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测组于1960年5月1日从西安出发，进藏开展一等导线测量工作。临行前，测量人员又恢复了1956年中断的军衔制，我由少尉晋升为中尉。
首战青海省五道梁告捷，完成4座12米钢标和5座5米寻常标的建造。五道梁是进藏的咽喉，环境异常恶劣，人们叫它鬼门关。1956年，中央派慰问团到拉萨慰问演出，一位年轻的女京剧演员因为气候不适，就长眠在这里了。我和祝良佐、吴云华（健在）等对高山反应也很不适应，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嘴唇干裂流血，睡眠不好。饮食本身就难以下咽，更何况当年没有高压锅，吃米饭需提前一天用水泡上米，即便如此，蒸出的米饭仍半生不熟。然而，在体力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观测组一天也没休息，仅用了15天的时间，就凭借着对党的测绘事业的忠诚，凭借着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完成了9座造标任务，这应当说是首创。
紧接着投入西藏当雄—羊八井—拉萨—林芝的一等导线测量工作。
从当雄—羊八井，一路还比较顺利，小组很快进入拉萨施测。在布达拉宫对面拉萨河的河套中间，有一个很小的河心岛，那里建造了一个一等导线点，它是拉萨—林芝一等导线点的其中一个。在河心岛工作了5天之久，因林芝方向山头总有雾，始终没测下该点。7月盛夏，高山之雪融化，再加上中雨绵绵，河水猛涨，同志们即将断炊。没有船，又无法涉水过河。我想了一个办法，选择最窄的河段，将绳索抛向有人接应的对岸，两边拴上绳子，牵绳过河就安全多了。
牵绳拴好后，我准备过河。这时，藏族翻译小尼玛挺身而出，坚持要顶替我过河买粮。我不同意，小尼玛不懂水性，一旦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再说，我军还在边远地区追歼散匪，出逃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不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其余毒并未清除，一旦小尼玛出了问题，很容易挑起民族事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还是决定自己过河。我心想，即便我真的死了，为了民族的团结，为国捐躯，也是光荣的。于是，我对小尼玛说：“你不懂水性，还是我下水吧。”
实际上，我身先士卒也是相信自己不遇到特殊情况是不会死的。信心源于我13岁就曾约几位同学，横渡鸭绿江，到朝鲜去偷西瓜、黄瓜吃的经历。其实，家里再穷，买廉价的瓜还是买得起的，当年横渡宽阔、水深流急的鸭绿江，纯属少年发狂贪玩。正因为如此，眼下拉萨河水再汹涌，我在战略上还是藐视它。但我当时也牢记着家父的教导，他经常对我讲：“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这次过河，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蛮谨慎的。
谁料想，一下到水里，我的设想方案立即受到严峻考验。我根本就站不起来，强大的急流呼的一下就把我冲漂在水面上，幸亏我双手紧紧攥着绳索。第一回合我就挨了一闷棍。我不敢再轻敌了，双手紧握绳索，一点一点地挪移前进。到了河中间，绳索由于悬链线的作用力，加上人的体重，坠入水中，使我的双臂没入水中。如果绳索不耷拉下来，保持在水面之上，我会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安全通过的。此处距离岸边约4米，水深约5米，强大的水流挤压过来，我已感觉攥不住绳索了，水的冲击力像泰山压顶一样，终于将我紧紧攥着绳索的手与绳索撕裂开来！实际上，不松手也不行，一个浪头把头打压入水里，呛得吃不消，才一松手，一股漩流几乎把我拖入河底。我奋力向上浮，实在憋不住了，喝了一大口水，但脑袋露出了水面。
胆大心细，遇事冷静不慌，是我战胜险情的法宝。
在冰冷的水中，我迅速平静下来，虽然身体像脱缰野马一样顺流而下，但心里在不断重复着“只要避开漩涡和大石头，就没有危险”这句话，大睁两眼，寻找着逃生机会。漂到300多米处，河床突宽，水流迟缓而平静，我一探底，脖子刚好露出水面，心想，这是脱险的最佳地理位置。再顺流往下一瞥，就看到浪涛冲天而起，云水大怒，不言而喻，那是巨石林立所在，命归苍天所在！生命警钟的重锤骤然敲响，一声一声又一声金属般传来，一凸一爆着我的太阳穴。紧要关头，我运足全身力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用蛙式潜泳，途中两次浮出水面换气，终于扼住了命运咽喉，爬上了岸。在河里虽然冰水刺骨，但尚可坚持，站在岸边，微风轻轻地抚摸着身躯，倒全身颤抖起来，牙齿不停地打架。但我心里却热乎乎的，一种欣慰和自豪感涌上心头：汹涌的拉萨河也难吞噬我的生命！
小尼玛本来就听我这个组长的话，通过这件事，更加敬爱我，工作积极主动，有时趁我不在，还偷洗我的脏衣服，亲如手足。我也一直把小尼玛当小弟弟看待。那年小尼玛才18岁。1960年七地大队调入16名藏族翻译，15男1女。1960年小尼玛分到了我们观测组；1961—1962年，达娃分到了我们观测组；1963年后，藏族翻译又统统被调回拉萨，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975年，我与国测一大队队友攀登珠穆朗玛峰，返程途经拉萨，我千方百计地打听小尼玛几个人的下落。我很想念他们。他们几个组员昔日经常到我这个组长的家里玩，因为我为人豪爽，没有架子，与大家处得都很好，达娃是其中的常客（小尼玛有些害羞，很少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小尼玛。亲人相见，紧紧拥抱。小尼玛已是拉萨市交通局某处的处长了。我向小尼玛打听其他翻译的情况，答曰：“都当官了。只是达娃文化程度较低（初小），是公路段的段长，不久前被送到成都民族学院深造，正在成都学习呢。其他人大都在拉萨市。”我就说：“你赶快给我找来，咱们见上一面。”小尼玛答：“你来的真不凑巧，大部分都下乡去了。”
“还有谁在拉萨呀？”
“还有四郎多吉和扎西在家。”
“他俩都是什么官呀？”
“四郎多吉是市工商银行的副行长，扎西是轻工业局的局长。”
“你赶紧给我叫来！”
电话一通，他俩不到半小时相继来到小尼玛家。13年了，难得一见呀，那个热乎劲儿，难以言表。小尼玛夫人炒了4个菜，外加一锅手抓牦牛肉。开怀畅饮，美酒西凤加酥油茶，一杯又一杯。他仨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回来不到5年，相继都被提拔当干部了。他们之所以进步得如此之快，得益于我们在大地七队所受到的教育。你们这些师傅教育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热爱自己的祖国，怎样加强民族团结。你们处处以身作则，吃大苦耐大劳，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回来后，传承了这种精神，能和群众团结在一起，干起工作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深得群众赞扬和领导的肯定，所以很快就被提拔了。”他们说得不错，的确，大地七队是一支铁军。1958年，国家测绘总局第二大地测量队（简称国测大地二队）分出了一半，成立了国家测绘总局第七大地测量队（简称国测大地七队，即大地七队），老国测大地二队与新国测大地七队同级并列；不久，又成立了青藏高原分局，大地七队划归其管辖。大地七队自组建之日起，就专啃硬骨头，我所在的大地七队三中队下辖的小组，啃的是硬骨头里的硬骨头。所以，我们观测组吃的苦是比较多的。16名藏族小翻译在大地七队这座最火红的熔炉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一个个成长为建设新中国大家园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要真诚地团结，共建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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