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穆宗萧俛辞官

萧俛，字思谦，萧华之孙，萧恒之子。萧恒，官至殿中侍御史，赠吏部尚书，其事史书无载，有三子知名：萧俛、萧傑（杰）、萧俶。

萧俛于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春举常科进士及第。到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又以制科举“才识兼茂明体用科”及第，授从八品的中书省右拾遗，同科得中者有著名诗人白居易等16人。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常科、制科两大类。常科即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科，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就停废；明法（法律）、明书（文字小学）、明算（历算）三科属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的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职务；而明经、进士二科则被士子所重视。

明经，是一个传统的试科，考九经：大经二部《礼记》《左传》；中经三部《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四部《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该科及第者占考生的十分之一。

进士，始于隋代，唐初主要是考“时务策”五道，即写五篇论述时事政务的文章，评价策文的标准是文词华美。后又加试“帖经”（即填空经文）、杂文两道，合格者方准试对策。至此开始实行帖经、杂文、对策三场考试制度。杂文最初是箴、表、铭、赋之类，到玄宗天宝年间专用诗、赋，甚至发展到专以诗、赋好坏为取进士的主要标准，即“文学取士”。贞元（公元785年—公元806年）前后，进士科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取士重新恢复以“时务策”的成绩为主，评价策文好坏的标准由文词华美而改为内容精妙。该科及第者占考生的百分之一，所以，进士科在唐代科举中地位最显贵，朝廷由此获得人才最多，在时人心目中“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一种做官的资格，要获得官职，还要由吏部再进行一次过关考试，通过后才能在吏部备案，方有资格作为官吏的候选人。进士及第者，一般授从九品下阶之官。

常科的应试者有“生徒”和“乡贡”两种士子。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管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的学生和在门下省弘文馆、东宫崇文馆就学的皇亲、贵胄子孙，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报名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乡贡，不在馆学的士子，自己在县、州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后，由州府举荐报名于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每年通常举送的人数：上等州三人、中等州二人、下等州一人，但有茂才者，也不限于常数。

以上是常科的一般情况。制科与之有所不同。

制科，即在常科之外由皇帝临时确定科名而下制书诏告朝野的特殊科试，以选取特殊优长的人才。如：

高宗时曾有：词赡文学、词殚文律、文学优赡等科。

玄宗时曾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

德宗以后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达于吏治可使从政、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等科。

报考制科者，可以是有进士、明经等出身的，也可是在职的官员，也可是既无出身又无官职的人，并且可以连续多次应试。自唐玄宗时开始，皇帝亲临考场成为定制。每科取士，少者仅一人，多者也不过十数人。考取者，很快授官，授官一般比进士高一至二阶；原无进士出身、官职者，一般授从九品下阶或上阶的县尉，成绩好的也有授正九品下阶的太子授书；有进士出身而无官职的，可授正九品上阶或从八品下阶；有官职者，可以加阶授官，成绩特异的可加升三至四阶；连续应试而能连续登科者，可以得到迅速升迁，很快可以做到五品高官。萧俛先有进士出身，又有官职，一经登科就被授予从八品上阶的中书省右拾遗。同科考取第一名的元稹也被授为右拾遗，白居易被取为第四等，授为正九品下阶的县尉。二人也是既有出身又有官职者，然元稹为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进士，白居易为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进士。

拾遗，是谏官，对皇帝进行规谏，品阶虽低，但可常在帝侧朝堂。门下省称左，中书省称右，各六人，凡皇上处事不当，皆可匡正；凡官员言论行举不正皆可驳正，谏官所言无论当否，理论上不受斥责。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荆南节度使裴均调京任尚书右仆射、判度支。裴均依附宦官而得志，自担任右仆射后更是骄傲自大，欲推倒宰相李吉甫而自居宰相，借着制举“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科”的事件来攻击李吉甫。事情是这样的：

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诏举“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以选择人才。三年春，发榜，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等在策文中毫不避讳地批评当时朝政的失误，被主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员外郎韦贯之取三人为上等，复试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也无异议。于是，三人被取为上等，宪宗也以为得人，命中书优先安置他们。许多权幸之辈因被他三人批责，在宪宗面前流泪诉说他三人攻击朝政，陷害大臣，应该严惩。宪宗为此有些不高兴。裴均及其同党、宦官乘机宣称是“宰相李吉甫暗中指使他们这样做的”，宪宗因此猜疑李吉甫。

萧俛等身为言官，为之陈述事情真伪，指明裴均等所言非实。李吉甫也怨恨牛僧孺等三人直言不隐，使他陷入被动，于是在宪宗面前哭着为自己辩白，并说：

“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可王涯事先也不说明，裴垍也没提出异议。”

宪宗对李吉甫的猜疑虽然没有了，可裴垍等四位主考、复考均受牵连。裴垍被免去翰林学士，迁为户部侍郎，余三人皆被贬出京城，牛僧儒等三人也长期得不到任用。这种结果则是萧俛预想不到的，也因此受知于李吉甫。到八月间，裴均被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九月，李吉甫也自请罢相，仍以宰相之职充淮南节度使，又推荐户部侍郎裴垍为宰相。

裴垍在从元和三年九月至五年（公元810年）十一月任宰相的两年多时间里并没有排挤萧俛，但也未重用他，照常晋为从七品上的右补阙。元和六年正月，李吉甫回朝再任宰相，很快就授萧俛以中书省右补阙充翰林学士，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授司封员外郎，元和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唐始有之官，“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释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入值内宫，以便皇帝随时宣召，奉旨拟诏撰文。德宗以后，因政局不稳，常需有随时商议机要的人。翰林学士便是最经常参议机要的人，所以在政治中枢占有极为特殊的位置，起着重要的决策作用。后来渐成定制：凡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大赦天下等，均在事前由翰林学士承命拟诏，次日召集群臣宣布。特别是拜相，必须事先保密，不能由宰相经手，成为学士院的专责。诏书均用黄麻纸，惟翰林学士撰写的诏书用白麻纸。拟写制诰本是中书舍人之职，自有翰林学士之后，舍人起草外制，学士做内制，名义上各不相混。但德宗以后，渐以学士代替舍人之职，后舍人渐成空名。而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者，即相当于代理中书舍人，往往经过一段时间便正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差遣的职务，不在正式职官之内，其本身必另有本官，本官的高卑不拘，一旦充任翰林学士，升迁很容易，大都可升到中书舍人，不久即可入居宰相。所以，翰林学士是仕途中最荣耀显贵的官职。

萧俛分别以右补阙、司封员外郎、驾部郎中等官充翰林学士凡四年，其中知制诰二年，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受好友张仲方株连，罢免翰林学士、知制诰。张仲方是唐玄宗时中书令、著名文学家张九龄的曾孙，官拜度支郎中。唐宪宗即位后，深以藩镇不受朝廷诏命、自立节度使、相互攻伐，甚至不断反叛作乱而忧愤，欲重振皇权，加强对藩镇的控制，对藩镇抗拒朝命决不姑息。至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相继发兵讨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琦、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除王承宗上表请罪而得存外，余皆被斩杀。自此，藩镇畏惧，纷纷上表。河北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自请辞职，请朝廷派官代之；河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原名田兴）以所辖六州之地归于朝廷，向朝廷交纳赋税，使朝廷政令复行于河北。此皆李吉甫任宰相前后所力倡。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彰义节度使（镇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而自为留后，四出焚掠。宰相李吉甫力劝宪宗调兵征讨，未及出师，李吉甫在十月初突然病死。宪宗仍从李吉甫之意，于十月末兴兵讨伐吴元济，元和十年正月征调16镇兵马进讨吴元济；河北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山东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暗中援助吴元济，又征调六镇兵征讨王承宗，一场自“安史之乱”后最大规模的平藩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朝中大臣请罢兵者甚众。李吉甫死，议谥“恭懿”，或请谥“敬宪”。张仲方与李吉甫有恩怨，又反对用兵，以为元和以来朝廷屡兴兵实由李吉甫始，在会议时认为所谥过优，发言斥责李吉甫。

时宪宗决心平定吴元济和王承宗，所以非常怨恨张仲方言语恶毒，诏赐李吉甫谥号为“忠懿”，更贬张仲方为遂州司马。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钱徽、驾部郎中充翰林学士、知制诰萧俛，本不赞成用兵而虑天下百姓遭殃，又与张仲方友善，于是为张仲方辩白解脱。宪宗大为不悦，为了警告那些反对用兵的朝臣，当即传诏罢免二人翰林学士等职，各守中书舍人、驾部郎中的本官。

至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经过整整三年的时间，在宰相裴度的亲自督师下，朝廷才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于元和十三年又集中兵力征讨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魏博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宗大惧，自请以两个儿子入京为人质，交出德州和棣州的地盘，向朝廷交送租税，接受朝廷委派官员等条件而归顺朝廷。朝廷准其请，在四月诏复其官爵，于是专志攻平卢。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张师道兵败被杀，其所占据的淄、青等州皆平，分其地为三镇，各置节度使。自代宗广德（公元763—公元764年）以来凡60年，藩镇跋扈于河南、河北30余州，自除官吏，不供税赋，自授属官，至此始尽遵朝廷诏命和法令的约束。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国库财物耗费一尽，丧亡将士、百姓上百万计。

萧俛被夺翰林学士、知制诰不久，又被晋为太仆少卿，乃是四品上阶的官职。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九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出任宰相。皇甫镈力荐太仆少卿萧俛为御史中丞，又力荐前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现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怀州节度使。皇辅镈、令狐楚、萧俛三人同是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的进士。皇辅镈的品行虽与令狐楚、萧俛二人的品行完全不同，可他三人的私交甚厚。世间人事真是太复杂太微妙，最难就是一个“情”字。

皇甫镈在三人中最先中进士，中进士后又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制科。而萧俛后其12年方登制科榜，家门清耀。令狐楚以才望忠义名世。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皇甫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当时急讨淮西吴元济，粮料军需是要务。皇甫镈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资民财，虽军需得以保障供给，深得宪宗的赏识，而民怨官恨，恶名昭著。他素慕令狐楚的才华和萧俛的名望，荐令狐楚为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知制诰，荐萧俛为太仆少卿以伴帝侧。时淮西之战久无功，朝臣多有请罢兵、赦免吴元济之罪者，惟宰相裴度与宪宗志在平叛。贞元十二年夏，裴度自请以宰相兼彰义军节度使、淮西招抚宣慰处置使，亲往前线督战。令狐楚奉旨起草裴度兼领淮西的《制书》。时宰相李逢吉与裴度不合，不赞成用兵，令狐楚也不赞成用兵且与李逢吉相善，故《制书》内有几句话不能令裴度满意。裴度知其情，言于宪宗，于是罢李逢吉为东川节度使；罢令狐楚翰林学士、知制诰，仅守中书舍人，贞元十三年四月，又出为华州刺史。

到贞元十三年九月，皇甫镈拜为宰相，复荐萧俛为御史中丞，荐令狐楚为河阳、怀州节度使。

有宦官杨朝汶者，官居五坊使，商人张陟欠五坊衙一笔利息钱而潜逃。杨朝汶率部下闯到张家搜查，获得私家帐本，上面记着欠张家钱财者的姓名、钱数和欠款者的签名，于是派人四处追索，不还者便拘捕并严刑拷问，辗转、诬陷、囚禁近千人。其中有签名“卢载初”者，不知是何人，或以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卢坦的笔迹，于是将卢坦的家人囚捕。卢坦的儿子不敢申诉，只好出钱偿还。及验证笔迹乃是已故郑、滑节度使卢群的手迹。卢坦的儿子复索要已交付的钱额，杨朝汶拒不出还，说：“钱已入帐，无法再退还。”

卢坦的儿子于是向衙门申诉。官吏多惧怕宦官势力，将事推到纠察百官罪恶、总掌刑法典章的御史台，官居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的萧俛闻报后详加追查，搞清原委后怒不可遏，当即起草奏书，严辞弹劾杨朝汶及其宦官党徒，详细列述他们骄横不法、肆意用刑、株连无辜的种种罪恶。裴度也向宪宗秉报此事。宪宗说：

“朕与爱卿先讨论用兵的大事，这是件小事，朕自会处理。”

裴度回答说：“淮西的战事并不紧要，它所涉及的不过是太行山以东的地区，但五坊使残暴蛮横，恐怕要关系到京城的安危。”

宪宗听了很不高兴，退朝后召见杨朝汶，斥责他说：“因为你使得朕羞于见宰相们，谏官们又纷纷上表论奏。宪宗没法，被迫下令处死杨朝汶，并将五坊使拘捕的人全放了出来。于是，朝廷的大臣们对萧俛更加另眼相看，心中憎恨皇甫镈而敬重萧俛。

元和十四年四月，裴度在此前极言皇甫镈乃奸诈巧取之小人，不宜任相。宪宗赖皇甫镈聚财故而不听。裴度耻于与皇甫镈同朝任相，自请罢相出镇。于是以裴度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皇甫镈又推荐令狐楚为宰相。自令狐楚被罢去翰林后，继任者所撰写起草的诏书多不能令宪宗满意，因此常思念令狐楚的才华，于是在七月间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皇甫镈、令狐楚同任宰相，屡次在宪宗面前称赞萧俛的才学人品，所以宪宗对萧俛颇为眷顾信重，加朝议郎、飞骑尉，袭爵徐国公，御史中丞如故。

唐宪宗晚年崇信佛教，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宗正卿李道古曾担任鄂岳观察使，以贪婪残暴闻名，忧虑自己会被治罪，想方设法取悦皇上。于是向皇甫镈推荐山野之人柳泌，说他能制造长生不老的仙药。皇甫镈闻之大喜，立刻转荐于宪宗。宪宗当即下诏召柳泌入兴唐观炼制长生之仙药。

宪宗服用所谓的金丹仙药以来，时常暴怒，左右的宦官时有无辜获罪而被处死者，所以左右宦官人人自危。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宪宗突然死于中和殿。时人都说是被内常侍、宦官陈弘志所谋害，可他的宦官党羽讳言此事，皆说是药毒突发而死。宫外的朝臣不明究竟，不能讨伐凶手。

当初，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曾谋废太子，欲立澧王李恽为皇嗣，宪宗不肯；到宪宗服用丹药而日渐危重之时，承璀再度谋废太子李恒。及宪宗突然驾崩，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与其他宦官王守澄等共杀承璀及澧王，拥立太子李恒即皇帝位，即唐穆宗。宦官谋废拥立皇帝自此始。

先是，穆宗与朝中近臣商议宰相人选之事，令狐楚推荐御史大夫萧俛，萧俛虽得皇甫镈厚待，可他清直有才望，故而人共推之。同日任命萧俛和翰林学士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本欲杀皇甫镈，萧俛念及多年的情谊，从中多方周旋，方免一死，被贬为崖州司户。

这种局面似乎难以理解。皇甫镈、令狐楚、萧俛交谊多年，楚、俛多得镈之提举，可一被治罪远放，一安居相位，一入宰辅，何以如此不同？这便是人品、德行、才望不同之故也。令狐楚居高位参朝政，难免有违心之事而不委身于皇甫镈，更不介入那些奸邪之事，他为人本忠义有才干，颇有才望；萧俛清直自立，重交情而避奸邪，尤能洁身自好而不攀附权幸，故而能处变无祸。

说到此，不禁想到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交谊，二人才学相当而品行各异，然厚交数十年。穆宗即皇帝位仅数日便任萧俛为宰相，八月改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如旧。而令狐楚已先于七月出为宣歙观察使。萧俛性本清正，表面心气平和而内心嫉恶如仇，尤能独立自重，不贪权势。他素来不赞成轻易用兵，自任相以来，有感于元和以来征讨连年，青壮多从征，农业荒废，时天下归治，战事稍息，主张裁军归田，与段文昌共劝穆宗偃武尚文，穆宗深以为是，于密诏天下各藩镇“销兵”，其方法是：每年可以让各镇士卒逃走、死亡十分之一，不再增补。

十月，吐蕃入侵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穆宗以宦官、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率神策军前往救援，又征发八镇兵马共赴抗敌，吐蕃闻而大惧，急忙退去。于是穆宗问宰辅大臣说：

“用兵御敌有必胜的方法吗？”

萧俛回答道：“兵戈是凶残之器，战争是危险之事，圣明的君主不得已而用之，不可轻易玩弄，玩弄则无震慑力。假如以仁德讨伐不仁，以正义讨伐不义，先要采取招抚怀柔的政策，然后再实行掩杀袭击。古代用兵，不斩随军的祭师，不杀勇猛的将士，不擒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毁坏田舍和庄稼，安抚百姓，禁止暴行，其救人如免水火，这才是仁义之师。因此王者之师征讨而不战，这才是必胜之法。如果因为很小的怨忿，就轻易动用干戈，使敌人结下深怨，师出无名，不仅仅不能取得胜利，而自己也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用兵一定要深谋远虑，特别谨慎。

穆宗很赞成他的观点。不赞成用兵，主张以仁义、厚德治理天下，是萧俛人生的基本思想。在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这种思想无疑是对的，其中的基本点是正确的。但是，当你面对惨无人道的强敌、面对分裂国家的藩镇势力，一味主张“销兵”，就难免有几分书生气的幼稚和一厢情愿的善良。

史称萧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虑乖当，故鲜有简拔而涉克深，然志嫉奸邪，脱履重位，时论称之。”时令狐楚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原西川节度使王播，早年本有能名正声，然晚年专以横征暴敛为能事，民不堪其苦，更以重金贿赂中使宦官和权要，欲入朝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又从中帮助，所以，穆宗便下诏召他来京，欲用为宰相。耿直廉洁、嫉恶如仇的萧俛多次在延英殿当着穆宗及诸大臣的面极力阻止，并谏言道：

“王播贪财奸邪，收受贿赂，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恶名彰著，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玷污宰相的官位呢？”

然事已垂成，穆宗不听。萧俛怎肯与这样的人同朝辅政？多次上表自请罢相。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正月二十二日，王播到达京城长安，二十五日，萧俛被罢去宰相之职。

萧俛在宰相的官位上正好一年，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政绩，可他廉洁清正，不贪权用事，尤能不徇情用人任官，不以声利自污正名。在相位时，曾屡次反叛朝廷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为了安抚河北藩镇，穆宗诏命萧俛为之撰《故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文》，萧俛拒绝道：

“臣性情耿介，器量偏狭，这事臣不能勉强自己。王承宗先帝时屡次抗拒皇命，事无可观，其先人也无可称道。如果让臣秉笔，臣绝不肯违心作溢美之词；另外，文成之后，按惯例其家人要送臣厚礼以谢，臣如果公然拒绝则有违陛下安抚藩镇之意，如果违心接受其厚礼则有失微臣平生之志。所以，臣不愿为之秉笔撰写碑文，请陛下收回成命。”

穆宗深为赞叹道：“真清正直臣！”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正月，萧俛自请罢相后被拜为尚书右仆射。时仆射虽非宰相之职，但官爵甚高，一般只授予那些德高望重的故相勋臣。萧俛持法守正，自以辅政时间不长，没有什么大的功绩，去相而超授仆射有违典制，“超擢太骤，三上章恳辞仆射”之职，坚决不拜受。当时朝野群臣多趋势竞进，很少有主动辞让高官厚利者，穆宗颇为慨叹，不忍夺其志。

在二月初六，改任萧俛为吏部尚书。

时朝政日乱，朋党渐生，各以党人举进，事过吏部，使萧俛极为难堪。于是，再次请求退让，上表称：吏部选官任重，文书烦杂，臣身体久疾，难当此任，乞求为闲散之职，以使臣能静养。七、八月间，河北卢龙、成德相继叛乱，朝廷以裴度为幽（卢龙）、镇（成德）两道招抚使；十月，又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改萧俛为兵部尚书。

萧俛既为兵部尚书，自以疾病请求分司东都洛阳，穆宗不许。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三月，河北战事稍息，萧俛仍求解职，乃以其为太子少保，不久又任命为同州（在京城东200余里，治今陕西大荔县）刺史。

在同州任上，萧俛任职四年时，穆宗死，太子李湛即位，是为唐敬宗。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三月，敬宗自即位以来便欲巡幸东都，于是任命萧俛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十二月，敬宗被宦官杀害。

敬宗喜好摔跤、击球，即帝位后身边招募了一批善于摔跤的大力士和击球能手，整日与之游戏无度，又喜好深夜出去捉狐狸。敬宗性情狂躁狭隘，摔跤的力士粗俗无礼，时有失敬之处，便被流放远地并没收其财物，宦官有小过就痛加鞭打，所以，身边的摔跤力士、击球能手、宦官，既怕他又恨他。十二月初八，敬宗深夜捉狐狸回来后，又在宫中和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痛饮，喝足了酒入内室解手，殿上的烛灯突然熄灭，苏佐明等在内室将敬宗杀死。刘克明假称敬宗圣旨，起草遗诏，请绛王李悟摄理朝政，并想夺取掌权宦官的权力。于是，掌权宦官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密定：先派禁卫军兵迎接江王李昂入宫即皇帝位，再率禁军入宫攻杀谋害敬宗的贼人，绛王也被乱军杀死。

江王李昂是敬宗的弟弟，是为唐文宗，次年改元为太和元年（公元827年），朝政为之一新。

太和元年正月，任命萧俛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时萧俛居住在东都洛阳，上表称老迈多病，不能赴京上任，乞求罢去所授诸官。四月，文宗仍以其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七月，从萧俛之请，准其以尚书左仆射致仕。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十一月，时文宗立长子李永为皇太子，以太子师未得贤哲，议选耆旧贤德，以保辅东宫，乃诏下东都洛阳，复启用萧俛为太子少师，征召入朝。萧俛派其弟萧傑奉表入朝，封还制书，以老迈多病固辞，文宗引以为憾，进增为太子太傅，准其致仕优养。

萧俛自罢相移居东都洛阳后，至死不涉足京师朝堂，无论皇帝怎样召任，就是坚辞不奉诏。其中缘故何在？史书并未说明，只称其以疾固辞。但分析一下当时朝廷的形势和后来事态的发展，不难看出萧俛的良苦用心和先见之明。

宪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位14年平定河北、河南、淮西等藩镇之乱，使天下一统于朝廷，呈现出“元和中兴”的局面。但宪宗晚年渐生骄侈，纵欲娱乐，追求奢华，崇尚仙佛，服食丹药，终被宦官“（王）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杀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宦官）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

穆宗即位，以王守澄为“知枢密事”。穆宗荒昵侈靡，不恤国事，在位四年，迄无善政。王守澄专制国事，权倾中外。早在王守澄为徐州监军时，遇山西医人郑注于节度使李塑家。郑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精妙，辩机横生，人与交见无不欢悦，王守澄见之恨晚。郑注尤善治“病痿”（阳痿），王守澄引入皇宫，穆宗大悦，待之甚厚。郑注多奇诡，每与王守澄谈论，必彻夜通宵。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王守澄居禁中专制国事，权倾中外。时奸相李逢吉掌朝，厚结王守澄，自此王守澄内与郑注相结合，外与李逢吉相勾联，又引发朋党之争，相互侵轧，“皆知有门户，不知有天子”。

敬宗即位，年仅16岁，大概是唐朝荒唐无能皇帝的代表，再加上宦官王守澄、奸相李逢吉，真是“绝配”。李逢吉欺天子年幼，大植朋党，专报私怨，通过宦官王守澄贬放忠良异己。敬宗贪玩无度，月不三朝，放纵左右。宦官气焰嚣张，毫无惮忌，天子大臣均不放在眼里，再度弑君谋立。王守澄等宦官再次得有定册拥立之功。

文宗是在王守澄等宦官的拥立下才登上皇位的，深知穆宗、敬宗两朝之弊，即位后去奢从俭，励精图治。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册立天子在其掌握之中，威重几在皇帝之上。文宗愤恨宦党大盛，尤以谋害宪宗的宦党尚在，心常不能自安，欲谋除王守澄。时宰相李逢吉已被罢去，其子李训，机诡万端，也投在王守澄门下，甚为王守澄所重，又与郑注臭味相投，情义相合，郑注引李训入宫，为文宗讲《周易》。李训入宫后，渐知文宗除宦之志，于是为文宗谋除宦官之策，郑注也预谋其事。因此，二人甚得文宗宠信，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以李训为翰林侍读学士，二人也以诛宦官为己任。文宗之立，宦官仇士良也有功，然被王守澄所压制，故颇怨恨王守澄。于是，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郑、李二人献计，擢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九月，又夺王守澄右神策军中尉之职，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以虚名尊崇之，实夺其兵权，而以李训为宰相；十月，遣中使赐毒酒杀之，又欲尽除宦官。李训也忌郑注分其功以至权位俱盛，于是又谋先尽诛宦官然后除郑注。十一月二十一日，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照与李训等事先密谋好的计策，上朝后奏称：

“左金吾政事堂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臣昨夜已隔着宫门奏报完毕！”

说罢，舞拜称贺。宰相等也率百官向皇帝道贺。李训便以计请文宪亲往验看，然后是宰相和两省官员，最后是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当仇士良等众宦官来到左金吾政事厅院后，突然发现那里事先已埋伏着兵士，知道有变，急忙冲出跑回朝堂，对文宗说“有兵变”。宦官们急忙抬着文宗退入皇宫内院，禁门紧闭。李训见计谋泄露，急忙逃去。宰相和大臣们已回到府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仇士良、鱼弘志调动神策军，捕杀朝廷大臣，追杀李训同党。捕杀朝廷两省、六部、九卿大臣凡500多人，朝堂为之一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自此，朝中大权尽归仇、鱼二宦。幸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愿以死清君侧，仇、鱼二宦才心有惮惧。继任宰相郑覃、李石也能以死辅政，文宗倚重之，勉强又做了四年的皇帝。

从上面简述的穆、敬、文三朝之政事，不难看出萧俛稳居东都洛阳、屡次召授皆坚辞不拜的真正原因。辞文宗太和八年之召，使其躲过了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的这场浩劫，而其弟萧傑则未能幸免。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萧俛之弟萧俶被任命为楚州刺史，入宫向文宗辞行。文宗对萧俶说：“爱卿家兄萧俛，乃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来京师，你赴任路过洛阳，为朕传诏，善道朕意。”

于是赏赐绢帛300匹及诏书，命萧俶转交。

萧俛上表谢恩，可仍不肯奉诏入京。萧俛家行致孝，母亲韦氏贤明有礼，理家甚严，萧俛虽然官居宰相，可侍奉母亲一如微贱未显达之时，母丧，哀痛伤身。退休家居后，每到重大节日、年终岁首，官属、宾朋、故友都纷纷到其洛阳府第礼节性地拜谒。为了避免岁时请谒的麻烦，萧俛特在洛阳之北百里许的济源县境内的王屋山下，造别墅一座，常年居住在那里，逍遥山野，以咏诗读书为乐。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萧俛在中进士51年、罢相21年后安然死去，享年70多岁。史称其：

萧太师贞独疾恶，不为利回，不以夷、惠拟之，俾之经纶，则其道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