数以万计。可他又暗中依附太子李建成，李渊欲废李建成而立李世民，封伦又为李建成游说，使李渊改变了主意。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之前，封伦先暗中力劝李世民诛灭太子和齐王，李世民不许，他又对李渊说：

“秦王自恃功劳最高，不肯居太子之下，陛下如果不能立秦王为太子，就当及早除之。”

又向太子李建成进言说：“身为天下四海的人，当不顾其亲，否则就会向别人乞求生存。”

其意是劝李建成及早下手，否则便要受制于李世民。

李世民掌权后，仍以封伦为心腹忠臣，以萧瑀为左仆射，晋封伦为右仆射，使瑀、伦共掌政务，总领百官。封伦心怀险恶，处事诡诈，每与萧瑀在尚书省商定的政事，上朝奏对时便察言观色，窥测圣意，每每顺从上意而改变原定，因此萧瑀心中怨恨，二人之间有了隔阂。萧瑀处事严厉刻板，性情刚直不阿，又自以久居相位而恃，故而房玄龄、杜如晦等朝中新贵，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伦，萧瑀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奏表论说这件事，李世民大为不满。及李世民即皇帝位，史称唐太宗，新贵得信重，而萧瑀被疏远，权力也渐被分散，心中更加不平，于是上朝论事言词简括直率，情绪急躁，屡次逆忤圣意。贞观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朝论事，萧瑀与陈叔达意见不合，在朝堂上愤怒地争论辩白，太宗李世民几次都制止不住，反而愈加激烈，争辩得面红耳赤，甚至恶语相加。满朝文武交头接耳，顿时乱作一团。李世民初登皇位，本来就怕朝臣不服，有树威震慑大臣的心理，见他二人如此放肆，对他这一国之主视而不见，顿时怒不可遏，当即推倒御案，拂袖退去。很快就传出一道圣旨：

萧瑀、陈叔达身居相位，然言语失德，皆有对皇上不恭之罪，一并罢免所有官职，回家闭门思过。

萧瑀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朝建国以来，就官居中书令，再迁右仆射、左仆射，李渊一朝近九年，甚得信重，不想李世民自八月初八即皇帝位尚不足80天，就夺其官职，罢免回家。试想，萧瑀本来心高气傲，为唐朝筹划多年，一旦罢职家居心中自然不服，越想越气，家人皆劝他上表谢罪，他仍一言不发，连日足不出户，饭水不用，回想自己53年的人生历程，更是悲伤不已，竟然大病不起。家人寻医问药，又有哥哥萧璟苦苦相劝，说道：

“我们先有亡国之痛，后又经隋唐革鼎，兄弟多亡，姐姐至今生死未卜，如今只有你我二人幸存，经历这么多的人生劫难，何必任性斗气，与人争比高下呢？”

萧瑀仔细一想，心窍顿开，便对哥哥说：“圣人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已经53岁了，怎么还这样想不开呢？”

唐太宗李世民闻知萧瑀大病不起，也觉得自己有些过激，想到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十分后悔，当即传下一道圣旨，任命萧瑀为太子少师。中使奉诏赴萧府传诏，萧瑀病情渐好。不数日，萧瑀入宫谢恩，太宗好言宽慰，让好好教导太子李承乾，然后叙及家事，知萧瑀之子萧锐尚未婚配，便说道：

“朕长女已到礼聘之年，不知萧公可否接纳呀？”

萧瑀岂敢不同意，当即叩头谢恩。太宗笑道：“萧公乃故国皇室之后，国之老臣，现在又是儿女亲家，后宫之中何必行此大礼！”

上前扶起萧瑀，便召来侍臣，传谕赐婚诏书。萧瑀回到家中，请来哥哥萧璟，商议迎亲事宜。萧府上下，闻知此事个个笑逐颜开。此女是太宗的长女，长孙皇后所生，封襄城公主，此时年约12岁左右。按当时的法律，男子年20、女子年15，必须婚嫁，否则由官府代为婚聘，女子也有12岁甚至更小就结婚的，但皇家女一般得到14岁才能结婚。

兴奋是短暂的，平淡才是生活的主旋律。萧瑀离开了宰相的官位，离开了权力的中心，不再是朝廷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不再参决朝政，也不再有机会和其他的权臣发生正面的冲突，朝臣们也大大减少了对他的注意，他开始归于平淡恬静的生活。

太子少师是皇太子的六师之一，官居从二品，负责教导太子，又负责考核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的品德学行。太子承乾，时年8岁，是太宗的长子，长孙皇后所生，武德九年（公元618年）十月初八被册立为皇太子。太子少师除每月的初一、十五上朝参拜外，余皆入东宫。时太子年少，仍居住大内，故而萧瑀每天都入大内皇宫，太宗也时常召见他。一天，太宗召萧瑀入宫，对他说：

“我自幼爱好弓箭，得有良弓10余张，自认为皆世间精品，最近拿给弓匠看，不料他们却说：‘都不是好料做的。’我问其故，弓匠说：‘弓箭的木心不直，纹路就不直，弓虽然强劲有力，可射出去的箭却不直。’这使我感悟到自己，从前对弓的好坏辨认不精确。我用弓箭平定四方，可对弓箭的识别还不能穷尽其理，对天下的事务能否完全了解，那就更可想而知了！”

萧瑀面对小自己23岁的新皇帝和儿女亲家，从他这番话中深深感受到，这确实是一位精心治理国家的有道明君，便对答道：

“陛下的这番话颇有明鉴。纵观前代亡国之君，高居深宫，不知民生疾苦，不察国情灾变，凡天下之事仅凭几个近臣奏报，耳闻不灵，目视不远，内外隔绝，上下不通，久之必如盲聋，奸佞乘机谗告忠良，国家岂有不亡之理！臣以为，陛下应创造更多的机会，与下级官员广泛接触，不仅可以耳聪目明，而且近侍权臣也不敢妄说世事，再加上陛下的殚精竭虑，不出数年便可天下大治。”

太宗笑语道：“萧公由中书至尚书，历相九年，尽知朝政之弊，深察国情之忧所言甚是。”

于是与萧瑀商议出一方案，诏令：凡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中书省当差。太宗经常召见他们，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五月末的一天，尚书右仆射封伦病倒在上书省，太宗闻知亲赴尚书省衙探，传命用自己的御辇送还府第。六月初一，封伦病亡，太宗深切悼念，为之“废朝三日，册赠司空，谥曰‘明’”。

萧瑀被罢去尚书省左仆射之后，此位一直悬空，及封伦之死，尚书省二仆射之位皆虚位，百官无首。太宗又想到萧瑀达练朝政的长处和“骨鲠亮直”的人品，又诏任萧瑀任尚书左仆射，任命长孙皇后的哥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

这是萧瑀第二次出任宰相，也是当朝首相。

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很深的交情，又是长孙皇后的哥哥，跟随太宗李世民征战有功，屡迁为刑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长孙无忌是核心人物。太宗以心腹相委，进封齐国公，授为吏部尚书，掌百官的选拔和考察，他所受到的礼遇在群臣之中没有谁能及，太宗屡次想用他做宰相，长孙皇后坚决表示反对，对太宗说：

“臣妾位居皇后，家族的富贵宠幸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再执掌国政。汉代的吕后、霍后、上官夫人，其族党干政，最后都招致灭族之灾，这都是刻骨铭心的诫鉴，望陛下明察怜悯臣妾。”

开始时太宗倒也听从，但是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便任长孙无忌做宰相，皇后闻而叹气。

太宗与侍奉大臣议论周朝、秦朝政治的长短得失，萧瑀回答道：“商纣王大逆无道，周武王征伐消灭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兴兵灭其国。周、秦获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可人心的归向却不同。”

太宗微笑论道：“萧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后，更加推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后，更加崇尚伪诈暴力，这才是其国运长短得失的根本不同之处。或许争夺天下时还可背逆仁义、使用暴力而得到天下、守住天下必须以仁义治理天下。”

萧瑀对太宗的思想极为佩服，上前谢罪，说自己的见识远不及皇上英明精辟。

太宗向公卿咨问国运久长之策，说道：“朕想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如何才能办到？萧公有何高见？”

萧瑀论道：“臣观前代夏、商、周三朝，传国之所以能够长久，皆分封土地于子孙，建立诸侯王国，以此为国之屏障，所以国运之长；秦朝不行分封，设置郡守、县令，故而二世而亡。汉代复行分诸王及子孙，传国400年。魏、晋又一次废行分封，国家相继而亡。这就是行与不行分封之缘故。”

太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诏令朝臣各抒己见。先此，太宗曾问尚书、右仆射封伦说：“朕不知分封宗室子弟于天下，对国家社稷是否有利？”

封伦答道：“不利。历观往古封王者，以本朝最多。两汉以来，惟封皇帝的儿子和亲兄弟，如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者概不封王，以此区别亲疏。先朝或加恩九族子孙，一律封为王爵，即有爵命之恩崇，又多加配置官吏和杂役，这是以天下为私有，绝非公平合理地分配天下财物的方策。”

封伦为人巧托奸诈，此言却极有道理，正所谓不可因人废言。太宗也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当时曾说道：“朕掌理天下，本为百姓，并非想苦劳百姓来豢养自己的子弟宗亲。”

于是，武德初所封宗室从弟及子侄为郡王数十人皆被降为县公，惟有几位有大功者得以保留。萧瑀再次出任左仆射，欲一反封伦之政论，故而当太宗再提此事时，他发此议论，既是其政治主见所及，也有否定封伦之意，这后一点是萧瑀的致命弱点。心胸狭隘、因私怨而废公论，再加上他性格耿直，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人品亮直，不喜结党营私，而他的这一弱点和品格，在晚年表现得愈加充分，使其在太宗朝屡遭贬谪，几起几伏。

那么，他再次出任首辅宰相又能安居多久呢？对他的复出，也有很多人不高兴。其再一次搅进了政治矛盾的漩涡。他为人严厉清正，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复出之后，很快就再度陷入人生的困境。到十二月初，因事犯罪，被再次免除官职。此次再出再罢，前后尚不足五个月。

那么，二次罢相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还得从莒国公唐俭出使突厥说起。大约在贞观元年十一月末，唐俭奉命出使突厥，萧瑀把唐俭请到自己的尚书省府衙，备家书一封，告诉他如果见到自己的姐姐萧皇后，让他转交。唐俭过定襄城，拜见萧皇后，呈上萧瑀的书信。萧后展信，只见其中有言：“别后13年，弟等家人无时不相惦念。如今姐姐流离藩邦，孤身荒漠，此生不知有日相逢否！思之悲伤泪泣。如今大唐昌盛，皇帝圣明，国家繁兴，主上也时常谕念姐姐，有迎请还居中原之意，使我姐弟早日团圆。只是近年来，突厥藩邦不断南侵，兵戈不断，尤以亡隋和姐姐为名，陷姐姐于有罪。弟等切望姐姐以社稷百姓为念，不要为人利用。如有机遇，切盼姐姐归还故土，植根故园。家中详情，此不赘述，由唐俭代为陈述。”

萧后哭泣不止，泪水湿巾。唐俭把萧瑀、萧璟及萧氏子孙的情况一一详告。萧后转悲为喜，叹道：“不想我萧家亡国数十年之后，历遭劫难，如今尚难有此颜面，实乃先祖之德，家门之幸，皇上隆恩。”

唐俭又从中劝导，让她及早抽身回居大唐。萧后不禁又泪流满面，诉说自己何尝不想落叶归根，只是在人股掌之中，名位虽高而实为笼鸟，但愿王师早至，使我能活见故乡亲人，一见大唐圣明天子，此生足矣！遗憾的是，唐俭此行，东突厥颉利可汗劝诱唐俭归降突厥，唐俭不从，便被扣留在突厥二年多，至贞观四年正月，唐军破定襄城方得还。

且说唐俭奉命出使，带着首相萧瑀的信函和嘱托，离开长安。不数日，便有人告发说萧瑀私通书信于亡隋皇后，此乃弃国体而怀私情，其用心不可测知，不易再居首辅之位，当审究其罪。一时间，嫉恨萧瑀者纷纷议论，其他宰相也多不愿和萧瑀同朝共事，乘机向太宗进言，太宗也很恼恨，便再次罢去萧瑀官职，本欲深究其罪，但仔细思量也觉不过一封家书，不宜兴师动众，小题大作。过数日，传召萧瑀入宫，询问其详，不料萧瑀火气很大，就是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臣之心迹，只待唐俭还朝之日便可大白天下！此时辩白无益。”

太宗见他的倔劲上来了，也不再追问，虽然知道他肯定不会有通敌之事，但也怨恨他以沉默对抗，加上萧瑀和其他宰辅难以共事，索性不再任用，有闭门思过之意，但对信函一时也不加追究。

萧瑀在家闲居了很长时间，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末，才被再次起用，被任命为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都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中，又被召还京城，被任命为太常卿。太常卿是九卿之一，正三品，掌皇家宗庙祭祀之事，其班次在九卿中仅列于御史大夫之下。

突厥颉利可汗自即位以来，不停地南侵唐境，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又侵犯河西。于是，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营州大都督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督、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余管，步兵、骑兵凡10余万，都受李靖节度指挥，分道出击突厥，其战线东起今天辽宁的朝阳，西起今天宁夏的灵武。十二月初，突厥的突利可汗入京朝见，太宗对侍臣们说：

“武德年间，太上皇为使百姓不受战乱之苦，向突厥称臣，朕为此深感痛心。如今，可汗在朕脚下叩头请归，差不多可以雪洗从前的耻辱了。”

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始毕死，弟处罗可汗继位；处罗死，弟颉利可汗继位，颉利又册立始毕可汗之子、自己的侄儿什钵苾并为突利可汗，分掌其境。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闰十二月末，李靖驻军马邑城（属朔州，在今山西朔县东北40里许），亲率精锐骁勇骑兵3000人，奔驰250余里，突然进屯恶阳岭（其地约在定襄城北），近逼定襄城。颉利在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毫无准备，见唐军突然到来，大为惊惧，与左右议论道：

“唐军定是倾国而来，否则李靖怎敢孤军深入！”

其部众更是惶恐万状，一天之内多次自相惊扰。李靖侦知其军中惊恐之状，便令潜伏在颉利营中的间谍离间颉利的左右心腹。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初一夜，突然发动对定襄城的袭击，颉利所亲近的大酋长康苏密和唐使、营国公唐俭乘机带着隋炀帝的萧皇后、孙子杨政道来投奔唐营；颉利弃城北去，逃到漠南，退保铁山（又称铁歧山，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北）。

李靖在隋朝历官长安县功曹、驾部郎中、马邑郡（唐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所以见到萧皇后恭谨有礼，立刻派人将萧后、杨政道、唐俭、康苏密等星夜送往京城长安。

从定襄城到长安几近2000里，但他们一行正月初九就到达了长安。先有快马和唐俭飞报朝廷，太宗派使臣出城迎接，萧瑀、萧璟也率萧氏子孙出城迎接。

萧后在塞北生活了11年，与萧瑀13年未见，姐弟久别重逢，在寒风中抱头痛哭，倒是使臣良言相劝，这才止住哭声。萧后已是65岁的老妇人，在众人的扶拥下改乘萧家备好的暖轿，重入长安，进到萧瑀府中。

萧府张灯结彩，全族上下济济一堂，按辈分长幼一一拜见，然后举行盛大的家宴。萧后悲喜交加，哭笑不止。族人纷纷相劝，可始终泪水未干。

次日，太宗下诏，召萧后入宫相见。萧后和孙子杨政道在中使的导引下，入便殿。萧后并未见过太宗李世民，可她知道，他的父亲李渊是自己亡夫隋炀帝的亲姨表哥，这位大唐的天子当称她为表婶，可他又是自己弟弟的儿女亲家……她一边走一边想。

“太上皇、皇上驾到！”

一声传喝，把她从遐想中惊醒，慌忙低头叩拜，口称：“亡隋罪妇萧氏，拜见太上皇、皇上。”

太上皇李渊上前亲自扶起，朗声说道：“萧皇后，我的表弟妹，一别12年，还认得我李渊吗？”

萧后闻听此言，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轻声答道：“虽然一别10余年，太上皇也老了许多，可罪妇一眼就能认出！”

太宗李世民也上前来，对左右说道：“给萧皇后赐座。”

李渊也笑道：“今日咱们免去君臣之礼，概以家礼相见。如按旧时，我是臣，弟妹是君；如按今时，表哥我是君，弟妹您是臣，所以今天就以家礼相见，以家礼相见！”

萧后又欲跪拜，口中说：“罪妇不敢，罪妇不敢。”

太宗急忙扶住不许跪拜，也开口说道：“表婶不可再行大礼!”

君臣纷纷落座。畅叙家常，萧后诉说皆炀帝之昏，自己十多年流落之苦，大唐厚待杨、萧两家之恩，又让孙儿杨政道参拜太上皇、皇上。李渊诉说，武德五年八月怎样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又拉过杨政道对李世民说，这是你表叔的嫡孙，要好好爱护。萧后最后奏请道：

“罪妇年近花甲，仰仗太上皇、皇上宏恩，方得还居中原，此后余生无多，归西之日如恩准与亡夫同穴，将不胜感激！”

说着又落下泪来。李渊、李世民好言宽慰，一口应诺。随即传萧瑀及驸马都尉萧锐入宫，排下御宴，款待萧后，萧璟、萧瑀及瑀之子、李世民的女婿萧锐及杨政道作陪。

宴罢，唐太宗李世民传下圣谕，赐萧后良宅一第，留居京城，抚养幼孙，所需资用，按王爵由国库支给；授杨政道为散骑员外侍郎。

过数日，复召萧瑀入宫，太宗对萧瑀说：“往年传家书于萧皇后一事，朕本知萧公并无越轨之迹，今唐俭还京，一切都大白天下，川流之口今可自然堵塞，委屈您两年有余，朕颇为内疚！”

萧瑀对答道：“陛下知臣至深，两年来并未疏远臣下，臣岂敢有怨，惟有一心报效朝廷，以谢陛下深恩。”

二月十八日，任命太常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共同商议朝政。御史大夫，正三品，班次为九卿之首，负责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和过失。与宰相参议朝政，就是与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议朝政，即以本官兼任宰相。这种任官形式，始于贞观元年九月，杜淹以御史大夫参与朝政，贞观三年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至萧瑀为第三人。仍以本官为主，每日赴中书门下议事，事毕还御史台，掌本衙政务。

四月初，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太宗李世民在皇城南门的顺天楼上盛陈文物珍宝，召见颉利，当面指责他说：

“你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荒淫暴虐，自取灭亡，罪恶一也。屡次与朕结盟而屡次背盟，罪恶二也。自恃兵强而好战，暴露骨骸如草莽，罪恶三也。蹂躏我的稼禾，掠夺我的子民，罪恶四也。本已宽恕你的罪恶、保全你的疆土，却迁延时日而不来归附，罪恶五也。有此五罪，本不可活，但是，自武德九年便桥之盟以来，未曾大肆深入侵略掠夺，故而免你一死。”

颉利哭着谢罪退出，诏命让他在太仆寺居住，给予丰厚的食物。太上皇李渊闻知擒获了颉利，感叹地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却不能复仇雪耻，如今我的儿子能够消灭突厥，我把社稷交给他，何忧之有呢？”

太上皇又召集李世民和萧瑀、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中书令温彦博、秘书监参预政事魏征、民部尚书参预政事戴胄等宠贵的10余人及诸亲王、妃嫔、公主、驸马大臣，在凌烟阁设置酒宴，共庆胜利。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太上皇李渊心花怒放，这位66岁的老人喜不自胜，亲自弹奏琵琶，皇上李世民起身翩翩而舞，诸公卿大臣接连起立，躬身向李渊贺寿。李渊拉住萧瑀说：

“萧郎啊，国家一统，你萧家也得团聚，咱俩干一杯如何？”

欢宴一直到深夜才散席。多日来，朝廷内外一片喜色，萧府上下也是笑逐颜开，惟有萧皇后，闻知义成公主遇害，感念她的恩情，悲痛不止。原来颉利可汗退保铁山，李靖大军乘着浓雾进击，斩杀万余，俘获男女10余万，颉利可汗的妻子、隋室的义成公主被俘获后，李靖恨她怂恿颉利屡屡南侵，于是将她斩首。

五月末，萧瑀经过查实后，上奏弹劾李靖，说他破获颉利的中军营帐，治理军队不严，约束失度，使突厥的珍贵之物被分掠一空，国库无一得收。请求交付司法部门追究治罪。

皇上李世民特别敕令，不再加以弹劾。到李靖觐见，对他大加责备，李靖叩头谢罪。过了很多天，皇上才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1000匹，并说道：

“隋朝时，史万岁大破达头可汗，可文帝有功不奖，因小过而诛杀之。朕则不然，记录下你的功劳，赦免你的罪过，封赏你的战绩。”

有人乘机进言，历述萧瑀弹劾李靖失当，暗怀私念。李世民对萧瑀颇为不满，更觉得对李靖的功绩封赏过轻而责备过严。不久，又赏赐给李靖绢帛2000匹，又抚慰道：

“以前有人进谗言攻击你，使我当廷克责你。现在我已经醒悟了，请你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自此，李世民对萧瑀更为不满。每次宰相议论朝政，萧瑀刚硬气盛，言辞雄辩，房玄龄、王珪、温彦博等都不能与他抗辩，可李世民多数不采用他的言论和意见。适房玄龄、温彦博、魏征犯有细微的过失，萧瑀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严厉弹劾他们，可李世民仍然不予追究。萧瑀自觉失意，怏怏不乐，七月初十，被任命为太子少傅，免去御史大夫，不再参议朝政。

自二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凡任御史大夫参议朝政尚不足五个月就被罢免。这是他第三次被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