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艺术活动

三、在广州的艺术活动

苏六朋在罗浮山习画的时间并不长，或许只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学习。他向德堃习画的详细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据说苏六朋有一段时间在广东新会县的乡村当私塾教师，每天黄昏时便坐在老榕树下跟当地居民聊天、侃家常，借此观察、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情态与形象，为他日后将这些来源于底层的素材搬进画作中打下了基础。不过这一切应该都是他在罗浮山出师以后的事。

城隍庙鬻画

苏六朋一生的主要光景是在广州度过的。他在广州靠卖画为生。当时广州比较繁华的区域——城隍庙一带便成了他主要的鬻画场所。

广州的城隍庙在今天的北京路以东、文德路以北一带，即中山四路的忠佑大街。庙宇如今仅存大殿与拜厅（现为广州实验仪器厂使用），但我们还能依稀看到往昔之繁华。大殿面阔近二十五米，进深五间二十余米，柱高九米，其规模是相当宏伟的。如今，在其附近经数百年衍变已成为了一条专门销售字画、书籍、文房四宝及古董文玩的文化街。在当时，城隍庙是广州平民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浓缩了社会的众生百态。既有上层的官、商及其眷属前来进香拜佛，也有下层的善男信女前来求神托佑。当然，在热闹的街市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说书讲古、弹唱卖艺、占卜星相、乞讨杂耍、摆摊设店的人，可谓集各种人物生态之大成。苏六朋就是在这样一种熙熙攘攘、皆为利趋的热闹尘嚣中将自己的艺术品与普罗大众作一种显然是并不等价的交易。他所收获的除了赖以生存的银两外，还有很多大画家在书斋或山野林泉中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对于苍生的关怀及其对弱势群体的怜恤。在他的画里，我们看到了耍猴跑江湖的、盲人卖唱的、市民闲谈的、打打斗斗的等等市井百态。他的这段卖画求生的经历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广东美术史甚至中国美术史上杰出的风俗人物画家。如果说在罗浮山向德堃学画使他在画艺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那么广州城隍庙的鬻画经历则使其在绘画题材上得到了深化，成为他艺术经历的第二个里程碑。

可以这样说，没有广州的城隍庙，就没有苏六朋绘画中的平民百态，我们看到的也许就是千篇一律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和那些程式化的林泉高致、梅前竹下和高士美女……到最后，也就没有了苏六朋。

柳堂艺事

柳堂是清代广东文人李长荣的堂号。据文献记载，柳堂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太平烟浒，“江边有柳，柳边有堂”，堂上有楼阁，可以远眺北岸海珠寺附近的得月台，近枕袖海楼。其中“太平烟浒”四字为清初“岭南三家”之一的陈恭尹（1631—1700）所书隶额。这里和邓大林的杏林庄、谭寿衢（字博泉，新会人）的赏雨楼以及名刹长寿寺、光孝寺等一度成为当时广东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几乎每年一度的修禊在这里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修禊，自古有之，是指在中国最古老的游春节日“上巳”，即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在三月初三），人们来到水边擦洗身体，以去除不祥。后来演变为在水边宴饮。再后来文人雅士想出新招，即与会者坐于溪流两侧，盛酒的杯子从上游流下，流至人前即饮，不得推却，俗称“曲水流饮”。此俗风行，最有名的莫过于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邀友在浙江绍兴修禊之事。当时，大家饮酒赋诗，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风雅之事，史称“曲水流觞”，它和长安八景之一的“曲江流饮”成为修禊之典范。后世的修禊逐渐演化为文人风雅，而且常常是和兰亭修禊密不可分的。而在广东，文人修禊最盛莫过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文献记载中又以柳堂修禊和珠江修禊为最盛。

柳堂修禊的组织者李长荣，字元烺，号子虎，广东南海人，曾选训导，加光禄寺典簿，长于诗文书画，为当时名诗人张维屏的弟子，有《柳堂诗钞》行世。李长荣是一个长于交游的文人。他曾将其师友所著诗集选录，辑为《柳堂师友诗录》，卷帙浩繁。其中不少人的诗集现已失传，该选集无疑为保存清代嘉道时期的文献（尤其是广东文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透过该选集及时人之其他诗文集，我们可以梳理出作为画家与诗人的苏六朋参与柳堂修禊的大致情况，对于了解苏六朋的交游及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苏六朋参与的柳堂修禊中，文献记载最为详尽、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一次。这年上巳，李长荣召集黄培芳、苏六朋、杜游、邓大林、李翀汉、颜薰等于柳堂修禊，鲍俊和张维屏因有事未能赴会。在修禊中，苏六朋遵主人李长荣所嘱绘就《柳堂修禊图》，然后由诸家题诗歌咏。李长荣认为此图乃苏六朋平生所作手卷中之最佳者。虽然该图现已难觅其踪，但围绕该图的题诗作赋却很多，俨然成为粤东文坛之盛事。

据说后来延请张维屏作序记其盛事，但张文现已不可考。苏六朋的画绘就后，先由黄培芳首唱七律。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宝，号香石，人称“香翁”，广东香山人（今中山），在广州的室名曰“粤岳草堂”，故人称“粤岳先生”、“粤岳子”。黄培芳长于诗文、书画，尤工山水，翁方纲将其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黄培芳著有《粤岳子》《粤岳山人集》《荔山小草》《香石诗话》《香石诗钞》等。黄培芳最先所唱之七律已无从查考，但后来其他人的题诗均是以其原诗韵脚所咏。

首先，由苏六朋自己写下《自题李子虎广文属绘柳堂修禊图和黄香石舍人韵》：“水边趁人修禊来，柳堂雅集琼宴开。参军但解作蛮语，太傅倡吟真仙才。红卷湘帘杏花雨，觞浮玉斝葡萄醅。大醉倩人扶我去，熙熙如共登春台。”在以往的苏六朋研究中，大多认为苏六朋仅为一画师，在诗文方面并无造诣。其实并非如此，此诗可证明苏六朋亦长于吟咏。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论及。

在参与此年修禊的文人中，杜游的诗题详细记录了与会的诸家：“乙巳上巳，李子虎广文招同黄香石舍人（培芳）、苏枕琴封翁（六朋）、邓荫泉典籍（大林）、李翰乡明经（翀汉）、颜紫虚布衣（薰）集柳堂修禊，迟张南山司马（维屏）不至，步香翁首唱韵。”杜游（1794—1853），原名贤凤，字善辉，后更字洛川，广东番禺人。长于诗文、绘画，尤工花卉，著有《洛川诗略》《南园别墅诗钞》和《洛川随笔》。邓大林，字荫泉，别署意道人、长眉道人，广东香山人，居广州花地，辟园曰杏林庄，曾邀名人张维屏、苏六朋、梁琛、郑绩、袁杲、黄培芳等畅游、修禊。工诗画，善画山水，著有《杏林庄草》。李翀汉，字翰乡，生平不详。颜薰，字紫虚，一字子虚，广东南海人，布衣，曾筑半园于广州芳草街，著有《紫墟诗钞》。

此外，当时未与盛会，但奉主人李长荣之约分别以黄培芳之“来”、“开”、“才”、“醅”、“台”五字为韵作同样题材的诗者尚有鲍俊、陶应荣、金元、黎耀宗、罗嘉蓉、谭溥等。

鲍俊（1797—1851），字宗坦，号逸卿，又号石溪生，道光三年（1823）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山西司主事、候补郎中等，著有《榕堂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鲍逸卿草法》等。其诗题为《乙巳柳堂修禊，余以事未到，枕琴绘图，子虎属题，次香翁韵》，诗的末句自注云：“枕琴拟于粤秀山麓新构画庐。”但没有资料显示苏六朋后来曾在越秀山附近构筑画庐。

陶应荣，号柳村，江苏海州人，著有《柳村遗草》。其诗题为《李子虎茂才（长荣）属题柳堂修禊图，用卷中黄香石舍人（培芳）首唱原韵》。

金元，号问渔，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官广东海阳县典史，著有《耘花馆诗钞》。其诗题为《李子虎广文属题柳堂修禊图，用卷中黄香石舍人首唱原韵》。

黎耀宗，字庭荪，号烟篷，罗定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著有《听秋阁诗钞》。其诗题为《子虎属题柳堂修禊图，用香石老人原韵》。

罗嘉蓉，字载嶶，号秋浦，一号芸俦，广东东莞人，著有《云根老屋诗钞》。其诗题为《题子虎柳堂修禊图，用黄香石舍人韵》。

谭溥，号荔仙，湖南湘潭人，善诗画，著有《四照堂诗集》。其诗题为《题李子虎广文柳堂修禊图，次香翁韵》。

当然，苏六朋参与的柳堂修禊远远不止这一次。在时人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到苏六朋至少参与过另一次。这次修禊的原始资料来源于为梁琛所写之《子虎书来，知重三日柳堂高会，赋此答之且约枕琴买舟珠江各携名花到，补禊也。柳堂同禊诸公，其以吾两老人为狂否》。其诗曰：“回首珠江春禊客，几人还共醉尊前。知君行乐寻佳日，笑我多情似少年。文字千秋谁不朽，莺花三月各相怜。何当更约东坡老，共访丽人来水边。”其中“几人还共醉尊前”中之“几人”据作者自注谓张南翁（张维屏）、黄香翁（黄培芳）暨诸公；末句尚有自注云：“珠江名花当有在者。”从诗题及内容看，此次修禊与1845年并非同一次，可惜年代失考。

记载同样内容的资料也出现在倪鸿的一首诗中。该诗题为《三月三日，李子虎广文招同黄香石师、苏枕琴封翁、郑纪常别驾、黄二山茂才、梁献廷、颜子虚两上舍集柳堂修禊，次元韵》。倪鸿，字云癯，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曾官广东县丞，善诗文，著有《曼陀罗庵诗钞》。郑纪常（1813—？），名绩，号憨士，别署梦香园叟，广东新会人。曾在广州越秀山麓辟梦香园，在九曜石附近筑梦幻居，长于医术、诗文、绘画及画论，善画山水、人物，著有《梦幻居画学简明》和《梦幻居题画诗》等。黄二山，名承谷，安徽合肥人，善画山水，画笔高简荒率，著有《二山剩稿》。从倪鸿的诗题可以知道，虽然没有年代可考，但本次修禊与1845年也非同一次。上次参与的邓大林、杜游、李翀汉均未参加，而这次参与的郑绩、黄承谷、梁琛也是上次所没有的。

此外，资料还显示，苏六朋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十三日还参加了由李长荣召集的在柳堂预秋禊活动，这主要反映在李长荣的题为《七月十三日苏丈枕琴、邓君荫泉过柳堂留酌预秋禊成五排三十韵》诗中。

李长荣写此诗时，原来常在柳堂修禊之师友如张维屏、黄培芳、鲍俊等均已作古，他忆旧情而思古人，触景生情，所以，该诗虽为唱酬之作，实则含伤悼之悲。苏六朋也在这一天写了题为《七月十三日李子虎招同邓君荫泉集柳堂预秋禊，子虎赋五排三十韵，余亦以二十韵报之》。

柳堂除了有一年一度的修禊，还有很多的文人雅集，诸如结诗社、拜古人生日等，其中每年十二月十九日纪念苏东坡的诞辰日是修禊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有据可查的是，苏六朋曾参与过至少两次拜苏活动，而且在第一次还特地为拜祭创作了一幅以苏东坡为主题的《坡公负大瓢行田间图》。苏六朋自己有诗记录其事，诗题为《子虎招同南山、香石、少白、荫泉、献廷、纪常集柳堂拜坡公生日，余绘坡公负大瓢行田间图，属姬人余镜香绘朝云诵偈图奉供》。画成后，李长荣撰写对联于像侧。后彭贻孙也撰写了一对长联，为画像增色不少。彭贻孙，濑江人，字君谷，长于诗词，著有《濑江渔隐词钞》。

苏六朋诗中所提及之余镜香所绘《朝云诵偈图》，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该图描绘的是苏东坡的爱妾朝云席地而坐诵偈的情形。朝云曾随苏东坡谪至广东惠州，后死在惠州，苏东坡将其葬在栖禅塔下，惠州丰湖的苏公祠里还专门塑一尊朝云像。

余镜香此画与苏六朋的画可谓珠联璧合，成为广东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虽然此次纪念东坡生日的时间也不可考，但另一次在1855年的同样的拜祭活动却表明，苏六朋参与的本次活动是在1855年之前。关于1855年的纪念活动，在陈璞为苏六朋所作之《坡公负大瓢行田间图》画跋中有明确记载。陈璞（1820—1887），字子瑜，号古樵，别署尺冈归樵，广东番禺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曾官江西福安知县，后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在诗歌、学术、书画等诸方面均有造诣，著有《尺冈草堂遗诗》。此画跋记载：“东坡先生像世所传俱《笠屐图》为多，枕翁此作乃写其负大瓢行田间，故尤有生气。乙卯集柳堂拜坡公生日敬题，陈璞。”“乙卯坡公生日，子虎招同涉公和尚、枕琴、青皋、纪常、云癯、慕堂、笛楼、一山集柳堂，酒后出便面，璞为作松一株，枕翁补写人物、山石，古樵陈璞记。”

其中涉公和尚、青皋不可考。笛楼疑为招宝莲，广东南海人，工书善画。慕堂为李孝章，广东南海人，布衣，著有《委怀书舫诗钞》。一山为何桂林，广东增城人，著有《大小山堂诗钞》。李孝章也在其题为《同人集柳堂拜坡公先生生日》诗中歌咏其事。

由于此次纪念活动参加之人与苏六朋绘《坡公负大瓢行田间图》时并非同一帮人，故应分属两次。从这次活动看，也是集中了当时的主要画家、学者、诗人等，而且还即席挥毫作画，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让我们了解其盛况，但透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知道苏六朋作为文人画家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事实。

寄园觞咏

寄园是清嘉庆、道光年间广州一处著名的园林，现在已荡然无存。但透过文献资料我们知道，这处位于小北门天宫里的南国园林，又名评香小榭，集园榭、饮食于一体。原为秀鱼旧址，主人以鱼苗为羹，所以叫秀鱼羹。当荷塘水榭落成之日，主人邀同张维屏等觞饮，张维屏将其池上小亭题作小浪舟，一时文人墨客如黄培芳、苏六朋、杨荣绪、谭莹、冯询、梁廷枏、陈澧、潘恕、熊景星、杜游、梁国瑚、梁国琮、陈良玉等均觞咏于此，极一时之盛。张维屏有一首《寄园宴集复成一律》诗，谈到寄园的情况。

苏六朋参与的寄园觞咏雅集，在其自作之《展修禊日，约张南山、黄香石、梁献廷、邓荫泉、李子虎、郑纪常同步出北郭看红棉集寄园纵饮》诗中体现出来。从诗题可知，参加此次盛会者多为当时广东文坛之翘楚，苏六朋置身在这样的交游圈中，说明其艺术及其诗赋才华得到当时主流文坛之认同，并不像很多人所说他仅仅是一民间画家而已。“偶得画钱尽沽酒，肯教佳节抛流光”，这一诗句反映出以卖画为生的苏六朋落拓不羁的豪爽性格。

对于本次文会，张维屏在诗中也有记载。其诗题为《上巳后二日、三日，苏枕琴封翁（六朋）、邓荫泉中翰（大林），招同黄香石舍人（培芳）、梁献廷上舍（琛）、黄二山茂才（承谷）、郑纪常别驾（绩）、李子虎广文（长荣）会于寄园展修禊，因集兰亭帖字，成七言律一首》。

此外，苏六朋参与的寄园觞咏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次，便是由李长荣召集的共同纪念清初志士黎遂球生日的活动。黎遂球（1612—1646），字美周，广东番禺板桥人。明天启六年（1626）县试冠其曹，后举于乡。与吴伟业、张溥、金声、陈际泰等文人交厚。时粤东闹饥荒，黎美周筹划救灾，存活甚众。甲申年（1644）事起，闻变痛哭，誓死谋勤王。先是诏举经济名儒，再拜参军，授兵部职方司主事。至福建隆武小朝廷立，遂与陈子壮、其弟黎遂琪、外甥刘师雄等奉派增援江西赣州，坚守数月，城破巷战而死，年仅四十五岁。赠太仆寺卿，加赠兵部尚书，谥忠愍，建祠赣州。一生著述较多，以诗名，相传因在扬州赋黄牡丹诗而名噪一时，人称“黄牡丹状元”。

这次纪念活动，张维屏有诗记录，题为《七月五日，李忠愍公生日，李子虎学博招同苏枕琴封翁、王兰汀大使家齐、何一山、张小槎、倪云癯三上舍，集寄园拜像赋诗》。诗题中“李忠愍公”当为笔误或刊刻之误。其中“读书有用善占《易》”句，作者自注云：“公著有《周易乂物当名》。”“绘出风仪共瞻仰”句，自注云：“枕琴绘公像。”“更添海雪德为邻”句自注云：“座上并悬邝湛若像。”据此可知，苏六朋在此次活动中也施展自己的专长，为纪念主题的主人公绘像。邝湛若即邝露（1604—1650），字湛若，广东南海人，也是清初广东一个很有气节的文人。唐王在福州称帝后，任中书舍人。永历中，奉使还广州。清兵破城后，抱绿绮台琴就义。擅诗文书法，著有《赤雅》《峤雅》等。

珠江春禊

所有的修禊活动一定得有流水，所以珠江也就成为广州文人修禊的最主要的选择。资料显示，在苏六朋参与的珠江修禊活动中，目前所知道的仅有1855年（咸丰五年）一次。是年三月初三，由梁纶恩招同张维屏、黄培芳、邓大林、苏六朋、李长荣、金菁茅等来到珠江边修禊。金菁茅有诗详细记录此次修褉盛况。金菁茅（1786—？），字子慎，号醴香，广东番禺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著有《遗经楼草》。他的诗题为《三月三日梁瑞山驾部（纶恩）招同张南山师、黄香石舍人（培芳）、邓荫泉中翰（大林）、苏枕琴封翁、李子虎广文（长荣）集珠江修禊》。

在这次修禊中，有一人接到邀请但因有事未能赴会，但后来在李长荣的催促下写了和诗。这人便是广东香山籍的袁杲。袁杲，字蕴日，号颜卿，也是诗书画兼善的文人，尤善画山水、竹石，著有《瓿胜吟草》《山右吟草》和《史隽》等。他所写之诗题为《乙卯三月三日梁瑞山驾部招同张南山太守、黄香石舍人、金醴香郎中、邓荫泉中翰、苏枕琴封翁、陈古樵孝廉、李子虎学博集珠江修禊，以事阻不赴。子虎赋诗索和，次韵奉达并柬同游诸公》。据此可知，参加此次修禊的尚有陈璞，或许也是别有原因未能赴会，所以在金菁茅的诗中并未提及。

府学宫赏菊

府学宫在今广州市文明路市一宫一带，历经沧桑，现已荡然无存。一百多年前，这里不仅是广州文人顶礼膜拜之地，更是文人骚客吟诗作赋、聚会论艺的场所。咸丰四年（1854）的重阳节，以郑绩、苏六朋、黄培芳、邓大林、邓瑶、龚国钧、陈埙等人为主的书画家们集中在府学宫之仰高祠赏菊。龚国钧，字炽堂。陈埙，字孟卿，广东东莞人，善画山水。这次雅集，郑绩咏题《咸丰甲寅重阳，李君招同梁献廷、黄香石、邓荫泉、苏枕琴、邓琼石、龚炽堂、陈孟卿偕绩集府学宫仰高祠赏菊，醉后荫泉复携糕送酒上番山登高，时酒令喧天，炮声震地，子虎嘱绘图以志不忘。杂乱中我辈犹有此兴也，画成并系以诗》，有详细记载。从诗题可以看出，这次活动除了在府学宫赏菊外，还应节登山。从诗的内容可以知道，这次活动与修禊、拜前人生日、菊宴有所不同，它完全是一种民俗活动，后来的作画赋诗也都是在此活动之后的补充。这一年，参与此活动的诗人、画家大多已垂垂老矣，所以特地参加老人们特有的节日活动，也是情理中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赋诗记载此事的郑绩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同时也是画学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他所撰写的《梦幻居画学简明》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和苏六朋为书画同俦，也是相知的诗友。苏六朋的绘画及事迹能为后人所知晓并受到称道，就是有赖于郑绩、鲍俊、张维屏、黄培芳、李长荣等同道友好的大力揄扬。

听松庐菊宴

听松庐为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9）的堂号。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自署珠海老渔、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此后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官至署理南康知府，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著有《松心诗略》（《松心十录》）《松心文钞》《松心骈体文钞》《听松庐诗话》《艺谈录》《国朝诗人征略》等。

张维屏经常在秋冬之际于其听松庐举行菊宴，广邀在穗之文人墨客。此项雅集活动虽然不像柳堂或珠江修禊一样几乎成为每年之惯例，但从张维屏的诗文中可以知道，这是当时作为广东文坛盟主的张维屏团结与联络当地文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张氏晚年是常有的事。事实上，这一明显与修禊不同性质的文人雅集的确为当时并不丰富的文人活动注入了生机，成为诗友画俦们旧雨新知相聚的最佳选择。

苏六朋参与的菊宴是在咸丰四年（1854），此年张维屏已经七十有五。当时参加者尚有袁杲、李长荣、梁琛、李翰卿、何泛槎、郑绩、何虎臣等。袁杲在其题为《甲寅九月廿五日听松庐菊宴，主人张南山太守、李子虎学博，同席梁献廷、李翰卿、苏枕琴、何泛槎、郑纪常、何虎臣诸公》的诗中记载了此次雅集。

石亭池馆

石亭池馆是苏六朋设于广州大塘街的一处集创作、教学、生活、雅集、画廊于一体的馆所，离苏六朋经常卖画的城隍庙仅数百米之遥，与苏六朋的好友鲍俊的榕塘亦近在咫尺，以北数百米为番禺学宫（遗址仍在，现在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遗址纪念馆），以西数百米为科举考试的贡院及其发布成绩的龙虎墙（遗址仍在，现在为广东省博物馆的主要场地），此地可称得上是当时广州的文化中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一度成为苏六朋与当时文人聚会、雅集的重要场所，一如后来杨永衍在珠江南岸之鹤州草堂。

苏六朋主要在此开馆授徒及作画赋诗，它最初的性质有点类似于晚清花鸟画家居廉在隔山所设之十香园。石亭池馆有枕琴庐（亦曰枕琴轩）、毕竟如是轩等，正如十香园之有啸月琴馆、紫梨花馆，或许这也是作为晚辈的居廉受苏六朋影响而致。

关于苏六朋在石亭池馆授徒的情景，由于史料阙如，目前已很难了解，但我们透过苏六朋的传世画作可以知道，在这里，苏六朋曾创作了大量艺术佳作，石亭池馆时期无疑是苏六朋艺术创作最为鼎盛的时期。

苏六朋在石亭池馆创作大量画作的时间大多集中在道光后期至咸丰年间，这段时间正是他生命的晚年，说明石亭池馆是苏六朋晚年的主要栖息之地。此外，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起，几乎每一年都有苏六朋在石亭池馆作画的记录，说明苏六朋晚年的足迹并未远离广州。

榕堂文会

榕堂又名榕塘、庸堂，是鲍俊在广州芳草街之别业，这里也和柳堂、寄园、听松庐一样，成为苏六朋经常参与吟诗作画的重要场所。广州芳草街是当时广州一条主要的文化街，除榕堂外，颜埙的半园也在此。西侧则为府学宫，南面为贡院，西南面为苏六朋的石亭池馆。同时，这里也是一处景致非常幽美的园林小区。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苏六朋与梁琛、鲍俊、砚山等再次雅集榕堂，三画家应砚山之请合作《蕉荫高士图》（广东省博物馆藏），由梁琛画芭蕉，鲍俊画竹，苏六朋写石头，中有一醉翁，笔简意绕，从其笔法看，当为苏六朋手笔。画成后由主人鲍俊题识，并赋诗一首云：“有蕉并有竹，有酒不须肉。君醉便能醒，世人何梦鹿。”

这是一幅集众人之智慧而成的衬景人物画。在三位画家中，梁琛长于画墨竹、芭蕉，鲍俊长于画梅竹，苏六朋长于画人物，整幅画虽然是合作所绘，但气韵连贯，布局协调。所画一醉翁坐于岩石上，周围是浓郁的翠竹、蕉林，其无拘无束的隐士风度，颇类东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在鲍俊的题识中并未说明是由何人来画醉翁，但一看其笔法特点，即可知为苏六朋手笔，尤其是醉翁之脚、衣沿及其帽顶，均为浓墨所渲染，其他则为浅淡之墨线勾画。梁琛与鲍俊的芭蕉、墨竹也是泼墨大写意，得徐天池之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