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在南京的生活

说起张资平，总忘不了鲁迅送给他的那个“△”，这种印象深到无法消除的地步。鲁迅笔下的“特殊符号”都有那种一见难忘的效果，Q是这样，△更是这样，一旦被鲁迅贴上这种符号，此人可能一世都只能带着这样的符号了。美国作家霍桑也搞这种符号，他用了红字A，鲁迅却连颜色都不要，只是单纯的符号，张资平就是△，张资平的小说，一言以概之就是△。存了这样的印象，我当年却在张资平的所谓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上扑了空，张资平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为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的一个赫赫人物，然而这个人物其实并无写作才能，他的作品实在相当差劲，几乎没有值得一读者，就连一些小品散文，也毫无价值。张资平的作品，我看过多部，很难产生阅读的快感，只能以带有研究性的眼光去勉强地看。因为鲁迅的评论，张资平很不幸地归入了另类，但还是因为鲁迅的评论，张资平其人和其文，不会被后人忘记，后人多半会带着好奇，看看新文学运动中，20年代到30年代现代文学中的△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还是张资平的“大恩人”。

张资平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其实是必然的事，“自由谈”改革与转向，《时代与爱的歧路》必然要让路，就像张爱玲的《连环套》因迅雨（傅雷）的文章而腰斩，张爱玲后来也惊叹当年自己怎么写得那么糟，虽然张爱玲当年大概也不服。人们不容易临事反省和冷静，往往需要回首当年，才能释然，张资平缺乏这样的反省，闹腾起来，把自己逼到狼狈不堪的地步。有时候看文章，总会产生古人也不高明之叹，确实，聪明如张爱玲，败笔也难免，而对于张资平来说，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平庸之辈，他被“腰斩”之后的反应，也就很好理解了。

张资平小说中真正值得一说的，乃是域外风光与外国女人，把背景放在域外，就可以信笔所至，而读者的好奇心就被他吊了起来。我总怀疑他是在意淫，不像胡兰成等人，真正娶一个回家，或偷一个到手，用不着意淫。在这方面，张资平与郁达夫有点相像，在与女性的情爱方面，都是懦夫，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但窥浴而且窥淫（他说是听），张资平写得没有这么直接，但文笔与郁达夫简直不能比了。

抗战开始，张资平也和胡兰成、柳雨生、朱朴、陶亢德等人一样，到香港打了个转，他们对暴日是恨且不安的，然而一旦汪精卫跳入火炕进行斡旋之后，他们就都回去了。这里有汪精卫的人格魅力，也有汪精卫与文人的某种精神契合。汪本身是文人、诗人，在国民党高层也以在文人中有号召力著称，这样的人正符合了很多不亲近蒋氏的文人内心的期望，所以，这批人先回到了上海和南京。他们内心里安慰自己说：我不认蒋，我认汪。

张资平回到南京后，很少写文章。1940年秋，张资平终于动笔了，写了一篇伤心之作，乃是因为幼女燕端生病去世，备极伤心，写成一文《新的创伤——哭燕儿》，发在《大阪华文每日》上。当时，他也并不得意，在汪伪的农矿部做技正，相当于比较高级的工程师，还兼上海出版的《新科学》杂志编辑。

过了很长日子，张资平才又动笔，在《人间》上写写散文，偶然也写些政论之类，都不出色。据当年报纸报道：

驰誉文坛之名作家张资平氏，自倾向和平，由港北来后，即赴首都南京，努力和平事业。顷张氏已列名中日文化协会，充任理事，并任该会出版组主干。昨有某君自京返苏，闻曾晤张氏于秦淮酒肆；有一榴小姐者，与张寸步不离，行动与俱。盖张氏新近习舞蹈术，乐此不疲，而榴小姐即其舞侣也。闻伊人为京沪道上之丹阳籍，任职某某部，最近加入青年党，对于党务工作，颇形努力；体态欣硕，为健而不甚美者。

张氏自言，已放弃写著小说，拟致力于和平文学，刻正编撰《中日文化》月刊。并言：渠之真如别业，虽经事变，依然仍在，惟稍有损失耳，张氏在京，每饭必在夫子庙，既届餐时，恒由城北香铺营会所，驱车迢迢以往，庙前之聚丰园，为张氏之常光顾者。

这里的榴小姐，是故隐其名，当指丹阳籍之“柳小姐”。看这段介绍，张资平也算得追随汪精卫、攀附日本人的文人中无能且又无耻者，与另一些文人并不一样。