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数百年，科举制度渐完善

洛阳太学自西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东汉洛阳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东汉政府提倡儒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名流辈出。

洛阳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年代。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集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重开学业。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学者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是获得迅速发展。梁太后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3万多名。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

洛阳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咸宁四年（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又被毁。时至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40人。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止，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争，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促、倡导儒学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太学”这一称谓，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也说：“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段王载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管辖更有其实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注重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东汉时期规定，“祭酒”必须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胜任。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

那时，博士授课往往采取讲大课的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有的学生往往参与一些社会上的活动。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得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二人“惨叹逃去”。可见当时的太学教育还是相当严格的，标准也是相当高的。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来，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在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即出自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