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葬式奇异的墓地

位于南宁邕宁区的蒲庙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镇中心南面3千米处，有两潭紧挨着的泉水叫鸳鸯泉，其清浊分明，长相厮守，成了一个世世代代永猜不破的千古之谜。在神秘的鸳鸯泉旁边，有一座平平常常的小山坡，著名的顶蛳山遗址就位于这山坡上（图9-1）。

该遗址发现于1994年，面积约5000平方米，属于典型的内河流域淡水贝丘遗址。1997～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工作队（现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总共揭露面积1000多平方米，发现一大批墓葬以及成排的柱洞，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图9-2至图9-4），年代为距今10000～6000年。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顶蛳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为距今10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第四期的年代为距今约6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第三期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被命名为“顶蛳山文化”。

图9-1　顶蛳山遗址远景

图9-2　顶蛳山遗址发掘场景

图9-3　考古人员在发掘现场柱状取样场景

图9-4　顶蛳山遗址地层堆积

顶蛳山遗址的三次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陶器（片）、骨器、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石器分打制和磨制两类。打制石器主要见于第一期，多用玻璃陨石作为原料，打下锋利的细小石片，用作切割工具（图9-5）；磨制石器有斧、锛、穿孔石器、砺石等，以通体磨制的斧、锛为主，但大部分仅刃部磨制较精，器身其他部位保留有较多制坯时的打击疤痕。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均为手工制作，但到了后期出现轮修技术；陶器表面多饰以绳纹和篮纹，器类有陶罐、陶釜、陶杯等（图9-6至图9-9）。骨器以磨制较精的斧、锛、锥为主（图9-10至图9-12）。蚌器为穿孔蚌刀，状如鱼头，很有特色（图9-13）。

图9-5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制品，是从天然的玻璃陨石上打下的，如手指头般大小，具有锋利的边缘，可用作切割工具。

图9-6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陶罐（第四期，复原后）

图9-7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陶罐（第三期，复原后）

图9-8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陶釜（第二期，复原后）

图9-9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双耳陶罐（第四期，复原后）

图9-10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骨铲

图9-11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骨锥

图9-12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骨鱼钩

图9-13　顶蛳山遗址出土的鱼头形穿孔蚌器

顶蛳山遗址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大批墓葬。在发掘的1050平方米的面积中，共发现300多座墓葬，400多具人体骨骼，表明这里还是埋葬死者的墓地（图9-14）。这些墓葬分布密集，同一时期和不同时期的墓葬相互撞破、叠压，相互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辨别。大部分为单人葬墓，少数为合葬墓，最大的合葬墓包括了7个个体的人类遗骸。葬式主要为屈肢葬，遗址还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葬式——肢解葬（图9-15至图9-19）。

图9-14　顶蛳山遗址墓葬区

图9-15　顶蛳山遗址墓葬中的仰身屈肢葬

图9-16　顶蛳山遗址墓葬中的肢解葬，死者头颅被肢解后置于胸腔内。

图9-17　顶蛳山遗址墓葬中的肢解葬

图9-18　顶蛳山遗址的墓葬，死者下身缺失。

图9-19　顶蛳山遗址墓葬中的屈肢葬

葬俗与葬式

丧葬是人生最后必不可少的程序，是一个人在尘世中的最后礼仪，也体现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悼。葬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葬俗都有其存在的特定时间、范围和意义。远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有埋葬死者的习惯。考古发现，距今3万～2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就实行埋葬死者，并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产生了原始宗教仪式。到了新石器时代，埋藏习俗出现多样化，产生了多种不同葬式，如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仰身直肢、俯身直肢、侧身直肢等，但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即屈肢葬和直肢葬。在南方特别是两广（广东、广西）地区主要流行屈肢葬。

屈肢葬是史前主要葬式之一。这种葬式在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甚为流行，在顶蛳山遗址中，屈肢葬占了绝大部分。屈肢葬包括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和屈肢蹲葬四种。这种葬式就是将死者的四肢装殓成弯曲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死僵硬以后，尸体是挺直的，若要将之装殓成曲肢姿势，就必须在尸体尚未僵硬前用绳子、藤蔓等绑成屈肢姿势，然后才能下葬。为什么要施行这种屈肢葬呢？一般认为，史前人类认为屈肢葬可以阻止死者灵魂走出，向生人作祟。将死者捆绑起来，甚至在其上面加上大石板，这样就可以限制死人亡魂的自由了。但也有人认为，屈肢葬反映人在生前的一种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即肢体呈弯曲状，所以人死后按照这种姿态入葬。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也有这种记载：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普米族的葬俗就是将尸体捆缚成蹲坐状放置屋门侧边，围绕尸体垒成圆拱状并用泥巴涂抹起来以防臭气四溢，在墓顶插入一根各节已打穿了的圆竹，顶端通往屋顶以外，使臭气顺着竹筒向屋外消散，待尸体腐烂后，才将遗骨埋葬。这表明生者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样，采取屈肢这种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但这种解释并不全面，因为屈肢葬有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和屈肢蹲葬四种，并非都是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

肢解葬就是把人体从关节处肢解，分别放置在墓中，尽管在关节处未见明显的切割痕迹，但是未切割部分的人体关节，尤其手、脚趾关节均未脱离原位，与二次葬有较大差异，应是在死者软组织尚未腐烂时有意肢解、摆放而成的。例如，顶蛳山遗址编号为M65的墓葬中，从摆放的人骨架可以清楚地看出，死者在入土时其头颅被割下来置于胸腔内，肋骨未经移动，完整地包裹着头颅；左、右上肢自肩胛骨处割下，分别置于墓葬两端；自腰部将盆骨割下，并将左、右下肢自股骨头处肢解，盆骨倒扣在身体右侧，双下肢屈置于墓葬东侧。这种身体各部分的异位显然是人为的，特别是完整地被胸腔裹着的头颅更清楚地表明，这是肢解葬（图9-16、图9-17）。对于肢解葬的成因，有学者认为是氏族部落战争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他们推测在七八千年前，南宁邕江河段两岸地区水土丰饶，物产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族群来此居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日益增多，人均拥有自然资源的数量减少，以氏族聚落为单位的疆域观念必然产生，在自然资源、人口分布与资源分配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发生争夺资源的械斗或战争，就会出现“碎尸万段”的死者，从而形成肢解葬。但这仅是一家之言，真正的原因尚不清楚。

顶蛳山遗址墓葬的墓坑为长方形竖穴状，大小因葬式而不同。例如，屈肢葬的墓坑要比蹲踞葬的长，前者一般为90～110厘米，后者为55厘米左右，头向西南。多数墓葬中没有随葬品，属于“无产者”，有随葬品的墓葬通常也只有一两件石器，或骨器、蚌器等，表明当时尚未出现贫富分化。由于受到埋藏环境影响，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骨头变白、变脆。对人骨的研究结果表明，顶蛳山人的寿命很短，年龄多在30～40岁之间。

顶蛳山遗址为广西境内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该遗址的发掘，对于认识广西地区史前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构建广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图9-20）。在发掘期间及其后，众多国内外学者慕名而来进行参观考察（图9-21至图9-24），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图9-25、图9-26）。2001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9-20　顶蛳山遗址发掘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图为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9-21　著名史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教授考察顶蛳山遗址。图为安志敏教授（中）观察遗址出土的遗物。

图9-22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严文明教授（前排中）考察顶蛳山遗址，对其重大发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前排左一为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蒋廷瑜先生，前排右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工作队队长傅宪国教授。

图9-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古组顾问、日本考古专家加藤晋平教授（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前右一）考察顶蛳山遗址。

图9-24　在顶蛳山遗址发现的300多座墓葬中，共有400多个个体的人类遗骸，这些遗骸为研究当时生活在广西地区的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丰富而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图为古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教授（右一）和广西文物工作队彭书琳研究员（右二）在考察顶蛳山遗址墓葬的人骨。

图9-25　顶蛳山遗址发掘获得重大发现后，不仅吸引了许多中外考古学家前来参观考察，而且引起了政府领导的重视。图为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基常（右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振潜（右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琦（右五）等领导到遗址考察指导。

图9-26　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袁凤兰（前排左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容小宁（前排左一）等领导到遗址考察并饶有兴趣地观看出土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