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时期，曽出现过一个原名张宗奭（852—926）（见《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降唐后被唐昭宗赐名张全义的人。历史虽然对他的评价很低，认为他趋附权势，反复改名，近乎无耻。不过，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张全义还是为拯救洛阳做过不少颇有历史意义的好事。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1]
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后，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洛阳时，“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18人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18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宏，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0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2]
李罕之是张全义“刻臂为盟，永同休戚”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缺粮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年）张全义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二州时，张全义乘李罕之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3]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张全义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朱温建后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晋封魏王，赐名宗奭。朱温要他以当年辅弼周天子的召公为榜样努力为后梁效劳。[4]
张全义一直小心谨慎，不但竭尽全力做好朱温的后勤供应，而且忍辱负重到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勖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首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勖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勖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勖的皇后刘氏，竟指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5]
后唐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勖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勖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岁，谥忠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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