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自古帝王宫，林木丰蔚园林盛

宋代的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其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市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此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保持着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洛阳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速度特别快。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茂。”[10]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1]

穆修的《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了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至于司马光的独乐园，在诸园中只能是小园一个，但亦有五亩之大，内有读书堂、渍花亭、种竹轩、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等，颇受世人注目。

在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列述了19处名园，下面对这些名园略做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

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阔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

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

洛阳园林

其他如《河南志》记载有很多官僚宅第，大多有园池之盛。如赵普宅在从善坊，“后有园池，其宏壮甲于洛城，迄今完固不坏”。杨凝式宅，“其地南北长，园林称是，而景趣萧洒，人号锦附图”。王史馆园，相传唐徐坚宅，“林木丰蔚，甲于洛城”。向拱为河南尹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伎，纵酒为乐”。大体上说，洛阳的官僚宅第，都是有一定面积的园林建筑，只是大小程度不同而已。正是这些众多的官私园舍，利用当时的优越条件，竞植花木，才使洛阳成为一座典型的园林城市，市区内绿化面积之大，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园林建筑，除山石、树木、泉水、房舍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花卉种植如何。洛阳园林之中竞植花卉，其品种之繁多，在全国城市中可以说居于领先地位。花卉之中，洛阳牡丹最为人们所称道，所谓“洛阳牡丹甲天下”，这在宋代载籍中屡见不鲜。如司马光诗云：“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沃土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见司马光《传家集》）当时，花工们对牡丹的培植采用了许多新措施，尤其徽宗宣和年间，“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赏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由于宋代花工掌握了许多植物的种植变异技术，不断培育出新品种，仅牡丹就有90余种，而以“姚黄居第一”。姚黄是姚姓花工精心培养出来的，每逢花季来临，“黄河南岸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姚家门巷车马填，墙头墙下人差肩”。苏舜钦有诗云：“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今年夸好方绝伦，明年更好还相比。”（见苏舜钦《宛陵集》卷2）由此可知，宋代牡丹遍布全城，日新年异，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花种，上等的要向宋廷进贡，其余在花开季节向游人开放，堪称洛阳一绝。

应当说，宋代洛阳的花卉，绝不是牡丹一花独放，菊花也是当地一大盛景。宋人刘蒙记载：“洛阳风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数，比他州为盛。刘元孙伯绍者，隐居伊水之滨，萃诸菊而植之，朝夕啸咏乎其侧，盖有意谱之而未暇也。……今菊品之盛至于30多余种，可以类聚而记之。”（见刘蒙《菊谱》）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刘蒙的《菊谱》，就不难发现，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洛阳种菊的经验而写成的，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刘元孙的未竟之业。

总之，宋代西京洛阳，在当时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政治上保持陪都地位，“衣冠将相占籍繁多”，在宋廷拥有较多的发言权，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生居洛阳”，这里是士大夫们向往的地方。经济及至文化等，也有相当实力，交通便利，人文荟萃，在宋代城市中仍有它的典型意义。金灭北宋，洛阳再次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元气大伤，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北宋之后，这个城市的特点再不像以前那样鲜明了（见葛兆光《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