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没出生便随父母从法国来到中国，在此度过人生最天真无忧的幸福时光。
1926年，丹妮还在妈妈肚子里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26年冬。法国里昂。
冬天虽然寒冷，但待在妈妈肚子里的丹妮却是暖暖的。她丝毫感觉不到外面的寒风，也浑然不知父母这时候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父亲李树化与母亲燕妮要回中国去。
受孕于法国，诞生在中国，丹妮与中国的缘分自此有了美丽的开端。
站在船上的燕妮，年轻而美丽，她的表情从容而愉悦，似乎相信了有人当年说过她会嫁得很远的话，于是她认定了这是宿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李树化的同乡好友，也就是后来成为大画家的林风眠和他的法国太太。两对年轻的中法夫妻此时带着一份憧憬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身为华侨，家里是望族，李树化十岁便从泰国回到了广东梅县。当年他是受同乡好友林风眠的鼓动瞒着家人一同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说到林风眠，不得不介绍一下这位影响了李树化一生的重要人物。作为现代艺术教育的一代宗师，当代杰出的艺术巨匠，林风眠与徐悲鸿都是已经接近了“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的林风眠收到同窗好友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遂告别父老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前往法国留学。1921年转入法国第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学习的林风眠大受赏识，9月又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就读。他的画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的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
在林风眠的影响下，十八岁的李树化与二百多位青年一起坐船去了法国。当然李树化是瞒着家里人去的，后来他父亲知道这事非常生气，父亲希望儿子有一天回泰国帮他经营金银器业。李树化在法国许是受了父亲影响选择了学习文艺，对法语一窍不通的李树化先到枫丹白露一所国际学校学习了一年法语，聪明好学的他很快通过考试进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音乐学院学习，成为里昂中法大学首批一百二十七名在册学生之一。这所大学在1919—1920年间就有一千六百名抱着救国理想的中国学生来此求学，他们中间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林风眠来法国前在上海开会时就认识了周恩来，那时候，周恩来在上海帮助学生赴法学习，是勤工俭学的开拓者。在法期间，李树化他们与周恩来等一批留法中国青年都很熟，以至于后来他们要申请回法国时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离里昂不远的附近有一家枪弹制造厂，李树化为赚点钱也在那里打过工。住在里大校园依雷内堡军营，讲着有湖南口音的国语（他同学大多是湖南人），学习声乐指挥专业，李树化却很喜欢舞蹈，于是他和同学们娱乐的地方常常便是“冬日宫”舞厅。没想到这个舞厅演绎了一段别致的中法之恋，成全了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
穿着长长的喇叭口大衣，围一条白色的丝绸围巾，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的李树化一出现在舞厅，便吸引住了一些女孩子，当时，中国学生很受里昂女孩子的欢迎。李树化很快发现了一位坐在舞厅边上气质脱俗的短发女孩，他邀请她跳舞，可她并不会跳，李树化便开始教她跳探戈舞和圆舞曲。很快，他们彼此有了好感，李树化的正直、礼貌感动了她，她乐于跟这位中国留学生交往。李树化因此为她特意取了个中国名字李燕妮，那时燕妮才十九岁，在一家染织厂当工人。燕妮家里很穷，她十四岁便出来做工了。
李树化和燕妮常常相约到金头公园散步，这是里昂最大的一个公园。金头公园有一条河，燕妮常坐在河边做手工，李树化则陪在一旁看书。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搭乘蓝色小火车去巴尔伯小岛上玩，在沿河的小吃店吃油炸小鱼，有时候还走到伊散省的巴尔马山洞，跟人一起唱法国民间爱情歌曲，还在里昂老城租一间小房练琴。燕妮一边听琴一边做刺绣活，与恋人度过快乐浪漫的美妙时光。
四年之后，李树化毕业，在拉比钢琴公司找到了工作，当然，他也决定结婚留在法国。1926年，他和燕妮在维乐班市政府登记结了婚。这一年，李树化的父亲去世。
作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李树化决定回中国，到北京艺专音乐系当教授。离开法国时，燕妮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回国的旅途，漫长而又多折。海关为防止拐骗妇女，凡是身边带着欧洲女人的人都有嫌疑，李树化无疑受到盘查，必须等到燕妮父亲的证明书才能放行。为等证明书，他们在马赛停留了好几天才启程。其中当然也有惊吓，轮船在经过埃及时，燕妮从没见过非洲小孩子，一时感到特别害怕，李树化因此禁止燕妮走出船舱，为的是保护好她肚子里的丹妮。在那个拥挤的船舱里，燕妮的脑海里满满地装着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
1927年，丹妮出生在中国北京，她的中国名字叫李尘生。
回国后，由于林风眠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李树化也受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音乐。林风眠深受当时学界泰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他顺承新文化运动潮流，倡导新艺术运动，革新艺术教育，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来校讲授西画。
说来很有意思，李树化与林风眠这两位同乡好友，一起去法国留学，一位成为著名音乐家，一位成为著名画家，两人都娶了法国太太，又都在1927年生了一个女儿，而且，两人都在1991年离世。
正逢中国内战，北平的生活相当艰苦，李树化与林风眠，还有一位雕塑系的教授，三家同住在一幢四合院里，三幢平房共享一个庭院。三位法国太太来到中国十分好奇，不久便相约去长城游玩，燕妮和林风眠夫人因为身怀六甲，是坐轿子上长城的，而李树化和林风眠则像驴子一样跟在他们的太太后面保驾护航。丹妮还没出生便坐过中国轿子，多年后她笑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都已经知道长城的模样了。
1927年5月24日，丹妮在中国北平诞生了。当那位德国产科医生抱着她走进燕妮房间时，燕妮高兴得不知所措，盯着刚出生长相像自己的女儿看，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便是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有文化的人。她一直遗憾自己没读什么书，希望女儿替自己圆读书梦。
李树化给女儿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尘生——生在尘土里的一棵李树。“尘生”听起来并无女性的温婉，但含义较深，燕妮最欣赏的是其中含蕴的《圣经》中的意义：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她希望女儿记住自己只是一堆尘土而已。而修女们要燕妮给女儿起个有宗教信仰的名字，否则如果夭折就会下地狱。尘生等到十二岁受洗时才有了现在的名字——丹妮。
小时候，爸爸叫她尘生，妈妈则叫她贝贝，直到十九岁时，妈妈才改口叫她丹妮。
身在异国他乡的燕妮随遇而安地过上了中国太太的居家日子。能干的她总是闲不住，连女儿的衣服都是要亲手做。丹妮记得妈妈常用面粉袋子改作绣花衣让自己穿上，穿在身上一点都看不出寒酸，还有一点可爱的洋气。燕妮不仅会做衣，更会做美食，还教家里的保姆做西餐。保姆常在厨房做许多好吃的给丹妮吃，只是燕妮不让丹妮吃太多零食，也不让保姆收拾丹妮的房间，她希望丹妮一切都自己动手，很注重培养丹妮的独立生活能力。而在外人眼里，丹妮就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外国漂亮女孩，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1928年，认识美丽的杭州。家里成了接待艺术家的会客厅。
丹妮的一生在法国时间最长，却对杭州记忆最深，以至于后来她回到中国来最记得杭州，最喜欢杭州。儿时的快乐与年轻时的爱情足以把生活了三十年的杭州粘在身上，缝在心里。
1928年，受到蔡元培的赏识与委派，林风眠赴杭州主持筹办国立艺术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并出任院长，把夫人和女儿托付给李树化照顾。后来，李树化带着全家也随之搬到了杭州，就职于杭州艺专，与林风眠仍为同事。为了安心住在杭州，李树化还买了一块地，盖起七百平方米的中国式别墅，围墙四边有翘角，墙边刻有“李界”二字。在这栋别墅里，丹妮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李界”离西湖不远，无比的宽敞舒适。屋前是一个大花园，种满了玫瑰花、桂花等花木，屋后有大菜园。院子里还养着一条叫嘟嘟的狼狗，站起来比丹妮还高。那时候，李树化每月收入有三百大洋，家里请了三个用人：厨娘、包车夫、门房。其实燕妮反对请用人，不想把丹妮当作小姐让用人服侍。燕妮最高兴的事是种菜，种了法国那边寄来的菜种，还在院子里养鸡养兔，一点不像一位教授夫人，倒像一个勤劳的农妇。
初到杭州时丹妮只有两岁，还不知道西湖美景，只是爱跟着妈妈在湖边散步。还跟林风眠的女儿蒂娜一起玩。两个小伙伴同为中法混血儿，都长着一张洋娃娃脸。她们形影不离，亲如姐妹，常常在西湖岸边和长堤上玩耍，任柳枝拂面，十分惬意。那时候，绕着西湖所有的景点，丹妮都能背得出来。丹妮和蒂娜一生都是很好的朋友。蒂娜后来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远走巴西了。她们的玩伴中还有赵无极大哥，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国艺术院院士的著名画家。丹妮最爱父母带她去上海，因为在上海可以看到很多玩具，在法租界还可以买到法国食品、牛肉、奶酪等。
小时候的丹妮除了可爱，也有一丝调皮，三岁就有过喝酒的经历。一天，家里照常来了客人，吃饭喝酒，很是热闹，等客人走了之后，丹妮和蒂娜上了餐桌，竟然拿起酒杯喝了酒，当然她们不知道酒是什么东西，丹妮后来喝醉倒下了，把大人们吓得半死。
让人羡慕的是家里常常有些贵客来访，李树化在杭州艺专的同事和一些艺术家，鲁迅先生也来过家里。丹妮记得当年鲁迅把她抱在腿上跟她说话，逗她玩。
客人中有的像李树化一样娶的是法国太太，不过有一些夫妻没能维持太久，因为欧洲女人不乐意中国的四世同堂，她们喜欢婚后组建自己的小家，不能如愿就只好分手。而李树化和燕妮结婚六十五年，婚姻一直很幸福。李树化一直秃顶，朋友们便开玩笑说他娶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天天抚摸他的头发，便成了光头。李树化也因此为燕妮写了一首曲子叫作《如此温柔》。燕妮坚信李树化对她的爱，曾经对丹妮说过：“如果他要离开我，我绝不会为难他，我就一个人把你带到法国来培养。”
在家里，燕妮教丹妮说法语，因为她认识的汉字不多，但丹妮四岁进学校后就拒绝说法语了，常常会用汉语回答燕妮的法语，有时候燕妮会因为听不懂很着急，母女间难以沟通，她们还去找过家庭医生。等丹妮到了十一岁那年，不知怎么开始说法语了，似乎注定她将来就会待在法国。
1931年，四岁，拥有第一双白色皮鞋。
那时候根本买不到像样的小孩鞋子，丹妮光着小脚的样子实在楚楚可怜。好在家里的保姆给她做了几双平底布鞋，她就这么一直穿着黑布鞋跑来跑去。
丹妮四岁的时候，李树化给她买了第一双皮鞋。白色的皮鞋是手工缝制，看上去小巧精致，但穿在脚上，却并不见得比布鞋舒服。所以从照片看，丹妮并没有多少高兴的神情，只是脚下那双白皮鞋特别显眼。
她四岁就开始上小学了，像小公主一样，享受着贵族待遇，每天有专门的黄包车接送她和蒂娜。丹妮家的黄包车两边都有一盏灯，脚下有一块漂亮的毯子，下雨天有帐篷防雨，帐篷上有一个小玻璃窗，她和蒂娜喜欢坐在里面看着窗外的一切。
开学那天，班上很多同学都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长着外国小孩的脸。那时候学校里有一种风气，鼓励小朋友养蚕，丹妮对蚕宝宝的感情很深，经常会把蚕收起来和小朋友交换，觉得很有意思。燕妮因此还在菜园里种了一棵桑树，丹妮每天晚上爱听蚕吃桑叶发出的声音，有时还让蚕在脸上爬来爬去。她特别爱看它吐丝的动作，那一刻她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得意。
快乐的日子里谁也没料到会遇到不顺，丹妮五岁那年，燕妮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因为痢疾差点丢命，是一位留法的医生给了她法国刚发明的阿托布林药，才把病治好。丹妮回头想，难怪妈妈要求全家拍合影，她记得自己站在妈妈身边，紧紧抓住她的手，生怕她离自己远去。这张照片丹妮带到了厦门，摆放在袁迪宝二儿子家的客厅，丹妮每天都能看见这样一些老照片，看着看着便回到那个年代去了。
快乐的音乐之家，李树化为女儿丹妮写了一首《摇篮曲》。
杭州艺专的校歌，是李树化作曲编写的，他是音乐系的负责人。他在探索研究把中国传统音乐和欧洲古典音乐相结合，便根据一首唐诗，编写了一首结合西方音乐又充满中国气息的主旋律曲子。2000年丹妮回到中国时，她的大学同学还为她唱了这支歌。李树化是一个内敛不多话的人，丹妮似乎有些怕他，其实他从来不直接说丹妮，有意见会通过燕妮转达。他还专门为女儿创作了一首《摇篮曲》。
李树化对学生既严又亲，学生们会经常来家里开音乐会。丹妮记得家里开音乐会时，李树化总是穿着一套在法国买的西装，风度翩翩。童年时家里钢琴声、提琴声不断，那些美妙的音乐让丹妮陶醉，但丹妮却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李树化只是教丹妮弹琴，多少年后丹妮还记得爸爸当年对自己严厉的样子，他担心女儿容易激动，坚决反对她专攻音乐。所以她充其量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而已，偶尔弹弹钢琴，听听古典音乐，并不痴迷。
1937年，十岁，抗战时南迁湖南沅陵。林风眠给李树化全家画了一幅速写。
1937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华东，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0月，国立杭州艺专向内地迁移，林风眠通知回法国探亲的夫人、女儿回国，暂居上海租界，自己率艺专师生向江西、湖南转移。李树化也只能决定带着家人南迁湖南。
当时只有十岁的丹妮随父母南迁内地。离开杭州时，他们蹚小河，过田野，丹妮坐在扁担挑的箩筐里，由爸妈轮流挑着她，一路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湖南。她并不清楚要去哪里，只是高兴地听农民讲故事，吃他们送的糕饼。后来，又不得不坐火车继续逃难到了江西，在江西也是动荡不定，在她的记忆中，总是在搬家，一会儿向前走，一会儿停下。到了湖南沅陵才终于安顿下来。
火车上，燕妮不愿意丹妮看到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惨景，便用臂弯挡住丹妮的脸，但丹妮还是在妈妈的腋窝下偷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一个孕妇被吊在一棵树上，肚子里插着血淋淋的一把刀。这一幕定格在她惊恐万分的眼睛里，给她留下了恐怖的回忆，她从此有了对日本人的憎恨。
那时候，丹妮没有去村里的小学念书，而是由李树化的一个学生给她上课，她的作业便是画日本兵的漫画。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日本人是最可恨的，而她家的保姆却跟一个日本军官生了一个儿子，本来她想把私生子送给燕妮，燕妮坚决不肯收。等孩子长到六岁时，保姆还让丹妮教他识字，很不情愿的丹妮只是不耐烦地问他会写什么，回答是：大日本。这让丹妮非常生气，于是她教他学写“打倒大日本”。
在沅陵，丹妮全家住在四周是竹林的旅馆，林风眠跟她们住在一起，共请一位厨娘做饭。沅陵是苗族的领地，保留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妇女们戴着自制的银首饰，男人们腰上挂着刀。“那里美得不得了，我常常在田地里玩。”在丹妮的印象中，沅陵是一个美丽安静的乡村，她经常一个人在躺在田野的草地上望着天边的云彩，想象着生活如画一般美好。也常跟着义父林风眠到山上丛林里追鸟兽，看义父画小动物，同时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当然还去郊外翻古坟，从古墓里找出一些唐宋时代的陶瓷碎片，然后收藏起来。丹妮想象不出义父竟然出生在一个石匠家庭，从小跟着爷爷凿石劳作，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怀同情，对大自然也十分热爱。早在1924年，林风眠的画就展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提到：在这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君之画最多最富于创造价值。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赏不止。”他创作的中国画《生之欲》参加了次年的万国工艺博览会。蔡元培对此画十分欣赏，说它“得乎道，进乎技矣”！遗憾的是此次南迁林风眠的油画作品无法随身带走，全部毁于敌人手中。
丹妮清楚地记得1938年5月24自己生日那天，义父林风眠给她和父母画速写的情景。那天晚饭后，林风眠在三张剩余的宣纸上把丹妮的头像描下来，之后李树化将这幅画裱成一张完整的水墨画，这幅画也便成了林风眠唯一存世的画真实人物的作品。林风眠也给李树化画了一张画像，并在题词中写道：“李树化沉默寡言，对学生和蔼可亲，对花草不感兴趣，也不喜欢旅游，非常喜欢肖邦的作品，作曲时喜欢强拍子开头，十年来为音乐教学，为音乐欣赏服务贡献极大。”丹妮这样描述义父画画时的情景：“林先生画画每天都很晚，半夜里我有时会听到他把画得不满意的画搓成一团扔进篓子里的声音。他会等我和蒂娜睡了才进工作室。他开始作画时是这样，拿出一张宣纸放在一张长桌子上，坐着或站着，画笔与纸面互相垂直，然后深呼吸把想画的部分用几秒时间几笔画成，再把每张画挂在绳子上，像晾衣服一样晾一夜，第二天就能看出结果。最后把作品送到上浆工人那边，一张张贴在很薄的纸板上。”
有一天，林风眠在画一只大雁，丹妮看见后惊讶地叫出声：“啊，这就是我啊！”丹妮在想，自己不正是像这只逆风飞行的大雁吗？“我的一生就这是样，像这只逆风飞行的大雁一样。”后来这幅画一直挂在家里的客厅。《混血儿》画册封面也用了这幅画。
林风眠还为他和李树化画了一幅火鸡的画，象征两人的友情。丹妮跟义父的亲近超过了跟亲生父亲，常与林先生聊天，她始终记得义父对她说过的话：做人不要害怕，胆子要大才行。丹妮在想，自己胆子从来没有大过。
丹妮不无欣慰地说，自2010年起，中国美术学院设立了“林风眠奖学金”，是为了弘扬林风眠先生的高尚情怀和艺术精神，用于激励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对艺术事业执着追求、积极投身艺术创作的优秀研究生。
1938年，进入上海震旦女中，与一些名人子女同学。
因为林风眠的缘故，1938年，丹妮又随父母到了上海法租界，这样她和蒂娜还可以上学，进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属的震旦女中，直到1944年高中毕业。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美国圣心修女会在上海创建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学，信奉天主教，无论你信不信神，每天早上就得祈祷，听修女们唱颂歌。丹妮当时有一个愿望便是能进入女中修女会，即聚心会，然后进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终身当老师，为天主效劳。
震旦女中的课程主要是由中国老师教的，也有不少课由英籍和美籍的修女用英语教学，所以丹妮的英语水平被公认是优良。一些名人的孩子都是她的同学，比如杜月笙的女儿、蔡元培的女儿等，与丹妮有过友好的交往。蔡元培的女儿还跟丹妮的父亲李树化学过钢琴。
1940年，燕妮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法国被德国战败。燕妮失望得头发一下子全白了，她带着丹妮去法国总领事馆听法国元帅的电播讲话。那时候，上海的法国人每星期都要聚会，为在法国前线作战的军人织毛衣，并且交换一些从法国传来的前线消息。燕妮因此得知家里情况，第二年她收到了一封电报，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燕妮悲痛不已，离开法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回去过，丹妮也没有见过外公。
1944年丹妮高中毕业那年，她和班上一位同学得了高分，按规定都得上光荣榜，但结果是那位同学上了却没有丹妮。这件事让丹妮十分痛苦，天真的她不解其中事理。燕妮安慰说就把这事当作一次生活经验。学校想给丹妮一份奖学金，让她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大学，而燕妮却希望女儿去上海法国公学进修法语。
在丹妮的眼里，上海法租界完全是她想象中的法国，林荫街道，私人别墅，有序的管理。但日本人有时会来租界调查。有一天晚上，丹妮和妈妈回家时，发现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一家都消失了，原来是被带去集中营，他们已失去了自由。丹妮感到了莫名的紧张，日子过得有些提心吊胆。
李树化后来到了上海法国总领事馆上班，那里的法国公务员知道他娶了个法国女人做老婆，便把燕妮说成是“拖着一个中国老公的法国人”。不过中法混种的家庭跟法国人一样，享受物质上的优惠。尽管如此，远离祖国的燕妮仍然牵挂在法国的家人。她带着丹妮去上海法国总领事馆听前线消息和家里的消息，也经常通过领事馆给家里寄物品。丹妮每天从姨妈寄的儿童画报里找到寄托，她无法想象里昂是什么样子，只知道那里是妈妈生长的故乡。
1944年，高中毕业如愿以偿进入法国公学。
丹妮高中毕业后，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日本人要送一批中国少女去日本护士学校免费学习，毕业后去日本军医学校工作。这可不行！该怎么办？燕妮十分着急，为了避免丹妮中日本人的诡计，她跑去法租界找了法国公学的校长，要求允许自己的女儿在法国公学读两年法语，竟然获准了，燕妮转忧为喜，这样丹妮如愿以偿进入了法国公学读书。
“那时候穿洋装太显眼，妈妈不想让我招人注意。”丹妮说那时候她就开始穿旗袍，燕妮也一样。当时请裁缝上门做中国旗袍，丹妮的那身格子棉布旗袍看上去朴素，穿在她身上，分明又显示一种古典的洋气。不过后来旗袍又被看作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打扮，无奈之下，燕妮又让女儿改穿合乎新时代要求的服装。丹妮觉得要想自己像个女孩子，得留长发，于是把自然的卷发梳成两条粗辫子，她认为打扮没有过错，与政治无关。
但其实，丹妮并不喜欢刻意的打扮，从来也不化妆，连一支口红都没有。好友蒂娜在她后来离开中国时曾送她一支口红，过了多少年之后她去巴西看蒂娜的时候，把这支口红也带去了，竟然没有打开用过。蒂娜没想到丹妮会把口红送还给自己，她才反应过来丹妮原本不爱打扮，不爱逛商店购物，而是喜欢逛图书馆和书店。
1946年，考上浙江大学外文系，动荡的大学生活。
那个时候的杭州西湖，曾流传一句话，说西湖有三个有名的女人，她们分别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画家林风眠的女儿蒂娜，还有就是音乐家李树化的女儿李丹妮。她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看电影、吃西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人羡慕。
1946年，丹妮幸运地考上了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专攻英国文学。而前一年，李树化也被浙大聘去教音乐和法语。他收回了杭州的房子，可丹妮很心痛，这房子被日本人占领过，那只大狼狗被日本人打死了，李树化从法国带回的刻有他名字的整套乐谱全部消失了，还有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为李树化画的画也丢了。而那时的林风眠也放弃了教学工作，全心作画。
在浙大的四年是动荡的四年，学生运动很多，丹妮不时听到有同学被捕，有人失踪。宿舍内的读物和学生的行动受到严厉的监视，丹妮有一位同学就是在监狱里被发现死去的，警察说他打破了一块玻璃，切腕自杀。那时候，身为杭州艺专院长林风眠及时通知学生，救了不少学生的命。对于丹妮这半个法国人来说，她的家庭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她在同学面前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学校很快贴出了标语：“她是否是一个中国人？”这让丹妮想起
小时候别的孩子叫她杂种，心里十分难过。燕妮开导她说：“中国是亚洲最优秀的国家，法国是欧洲最优秀的国家，你身上流淌着两个优秀国家人的血液，你要自豪才对。”妈妈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她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不少人干扰她，还问她会不会回法国。丹妮觉得十分可笑，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怎么会去法国？
李树化怕惹出事端，劝丹妮去他的老家广东。无奈之际，丹妮只好去了中山大学外文系借读一年。那时候，她的家人开始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在泰国的祖母来信说要她嫁人。当时的蒂娜在震旦女中没毕业便要休学，而且早早地嫁了人，丈夫是牙科医生，是一位大她二十岁的奥地利犹太人，他是二战时全家都被法国纳粹党杀害后，只身逃难上海与蒂娜相识的。丹妮并不看好她的婚姻，时常会替蒂娜伤心。
1949年，祖母劝她嫁人，家里媒人不断。
丹妮在广东读书的那一年，她的婚姻大事成了大人们热议的焦点，特别是泰国的祖母更是热情直接，劝她到泰国去嫁给一个葡萄酒商人。丹妮一听急了，这可不合乎自己的想法，一不想去泰国，二不想早早嫁人，压根没有这份心思。所以丹妮一直不敢去泰国，以至于她从来没见过祖母，直到八十多岁时才到泰国，见到的是祖母的坟。
其实，从丹妮十九岁那年起，就常有打扮贵气的阔太太到家里来，看着如花似玉的丹妮，问长问短，各怀意图。燕妮有些担心地去问李树化，李树化觉得丹妮年纪还小，嫁人的事不急，并反问道：“你要女儿出嫁吗？”燕妮听了吓一跳，真要女儿马上出嫁还真舍不得。在那个年代，有一种说法是法国母亲培养出来的女儿都很能干，很听话。燕妮的回答也很开明：“如果女儿要组建一个家，就让她自己选择吧。”在她看来，女儿的对象要有学问，懂感情。
有一段时间有人给丹妮介绍一位大学校长，见面不久就在同学之间传开来了，叫她校长太太，这让丹妮很是尴尬。情窦未开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
人，也不知道意中人在哪里，此时她想的只是如何摆脱这些困扰。当然她身边也有疯狂的追求者。比如一位飞行员为了表达爱意，驾驶着飞机在丹妮家的上空盘旋许久，而丹妮却无动于衷。据说后来她还是被感动与那个飞行员试着交往过，却是不欢而散。
品学兼优的丹妮，在大学时期，获得过一位留英的年轻教授对她的好感。教授欣赏她的才华，常常在作业里做很多批示。丹妮很尊重这位年轻英俊的教授，但不敢向前迈半步。让人气恼的是学校看到丹妮跟这位教授的微妙关系，便出来干预了，并且警告这位教授说：李尘生是资产阶级小姐，要与她保持距离。丹妮觉得很委屈。而雪上加霜的是，教授还被班上一位女同学默默地喜欢上了，这位女同学竟然私下找丹妮谈话，告诉她自己跟老师认识很久了，为了他才读这所大学的，言下之意要丹妮退出。刚受到打击的丹妮，果断地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破坏你和他的感情。”
可怜的丹妮，莫名其妙地被同学孤立，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都远远地躲着她，她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形影孤单的丹妮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不过那位女同学后来却并没有嫁给教授。丹妮在20世纪80年代回国时还去见过教授和他的太太，他们终生没有生育。丹妮送了一张世界名曲唱片给他们。丹妮说教授去世那天，她在法国似乎都感觉到了，心里好像有一块东西掉下来似的发出巨响。教授去世前交代，葬礼上就播放丹妮送的唱片。
后来丹妮跟袁迪宝结婚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那位女同学的女儿在一次国际航班的英文版《中国日报》上看到了，她从小听母亲讲过丹妮，便托记者帮助寻找，居然在2012年的中秋节，她领着美国丈夫到厦门来看望了丹妮。
1949年冬，离开广州回杭州。
1949年的冬天，丹妮离开广州回到杭州。李树化又在杭州艺专找到工作，而林风眠一家却留在了上海。丹妮记得那时候住在花园别墅里，却要整天劳动。她几乎每天看见妈妈手上一把锄头，头上一顶草帽，脚上一双草鞋，总是在菜园子里辛苦地劳动。燕妮是个能干勤快的法国女人，丹妮心疼地看见妈妈整天劳累，有空时也会帮帮忙。不过，丹妮有时心不在焉，走神地想着什么，那些打击和委屈一时还在心里放不下。燕妮看在眼里，告诉她说：“有事要说出来，跟妈妈说，也可以跟花草说，因为花草也通人性的，这样可以调适心情。”丹妮想，花啊草啊能懂自己的心思吗？她试着像妈妈一样跟它们聊天，慢慢地也在其中找到了安慰。
刚解放时，丹妮家的门常常日夜开着，是为了方便工作组随时上门调查。有一天，工作组上门时听见屋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便问燕妮是在跟谁说话。丹妮马上站出来告诉他们：妈妈是在跟家里的母鸡说话。工作组的人笑她们是神经病，丹妮也在心里嘲笑他们：你们懂什么？
丹妮曾去上海看望义父。林风眠虽是左倾人物，但并没加入共产党，他一生就是为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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