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开新篇，东都洛阳再辉煌

刘秀（前6—57）是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父刘钦，母樊氏。就其身世而言，刘秀亦属生于贵族之家。他应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但刘秀本人绝不是一个现成帝业的继承者，而是靠着自身的才能联合各方势力战胜王莽，又在昆阳之战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刘秀28岁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30岁称帝。他在位期间，削平各地番邦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柔道治国，偃武修文，精减官吏，加强中央集权，轻徭薄税，与民生息，释放奴婢，积极发展经济，为汉王朝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史称“光武中兴”。刘秀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位明君。这里更需著笔的是，刘秀一生的奋斗和经国事业基本上都是在洛阳完成的。其功德可简述如下。

一、王莽托古篡军汉位，刘秀扫寇统天下

刘秀图像

提起刘秀的帝王事业，还要从民间长期流传的“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说起，而王莽篡政还得从汉武帝起皆以外戚辅政说起。因外戚辅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60余年为天下母，辅佐了四个皇帝。外戚王莽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最初装出忠君勤政模样，做事孜孜不倦。他也广结名士，亲近将相大臣，因此深得人心。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来自何方，出身贵贱，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朝野上下皆赞王莽。汉哀帝死后，王莽官居大司马，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渐渐在朝中大权独揽。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汉平帝死后，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要求让他代天子临朝。王政君无奈，只好顺从这一要求，由王莽摄政，称为“摄皇帝”。

公元6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同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一直有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出现。居摄三年（公元8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至此，西汉灭亡，王莽利用托古改制达到了篡汉自立的野心。

王莽看到刘秀年轻有为，智勇双全，因之坐卧不宁。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海内豪杰蜂拥而起，纷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皇帝刘玄的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一些心腹，也开始策划杀掉王莽，保全宗族。更始元年（23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拿下了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在洛阳称帝，命刘秀前往洛阳修整官府。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施政节礼到官员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滑稽可笑，无庄重威严之态。一些老官员见刘秀肃然起敬，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见《资治通鉴·淮阳王·更始元年》）对刘秀产生了钦佩向往的心理。

更始二年（24年）秋，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今山东馆陶县）、薄阳（在今河北省满城县，山名）等地击破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刘秀知道被收编的将领对他半信半疑，就下令投降的将领各归军营整饬自己军队。然后，他又单人骑马巡视各军。投降的将领见到刘秀对他们没有戒心，纷纷表示说：“萧王推心置腹安得不投死乎？”由于收编了铜马等起义军，刘秀的军事实力大大加强了。

正当此时，儒生强华，捧着赤符从关中来见刘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豆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28，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至公元22年刘秀起兵是228年；火，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属火德。这表明，刘秀乃“受命天子”，要再不当天子，不仅是违背群望，而且也要违背天意了。于是刘秀在城南的千秋亭五成陌筑起坛台，于六月己未日登台祭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刘秀在此即位，最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接着，刘秀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除掉了赤眉军、山东割据诸侯，取得了当时“天下一统”的局面。

二、好儒任文建太学，以柔治国揽权纲

在总结前朝施政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未及下车，先访儒雅”。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大家围聚在自己周围，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像范升、陈元、郑兴、杜林、恒荣等一大批当时著名的学者，很快就集中在刘秀周围。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借他们的名望和学识，抑制僚属孤高自负的情结。与此同时，刘秀立即在洛阳修建太学，亲往太学督察。

刘秀自己爱好儒学，每每朝廷议事完毕之后，就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家经典。太子刘庄，见父光武帝勤劳不怠，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可见刘秀是个废寝忘食、勤功儒道之人。梁启超也说过：“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刘秀的评价是：“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史家们的上述评价值得借鉴千古。

三、减刑轻税废奴婢，屯田储粮厚国力

刘秀实行柔道治国的内容颇多。建武十一年他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等法律。建武二年诏书命令：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又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强逼女子为奴婢的法律）治罪。

刘秀柔道治国的另一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省职。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极度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其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建武七年，他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1／10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实行的征收1／30的田税制度。

在精兵简政方面，刘秀做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国库开支大为节省，百姓负担得到减轻。

四、效法先王做明君，礼贤下士揽人才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听音乐，手不持珠。

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将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人数达到3000人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美人、宫女、采女，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修建陵墓，名曰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焚烧王朗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以降洛阳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建武四年，割据陇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附哪方，犹豫未决，就派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马援自幼被人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备受隗嚣的敬重。但刘秀接见他时，他被刘秀的气度深深打动。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没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戴，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马援。刘秀微笑着，开口就说：“贵客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

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仰头说：“在当今的局势下，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见我连卫士具无，就不提防我是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回见，使马援觉得刘秀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才。后来马援劝隗嚣归附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刘秀。

刘秀的恢廓大度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多有春秋时晋代贵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仍被称为“难化”之地。太原郡光武县（今山西代县南）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召他去做官他都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意做官。刘秀允许了他。

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矜无礼，却获得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众公卿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刘秀还赐给范升40匹绸子。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自年轻时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皇帝后，他隐姓埋名。刘秀令人画了他的像四处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的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你就不能帮帮我的忙？”可他还是不答应，过了不久，才睁开眼睛看看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眼睛，甚至把脚压倒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如何？”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他仍然不干，后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薄德”，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的“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

五、宣示图谶强圣制，神化皇权固一统

图谶，本是一种像卜书一类进行预言之类的东西。在两汉时期图谶流行。在王莽新朝败象已露时，有关刘秀要当天子这条图谶就纷纷流传出去了。但在地皇四年，新图谶却明明白白地确认刘秀是指国师公刘歆而不是光武帝刘秀。这条图谶在地皇三年发布被人发现后，人们立刻想到的是国师公刘歆，因为刘歆是两汉时期最大的经学权威、天文历算大家，又兼典儒林史卜之官，最有条件制作这种古文图谶。而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就改名为刘秀了。对这类图谶，刘秀本人在去长安之前，也是不清楚的。但是，当刘秀后来发现这条图谶有利于政令畅通时，便大肆推行。他晚年干脆“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

有一次，刘秀问太中大夫郑兴要不要举行郊祀典礼的事，他说打算靠谶书来决定。郑兴说自己不研究谶书。他就勃然大怒，说：“你不研究谶书，是不赞成谶书吗？”郑兴只好说自己学识浅陋，有些书没学过，不是不赞成，才免了一次大祸。著名唯物哲学家桓谭曾上书说，谶书与《五经》不同，应当摒弃，刘秀读后大为不满。有一次议论建灵台得失，刘秀说他打算靠谶书决定，问桓谭，桓谭沉默了好久说：“我不读谶书。”刘秀问他为什么不读，桓谭又讲了一通他对谶书的看法，刘秀立即怒喝道：“桓谭非圣无法。”准备处斩，桓谭跪在地上磕头，直到流血，才免了杀头，被贬为六安郡丞，途中忧恐而死。

《后汉书》对图谶这样评价：“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六、刘秀即位起高庙，都邑规模堪恢宏

刘秀即位后，正式迁都洛阳。从建武二年始，“起高庙，建社稷”。建武十四年，起南宫前殿，即千秋万岁殿。光武中元年，“起明堂、灵台、辟雍”；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宫及诸官府”，规模始备；肃宗时，宫室台榭，渐为壮丽；顺帝阳嘉元年，修宫殿。

光武帝将洛阳定为京都城之后，其都邑的规划、宫室的营建与修饰，都优于前朝。在继承西汉长安发展城郊不建外郭的传统，城市总体布局以宫城建造为中心。以主体宫殿南宫的轴线作为全城的规划主轴线，确定了以后全国封建社会都城轴线规划的思路。城市用地按功能规划，宫廷、庙社等功能区多安排在城内和南郊。洛阳有“四市”，金市在城内，马市、南市、栗市都在城外。私营手工作坊和里居主要在郊外，只有部分官府手工作坊和里居在城中。

东汉洛阳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约九里，东西约六里，俗称“九六城”。东汉的洛阳全城共设12个城门。《汉仪》记载“洛阳建有二十四街”。正如陆机在《洛阳记》中所说：每条大街分为三股，中央为御道，两边建筑有高四尺余的土墙作为分界，公卿大臣行中道，一般人行左右。街道两边种植栗、漆、梓、桐四种道树。城市人口的增加，活动内容的丰富，促使城市采取按功能分区的办法，分别加以管理。在都城，是以宫殿区为主，结合官署、宗庙、社稷、府库、官府手工业作坊乃至权贵府邸等分区，形成政治活动中心区；在郡县城市，则是以郡县治所为主，组成城市政治活动中心。东汉洛阳城区规划分明，左右对称，街道平直，如棋盘式，其街道形制与西汉长安相似，与之前相比自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2]

七、光武中兴振洛都，两汉盛世连一体

光武帝刘秀系汉皇族后裔，他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在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他先投身于农民起义军中，后来得到独立发展，一统天下。他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历史学家多数对刘秀评价很高，尤其称颂他的中兴之功。如南宋思想家史学家叶适就言：“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旧史学家一般认为，王莽篡汉，汉的统治接近衰亡；刘秀起兵即位以匡复汉室为己任，所建立的新王朝也以汉来命名，加之他本人的皇族身份，使汉王朝重新延续下来，故而成为“光武中兴。”

刘秀这位中兴之君与历史上的其他中兴之君截然不同。其他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王朝框架内实施复兴，而刘秀不仅是中兴了刘姓的汉朝，而且是白手起家，建立一个新政权、新朝代，只不过这个新王朝仍然沿用汉的称谓罢了。正如东汉史学家袁山松说：“虽曰中兴，与夫创始者，庸有异乎？”

刘秀是两汉之际这个乱世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他直接参与了反对王莽政权的斗争，为推翻王莽建立了功勋。在九州分崩之际，他承担起了安集天下的重任，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条件，使西汉有过的繁荣得以继续，使中国历史上的两汉盛世连为一体，这是他对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童鉴论》中说：“光武以支庶之余，起于南阳，与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战以定天下，其专用南阳人而失天下之贤儁，虽私而抑不忘故旧之道也。”“任为将师而明于治道者，古今鲜矣，而光武独多得之。”台湾学者南怀瑾说：“在中国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汉朝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细读王夫之、南怀瑾所言，不禁让我们对刘秀这位历史人物更多了一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