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知堂文越多，越觉得在其文章冲淡蕴蓄的面具下，隐藏着作者某种可以称为机心的东西。这无关乎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类绕口令式的文与人的关系判断，而是关乎文章与风格，文与人之间有没有普遍的契合的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这篇小文想探讨的。我只说知堂，这个一脸温文尔雅，说话轻声轻气，生活整饬雅洁的人，他的文章总是藏掖着点什么，为头脑简单的人们所忽略。比较而言，作为兄长的鲁迅虽然多疑善怒，却很是磊落，母亲死了，决不会说：作人的母亲死了。如果附逆落水，也一定会找出诸多理由来辩护，而不会说什么“寿则多辱，开口便俗”的。对于兄弟交恶，鲁迅总忍不住要在文章中表达点什么，如“宴之敖”
之类，而知堂只是闭口不说，仿佛背后有着无尽的幽怨和委屈，惹起后人无穷的猜测。
之所以有这番感慨，是因为看他谈林损的一段话，使我忍不住想说点什么。
周氏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知堂回想录》，对几十年前的林损作了以下回忆：
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友人的地道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
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讲的。这个原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
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文章，在《世界日报》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这就是知堂笔下的林损辞职事件，是不是揭示了某种真相呢？诚然是的。但是否是全部的真相呢？显然不是。
在北大，知堂的身份有些尴尬，他是浙籍，却属于新派教授。他是不讲林损那种国学的，但他在感情方面倾向于同属于旧派的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与马氏关系很密切。当时，新派教授胡适与马裕藻关系比较紧张，两人作为新旧派别的主将，早存芥蒂，积不相能。作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和学术理念，一直希望驱马，以新派教授知堂取而代之。在胡适看来，知堂也算新旧两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浙籍为马氏的同乡，而新派又是胡适的阵营。作为胡适夹袋里的人物，知堂却有些骑墙，他既不想得罪自己的好朋友马裕藻，也不想得罪文学院院长胡适。
在当时，胡适虽然暴得大名，虎虎生风，但很受学生的非议，有很多学生国学渊深，看不起胡适的学问，甚至当胡适整理国故，也还有很多学生对他持怀疑态度。而马裕藻呢，作为北大的浙籍，蔡元培、蒋梦麟等虽然对外表示开放的心态，但仔细分析北大国学门教授的组成，还是能看出他们对家乡浙江的倾斜。这也难怪，作为浙江人，总对浙江的人才知道得更多，那么汲引更多的浙籍也是必然的事情。马裕藻为人和蔼，对学生关怀备至，甚得国文系师生的拥戴，他在国文系的潜势力不容小觑。基于这样的观察，知堂知道，如果自己取代马裕藻，很可能成为胡适的牺牲品，既背叛自己的朋友，也首当其冲地成为国文系学生发难的对象。因此，他拒绝了胡适的提议。胡适这一手段行不通，就尝试另一办法，即提出文史合并说，意在把国文系和历史系合并，挤掉马裕藻的系主任位置，说起来，胡适也算处心积虑了。
这时候，林损跳了出来。林损的主动成了胡、马之争的牺牲品，他的脾气怪僻，说话直率，使气斗狠固然是他贾祸的原因，更大的原因则是：在胡适看来，既然马暂时动不了，那么就先断其臂——林损，也算出了口恶气。林损善骂，这有点像左宗棠，他骂胡适是家常便饭，在课堂上说说就会来气，于是就开骂了。这与黄季刚不同，黄季刚是看不起人，自高身价，而林损，在看不起别人之余，还要贬损别人，骂之不足，还要写诗，总之刻薄非常。这些还不要紧，林损有马裕藻的庇护，甚至还有蔡元培、蒋梦麟的庇护，所以胡适还是拿他没有办法。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林损失去了所有人的庇护。
高仁山与李大钊一起为张作霖杀害数年以后，蒋梦麟迎娶了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这在旧派旧思想的林损看来，很是不能忍受。朋友妻尚不能戏，更不用说是朋友的遗孀了，退一步说，陶曾谷起码是前同事的遗孀吧。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蒋梦麟、陶曾谷当时都是单身，因为爱情而走在一起，是合乎婚姻道德的，但过去不这么看。蒋梦麟的婚姻一直是大家议论的一个热点，很有人认为蒋梦麟重色不重德，甚至贻患终身，这是后话。在林损眼中，蒋陶这种结合很不道德，因此书呆子气发作，在北大校园里又开骂了。这次骂的不是胡适，却是代理校长蒋梦麟，据说诗作得“极为刻骨”，把蒋氏骂得极为不堪，甚至辱及私德。这样一来，林损就生生把一把保护伞给骂走了，不要说胡适想拿他开刀久矣，现在蒋梦麟也想拔了眼中刺，去之而后快了。于是一年一送的聘书就没有了，林损这一次，因为得罪代理校长，连马裕藻也救不了他了。我想，事关蒋梦麟的声誉，即便是蔡元培也不可能再帮林损了。
没接到聘书的林损致蒋梦麟的信这样说：
梦麟校长左右：
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者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以此别，祝汝万春！
林损。
“祝汝万春”，表面上看看真不错，其实江浙人知道，这是说“愿你老不死！”，带有很强烈的诅咒味道。
他致胡适的信中有“遗我一矢”的话，胡适已经把刀砍下去了，不需要再遗什么矢了。于是林损就成为沙漠中的勇士，只有荷戟独彷徨了。他其实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给蒋梦麟的信中并没有乞求和哀怜，有的只是指斥、不满和诅咒。
马叙伦先生《石屋余渖》肯定地说林损之去，为适之所排。旧派教授马叙伦自然清楚当时的情况，所以说适之所排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没讲里面还有为蒋氏所恶的原因。张中行先生也认为林氏的被迫辞职是胡氏“公报私仇”，这样的观察也完全正确，当时正负笈北大的张中行，自然也明白此中实情。作为教授的林损，为中国研究旧文学的有数的人物，他的辞职，曾引起北大国文系同学的愤慨，视为新派学者党同伐异的行为，而胡适在其中的面目，也并不光彩。
我们回观知堂笔下的林损，他又写出了什么真相呢？他似乎连马叙伦、张中行那样的观察也没有，只把林损的辞职归结于他的性格。我上面说他不过揭示了某种真相，而掩藏了更深层的原因，这正是他的机心所在，他表现得好像与这事全然无关，却把北大的人际关系与新旧之争的真相掩蔽了起来。
如今胡适成了人们心中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容不得半点玷污，关于林损辞职的事，很多人很多文都为他辩护，然而，脱离了当时的环境，人们究竟能摸到多少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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