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孝文帝，大刀阔斧施新政

在十六国大乱之际，居住在我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逐渐兴盛起来，368年在当时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都建立了魏国，称为北魏或元魏（以有别于曹魏）。北魏孝文帝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坚持改革，提倡学汉文、说汉话、穿汉服，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493年元月，孝文帝以伐齐为名，率步骑30万大举南征，以行还洛之实，于495年正式从平城迁都洛阳。

一、富国强兵治农桑，北魏政权始安定

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原名拓跋宏，后改为元宏。孝文帝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鲜卑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到鲜卑族拓跋部崛起，进入黄河流域，统一北方以后，国家收入转为主要靠农业生产，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当务之急。由于鲜卑族毕竟比汉族落后，如何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民族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决定北魏政权生死兴亡的关键。这就使魏孝文帝认识到，必须彻底摆脱贵族保守势力的束缚和影响，迁都到汉族政治、文化等方面较发达的地方去，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实行汉化政策。经过慎重考虑，魏孝文帝选中了洛阳。他以兴兵南伐为借口，将首都迁到了洛阳，并立即着手进一步改革。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推行汉化政策，改鲜卑贵族复姓为汉族单姓；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死后不得归葬塞北；依照南齐的典章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魏孝文帝改革的决心。496年，孝文帝出游嵩山，命太子恂镇守洛阳。恂不好书学，体态肥胖，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大臣高道悦苦言相劝，反被怀恨在心，进而密谋杀害高道悦。尚书陆琇疾驰禀告孝文帝，孝文帝即从汴口还洛，亲手杖笞太子恂，使其月余不能起身。此后孝文帝引见群臣，说：“今恂欲违父背尊，跨距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患。”为了防备这个太子作乱，即把他贬为庶人，囚于河阳（今孟津）。不久，孝文帝出巡平城，途经长安时，中尉李彪报告，太子恂又阴谋作乱，孝文帝遣中书侍郎形峦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将其毒死（见《魏书·废太子恂传》）。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帝在万不得已时大义灭亲的决心。另一方面，他对南齐投降过来的官吏很信任，因此不少南齐的地主投奔北魏，并被委以重任。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使北魏开始复苏，均田制得到进一步推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取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二、实施改革促汉化，南北民族大融合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的第六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由祖母抚养并代为摄政。孝文帝是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少数民族改革者。在他进驻洛阳形势稍事安定之后，即令其幕僚司空穆亮、尚书李冲、讲座大师董爵等营造宫室，后来还令刘芳、场景等为殿宇命名，至太和九年（495年）建成新都。

孝文帝当政迁都洛阳后，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改复姓

鲜卑人的姓氏字数繁多，不便称呼，因而魏孝文帝主张仿效汉人的姓氏，将繁就简，改复姓为单姓。496年，他下诏首先把拓跋氏改为元氏。他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谓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棕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此一解释虽有些穿凿附会，但他承认拓跋族与汉人同属炎黄子孙。以证明他也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有资格做皇帝；同时证明他把鲜卑人的姓氏改成汉人的姓氏也是有根据的。接着又把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贺兰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搂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计。这样一来，北魏皇族九氏和过去所统部落108姓，均被改为单姓。另外，在正式迁都洛阳那年（495年），孝文帝下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见《资治通鉴》卷140）。

（二）定门第

改鲜卑人姓氏后，孝文帝又下令让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评定北人族姓等级（见《魏书·官民志》）。他们根据孝文帝的意图，采用汉族的门阀世族制度，制定族姓等级，规定除皇族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处于特殊地位以外，其余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为首。汉士族地主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及关中韦、裴、柳、薛、杨、杜、皇甫为首；郡姓中按门第官位的高低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这样确定门第等级制度，目的是“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为鲜卑族和汉族世族子弟开辟仕进道路。因此，这一制度很受大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

（三）改官制

北魏初年，职官名称多是汉制与鲜卑制杂用，如有直真、乌矮真、比德真、补大真、胡洛真等名称，到拓跋焘时期，设置三公、太宰、尚书令等。孝文帝迁都以后，让王肃拟定官制，王肃排除了全部鲜卑族的官职名称。这样一来，北魏政权的组织机构和官职名称，几乎完全与魏晋相同了。不过魏晋官阶行九品，北魏官阶不仅置正品和从品，而且四品以下又置上下阶。北魏这种别创，是与门姓世族制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扩大官吏队伍。

（四）互通婚

为了稳固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北魏统治者不仅续用汉士人做政治指导，还用通婚的手段拉拢汉士族大地主。

（五）禁穿胡服

鲜卑人因为原来居于塞外，男女装束都需适于游牧生活，便于骑射。当时拓跋部族人头发结成辫子，另一部族人把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他们的服装是“头戴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见《南齐书·王融传》）。而汉世士族讲究礼制，衣冠自诩，孝文帝颇为景仰。因此在他迁都洛阳之后，决定首先改革朝廷官吏服饰，“制五等公服”，定为朱、紫、绯、绿、青五色等级。令多艺的蒋少游主制冠制，经6年才成。不仅如此，孝文帝对民间服饰的改革也很重视。499年他出巡返回洛阳，见妇女仍穿夹领小袖，便怒责留守官员“何为而违前诏？”又据《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载，499年，他见京城还有穿胡服的人，随即诘问任城王澄：“‘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帝曰：‘深可怪也！任城欲令全著乎？’”由此可见其坚决态度。由于其态度坚决，加速了鲜卑人汉化的步伐。

（六）断鲜卑语

北魏统治者占领中原之后，虽然政治上成了征服者，但经济文化却远远落后于汉族。语言上，因为鲜卑人口少，自然处于劣势。为要消除这种劣势，孝文帝对咸阳王禧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哪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以讲鲜卑语，暂不受处罚；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语，否则就要降职。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鲜卑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鲜卑族拓跋部进入黄河流域统一北方以后，推行汉化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推动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展。

三、重建洛阳兴大业，都城面貌更壮观

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的原因，可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分析。从经济上讲，平城一带，气候干旱。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干旱得“野无青草”（见《魏书·高祖纪》）。“郊甸间甚多馁死”（见《魏书·食货志》）。加上牛疫流行，牲畜病死很多。见此状，孝文帝说：“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洛伊，通运四方。”可见其迁都的原因，除政治、军事原因之外，经济原因也很重要。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最初居于曹魏时期留下的金墉城。北魏洛阳新城于496年重建，役使丁壮数万人，造光极殿和许多重楼飞阁。接着又在京城西北原东汉北宫故地兴建新宫，其内南为宫区，北为苑区。宫区内殿堂林立，极为壮观，有太极殿、太极前殿、观德殿、式乾殿、光明殿、显扬殿等。宫城西垣北首门为千秋门，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台上有八角井，于井北建有凉风观”。登上凉风观，可目极洛水，南望群山。北魏宫城，一改汉魏南北宫的布局，经勘探得知，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宫区夯土台阶密布。在今洛阳市金村以南，俗称“金銮殿”的地方，南去500米处，地下还发现有宫城南门阊阖门及双阙遗址。其城市建筑，里坊整齐划一，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洛阳城内据称有322坊。方300步为一里，合有220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2人，吏4人，门市8人。城内经纬通达，南北东西有8条宽广的大道。在宫城南面，横贯一条宽约40米的东西大街，东通东阳门，西通西阳门，笔直地把京城划为南北两部分。中央衙署和社庙就分布在这条大道两侧。北魏还在城南汉魏灵台、辟雍一带扩建了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馆，用来招待四方归附者和外国使臣商客，还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和狮子均是印度乾陀罗国和波斯两国进贡珍宝，极为壮观（见《魏洛阳城初步勘察》）。

由上所述可见，北魏洛阳的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盛况空前的，几乎接近于盛唐时期东都的规模。它那高耸坚固的三道城垣和整齐划一的设计，都比魏晋以前的都城封闭得更加严实紧密。隋代创建的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也都是仿效北魏洛京的规格设计营建的。

四、崇信佛法建庙堂，广修石窟留遗产

北魏孝文帝崇信佛教，迁都洛阳后，贵族崇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他在亲政以后，在洛阳等地大兴佛法，经常在宫廷中亲自讲经。在他的影响下，北魏后宫、诸王、群臣多信奉佛法，设斋立寺，捐资造像。516年，胡太后在宫前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从此佛教在北魏时代更加兴盛。据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在北魏佛教鼎盛时期，洛阳城内外有佛寺1367所（见《洛阳伽蓝记》“冯王寺”）。与此同时，朝廷花费巨资，在洛阳城南龙门山开凿了龙门石窟。北魏时期在龙门开凿的代表窟室为宾阳洞。通过对以宾阳洞为代表的龙门北魏石窟群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站在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的角度，还是站在中古时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综合体形成的角度，以宾阳洞为代表的龙门北魏石窟群都是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从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龙门石窟也是北魏石窟群在中国佛教艺术方面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结合北魏孝文帝当时迁都洛阳并进行汉化改革的历史背景角度，可以看出龙门石窟在中国艺术造像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龙门石窟外，北魏时期还开凿了偃师水泉石窟、孟津煤窑石窟、新安摩崖石窟及嵩县铺沟石窟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佛教诸多的礼佛拜佛仪式，如大斋与浴佛节等，也随之将印度佛国的一些文化娱乐、音乐舞蹈形式传入中国。从《洛阳伽蓝记》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该书中对乐尼寺大斋情况的描写是：“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传。丝管嘹亮，谐妙入神。”浴佛节较之大斋，更加隆重得多。其节日安排是这样：节前数日，该寺佛像即陆续盛装出游，并集中于城南景明寺。具体热闹的盛况是：“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籔。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倡言佛国。”这段引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梵乐法音的优美神韵和西域狮舞的粗狂风采。

五、对外交流通四方，丝绸之路商贸兴

北魏统治者顺应当时发展生产，适应了对外商业贸易互通有无的历史潮流，洛阳通过汴渠从徐州、淮南等地漕运粮粟的建春门外明悬尼寺东，经常谷粮满仓。洛京地区呈现着“国家殷富，库藏盈溢”的繁荣景象。魏孝文帝非常注意发展牧畜业，迁都以前，河西地区水草丰美，养马达200多万匹，骆驼100多万头，牛羊无以计数。迁都以后，以河阳（孟州市）为牧场，蓄养北口战马10万匹。并采取杂交和逐渐南迁的办法，使牲畜适应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牧畜业的发展也使汉人很快适应了鲜卑人的口味，羊肉、酪浆也成了洛阳京都人民的日常食品了。

繁荣活跃的工商业，也使洛阳成为当时初步兴起的对外贸易、商业来往的一大中心，逐渐建成为“百国千城”的国际性贸易都会，有来自东西南北四夷商客前来进行贸易活动。近者来自印度、中近东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远者来自大秦国（即罗马），从而意味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畅通和发展。据《魏书·西域传》载，太延间董琬等奉诏西使返回魏都，曾述及耳闻目睹之西域诸国状况：“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实际恐怕不止此数。”查《魏书·诸帝本纪》，仅北魏迁洛后的宣武帝、孝明帝在位期间，西域各国（含地区）遣使和献贡的，即有于阗、疏勒、龟兹、悉万斤（今新疆境内），朅盘陀、薄知（属东波斯），波斯、朱居（今新疆叶尔羌），亁达（今阿富汗东部），罽宾（今旁遮普一带），乌苌（今斯瓦脱河沿岸，属北天竺、南天竺）等大小80多个。这些国家和地区遣使来朝的次数也多少不一，多则十多次或八九次，少则一两次。洛阳和西域间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贸易随之迅速活跃起来。奔波于内地和西域之间的各族商人，其人数之多，远在各国使节之上。《洛阳加蓝记》卷三载：“自葱岭以西至大秦，百囯千域，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躯已。”这说明，地中海岸边的大秦国（古罗马）开展了经常性的贸易往来[1]。

六、讲经论道理国政，继任逆行北魏亡

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他善谈《老子》《庄子》，对佛学又情有独钟。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颂，任兴而作。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且文笔流畅，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对于其下属官吏，他能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孝文帝不仅是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改革者，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的积极推进者。他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包括刑律和音乐等。他潜心汉化，自然也包括封建化的内容。尽管他的主观动机是要以汉制治理汉人，以巩固其封建统治，但也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成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一步步融合的积极作用。他那种敢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是少数民族帝王中颇为罕见且难能可贵的。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开明皇帝。可惜的是，在他死后，他的继承者宣武帝之妃胡太后，荒淫无道，无恶不作。宣武帝的尚书元晖，纳货用官，皆有定价。贪污腐败成风（见《洛阳伽蓝记》序）。他们的倒行逆施迅速激起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孝文帝辛苦经营建立起来的北魏政权很快被尔朱荣、尔朱兆、高欢等推翻，好端端的洛阳城池和壮丽的宫殿几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