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后唐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的局面。[7]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违建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8]。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恢复唐代旧制，拆除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壕均被填平。而且，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景象。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建筑布局，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六月戊辰条曾经记载：“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逾越。”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订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职掌曹司及有权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做得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体例。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9]
这就是说，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如此，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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